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马立诚“蛇口风波始末”【1】

xilei 发布于 2020-12-20 9:32:00

有的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却蕴含着深沉而凝重的历史意义……

 

  谁能想得到,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1988年1月的一个小小风波,竟震荡全国,久而不息,甚至波及到了日本、美国、法国、挪威、澳大利亚……

 

  1988年8月中旬,挪威首都奥斯陆。一群学理工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挪威理工学院的一间教室,读着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蛇口风波”答问录》,激烈地争辩起来。一位刚考取了博士资格的男生挥舞着这张报纸潸然泪下道:“中国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1988年11月21日,当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访问日本,来到风光秀丽的京都产业大学的时候,该校著名教授小岛朋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听说贵国北京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很关注,请介绍一下。

 

  从1988年9月起,到今年1月,美国著名的新闻媒介从各种角度广泛地报道了“蛇口风波”。美国的读者们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上读到了曲啸与蛇口青年就“淘金者”的辩论,读到了彭清一问发言的青年叫什么名字,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直到今年1月23日,《新闻周刊》还刊登了该刊敏锐的女记者艾鼎德从“淘金者”的争论分析中国今后走向的文章。

 

  海外的华文报纸,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评述“蛇口风波”的是与非……

 

  9楼会议室这场即兴的对话到底说了些什么,竟引起全国的震动和世界如此关注?

 

  第一章 风起青萍之末

 

  笔者深知,要向不知内情的读者介绍一个即兴的、话题十分分散广泛的座谈会的发言,对写家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讨好的事。可是我相信不少人会饶有兴趣地看下去。这不仅仅是由于本文首次披露这个座谈会的详情,更由于在我们这个激变的转型的年代,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思想的涌动和搏击所带来的一切。

 

  这是1988年1月13日晚上。

 

  会议室内外的海报标明了远道客人的身份:“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他们是80年代初以来相继以有关青年教育的演说成名的。一位是“启迪青年心灵的灵魂工程师”——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第二位是被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的某部调研员曲啸;第三位是自称“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的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

 

  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其中,有些人是看到海报以后自发前来的。

 

  这个会议并没有什么中心议题。开始时,主持人先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

 

  三位报告员在观感演说中对蛇口青年是给予了很高评价的。

 

  曲啸说,来深圳、蛇口感受最深的是特区的巨大变化。几年前,深圳还是只有2万多人的边陲小镇,现在成为拥有5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1980年工业产值是6000万元,而现在是57.6亿元。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英明正确。

 

  他说:我所见过的青年,从总体上讲,深圳的青年是很可爱的,到了培训中心,看到青年人孜孜不倦地学习,非常令人鼓舞。这个地区毗邻港澳,经济又很活跃,可是在蛇口没发生一起重大恶性案件,这是很值得研究的……总之到深圳几天,给我一个总的感觉,深圳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一只腾空的雄鹰;深圳青年也不是断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雄鹰,正在沿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航道前进。

 

  李燕杰说,1949年他随军南下曾到过这里,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僻的乡野。近几年又来到深圳,变化实在惊人。他谈了在特区工厂、农村、学校、图书馆等地参观的体会,谈了与青年接触的感受,最后说:在这里,我看到了八个字:公正、热情、廉洁、高效。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对深圳的观感:“美的山河美的人,美的风光美的心。”

 

  彭清一在发言中以激动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舞蹈演出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有幸握了毛泽东的一个手指头的场面。他强调说:今天虽然累点,但晚上见到蛇口青年,感到非常高兴。这里的图书馆外面有那么多自行车,没有丢过。在内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丢车,丢得还不少。相比之下,哪里文明呢?是这里文明。他说:我要凭着三寸不烂之音,我们在全国还有点影响,向别的地方介绍蛇口青年。

 

  至此,谁也没有对这个座谈会的正当与否产生争议。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对话,那么这个晚间演讲大概会成为三位报告员演讲记录中最新的一笔了。

 

  对下面发生的事情,只好解释为是历史、是命运要在这个不那么顺利的“13”日夜晚安排一次观念的撞击。这,在感情上对所有的当事人都不免有点遗憾。但从历史发展的理性来看,这个偶然当中却包含着时代的必然。

 

  先是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在内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

 

  这是没有任何挑战性的问题,报告员们很乐意回答。

 

  曲啸说:总体来讲,人们的印象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并不了解这里。他接着列举了内地一些老年人和青年人对特区的不同看法。提到青年的时候,他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的青年,尤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特区青年,对于十年动乱中惯用的把人分成“左、中、右”、“先进、中间、落后”、“95%”与“极少数”之类的做法,自然是反感的。再说,“淘金者”这个词本无所谓好坏,因为淘金不同于偷金、抢金,它毕竟还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曲啸把它作为“创业”的对立面提出来,加以否定,就容易引起误解。

 

  导火索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第一次点燃了。

 

  据彭清一后来回忆说:“曲啸老师发言后,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根据当时一位参加者自己的录音,还有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曲啸是把动机的纯正高尚、不掺杂一点个人打算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来考虑的。

 

  对此,青年不同意。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我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价值这是肯定的。但是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了?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一位蛇口青年进一步反驳曲啸的意见说:情况往往是,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啸打断了这位青年道: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都只属于你个人的吗?

 

  青年:当然是这样的。

 

  曲啸接着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做工作?

 

  青年:为什么工作?第一是为生存,这是五个基本需要的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另一位青年说:其实,干就是了,做完之后我们看效果,你管他什么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呢?他创了半天业闹了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对青年发言中举出美国西部开发的例子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是美国,怎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特区。

 

  蛇口青年对此则认为,这样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

 

  在这次对话中,最出乎报告员们意料之外的是,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说的那些赞扬蛇口青年的话,并未在听众中获得他们三位期待的效应。蛇口青年不欢迎这样的赞扬。这是为什么呢?

 

  一位蛇口青年发言说:刚才三位老师对蛇口人包括对蛇口青年作了高度评价,差不多是完美无瑕;内地的一些报纸、电台等宣传工具介绍特区,也是“创业”呀“巨变”呀什么的,十分完美。这些反映,大家觉得不够确切,有夸张的地方,说得不好听一点有歪曲的地方。其实,特区青年和内地青年一样,除了工资、大锅饭不同以外,也都是人,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成长的人,因此有阴暗面,有痛苦。这一点也要实事求是,讲求实际,不要用空洞的词吹那么高。比如说几位老师提到的这里青年爱学习,我们的确刻苦,但唯一的压力就是我们在这里没有父母也没有兄长,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就有可能被淘汰。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工作,很难说明天还能不能再坐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动力,这里说的是一个被动的学习动机。当然,这里机会是有的,因此也有愉快。

 

  另一位青年说,我认为上课学习的绝大部分是工人,不信可以去翻翻花名册,报名的工人占90%以上。很多大学生都在干什么呢?打扑克、搓麻将。我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说,第一,根据蛇口办户口的原则,大学生只要身体健康,户口就可以办。户口有了,工作也好找。所以在蛇口,大学生失业的就很少。工人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文凭,要办户口就困难。第二,蛇口工资待遇,总经理第一,副总经理第二,工程师第三……什么也不是的就最差。所以这些原因逼人去学习。这些东西要同时讲出来,不然就很表面,很虚假。

 

  一位学过企业管理的青年说:听说蛇口打破了铁饭碗,我很感兴趣,抱着一种研究的心理到这儿来的。来了以后悲伤地发现,不管是新来的还是早在这儿工作的人,至少要用自己精力的五分之一去研究自己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作风、喜好什么!而不是研究在工作中怎样充分发挥我的学识、能力,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搞好工作,而是研究我怎样才能迎合老板的心理,使自己不“炒鱿鱼”。这种普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报刊分析。

 

  至于自行车晚上放在外面不丢,以及挂在车上的东西不丢的现象,一位青年发言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有关系,跟这个地方收入高有关系。这里大家都收入几百块钱,为拿别人一点东西被抓住,有些人就会觉得得不偿失。内地呢,各种人都有,很复杂,收入也低,如果你的一把伞放在公共汽车上忘了拿了,别人就给拿走了。你下次上车看见别人的伞忘在那里,你当时很气,也会拿走。如果内地经济收入达到了这儿的水平,我觉得内地的精神文明会更高。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并不是物质文明发展了,精神文明一定就发展。比如有一些国家,原来是不毛之地,一发现石油之后,整个国家富了,这也免费那也免费,免费读书免费医疗,全免。但他们依然用手抓饭吃……但是我还是认为精神文明的发展要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精神文明的某些内容,不是人为提倡就能办到的,关键要有物质文明的条件。犯罪的问题不在于宣传,说你不要去犯罪,犯罪是不光荣的等等就能解决。内地很多的吵架、打架是由于收入低造成的。

 

  对此,曲啸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经济水平越高精神面貌越好,这个理论我们不同意。他列举了美国全国各种案件发案率的统计之后说,美国的经济水平高,犯罪率也高。所以关键还是思想品德问题。像深圳这个地方,两个文明建设还是要同步进行的,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单纯地就是经济的话,人们的生活是不会那么愉快的。

 

  一位青年发言反驳说:争论图书馆问题、自行车问题以及犯罪率多少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些只是现象。老实说,到图书馆能办证的有多少?你到四海去问问工人,有多少人能办图书证?他们凭什么办图书证?图书馆里摆的书,计算机技术方面的书有很多都是过时的。蛇口工业区现在没有犯罪率,这只是一个现象。我敢断言,深圳的犯罪率将来会高于全国任何一个城市,因为青年人刚到这里,还没有犯罪的条件……那么先进与落后本质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制度,是体制问题。三位老师说蛇口8年就建成这样,不得了。其实如果你走出去,看看日本,看看世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举一点这个那个什么自行车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蛇口这地方好就好在开放,站在山头上,能望到海上……我觉得三位老师是在游说,我们这里不看你怎么说,而看你怎么做。来到蛇口这个地方,你们带来的这种思想,蛇口受不了。你们赞扬蛇口,像报纸上那些空话一样,其实大家受不了。所以我希望三位老师有时间的话,最好是深入一下,到基层更充分地接触一下,到后海没有电、没有水、没有洗澡的单身宿舍去看一下,那么关于青年人的感受可能更深入一些。老实说,今天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的人档次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们要真正了解蛇口青年,就应该到青年宿舍去看一看,看看青年人在想什么,干什么。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到蛇口来扎扎实实地呆上一年半载,甚至到独资厂、合资厂当个部门经理,跟大家一块做个什么,这样就有可能了解到跟报上说的空话不同的东西,就更有价值。我还希望你们把今天在这里的谈话带到内地去,告诉大家蛇口真正是怎么回事。这里的情况绝不像报纸说的那样莫名其妙。很多外地青年看了报纸上的大活空话,就把蛇口想得那么好,虚无飘渺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愚昧。是空洞的、不反映真实情况的宣传造成了这种普遍的愚昧。让青年人造成这么一种愚昧,这实际上是一种犯罪。

 

  对青年提出的尽可能深入实际的建议,报告员们是赞成的。彭清一赞扬了蛇口青年“很坦率、很诚恳”。他说通过这次对话长了经验,以后到一个地方去就要多调查研究,讲话就要警惕一点,不要下车伊始哇里哇啦。

 

  另一位青年就宣传与实际的矛盾直率地谈了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蛇口作为咱们国家的一个试验点,对国家摸索自身的方针政策是有好处的。但蛇口朝什么地方发展,也在摸索当中。蛇口有些地方应该好好推敲推敲。说蛇口只有中国特色,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拔高了?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外国特色倒能体现出来。比如这里的建筑风格、上班环境、工资体制,包括商店里的商品陈列,倒是体现了外国的特色。这一点,如果硬说都是中国特色,我觉得就有些不合适。”

 

  另一位青年补充说:“如果有中国特色,那么它就自己出来了。如果没有,你也不必要特意去强调,强调它有多大作用呀?”

 

  在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的问题上,双方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争论是由一位蛇口青年的发言引起的、这位青年尖锐地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三位老师的演讲在内地有反响,在蛇口这地方就不一样。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他们的利益不一样。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在内地就不敢了,不敢畅所欲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曲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的思想在深圳是没有市场的,你说我们是什么思想?

 

  青年:我想你们是希望蛇口青年带着对国家的爱、对蛇口创业的思想来干,并为这个感到骄傲,这不符合这里的人的实际。我想,如果蛇口独资、合资企业都撤走,我不知道蛇口还有什么东西,这是在座的都知道的。

 

  曲啸:我们希望青年对祖国有深厚的爱,你能申明你对祖国没有爱吗?

 

  青年:我认为要看这个爱怎么表达,应当实事求是,而不应当讲虚的、假的、空头的。老实说,蛇口青年都知道,你们是空头的,虚无飘渺的。我们讲实际,我们用自己的劳动表达对祖国的爱。我们自己劳动了,劳动成果自己享受……蛇口青年挣了钱,他也创造价值……他大可不必想着我现在是为了国家,为了什么什么,这里的人是分成好多不同层次的……

 

  曲啸:你认为这种思想感情的层次是非常低的吗?

 

  青年:不好说,应该说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感情……我的意思是希望三位老师把这里的真实的东西带回去,敢在内地讲出来。

 

  彭清一: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们市长都要去……

 

  在笑声中,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接着,双方又对如何对待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发生了争执。

 

  话题是从彭清一发言介绍自己的女儿引起的。彭清一说:因为我到处跑,我的孩子毕业以后考大学,我没有找过门路。她没考上,目前干什么呢?在××招待所当服务员。每天涮痰盂叠被子,一天就干这个活儿,这是艺术家的女儿。我对她说什么呢?孩子,不要小看,这个工作总需要人呐,总得有人干。当爸爸到你们那儿住的时候,朋友去了,你们微笑、服务很好,人家高兴。我对孩子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为了让她摆脱招待所去走后门。人家评价我说,彭清一这个人是正的。我的孩子涮痰盂继续涮下去,我不受社会上任何事情的影响。我要保持下去。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从自己做起,国家就有希望了。

 

  而青年人看法正相反。一位青年发言说:这是使女儿选择职业的权利受到了父亲的限制,父亲把思想灌输给她,告诉她应该怎样做。如果没有你这个父亲,我看你这个女儿就很危险了。应当让青年发挥主动性,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包括选择自己的职业,应当为青年有这样的主动精神感到骄傲才对。

 

  座谈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围绕着进口小汽车和体制改革问题争论了一番。

 

  先是曲啸在发言中曾提到:我看到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的外国车,我看着难受。开人大会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前面的车只有一辆是上海牌小汽车,这不能不说是个不正常的现象。

 

  青年问道:你气愤的是什么呢?

 

  曲啸:我们落后。

 

  青年说:有外国车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汽车制造业起点低,再说落后是次要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比我们更落后。日本算什么?日本那个时候衰败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不多几年就起来了?光看到落后算什么?关键是制度问题,是体制问题。甚至大量进口汽车也是某些人拥有过分的不适当的权力所致,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体制要有利于发展。离开了这个谈什么落后,只是个现象。

 

  还有的青年认为: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在全球经济、贸易逐渐趋于一体的形势下,没有一些外国的东西倒是落后的表现。

 

  应该补充的是,会议进行中,的确有一位青年发言说:“我今天到这儿来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看看曲啸等两位老师是怎么样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曲啸老师好像是瘦的,没想到还挺胖(笑声);第二个目的,我特别想知道这些年国家变化这么大,三位老师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在会上,这似乎没构成威胁,它倒使会议显得更加轻松活泼,减少了那些习见的正襟危坐式的隔阂。里根总统早餐时看报纸上画他的漫画,不是也时常忍俊不禁吗?

 

  这位青年发言之后,报告员们在演讲中对这次会给了不少好评。

 

  彭清一称赞了青年的幽默和坦率。他说:我们在会议开始谈了一些话,经过大家反馈之后,很值得我们,燕杰老师、曲啸老师,还有我这个跟在后边的老兵,要研究一些问题,我们的确对蛇口了解得少。今天好多在座的同志提出了问题,好得很。如果在内地,可能好多人不这么谈出心里话,那样并不好。我们今后要多调查研究,多听听。因此今天一些同志发言我很满意。满意什么呢?他们很坦率,很诚恳。

 

  曲啸也在会上说蛇口青年提的问题比较坦率。

 

  李燕杰说:今天在双方发言中有一些不同见解,这不要紧,相互间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彼此是有启发的。我很喜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实际上也应该这样去做。

 

  最后,会议主持人、共青团蛇口区委副书记谢鸿在总结发言中也称赞了这些热烈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位青年站起来代表发言的人表示赞同,并感谢说:“参加这个会很荣幸。”

 

  看来,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更加开放,那么,各种不同意见的交流,本该浇灌出令报告者和听众都感觉甘美的果实。随着不同范围的品尝,这甘美还会渗透进许许多多的心田,滋润出孕育着更加宏大的民族精神的新芽……

 

  然而,可惜,也许更加宏大的民族精神比我们期待的要来得更晚些,请看——

 

  第二章 吹皱一池春水

 

  座谈会刚结束,情况就变了。

 

  三位报告员动作很快。座谈会后第二天,当月15日,一份以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李燕杰任所长)的名义起草的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就写了出来,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那个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上了材料。

 

  随李燕杰南下的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室主任郭海燕说:“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蛇口方面的同志则称这是“一份不光彩的材料”,是一个“小报告”。

 

  这份材料在“蛇口风波”的起伏跌宕中是个关键,不妨将它在这里曝一下光,以使读者对事态的发展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把握。

 

  下面是这份材料的全文:

 

  “ 《“蛇口座谈会”始末》

 

  1月13日晚上,在蛇口招商大厦9层会议室,举行了一次“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近日来深讲学的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同志。这次座谈会事前没有通知本人,陪同来蛇口的深圳团市委书记谢建文同志也不知此事。参加座谈会的蛇口青年约有五六十人,蛇口区团委书记谢鸿主持会议。开会之后,三位专家首先发言,对深圳市、蛇口区青年建设者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畅谈了自己几天来的观感。曲啸同志在发言中说到,内地不少人向往深圳,其中不乏有识有志之士,但也有少数想到这里捞一把的“淘金者”。在他发言之后,坐在门口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青年突然发难,把“恳谈会”引向邪路。他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在这里做那些不着边际的宣传。你们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当曲啸同志作解释时,两位男青年相继举手发言。坐在后面的一个长头发的男青年首先站起来挑衅;“我们久闻曲啸、李燕杰的大名,今天才算看到了你们的真面目。原来我以为曲啸受了那么多苦,一定很瘦,没想到你这么胖!(哄笑)你们几位闯荡江湖,四处游说,很会来点幽默,弄个噱头,你们的演讲技巧已经相当纯熟。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蛇口这个地方,你们的那一套没有市场!”(哄笑、掌声)这时,另一位举手的男青年(经了解,他是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李云忠)站起来发表了长时间的即兴演讲,大意如下:“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报纸上的宣传有几句真话?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你们要想真了解特区,希望你们到这儿来住上一年半载,当个部门经理。我们判断你们几位,不是听你们的宣言,而是看你们的行动。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这时坐在靠窗户那边的一个青年站起来说:“报上的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的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谁能说得出来?”这时一个穿蓝上衣敞着怀的青年站起来说:“我们这个地方说话还比较自由,顾虑还比较少,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人会来管我,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想到深圳赚钱的人是淘金者。我们就是想赚钱。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你们说深圳青年爱学习,有几个真爱学习的?图书馆有几个人能进去?有几个人能办图书证?图书馆里都是些什么书?计算机技术……都是过时的,有几本有用的书?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你们要想了解蛇口,就去找低层次的青年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吧!你们那些时髦的宣传在这儿一点用也没有!”那位发表长篇演讲的李云忠又站起来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从来不宣传。刚才有人说深圳没有丢单车的现象,这只是太表面的现象,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我为此感到愤懑。”那个敞着怀的青年接着说:“你们应该说自己由衷的话,不要说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话。”会场上,曲啸、彭清一、李燕杰同志力图对上述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进行说服、诱导和批评、帮助,但是他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整个气氛是不让他们说话的,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散会之后,几位一直没有发言的青年主动走上来对三位专家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蛇口青年。你们的报告我们都听过,讲得太好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这几位青年还主动要求和老师们合影留念。

 

  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

 

  1988年1月15日

 

马立诚“蛇口风波始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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