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__王逅逅
从微博来看，朱军从十年前就开始分「的地得」，直到昨天晚上突然开始乱用。
又去看了一下爆料号，分得清「得」的用法，但是分不清「的」和「地」。朱军昨晚微博的语法错误，理记以前犯过一模一样的。
「的地得」这种肌肉记忆，40岁时用得对，不会50岁时就用错的。根据朱军之前的微博来看，昨晚的不是他自己发的。
这么重要的微博，会交给什么样的人才放心呢？同时这个人还是个的地得不分的人？
我没有任何推断，只是精读了文本。
【2】早安逛小逛
很多人看到DNA未检出的报告结果感觉很震撼，我来破解一下这里的话术：
1.DNA从来不是性骚扰案的金标准，全球范围内，没有任何国家的司法案例将DNA作为性骚扰案是否成立的关键证据。道理很简单，一般的身体接触DNA很难检出。毕竟当事人手里和嘴里也没有大把的精液，摸一下，亲一下很难保证有遗传物质留存在衣物上和身体上。
2.从张洋提供的信息看，弦子裙子上是未检出任何其他人的DNA，这恰恰说明本检测的参考价值不大。因为弦子的衣物接触到他人，包括但不限于男当事人的机会是很多的。
3.DNA如何取样讲究很大，一片裙子，取几片区域做样品？多大？位于什么部位？这些很可能影响到检测结果。毕竟性骚扰即便存在，当事人也未见得会把裙子从头到脚麻搜一遍；
4.朱军有没有被采样？朱军的陈述是一周后才被警方叫去做笔录，未提及有没有被采集DNA样品。如果朱军没有被采样，那上述DNA检测就不是比对检测。请注意，这个很重要。不是比对检测，检测报告的参考价值更低。
5.弦子提供的信息中，事发后警方曾经找她父母要求她不要继续了。结合后续这起报案不了了之，也没有被曝光，这一信息的真实性还蛮高的。如此，警方对弦子裙子的DNA检测，就未见得会完全遵循科学标准，而可能会进入维稳标准，这时，DNA是如何采样的，什么时间取样的？哪里做的检测？内部还是外部？检测机构是否和警方之间是独立机构，就变得格外重要。
所以你看，一个合格的记者面对一份DNA检测报告，可以追问的细节有多少。当然，如果是洗地的话，不但不需要这些，还要千方百计将这些细节掩盖起来。
这就是区别！
【3】@黄章晋ster
「你长得很像我太太。」
一个中年男人对一个女学生说这样的话，真有人觉得这「只是一句缓解气氛的玩笑」？
三位女同事的故事。
女同事A牌打得好，于是朋友介绍与老同志打牌，老同志新闻里也见过的，果然平易近人，一边低头看牌，一边伸手摸同事。
A同事大惊骇，老同志的手仿佛安了弹簧，你推开，它自动弹过来，意志独立而坚决，而旁边的人啥都没看到。
女同事B有段时间喜欢跟我拜访老前辈，其中一位玉树临风谦逊有礼，或是他的形象或是我们彼此看重，总之走动得特别勤。
有次定下饭局后B称病不来，后B吞吞吐吐说，她不想再见前辈，若无男士在场，这位前辈的表现，和之前一位老摄影师一样，而她接受不了这两人是同类。
老摄影师为大人物拍过很多照片，第一次我们集体登门拜访，他一边给我们看相册一边讲大人物的段子，比如抓住女宾的手不松，口水流到衣襟等。
他家住北五环外，正式采访我嫌远没去，结果C几乎没采到东西，我很不悦，让她补采，结果她拽了B一起去。我后来才知道，虽B和C同去，可老摄影师动起手脚毫不介意，他真是见得多了。
其实，我为朱军略感委屈。
朱军好歹还用「你长得很像我太太」铺垫，如果他动手动脚，起码他当对方是一个需要互动的人。
前面三个案例，A、B、C都被当成是对手具有抚慰功能的器物。
结果，会说「你长得很像我太太」的朱军被网暴了，我当然觉得这不太公平。
【4】@Kiva--
接着
@弦子与她的朋友们 的微博说。
以下是基本的新闻理论101。三种可能：
1.朱军朋友问，朱军答，这是朋友间的对话，不具有公信力和媒体属性；
2.理记问，朱军朋友答，转述了朱军对at 说的话，那只能算是理记采访了朱军的朋友，除非同时也采访弦子的朋友，获得“two-side stories”（新闻术语，表示采访一个新闻事实，需要同时呈现正反双方的故事）否则就是一篇完全偏颇的不及格的报道.
3. 现在这样“理记问”，“朱军答”的呈现方式，必须是朱军知情且同意朋友替理记采访才可以用的方式，那就等于是朱军接受了媒体采访，那他就已经违背了他说因为“纪律”不能接受采访的说法。那么有空接受这种缺乏公信力的自媒体采访 ，不如抽空参与下法庭的公开审理。朱军作为一个央视主持人，难道会相信这样一个自媒体的公开会给您公正清白，却不敢上法庭的去公开审理以获得清白吗？
@Kiva--:在法庭外面那天，多家国内权威媒体联系过我，委托我拍一些现场的报道（我本人也是记者），但最后他们都告诉我，“上面”说不能报道了，实在对不起。所以最后大家只能在自己个人的微博和朋友圈发声。但无论多少声音汇聚在一起，也没有热搜，反倒现在朱军一个并无可信度的“回应”就上了热搜？
理记以前写的东西，我其实没怎么关注过。这次写的弦子官司那篇文，我看了下，作为一个对文字还算比较敏感的人，看完觉得说不出的难受。
这篇文里，各种自己不直说，但是加了暗示的地方太多了。杀伤力最强的是这一句“女方弦子在2014.6.10的笔录中也曾提到，两人身处一室期间，至少有超过十人先后推门进入化妆间，其中就包括栏目的负责人、观众等等。”
这句话的意思很明显，化妆间是个人来人往的公共空间，朱在里面搞性骚扰不可能。果然评论很多人在这点上跳。
可是回头去看弦子的笔录，写得很清楚，整个过程中，前后只有四个人进了门，两次是和朱有亲密工作关系的人，还有一次是两个观众敲门然后站门口请朱军签名，朱军是堵着门的，最后一次嘉宾带着很多人进来，所以超过十人应该是包括最后一拨进来的嘉宾和工作人员，那一拨人进来后弦子就趁机跑了。
把讯息放一起，这里面含义是有变化的，真正进来干扰到朱的是两个特别亲密的人，最后那一拨人到来的时间朱大概是知道的，算不算很人来人往的公共场合可能就有分歧了。
文中这样含有明显意指的话术段落特别多，例如大家现在对NGO都比较警惕，所以里脊不需要提交任何证据，暗示一下，麦烧所在的NGO参与了，大家轰的一声脑子就点着了。
实际上有没有纯公益的NGO，肯定有，有没有偷偷搞事的NGO，肯定也有，但如果NGO要搞事，也和这桩案子本身谁对谁错没有关系，总不能只要NGO一动，那它站的一方就是错的。
你一个记者不去调查哪个NGO参与了，也不采访麦烧，不采访弦子那边的任何一个人，直接上暗示就完了，这算什么“通过各种渠道努力调查”？
不得不说他操控文字摆布读者心理的能力确实很强，转发评论的人不出所料都在那几个点上跳。
最后最恶心的是他说自己没有判断，交给法庭判断，眉眼挤成这样就不要标榜自己没立场了好吧。
我觉得那篇文大家可以细读，不一定要给结论，但要知道什么叫很恶心的文字。
【5】Ent_evo
关于男性为何对女性实施性侵害，有一个经久不息的迷思：这是因为男人“精虫上脑”而失控。如果一个性压抑的男性面对一个无防备的女性，那么他就会“失控”，仿佛洪水冲垮了大坝。
这个观点是如此合乎常识，如此吻合人们对男性性存在的日常理解，直到20世纪中叶都还是几乎所有人公认的真理。不幸的是，人们没有意识到它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它是错的。所有的实证结果都明确地不支持这一点。
第二，它为谴责受害者大开方便之门。如果是洪水冲垮大坝，那么坝不牢岂不是要负一半责任？
从60年代开始，当研究者试图为这个观点寻求证据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强奸犯的睾酮并不比普通人水平更高，也并不比普通人更加遭受性压抑。实际上，平均而言他们的非犯罪性伴侣甚至比其他男人更多。已婚的男性强奸犯，和自己妻子的性生活也没有比普通人更差。简而言之，所有事实都指明性压抑完全不能解释一个男人为什么成为强奸犯。
强奸是一种性犯罪，毫无疑问它和性相关，但它显然又不仅仅是被性驱动，也并不是在欲望的面前人人平等。并不出人意料的是，强奸犯比其他男性更缺少同情心，更自我中心，更有操控欲，对女性态度更加负面。这些差异都是统计学显著，不过也谈不上非常大。认识到厌女症的混蛋更可能成为强奸犯，这固然比把每个男人都视为潜在强奸犯要好，但考虑到我们社会的面貌，这也谈不上多令人安心。难道预防性犯罪和性侵害，除了个人提高警惕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还是有的。这涉及到强奸犯的另一个特点：大部分人根本不觉得自己在犯罪，而几乎所有人都不认为自己会遭受惩罚。在他们看来，对女性实施性侵害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行为。
而支持着他们这一判断的，是一个默许性侵害、怀疑和谴责受害者的社会文化。如果深陷权力关系之中的师生恋、上下级恋不被制止反被鼓励，如果发声的人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围攻，如果利用权势和地位谋私利被当做常态而非变态，如果爆料被当成丑闻而遭遮掩封杀，如果施害者不能有效地得到法律惩处，那么这种状态延续下去难道是奇怪的事情吗？
阻止未来伤害的最重要一步，就是去打破这一切。
O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6】@管鑫Sam
“司法不能被公共舆论左右”，这句话对不对？
对。非常对。
但要搞清楚对象。
这句话是对司法说的，作为法官，你不能被舆论左右，作为陪审团成员，你不能受新闻报道影响。
但这句话不是对公众说的，它的意思不是告诉公众：“进入司法环节了，你们可以闭嘴了。”
事实上，越是宣扬不能干预司法的地方，新闻媒体和公共舆论对于司法的曝光、报道、讨论、争论、抗议反而只多不少、更乱糟糟的不是么。
为什么大家要支持站出来起诉的女性？ 怕不怕“矫枉过正”、“政治过度正确”？
【⚠️写得有点长，如果想评论建议确认理解了意思，不确定的话建议重读一遍再评论比较好。】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当然无法百分百确定任何事实，别说我们，对于一个2014年没有被警局立成案的案子，法院也无法对事实做出百分百认定，法院能做的也只是，基于双方证言证据证人，对于原告的诉求给予支持或者不支持。
我先举个例子，希望不了解的朋友先了解一下，她们的处境到底有多难。
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不是针对广东，只是拿最发达地区之一来举个例子），被称为“广东省性骚扰第一案”的环卫女工诉站长的案子，你猜猜这个广东省历史上以性骚扰为案由的“第一案”，是哪一年开庭的？
答：2020年6月。
这当然也并不是广东的问题。
根据广东政法网，广东省的法院第一次原则上支持了“性骚扰”起诉（实际上只能以人格权、人身伤害侵权纠纷这类案由来起诉和判决），是2010年。这个案子当年被称为是广东省历史上性骚扰诉讼的第一次胜诉。赔偿了3000元，嗯。
【而“性骚扰损害赔偿纠纷”这个案由，在我国是自2019年1月1日才开始施行的。】
那我们来思考两个问题：
1，根据广东政法网，性骚扰案原告在广东第一次原则上胜诉，是2010年。请问大家，在2010年之前，广东一个人口大省，有可能没有性骚扰发生吗？
2，2019年1月1日性骚扰损害赔偿正式生效作为案由之后，广东省2020年6月这个案由的“第一案”开庭。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受害者站出来？ 你真的觉得一个人口大省，两年就这么一起性骚扰值得起诉么？
我当然不是想提问，因为我有答案。
因为，太难了。
它的难度之一，是很多类似案件在报警的第一环节就没有得到妥善的对待和处理，而一旦这一环被拖了，将来再起诉要取证和对质，甚至想找任何证据证人都非常难。
但是这并不是最难的。
性侵害的受害者往往要承受来自周遭眼神各异的打量、不怀好意的揣度、相貌和人格侮辱、无尽无止的风言风语。
要扛着这些，去打一个成功案例又如此稀少的案子（甚至早两年连这个案由都没有，再早个几年干脆连一个成功案例都看不到），这意味着，你必须知道1，胜诉概率并不大；2，诉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以后，要遭受的那些恶意更会加倍而来，而你，要在清楚这两点的前提下，走出这一步。
你觉得，是太容易了，还是太难了？
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的局面，是“很容易矫枉过正”呢，还是，对性骚扰受害者的保护才刚刚起步，道阻且长，呢？
你我对一个人表达一下温暖和支持，有能力左右司法吗？别开玩笑了朋友，新来的吧。我们不是法官，我们也影响不了司法，我们应该想的是，如何提供一个让绝大多数受害人站得出来的环境，至于站出来之后怎样，毕竟还是她们要去面对司法程序的困难。
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地方，性骚扰案件发生的绝对数量不可能会很少。事实是，很少有人站得出来。事实是，绝大多数历史上的性骚扰的施害者，必然逍遥法外；事实是，不仅诬告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容易”，恰恰相反的是，那些惨痛的铁案，都远不是“容易”可以描述的。
她们终于等来了“性骚扰损害赔偿纠纷”成为案由的一天，但显然社会环境还没有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如果，我是说如果，舆论环境真的对受害者包容和支持到了足够的程度，当然就不需要大家在有人勇敢站出来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去表达什么支持。所以我以为，大家在支持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在抵抗那种让绝大多数受害者都不敢站出来的舆论环境。
一边是一定不可能少的性骚扰行为，一边是少得可怜的胜诉案例、以及刚刚才生效的还热乎的案由，现在你告诉我，你好担心“矫枉过正”哦？？？？？
我也好希望，需要担心“矫枉过正”的那一天早点到来。我相信，我们所有“境内势力”，都该抱有这样的希望才是。
【7】汗青微博
昨天转了一篇说秦人因暴虐统治而亡楚的文章，大致意思就是秦虽统一六国，但它统治下的平民百姓过得很糟糕，多有外逃他国求生者。我就说历史上落后文化和文明战胜先进文化和文明挺多的，并不是先进一定战胜落后。
后来袋鼠
@殆知喵 转了一下，说汤因比历史研究里说，所有先进文明都被蛮族干翻了。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确实非常牛叉，可以说是神书，推荐没看过都可以看一下，他列举了大概30几个文明（？我记不太清楚了），都被蛮族和落后文明给喵了个咪。所以他将人类社会文明衰落后，会出现的形态归纳出三种出路，大一统，宗教，蛮族。他认为大一统形态最不好，扼杀了生命力；宗教形态最好，它会随着时代自我进化；蛮族虽然活力最强，但是落后，一旦成功会更糟糕更乱——别急着辩驳，觉得有什么不同意见，看完书再说。这是本无论从思想意义还是篇幅上都可以成为鸿篇巨制的著作，不搞历史的看完也一定有巨大收益，再次推荐。
然后他把人类文明归纳出了三种类型，希腊式、中国式、犹太式。他认为理想的是希腊—中国模式的混合。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书的思辨分量，大大重于考据。
在这里我主要想说的是蛮族屡屡把先进文明喵了个咪的问题。
其实所谓蛮族的生命力，我个人认为，归纳起来可以总结为动员能力——也就是对其统治下整个人类聚落的物资、人员、生产力的动员能力。
这个动员能力其实和文明程度高低成反比的。这说起来有点反常识，但事实就是如此。
原因也很简单，这事和社会发达程度，私有财产，以及富裕程度成反比。也就是社会越发达，私有财产越多，富裕程度越高，动员能力就越差。
因为一旦达到了一定发达和富裕程度，私有财产越来越多，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是趋向于保护私权和私产，会出现很多制度和契约，来达成这一点。这么干的直接后果，就是直接削弱了国家的动员能力。因为它无法侵害和无偿获取你的财产以及人力，必须通过已经达成的人类社会契约来进行，只要有一方不干，这事就办不成。
我们历史上经常说末代皇朝多亡于土地兼并，地主官僚的敛财，实质上核心就是这个问题。大量的私有财富，国家无法调用，国库匮乏军用不足，然后控制大量财富的地主官僚只要统治者愿意保护他们利益，其实是无所谓统治者更替的……于是全社会动员能力变得很低下，而且没有战斗欲望。
历史上最典型的这种情况，是宋末和明末。经过长期发展，社会的文化文明非常发达，民间财富非常庞大，但是动员能力却变得越来越糟糕。
宋败于辽，还勉强可以一说，因为辽文化实际是全面继承唐，几乎是一种直接照搬的继承，这一点是长期以来被人忽略和误解的。辽实际是北中国的正朔，它全面继承了唐的衣钵，无论是制度还是习俗，包括器物形制、审美、军器等等，都非常完美地继承了唐风。而且辽不穷，也极为发达和富裕。
宋文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汉地士人和地主官僚群体对之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反动。这是一种纯粹土生土长的汉地文化，和辽继承唐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从文化上，器具、审美、思想都几乎是重生的，和唐有不小的差异，它是一种很纯粹的汉地士人文化和文明，在当时成为了南中国的正朔。
但是这两种相对很发达的文明，后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落后的金击溃。直面金的辽，直接亡国灭种，孓遗的遗族耶律大石一支亡命西域，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金，没有文字，没有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一个很原始的部落文化，武器甲杖全靠从辽以物易物，或者抢。军制、形制照抄辽国。总之，就是一个落后的蛮族文明，相当于维京人和欧洲诸国。汤因比认为这种蛮族往往会出现英雄，把先进文明喵了个咪。
于是完颜阿骨打就把辽国喵了个咪了。
原因就是我说的，因为它太落后了，一个渔猎民族和部落联盟，没几分私产，冬天活命全靠抖，抖不动了，只能出去抢了。这种驱动力是来自生存压力，远比财富增殖强烈的多，财富说到底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是可以舍弃的，生命不行。战斗力、凝聚力直接差了好几个层次。
这种状况下，蛮族只要出了英雄，这个英雄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登高一呼，马上可以全族动员，所有物质和人力都会听你调遣和支配，而且指挥起来如臂使指，效率极高。按本朝话语，就是整个部落和战士的主观能动性极高，人人寻求杀敌占地。这种敌人，不说有大量财产的地主官僚，就是生活小康的平民，也是无法抵御和战胜的。
先进文明能够抵抗蛮族的基础力量，是在于国家有大量的可消耗的战争物资和人员，一旦国家所有物资和人员被消耗殆尽，就喵了个咪了。民间财富和富裕程度在这个过程中，并不起正面作用，反而是一种拖累和阻碍，会加快失败。这一点，明末表现得尤其明显。崇祯穷得连工资都发不出，随即三边精锐尽毁，但他手下一个个一直都是富得流油的，最后便宜了李自成和满清。
因此文明越发达，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私有财产越富裕，这个社会就会越趋向于对私人和个体的保护，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国家的动员力就弱，就无法和落后文明那样进行快速全员动员，抵御外患和灾难，全靠国家拥有的物资和资源，民间财富和资源是很难调动和使用的，你动人家奶酪很可能直接被自己人推翻，都不需要蛮族动手……
包括兵人员和力获取也受这个关系的制约，富裕了谁愿意当兵啊，是吧。
于是大宋就亡了。大明也亡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
【8】@何不笑
摘译一段普林斯顿/斯坦福的working paper，秦帝国强po劳动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O网页链接），指出了犯人劳动在秦汉时期的显著作用。
有一段数据表述：
“在秦汉帝国，大多数成年平民都必须为国家从事徭役（原文 corvée labor，检索，这个词起源于罗马、流传到英国。本身是法语。“无偿劳动”的意思，故此对应为“徭役”，属于劳动力税。），通常每年一个月。徭役安排按时间、等级的不同，可能从15-17岁或20-24岁开始，到56-66岁结束。为避免动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般每次征召都不是全体性的。大多数工作在本地进行，比如修筑水坝、堤坝、道路、实物税的转运等。
然而，这种征召有时也会被派去参加帝都的重点工程：最著名的例子是前190年代，约有14.5万人参与修建了长安的部分城墙（数据来源：
O网页链接）。 技术工匠同样也面临征召，此类人员可以使其家庭的其余成员免于服役。
大量的犯罪行为都要被判处刑罚，刑期1个月 - 6年不等，其中1-5年最为常见。囚犯们“建造宫殿、开挖陵墓、修筑堤坝、修路架桥、收割养马饲料、采伐木材、运输税粮、开采铜铁矿石、铸造铁器、铸造钱币、制盐、染布。” 他们被较长时间地置于国家的支配之下，个人处境和福利不被考量，经常被长途转移，以大批量人数为单位进行。
人数。西汉的铁匠犯人劳动者估计有1-5万人，同期另有采矿、冶炼、奴隶和官员超过10万。而建造始皇宫的犯人和奴隶约有70万人（该数据的占比，可以参照另一篇Bielenstein的历史人口统计，高引用论文： Chinese Historical Demography A.D. 2-1982
O网页链接 ）。其犯人劳动规模之大、待遇之残酷，在各种帝王陵墓考古证据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阔大的陵墓里往往有成千上万具排列整齐的遗骸，大多是20-40岁的成年男子，他们身上往往有铁项圈和脚镣，有时还有简陋的墓志铭，写明他们的姓名、出身和所受刑罚。与文字证据相一致，这些发现表明，许多罪犯在刑期未满前就已死亡。
（论文没提及商鞅、法家等概念。其实可以想见，这么多人成为犯人、被支配各地无偿劳动，可能就是法家治理机制的结果：严格立法→容易犯法→免费劳动/狗带。这比古罗马的奴隶制成本要低。 嬴总不愧古法榨油先驱。
.png)
）
【9】雲中上師
最近在微博看到一则60年代交大的大学生被分配到贵州煤矿挖煤的惨痛人生的事例，让我想起我自己的小舅和舅妈上海大学毕业后去大同煤矿的经历。这里再多说一点。即便以今天的外语教育标准来衡量，我的小舅和舅妈那时也绝对英语的高材生，但被强行分配到大同，不是让他们从事任何与去专业哪怕是有遥远联系的工作，而就是下矿井，以至于我小舅一度得肺炎回沪救治。但有意思的是就在那个年代，中国画坛上出现了一张当时最受瞩目的画作《矿山新兵》，创作者不是别人，就是我的大舅，而创作的灵感不是来自别处，就是来自于我小舅妈在大同煤矿的生活。画中充满朝气的女矿工的形象，就是以我的小舅妈为蓝本。这是一幅的绘画技艺十分卓越，是国画人物画上里程碑式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从青藤到徐悲鸿等水墨技和西洋绘画技法的融合，而且题材绝对符合那个年代的政治正确，因此一时影响巨大，成为当年最知名的画作，当时能与此画有类似影响的大概只有《毛主席去安源》。此画早已入藏中国美术馆。但令人苦笑的是，恰恰是因为创作了这幅政治正确却又微妙反映文革后期要恢复工业的动向的作品，使得我的大舅能彻底从牛棚里解放出来，恢复了艺术创作生涯。而就是因为这样的新的身份，使他能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我小舅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脱离大同煤矿，调到广州旅游局。很快他们的英语能力就体现出来了，虽然好多年没有机会用到任何专业训练，但一到广州立刻成为当地最好的英语导游，让改革开放以后最早到中国访问的一位洛杉矶著名律师很惊叹，主动提出要帮助他们出国深造，所以他们成功中国改开以后最早出国读书的一批人，这位律师不仅帮助他们出国深造，后来还支持他们在美创业。这样一个奇特的轮回若非经历过，是绝难想象的。有意思的是《矿山新兵》虽然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但画中充满朝气的女性的确像我小舅妈，一位无所畏惧的女性，绝不会向命运妥协。
【10】扭腰1村民
其实，抛开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客观看中国研发新冠疫苗出现这种滞后出结果的情况不奇怪。有人问中国自己研发过新疫苗吗，好像这是第一次。疫苗之前多是生产，也就是在已有的研发基础上生产疫苗。而这次是大家都自己研发，所以出现多个疫苗候选的情况。中国最先进入三期实验的疫苗都是传统灭活路径的，设计上应该没问题。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临床试验，特别是三期大人群双盲有效性试验，则经验不多。而中国疫苗面临的另外一个巨大挑战是三期实验只能在海外展开，这就对选址、实施、控制质量等提出特别严峻的考验。选址必须考虑疫情 (疫情越严重越有利）、地缘政治（在美国不可能，而选择巴西又出现巴西国内政治分裂，俄国自己研发，不把中国疫苗作为首选）、医学科研体制（巴西的医学研究体制很强，但巴基斯坦、印尼就很难说）、志愿者等，都很难掌控好。在很早开始三期实验后，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的优势也在它们能在美国英国这两个疫情严重，但疫苗实验经验丰富的国家，程序上好掌控，数据的“杂音”少，因此出数据快。这是中国疫苗数据难出的有情可原的几个因素。不过，教训也有，最重要的是整个试验缺乏透明性，辉瑞、摩德纳、阿斯里康几家进入三期的疫苗公司都在三期开始后公开了实验程序，也安排独立的专家组揭盲公开数据。整个程序都是透明的，有疑问也是公开提出，公开解答。中国的几个三期疫苗就没有公开试验程序，外人不知道有多少年龄组、族裔等情况。这也是为什么阿联酋政府宣布国药疫苗的有效性是86%后，海外专家充满疑问。这个数据怎么来的？试验人群多大？双盲感染多少，年龄组有多少？而且国药和独立专家都没有出来证实这个有效性。科兴面临的也是一样。在三个国家做试验，巴西已经有中期数据，但据说跟在土耳其和印尼的数据不一致，因此要推迟公布。
总之，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的路上有平坦也有坎坷。关键是从官员到大众，对科学要尊重，不要以立场来看待一个有益全人类的科学产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目标只有一个：研发安全有效的疫苗。
【11】@互联网见闻录
看了张维迎的一篇演讲，发现了一件挺有趣的事：茶比咖啡更早的进入到西方人生活中，而且西方人刚开始还特别抵触咖啡。
1650年，一个给土耳其人代理生意的黎巴嫩犹太人，在英国牛津开了一家欧洲第一个咖啡店。没想到，这令啤酒馆、茶饮经销商、卖牛奶的和卖其他饮料的商家非常不高兴，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抵制咖啡。
然后，你就看到了很多非常搞笑的事。比如，咖啡只能在固定的营业时间出售，只能在店里喝，不能外卖，否则就是非法。剑桥大学规定，学生没有得到导师的批准去咖啡馆，要受到处分。
更有甚者，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小册子，说如果英国人喝咖啡，就会慢慢退化成土耳其人。
1675年12月，英国国王查理二世还颁布了一个法令，说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所有咖啡店必须在1676年元月10号之前关闭。
德国，瑞典也这样。
确实没想到，如今这么流行的咖啡，在当年竟然也这么的被抵触
![[允悲]](https://img.t.sinajs.cn/t4/appstyle/expression/ext/normal/83/2018new_kuxiao_org.png "[允悲]")
【12】@掠水惊鸿折脚雁
我国对狭义革命主旋律影视的要求是，凡是没被打倒或者已平反的革命者，每个环节每个性格都要绝对正确，判断要绝对准确。所以这个领地基本已经艺术性死亡了。
无法掰成绝对正确或者避不开争论的怎么办？绕过不谈。所以彭德怀元帅只做到抗美援朝后。马继红老师报告的时候说，外交风云播的时候，俄国领导人来了，赶紧删改对苏联的部分（人家毛熊自己都不怕谈解体），日本首相来了，赶紧删改对日的部分。人家首相真的看外国在播什么电视剧吗。。。
现在这种“绝对正确”要求蔓延到了历史剧中，参见李斯都不能害同学了，统一后有争议的时间段也不要做了。观众本来期待的可能只是个历史剧情节片，也没啥意识形态的联想。是出于种种时代使命自己变成了主旋律，审核和制作方都用狭义主旋律自我要求修正，那自然就成了明粉实黑自己挖坑。刘和平老师说要拓宽主旋律的定义，人类自我完善的主题都可以做主旋律，但最担心的是只拓宽了主旋律的要求范围，那就是更大区域的艺术死亡。
【13】茨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其实挺好看的，但读过何伟之后，又觉得这样描述中国实在太简陋了。比较吃惊的是保罗·索鲁说他当时（1986年）在一个北京的饭局上遇到董乐山，董当时已经翻译了《一九八四》，但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董一方面觉得这本书和文革十年非常相像，一方面又觉得“这种书要经过特别许可才能读，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他认为《金瓶梅》也应该被限制阅读，总之就是一个翻译《一九八四》的人，仍然活在一九八四的意识形态里。
【14】@谭飞
恩，比学会演戏更重要的是学会生活。
【15】@有盐电影: 看出来了，确实急了。
来源：新浪微博 由 喷嚏网 综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