铂程斋--【浮世汇522】在牲口的吼叫中

xilei 发布于 2022-5-6 16:20:00

【1】马伯庸 

1910年的哈尔滨大鼠疫和传奇医生伍连德的故事,现在知道的人很多。其实就在同一年的早些时候,上海也同样遭受过一次鼠疫侵袭。虽然疫情规模不及哈尔滨那么大,但因为上海独特的地位,也引发出了种种争议。

上海这场鼠疫,最早的迹象出现在1910年9月的公共租界。当时租界卫生处在怡和源货栈发现了两个死亡苦力,症状是典型的腺鼠疫(哈尔滨大鼠疫是肺鼠疫),同时发现的还有20只死老鼠。
租界工部局大惊失色,四起搜查,结果在甘肃路、阿拉白司脱路(今曲阜路)等地陆续又发现了大量死老鼠和一批染疫之人。10月30日,工部局宣布采取强制性的隔离措施,将甘肃路彻底封闭,进行强制入户检查,并在随后公布了一系列政策,宣布任何拒绝迁出房屋、拒绝消毒、私自聚居的人,要面临严厉的处罚。
工部局的这套防疫方案呢,是挺科学的。比如他们强制给每个居民注射的疫苗,叫做哈夫金疫苗。这种鼠疫疫苗是沃尔德玛·哈夫金在1897年研发出来的,在印度拯救了无数生命,是截止目前唯一可以预防鼠疫的疫苗。
但问题是,出于对华人的轻视,工部局并没有提前做任何宣传和沟通,巡捕房压住阵脚,卫生处强行冲阵。每闯进一屋,不分男女,先拽出屋子去,直接拿大针头往身上扎。那时候的注射针头,个头比较大,咱们现代人看了都不免瘆得慌,别说那些没受过教育和华人居民。所有人都吓得要死。尤其是女眷,平时根本是不出门的,现在突然被洋人拖到外面,还要露出胳膊,简直太可怕了。
卫生处的执行团队素质也很堪忧,进屋之后不先对屋内器具做保护,直接喷一通石炭酸,结果导致衣物损坏、财物丢失。更有甚者,很多检疫员并没有耐心,只要见到面色发黄的,不问情由,直接丢上防疫马车,扔去隔离医院。还有各种不法之徒冒充检疫员,趁机敲诈勒索。
可想而知,这些举措,在租界华人居民里引发了极大恐慌,引发了大规模的外逃风潮,甚至还引发了数次暴力事件,混乱迅速从租界扩散到了华界。中国红会副会长沈敦和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出来跟工部局协调,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出设备,我们出人,实行华洋分检。我们中国人跟中国人能沟通清楚,不致误会,而且我们红会医院还有女性医护,可以专门为女眷做检查。
他之所以力争此事,是因为这件事关乎中国的检疫权。倘若让工部局继续实行这种强硬政策,防疫效果难以保证不说,也会致使卫生主权旁落,所以务必要争取到华人自检的权力。
工部局对沈敦和的大部分建议都很赞同,唯独反对华人自检,有意刁难说你们华医去检查,不还是要送到我们的隔离医院?沈敦和一拍胸脯,说我们会在租界外自设一座隔离医院,专供华人使用。工部局不信,建造一座医院旷日持久,缓不济急,你们来不及?沈敦和却表示,只要你们拿出政策,我们肯定搞得定。
沈敦和转头出去,立刻召集各界士绅,号召捐款。一位叫张子标的广东商人慷慨解囊,把自家名下一座叫补萝居的花园捐了出去。沈敦和当即延请了柯师太福和考克司两位外籍医生做顾问,全力改造。这个柯师太福是清末上海最能折腾的外籍医生,曾在吴淞搞过隔离医院,技术精湛,对中国国情极为熟悉,有他保驾护航,这家隔离医院在四天之内,就奇迹般地投入了使用,命名为“中国公立医院”——此即今天上海传染病医院的前身。
顺带一说,柯师太福这人极能折腾,中国很多传奇故事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说武昌起义期间,他一人独舟,举起红会小旗,带着黎元洪的亲笔信,只身闯上北洋水师旗舰。萨镇冰读完信宣布回上海看病,整个舰队随后全数反正,加入革命军。再比如说张裕葡萄酒刚出品的时候,请他做了一次化验。这份化验报告还成了张裕第一支广告。
中国公立医院建设之后,沈敦和又通过红会系统和博医会请来四位华人医生和一位叫黄琼仙的女医生。这位黄医生是同仁医院毕业,加拿大留学四年,是上海早期女医的代表人物。她后来还成了中华医学会上海支会第二届会长和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务团成员。
黄琼仙和其他几位医生一起,冒着连绵阴雨,逐一入户检疫,两天之内查验了五百余家,而且检疫得十分细致,极为辛苦。但黄琼仙从无倦色,每到一户必是和颜悦色,细心讲究。再加上商务总会和红会也派出大量宣传人员,进行劝导,沈敦和甚至亲自到各处演讲,以安人心。
比如他在虹口面对群众公开表示:“我即沈仲礼,宁波人,亦是上海居民,你们心里要说的话,大致同我一样的,我必约同各帮、各业合开一中国医院,华人有病者, 均自己医治。” 当时报纸报道台下群众均脱帽狂呼 ,表示支持。
他们的努力立竿见影。从11月10日上海爆发骚动开始,至12日4日,华人自主查验即告结束,爆发期间死亡人数只有40人,而且其中确诊死于鼠疫者仅八例。这次防疫的成功,其时有报纸评论说:“防疫为警察卫生要政,尤为地方主权所在,关系甚大,应由华人设法自办, 以免外人借口干涉。”
这次华医自检权的胜利,影响颇为深远。公立医院后来在天津路80号开设了分院,方便就近处理华洋两界的疫情。1911年8月,闸北热河路天何里突然爆发疫情,中国公立医院立刻派人到现场,挨家挨户严查,除了隔离本地患者之外,还通过流调锁定了两例前往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病例,及时进行隔离,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2】赵脱俗 

两位曾经的“恨国公知”,后来转变为爱国者,这两篇文章分别述说了他们的心路历程。感觉条理还是比较清楚的,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堪称一个时代的缩影,可以读一下用以对照而自我斧正。(作者分别为@猩猩吸猩猩 @连岳 )

 

 

【3】库特纳霍拉的骨头 

沙威为什么坚持叫冉阿让24601,因为他必须把冉阿让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性取消,把他当成一串数字🔢,才能在那个结构下稳定地安放自己的位置、去追捕他。最后他实在无法否认“原来他也是个人啊”,就受不了了,跳河死了。
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因为一旦无法回避“他也是个人”,人就不再是符号,那个他赖以生存的结构就整体坍塌了。

 

 

【4】神圣午睡 

我出国之前做了很多年养老工作,也去国外考察过。到美国以后也参观学习了不少养老院。我有些美国的朋友本身也是从事养老工作的。
我觉得国内养老问题上,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中国人普遍认为,老人必须被虐待,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可能被改善。任何措施都无效,所以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
比如美国养老院如果曝光了虐待事件,大家讨论的都是怎么立法监督,怎么改善做法,要不要装摄像头,应该怎么培训挑选员工,发展义工组织,甚至从小学开始通识教育之类的具体措施。当然不是说这些一定能实现,但至少大家的讨论和工作方向大致会是这样。
中国呢,几乎所有人就都一个结论:人啊,不能没孩子。你看,没孩子被欺负了吧?谁让你不生孩子?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个社会没什么可改善的,我们不要做任何工作。大家就自求多福吧。
这其实就是一个野蛮丛林社会的思路。让大家都退回到原始社会,比的就是家里的直接武力值——谁家有五个身大力不亏的儿子,谁就在村里可以横着走。

 

 

【5】天涯旅人V4

为了方便大家的阅读,这是我去年年底在最高法院就密西西比限制堕胎的法律进行头辩论时做的实况报道。【背景】:美国最高法院有关堕胎的裁定被泄露,Alito主笔,5-4,首席大法官与三位左派大法官投反对派。裁定的结果被泄露是从未发生过的事。 最高法院证实了初稿的真实性。

 

 

 

【6】计划经济聚宝盆:1950年,瓦尔特·乌布利希告诉斯大林,为了庆祝即将进行东德“大选”,决定将每位公民每日的肉类配给量提高10克,食用油配给量提高5克。 

 

【7】陆大鹏Hans 

2008年适逢苏联大清洗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难受害者时说:
我们所有人都应当记住这一历史悲剧,但不是悲剧本身。之所以需要纪念,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楚,为了国家发展和进步,选择更有效的道路需要政治上的争论,需要大辩论,需要交换意见和斗争,但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而非具有破坏性的.......这样的悲剧曾在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8】「 中国官阶是强大有效的政治调控和社会调控手段,它塑造了一个“官本位社会”。品秩位阶首先是文官管理手段,但同时其功能决不仅限于文官管理,而是超越了行政边界,进入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出强大的政治功能、分配功能和身份功能。王朝官贵是分为各种势力、党派与集团的,这时候,不同位阶的颁授和晋升方式,就在其间发挥着调节功能,例如调节“贵一贱”“文一武”“士一吏”“宫一朝”的关系的功能,异族政权下还有调节“胡一汉”关系的功能。王朝官爵,造成了“品级、等级与阶级的更大一致性”。与“林立型社会”“网络型社会”不同,这是个以“君一臣一民”为基本结构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皇帝皇族处于顶点,其下是官贵,再下是民众。中国官阶体现了“公权力的无限扩张”趋势,它实际是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的,即“君一臣”层面、“官—官”层面和“官一民”层面,就是说,官阶也被用来确定君臣等级关系、官民等级关系。社会中的政治特权、法律特权、经济特权和文化特权,是根据官爵来分配的。行政品级由此成为确认社会身份、塑造社会分层、施加社会控制、实现社会激励、引导社会流动、建立社会认知、沟通社会交流的重要手段。当然,各个非行政领域在分等或分层上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容许的,或者说是王朝调控所不及的,各领域由此维持了一定活力;但与此同时,各领域的等级尺度与王朝品级又是可以通约的,辐辏于王朝品级,有如帝国金字塔的附属建筑。……中国王朝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管理的“功能组织”,而且还是一个君臣结合谋生谋利的“身份组织”。」(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二版)》,p.5 & 6)

 

【】蒲实pushi 

仇鹿鸣老师在播客中说的这段话很好,我把它摘录出来。
“公众对于历史的兴趣不要停留在传统的‘以史为鉴’的层面上,用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绝不相信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能够指导你在商战上成功,或成为一种人生的准则。不要将历史抽象或简化,而要专注于历史的普遍性中所呈现出的复杂情境,这是十几年的史学进步所带来的对公众有帮助的影响。
希望听众朋友通过对历史研究著作的阅读来进入历史的情境,也希望这种对历史的兴趣是纯粹知识性的。它是对既有常识的冲击和扩展,而不是对既有刻板印象的证明。二十年前我们认为互联网是走向开放的,今天我们多少有些悲哀地承认,互联网是走向宣传化的,每个人都处在自己愿意相信的知识和信息群落中;但这其实并不符合我们对于知识的追求。我们对知识的追求本质上不是为了知道更多‘事实’,而是趋向于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这些真理和真相或许让你感受到某种现实的痛苦或想象的破灭,但本质上是一种进步”。
——仇鹿鸣

 

 

【9】鱼克雅未克

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和一个朋友在饭店吃饭,隔壁桌坐了四五个中年男人,喝酒,讲话很吵很大声。我和朋友实在有点无语后我们两个就决定观察一下,想听听对面到底在讲什么能如此慷慨激昂。结果我们听了40分钟吧,这些人的对话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信息置换,大概的对话模式就是a讲一句「我从xxx 公众号上看说xxxxxx」,然后b会立刻反驳辩论或者支持引述自己从另一个公众号上读来的观点,最后c会再来一句总结同时引用第三个公众号的观点。总之如此反复进行这样毫无任何有效置换的交流,如果这段对话进行不下去了,就会有人出来举个杯子喊一声:「喝!」然后所有人立马举起杯子,干完杯之后,将上述的对话再几乎重复几轮。
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大部分人其实几乎是没有什么信息处理的能力,更不要讲从除了被动推送的信息源之外的地方获得信息,对此进行理解,学习,批判,最后形成一套自己的认知体系。很多人别看每天吃喝拉撒睡,接收的基本都是一整套信息源,早些年是各种公众号,这两年短视频时代兴起之后就变成了短视频。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其实也没什么自己的观点,基本上就是为了打开话匣子不得已而为之将自己从这些地方看来的理解了四成的八手信息用自己仅有的一点表述能力错误地总结一遍。所以这大概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你看起来觉得无比荒谬的理论,在你的亲朋好友间几乎如此流行,你想进行辩论或者反驳时甚至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尼尔波兹曼想讲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批判媒介还是电视,他认为电视无法促使人们思考,后来当人们觉得这已经不能更糟糕时,140字的社交媒体出现了,140字的社交媒体出现之后,人们开始探讨碎片化阅读对思考的形象,而后你在公众号发文,做新媒体的发现你的文章中不插图不形成一句话一段的分段人根本就看不下去,而当你觉得事情不能更糟糕时,终于短视频出现了,一个视频只要15秒,你可以对下丘脑无限刺激。
而今天,你也不知道短视频会不会是最终的形态,也许不是吧,如此悲观的我们怎么会如此乐观。
这大概可以解释时常会有朋友来我这里询问,说和家里的长辈实在是聊不下去了怎么办。因为对你长辈来讲,那个信息接收系统已经彻底关闭了,他唯一能够接受的东西就是一个短视频三言两语最后粗糙制作的一个结论,中间几乎也没什么证据或者是逻辑连接。而如果你过去给他解释很多事,反而可能会让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差。我曾经尝试过给我二姨解释一个现代政府运行的逻辑,结果我觉得我二姨看起来全程都像是一副机器人明显过载无法理解的表情。对于她而言,这些信息有点太多,过载,是很明显的那种机器人无法理解当前命令的样子。而她能够接受的东西就是短视频里一个人跟她讲外国人有多么坏,同时将这套理论反复传达给她周围的每一个人。
所以,无论你的立场如何,人还是要保持一个能够接受信息理解阅读最后输出的能力,如果最后大家在现实中都变成了短视频结论复读机,那么离那个美丽新世界也真就不远了。

 

 

【10】子陵在听歌 

NYT发了篇很好的抛砖引玉的文章,题目是Is Covid More Dangerous Than Driving? (新冠感染比开车更危险么?)。十分推荐。这篇文章首先用很生动的例子解释了在2022年春天感染新冠后的死亡风险。并解释了很多目前很多国家“风险自负”抗疫措施的原则。
这里作者Benjamin Mueller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数据,比如65岁以上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群感染Omicron后的死亡风险,和一个瘾君子注射一年半heroin后的OD死亡风险一致;而一个65岁以上接种过疫苗的人感染性新冠后死亡的概率和在2011年在阿富汗服兵役一年死亡概率相当。另外,5岁以下儿童死于COVID-19和母亲死于分娩概率相当。在6个月内接种疫苗的40岁的人群在感染后住院的几率与在170次越野车拉力赛中死于车祸的几率大致相同。 对于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来说,未接种疫苗的61岁器官移植患者在感染后死亡的可能性是被诊断为乳腺癌1期后五年内死亡可能性的三倍。移植接受者死于COVID-19的可能性是攀登珠峰时死亡可能性的两倍。
但作者指出,每个人对死亡风险的认知都是主观的。Mueller还指出即使在三月,美国COVID-19数量急剧下降,但其依然是美国仅次于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三大死因,并造成了全因死亡率上升。
实际上是现在很多国家的疫情应对理念,就是“风险自负”理念。联邦政府没有能力强制任何抗疫措施,比如Biden政府要求企业推广强制疫苗接种措施,但被诉讼到最高法后,最高法驳回了Biden政府的政策。这种情况下,联邦政府能做的只是告知公众感染后的具体风险和后果;另外就是“增加工具箱里的工具”,比如目前有2种以上高效疫苗可以加强接种,有1种高效口服药,还有2种有效抗病毒药和多种治疗型单抗,另外有多重自测和检测手段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同时建议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联邦政府普及这些资源和工具,但你使不使用完全是你个人意志决定的。你阳性了可以去上班可以去公共场所,这也是个人意志,let your conscience be your guide。这一切都是“风险自负”原则的具体体现,就如你喜欢开车,但开车具有车祸风险,你享受开车的快感的同时也自负其可能的风险和后果。

 

 

【11】@杨子在寺右街

■不要说花朵枯萎

不要说花朵枯萎,
井水有毒,
不要说怀着希望的人
正死在路上。

不要说贸易已经崩溃,
这是不可泄露的机密。
不要说妇女用铁丝织布,
麦地里堆满了塑料薄膜。

道路躺在那儿,
像粉碎的枷锁。
在沉痛的暮色里,
在牲口的吼叫中。

在晚间新闻宣布新的灾难前,
我们离得远远地
坐着,相互看着,
不知道什么是可笑,什么是可悲。

1999.5

 

 

 

来源:喷嚏网 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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