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他们说,《觉醒年代》是yyds?

xilei 发布于 2021-6-2 16:53:00

唯有思想的觉醒,才能救得了中国。

文|调反唱唱

 

今年是建党百年,献礼主旋律影视作品竞争激烈,唯独《觉醒年代》成为佼佼者,在淘宝上的周边卖得风生水起,掀起前所未有的追捧热潮,尤其深受年轻人喜爱。

 

除去这是一部与青春有关的剧之外,我认为《觉醒年代》之所以受欢迎,更重要的原因是用现代的价值观讲述过去的故事。用知识分子当“以天下为己任”打脸当代的“精致利己主义”。用一种自由、平等、开放的思想“打脸”当下各类社会偏见和歧视。打通了古今,穿越了时空,所以才形成一种力量,把上一个时代年轻人的精神,交棒给下一个时代的我们。



《觉醒年代》是一帮知识分子的故事,它的关键词是“思想”。从鸦片战争到中共建党以来,中国人经历过三次觉醒。其一为技术的觉醒,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抵御侵略。其二为制度的觉醒,推翻帝制,创立中华民国,实行三民主义。但科技、机器、西方制度移植都没有太大的效用,唯有思想的觉醒,才救得了中国。

 

《觉醒年代》便是一部有识之士从思想的迷惑到觉醒的动荡心灵史。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启程回国,夜晚望洋兴叹:中国该往何处去?他不知道,所以迷惑,但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剧中的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也在找,此后他们创办了刊物《新青年》呼吁大家一起来找。一帮一无所有,却怀揣着无限热情的青年热烈响应,由此催生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直到他们最终寻觅到了社会主义的救国之路。


陈独秀带领大家进行入党宣誓陈独秀带领大家进行入党宣誓


所谓思想的觉醒,其实并不偏向抽象方面,而是力图和当时中国人的实际情况联系在一起。《觉醒年代》中的首次觉醒便是“开民智”。所谓“开民智”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和文化进行大众化的普及。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化只在相对封闭的学术圈里进行传承和更替。胡适在北大第一场演讲的戏直观地体现了新旧的对立。胡适引用《荷马史诗》的一句话作为开场白。而在座的保守派辜鸿铭却批评其语调和语音不够纯正,胡适礼貌回应:“用什么语调、口音不重要,含义最重要。”

 

为将“开民智”广泛传播,这些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运用了媒体的影响,创办《新青年》刊物进行新思想、新文学、新语言的创造和普及。他们书写评论、小说、翻译西方文学等,不仅仅是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更是深得民心,才会在短时间内吸引了众多文人志士加入其中。

 

陈独秀在北大倡导文学革命陈独秀在北大倡导文学革命


关于《新青年》的影响,至今让国人受益的便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鲁迅用白话文书写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写给全天下的老百姓看的。看到初稿的《新青年》编辑部全员振奋,不禁发出感叹:“达意的语言才优美。”

 

这场文学形式的改革背后,是颠覆死板传统,惠及老百姓的姿态胜利。今天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对立早已不在,然而知识界依然需要更为亲民的话语变革和思维方式。我们经常看到在大众媒体发表的文章,明明在讨论普适性的大众话题,却频繁使用圈外人无法看懂的学术用语。这些空洞和僵化的语言,只能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导致对话的无效。

 

在学术界也是如此,“论文体”容易习得,也易鱼目混珠,好像只要习得了一套讳莫如深的语言便可发表一通深奥的发言。论文网站中,用学术用语、生僻字词以掩盖逻辑不通,不知所云的文章比比皆是。放之艺术领域亦然,太多空谈主义不讲究实际的作品滥竽充数,无法触及灵魂、普惠百姓,反而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对人民大众的轻视。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鲁迅创作《狂人日记》


而对比百年前,《新青年》的知识分子为工人农民的切身利益想尽了办法。李大钊在躲避北洋政府逮捕期间,广泛深入民间调研,他看到在北京、上海大城市之外的小城、乡镇、村庄中存在着大量问题。他发现工农阶层根本不识字,进而意识到坐而论道还不够。与此同时,陈独秀入狱也让他对当时的政权彻底失望,不想再做“精神界战士”。等二人再次见面时,他们不谋而合,对待中国未来的出路一起从温和转换成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态度。这是《觉醒年代》的第二次思想觉醒:打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允诺,将思想转化为行动,这是顺应逻辑的必然发展。

 

至此,《觉醒年代》一改先前的叙事节奏和氛围,整个调子变得群情激昂起来。这部剧的正面主角和配角们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全体参与到政治中,大家一起示威吶喊,从实践层面走进大众,开办工农夜校,到工厂演讲等。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或是儒家拥护者,他们都在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甘愿抛弃个人利益。



剧中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的故事便是最恰当的例子。当他被问到未来想做什么,如何追求理想事业,他答“愿意为了革命献出生命”。在当今的时代,这句话听起来很虚很遥远,青年人较少直接参与政治,也很难想象献出生命所能产生的具体意义。我们敬佩这样的英雄主义,但是现实中应当如何借鉴呢?

 

其实陈延年的故事,并不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崇高道德和信念。如若放置今天,陈延年身上的“精神”难道不是对“精致利己主义”最有力的辩驳吗?当下的中国不乏聪慧、灵活、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但是受到功利心和应试教育的影响,不少人把自己的才智仅仅用于造就个人的成功。


剧中蔡元培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也有所提及,他认为当时的学生求学有一个误区:学习是为了升官发财,追求高分只为拿到文凭。剧中这一价值观的代表人物便是北大学生张丰载,学习是为了将来清闲好做官,为达目标,出卖革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当中华民国不复存在,他所追求的这些价值土崩瓦解时,拿今天的话讲可能会陷入“存在的虚无”之中。

 

“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这句话在当代已不陌生,如何对抗这样的“虚无”?陈延年从求学到参政的历程便是答案:主动寻到历史的自觉。与张丰载不同,在陈延年的意识里,他在个人与群体、社会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便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息息相关。


其实,那个年代的知识人多是如此。他们深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少超然避世,大多还是想投身到政治中,积极挽救末世危机。虽然胡适反对《新青年》从文化、学术期刊变成了讨论时事的政治期刊。但在他任主编期间,还是大量发表了导师杜威的文章,主张应向西方自由主义学习救国之路。又如鲁迅,虽然他鲜少参与实践政治活动,但通过文学作品针砭时弊,也是一种间接参与政治的方式。

 

放在百年后的今天,时代更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隐秘而非直接,心中怀有政治蓝图的青年并不多,但我们依然可以在新时代中寻找到个人实现普世价值的途径。不一定要走仕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选择。在互联网公司开发技术、创作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在学校老老实实钻研学问等等工作,可能看不出强烈的政治意识,但爱国所指向的最终意义——中国社会更好的发展是一定可以达到的。


看《觉醒年代》的过程中我特别为那一代知识人思想上的多元、自由、平等所感动。片中的北大教授辜鸿铭迷恋旧制,他支持过张勋复辟,反对白话文,在政治和文化观点上都与新文化运动对立。但在几位主角眼中,这位老教授依然是个可爱之人,他们肯定他的学术成就,也认为他的反对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考的契机。最可贵的是,他们告诫学生“保皇党不是无德”,应当从人性的角度理解辜鸿铭的弱点,不用道德去绑架他人,宽容他人是知识分子的修养。

 

陈独秀多次强调不全盘否定儒家国学,他把孔教三纲和传统儒学一分为二,认为后者作为传统文化自有其价值,可以与五四以来的新思想重新整合,产生新的意义,这也是在强调学术思想的自由。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学问平等化,对待西方思想和诸子百家一视同仁,哪个都不是绝对真理。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不仅限于对现代政治体制追求,更是对包罗万象的公共舆论空间的渴望。当时的“科学”,也不仅限于对科技、技术的推崇,更是对求知、求真的热忱。正是这些思想的觉醒,让古老的中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变。



百年过去,瞬息万变。此“科学”已非彼“科学”,科学在给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反过来使人类变成了它的奴隶。当下虽然资讯发达,媒体种类繁多,一家之言的时代早已过去,但是“北上广没有靳东,四五线没有李诞”,人们被困在信息茧房。今天的知识分子境遇也与百年前大相径庭。当一身才华和正气遭遇到物质主义的冲击后,部分知识人陷入自我怀疑。部分知识精英不再“以天下为己任”,疲于用空洞而乏味的文化资本炫耀社会地位,与应有的社会角色越来越远。

 

面对这些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觉醒年代》没有给出答案。需要我们今日的青年塑造新的价值理念,敢于开拓一个新世纪的觉醒年代。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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