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固然未必尽妥，但在这份材料里，青年发言的背景和上下文以及所针对的具体问题、特定对象全被割去了。作者截取了一些没头没尾的片言只语，经过排列组合，联缀成文，这就给人形成了整个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印象。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对于这种陷人以罪的文风和笔法是并不陌生的。起码，这份材料无助于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社会环境。联想起类似用语凶险的材料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经起过的作用，蛇口的同志觉得心头罩上了一层阴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这份材料里，座谈会正当与否也成了问题。李燕杰后来还对记者说：“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并不过分。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法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团区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一点也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人坐蜡，就进去了。”
然而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荆跃却说：“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了蛇口后与青年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说：“当时我们团委是受培训中心的委托组织这次座谈会的。至于几位老师会前知道不知道，我想并不重要，既然是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和青年们见见面，谈一谈，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至于说有意准备好要为难几位老师，这是绝没有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参加座谈的青年，包括发言的几位青年，都是自发而来的;二是我们连录音也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气氛随便些。”
对于材料中所说的一位西装青年“突然发难”，将会议“引向邪路”的问题，谢鸿评论道：“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厉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可是，谢鸿这里所说的大家在底下的议论，毕竟不能抵挡那份已经送给各有关方面领导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的吓人的帽于。
《蛇口通讯报》总编辑张梦飞感到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说：“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应当说，这已经不单是维护蛇口青年声誉的问题了。
这场观念的撞击，即使不在蛇口出现，也必将会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是我们古老而又青春的祖国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文化观念的震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人感情上不大容易接受的东西，甚或会伴随着一些消极的现象，但这一伟大的转变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经过了十几天痛苦而又紧张的沉默，终于，2月1日，《蛇口通讯报》这张很少为内地读者所知的周报，在头版报眼上发表了一条使它名震全国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
这篇300多字的标明“本报讯”的短文，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了1月13日在座谈会上，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看待进口汽车、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
这条消息虽然比实际发生的事晚了18天，但在中国新闻体制的观念系统中，却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
素以眼光敏锐著称的老资格的《羊城晚报》，2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
这篇通讯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1月13日座谈会上曲啸与蛇口青年在“淘金者”问题上的争论，委婉地批评了三位报告员口头上理解青年“直率”的同时，又对这次座谈会不满的情绪。该文最后一部分是采访谢鸿的答问录。谢鸿在答问中结合实际提出了“面对新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如何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有文章”的课题。这正是1988年党中央和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张思考的、即将破门而出的课题。
《羊城晚报》的介入，使蛇口座谈会的风波广为扩散，引起了内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
3月28日到4月25日，《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场观念撞击的文章，从而把“蛇口风波”以更加尖锐的态势提到了人们面前。
3月28日刊出的是魏海田写的一篇引起了很大争议的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分析了蛇口青年与报告员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如何看待落后等几个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鲜明地提出了：“蛇口青年并不认为创业者和淘金者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相反，蛇口青年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蛇口青年宁愿以‘淘金者’自居。”文章指出了三位报告员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时时称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甚至在讲演中还屡次反问别人：“为什么容纳不了别人呢?特别是别人一句话，一个什么事触犯了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胸怀宽广一点?”另方面，又在1月15日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吓人的帽子。作者送给三位专家两句诗：“我为你举手加额，我为你扼腕叹息……”
4月11日，魏海田再度在《蛇口通讯报》发表长文：《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这篇文章是针对座谈会之后，曲啸在深圳的电视演讲中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而写的。文章说，蛇口青年对这种肤浅的批判和牵强附会极为反感。作者直率地说：“不客气地说，蛇口这个开放之窗今天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从这些被某位青年教育专家称为‘没有希望的人’手中建设出来的，都是这些自谦为‘淘金者’的人们用汗水甚至鲜血浇铸的。”
魏海田在文章中还对另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一位青年教育专家认为应当警惕改革条件下剥削阶级思想的干扰，这无疑是对的，他又似乎认为改革能够克服这种干扰，‘有很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个例证在蛇口青年看来，不但不能证明改革的成果，还可能制造成人们对改革信心的动摇。
“应当承认，一些个体户要办公益事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也应当看到，一部分个体户的这种举动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对左倾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尤其是对那些看到个体户发财就不自在的人的恐惧表现。个体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却被近40年的传统观念视为异己。因此，我们认为个体户政策如真正落实，就应当承认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且要承认个体户对国家的贡献和其它人是一样的。个体户不应当永远置于受审地位，不应当认为他们只有拿出更多的钱来办公益事业，才是没有受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行为。个体户只有在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人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我们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果把那些左倾阴影徘徊下的人们的颤栗，也作为正常甚至高尚行为来赞扬，那么，人们就会对政策本身产生疑问。如果真要证明改革的成功，就应当从这个角度上阐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抨击那种无端占用他人劳动所得的行为。”
4月25日，《蛇口通讯报》发表曹长青的长文：《“神的文化”是对人的全面窒息》。这篇文章尖锐地批评了用一种至善尽美的、无法企及的道德模式规范千百万人的陈旧的思想工作，实际上是在宣扬“神的文化”。作者指出这种以“榜样一神一超现实价值标准”来要求所有的人的文化模式，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以及贞女牌坊、二十四孝同样，都是禁锢人的个性，消灭独创精神的手段。文章提出：“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人的文化”，需要有怀疑、批判精神的人。恩格斯曾经阐述过向权威挑战的必要性。真正的教育专家，应该对蛇口青年敢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才是。然而，李燕杰、曲啸等同志的做法恰恰相反。他们几位的演讲和报告，在大路子上也还是在宣扬“神的文化”。
在当代，信息的传播不受高山大河的阻隔。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材料，曲啸的电视演讲，《蛇口通讯报》和《羊城晚报》的消息、通讯和理论文章，随着人们的阅读与议论，在广袤的内地激溅起了一圈又一圈冲击波。人们纷纷侧过身来，以极大的注意力吸收着从南国辐射出来的五光十色的信息，回忆着，辨认着，思考着……
被南方人称为“沉闷”的北方波动起来了。
素以改革的锐气著称的《天津青年报》率先披挂上阵，对这场争论作出了迅速反应。
6月4日，该报一版发表了记者唐竞写的一篇综述性文章《李燕杰、曲啸在蛇口遇到青年挑战》。文章说：“蛇口青年打破常规，没有单方面地接受青年教育家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与李燕杰、曲啸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争论。”文章概括了双方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介绍了会上质问名字的事件和北师院青年所的材料，以及《蛇口通讯报》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蛇口工业区主要领导袁庚就这场争论发表的重要谈话。
6月11日，《天津青年报》头版再度刊登唐竞的报道：《“挑战”给青年留下思考》。这篇文章向读者介绍了天津市各界青年对“蛇口风波”的议论。该文写道：
“一位干部说，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更新观念，更新一切不符合现代化进程的观念……我们的一些干部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嘴上喊加快民主化进程，可实际工作上专横跋扈，听不得不同意见，这怎么能让青年信服呢?一位团干部说，李燕杰、曲啸所宣传的缺乏新鲜感，改革已进入关键时刻，青年们迫切要知道改革向何处发展，它能给青年带来什么，青年应以怎样的精神境界投身改革，改革应更新哪些思想观念，不管李燕杰、曲啸还是我们的新闻界，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的太少了，遇到挑战理所当然。”
唐竞还特地采访了天津改革开放的前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的青年以更深的思考和更加直率的态度指出：
“表面上这是一场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传统观念的没落与现代意识的崛起……几千年来，中国人按照传统意识塑造自己，与世无争、超脱飘逸、重义轻利，不讲经济角逐、发达进取、自强奋斗，搞得穷了就讲人穷志不穷，搞得亡国就讲尽忠殉节，褒而言之，给人一个悲壮的美感;贬而言之，则给人以一种悲惨的感觉。难道我们就得束缚自己，再去鼓吹人们自杀吗?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本身就要求经济关系的价值化。在改革开放比较彻底的地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它瓦解了血缘关系、人身依附关系和官本位，使人的社会联系广泛化、平等化和普遍化，使人富裕、企业发展、地区发达……”
文章最后说，天津市许多青年“希望青年教育专家们不要把‘青年是我师，我是青年友’作为一种用于某种目的口号或一种姿态，要把自己真正放在青年位置上，真正成为青年的朋友。”
北京。颇有声望的《新观察》半月刊在1988年6月第12期，以显著版面刊出著名杂文家牧惠的杂文：《蛇口青年的名片与答丢夫的手帕》。牧惠的文笔向称洗练老辣，这一篇，更以它的鲜明烁人耳目。文章抨击了一位教育专家在辩论中当场质问发言青年叫什么名字的威胁性手段。牧惠说：“我很欣赏这位青年光明磊落的行动和在场青年给他鼓的掌。”“青年人……在权威面前无所畏缩，强烈要求平等对话的精神十分可贵。”
牧惠文章指出，假如在过去，或者假如在内地的某处，这位被问到名字的青年大半是马上败下阵来，缩到人群中去，甚至逃之夭夭，并且为此而忐忑不安。果如此，这岂不是十分可悲?
“对比之下，我却不禁为三位青年教育家惋惜。我觉得，这一问，实际上是认输。它意味着，尽管这三位在座谈会开头时盛赞特区青年非常可爱……声明有什么问题可以敞开问，答得不对可以不同意，可是这一问却把这些好话全勾销了。在他们的脑子里，这些青年并不可爱，权威即使答得不对也不准有异议，于是才有这一手杀手铜……莫里哀笔下的答丢夫，在见到少女桃丽娜时，给她递去一块手帕，请她把其实已被衣裳盖住的双乳遮起来，不要用这来挑逗他的灵魂。桃丽娜回答得极妙：你就这么经不住引诱?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也动不了我的心。大概是李健吾先生，在评论这个作品时说过一句风趣的话：这块手帕出卖了答丢夫。任何譬喻都很蹩脚，但是不知怎地，读到关于名片的报道时，我马上直觉地记起李健吾议论过的这块手帕来。”
受到过多约束的报刊虽然常不免比实际生活慢半拍，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发挥了它们改革的触角与媒介作用——《现代人报》、《黄金时代》杂志、《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摘周报》……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或转载文章……
“蛇口风波”由南向北涌动起来……
第三章 卷起千堆雪
1.半路杀出个爱射门的曾宪斌
1988年春的北京，人民日报大院。
9号楼4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所在地——一间拥挤而又静谧的研究生宿舍里，一个来自广东的31岁研究生把2月12日《羊城晚报》头版那篇报道蛇口座谈会发生争论的通讯，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
是对来自家乡的消息的关注?
不。小伙子那敏锐的目光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短短的通讯在当代中国向人们展示的巨大意义。
这个表情严肃的青年眯缝着一双细长眼睛陷入了沉思。他叫曾宪斌，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85级研究生。这位好动脑子、笔头勤快的“海军第一个新闻研究生”在《人民海军报》上撰文说：“新闻是我所钟情的、理想的事业。”
小伙子说话慢条斯理，平常衣着很是朴素。80年代尾了，还留着平头，穿一身旧军便服。乍一看，你可能直觉地认为他保守。可这个未来的记者的新闻追求却很有点刺激性：要当一个射门意识强的记者。
这个“射门意识”可不是指一般的提高命中率——把自己的名字经常印在报上，而是指要主动向那些重大的、敏感的、有争议的问题出击——这样的问题就是曾宪斌所说的“门”，要命中它——驾驭它。凡是新闻圈里人或是接触过新闻的人，都掂得出这追求的份量。
果不其然。他下功夫写的那些通讯几乎都获得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多数引起了争议。
《一位国家级专家竟去读硕士研究生——程抱全的选择发人深思》1987年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一见报，立刻在一楼大厅的评报栏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此事荒唐，简直是开玩笑，足以看出我国用人体制的弊端;有的认为程抱全只有中专毕业，读研究生丰富自己不算稀罕……17天之后，上海的《报刊文摘》在头版摘要转载了此文。
1988年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与雷宇对话》更引起了众多反响。雷宇，这位因海南“汽车事件”遭到查办闻名全国的人物，1988年初东山再起被广州人选为副市长。这遭遇本身就够具有爆炸性的了。曾宪斌在这个长篇《对话》中仗义执言，为改革者“摔倒再爬起来‘棒打不回头’”的韧性叫好，同时就敏感的“新闻监督”问题和雷宇畅所欲言、互相发问，提出了“新闻界多来点批评监督，以保护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至滥用乃至错用”这一重要呼吁。几天之后，《解放日报》《南方日报》转载了此文。
第三篇《“孟维娜行为”追踪》(人民日报1988年7月6日)，报导了广东一位颇有争议的年轻妇女——自荐竞选广州市人大代表的私立弱智儿童学校创办人孟维娜。在这篇报导中，孟维娜尖锐地批评了我国当代政治生活中若干不正常的现象。她说：“有些人大代表说‘当个代表没意思，一年开那么一两次会，没什么用’，我很怀疑这些代表会有议政参政的热心和能力。而我不同，我有参政议政的自觉意识……”文章还披露了我国一些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按上边命令投票的敏感现象。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广东引起了一阵波澜……
为什么曾宪斌有这么大的锐气?
借用这个年轻人自己创造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概念来说，他得力于“县城文化”。
他认为，在中国，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由于相对优越感，很多人意识老化，失去了进取精神。而穷乡僻壤的村落，则由于封闭落后，大部分人的精神面貌常处于呆滞状态，无由进取。只有县城，由于它一方面时时受大城市各种信息的冲击，人们的观念比较开放;另方面又对广大农村基层种种封闭落后的弊端感同身受，因而思变之心最切，最具有向上竞争拚搏的劲头。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敦促着县城有为的年轻人时时更新自己，不停顿地向前进取。
现在，正当他即将进入人民日报评论部实习的时候，他读到了《羊城晚报》这篇通讯。虽然只有千字，虽然只露出了蛇口座谈会的一角，可曾宪斌仍然感受到了一股震撼全身的冲击。商品经济观念和习惯了的思想意识、道德形态发生了这样尖锐的冲突，看来，一场震动全国的大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是啊，类似的冲突和争论早已在朋友间、家庭里进行了，但那是隐蔽的。人们上班开会，该顺着别人说什么还得说什么，真没劲透了!但是现在，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该把话端到桌面上来了。改革的深入需要公开性!中国需要公开性!
这不是他渴望已久的那个“门”吗?人民日报作为党报，应当推动这样一场观念的革新，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报刊为此作了不少努力，但地方报刊毕竟影响有限;如果人民日报介入，局面将会大为改观……
他跑图书馆，跑资料室，收集着逐渐泅开来了的“蛇口风波”的报道、评论，一篇又一篇地复印下来，思索着。
当然，在实习期间他还有日常的编辑、采访、写作……但在繁忙中，他抽空酝酿着从何角度切入……
5月下旬，他尝试了第一次。
他写了一篇一千字的杂文送给了人民日报评论部的编辑。
这篇杂文对青年教育专家在座谈会激烈辩论时质问发言青年名字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2.《“蛇口风波”答问录》的风波
人民日报，作为全国最大的消息总汇之一，它的编辑和记者当然有很多人也在关注着“蛇口风波”。报社内部的意见是歧异的，但有一点却为大家所认同：这场“风波”显示了长期以来的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里确有值得深入探讨的价值。
随着“蛇口风波”的荡漾，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和报刊读者或是迷惘，或是焦灼，或是疑虑，或是兴奋……各种各样的反映也涌到了报社。无疑地，它已经成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关心和急待了解的热点。作为党报和全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实在不是上策。
到了5月，人民日报有关部门上上下下对“蛇口风波”的关注又增添了新的动力。从这个月起，党中央领导同志在讲话中再三强调指出要改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宣传舆论机关要在这方面多做工作。
怎样就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造开展一场生动活泼、入耳入脑的宣传呢?
自然，最好的由头就是“蛇口风波”。
此前，评论部的编辑在接待来访中已经听到了反映：一些读者看了部分报刊之后，觉得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根据《蛇口通讯报》的文章立论，很难全面了解有关各方的观点和态度，特别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怎么看待这场“风波”?他们三位自各报刊报道“蛇口风波”以来，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讲话和文章。大家希望能有一篇较为全面的报道。
就在此时，评论部收到了曾宪斌写来的杂文。
评论部的领导和报社的有关领导研究了这篇杂文之后认为，这篇文章仍然存在简单化的毛病。“蛇口风波”这样一件大事，一千字的篇幅难以说清，因此没有刊用。但同时，建议曾宪斌去采访与“风波”有关的各个方面，听听他们各自对这场“风波”有什么评价，然后写一篇报道，客观地反映出来，使读者既了解蛇口各有关方面的态度，也能了解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同志对此的看法，以便由此开展一次如何加强和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讨论。报社有关的领导和编辑认为，这样的宣传方式，比发表单篇的评论或杂文更有吸引力。
曾宪斌7月份风尘仆仆地上了路。他先在北京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和郭海燕。然后南下深圳，采访了蛇口座谈会组织者和参加者，还采访了蛇口党政负责人袁庚等同志。
7月下旬，曾宪斌完成采访，写出了7000字长文《“蛇口风波”答问录》。
这篇报道以记者提问的方式，有名有姓地记录了有关各方一共13人在事后评述“蛇口风波”的发言。
这篇报道分为四个部分：1.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2·会上争论有哪些问题?3.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这三个部分读者难了解。4.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呢?
这部分里登出五个人的发言，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
一是李燕杰，他重审了“我一贯主张对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爱护”，同时又说：“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五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
二是曲啸，他说：“对于那极少数别有用心专事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我们还想奉告一句，如果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或不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持自己的正当权益，那就错了。”
第三位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当今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同志的发言。他说：
“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力。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这篇文章完成之后，在广东的曾宪斌把全文寄给人民日报评论部，把文中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部分寄给这四位同志审核。
报社接到稿件后，8月4日晚上，评论部一位编辑打电话给李燕杰，询问他们几位的发言是否属实，并告诉他报社准备发表这篇文章。李燕杰回答属实，并说他和曲啸、彭清一讨论一下，对他们的发言做了补充，第二天派人送到报社。
8月5日上午，郭海燕把一份经过扩写的近9千字的李燕杰、曲啸、彭清一、郭海燕的发言稿送到人民日报评论部，并要求照扩充的样子发表，“不要删节，不要改动”。但原文中，这四人的发言篇幅两千多字，一下子扩充这么多，报纸版面容纳不了。何况扩充后的发言和原文相比，并无实质不同。于是，评论部的编辑读了送来的扩充稿以后，吸收了他们改稿的部分重要内容，对曾宪斌的文章作了重要补充。
8月6日，《“蛇口风波”答问录》在人民日报一版转二版全文见报。人民日报在为此文加的编者按中说：“这是发生在半年多前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几家报纸作过报道。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事情的经过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且愿意继续为更多的同志参加讨论提供一点版面，共同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同一天，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了此文。
《答问录》立刻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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