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读于世界顶级高校,毕业后做着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你有经济基础,有知识,有支持你的家人,有志同道合且相爱的丈夫。出于共同的决定,一个新生命诞生了。尽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你接受的教育、信奉的价值,都不包括生下一个孩子,但你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因为你聪明,勤奋,冷静,善于学习(你提前阅读了大量教育学、儿童心理学书籍,并做了详细笔记)—— 直到你真正成为一个母亲。所有的理性和未雨绸缪此刻都不再奏效,而你连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搞不清楚。如果有人问你想跟生育前的自己说点什么,你会说,现实和想象不同,痛苦就是痛苦。你代入了吗?
2022 年,经过 17 个小时的生产,张畅成为了一个母亲。她毕业于浙江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做过记者、节目策划、编辑,出版过两本小说集,翻译过包括《使女的故事》《孤独传》在内的多部书籍。直到怀孕后期,她还在为一档纪录式访谈节目工作;在生产的前几个小时,仍然能够坐在电脑前修订新书的译稿。然而,自从成为母亲后,她原本用来讨论文学和公共议题的豆瓣主页上就几乎只剩下了一个主题:当妈妈的痛苦。有时是几句话,有时是一篇完整的文章。有时,她会一天发布好几条,这些文字里,最常出现的情绪是无助、委屈、愤怒。
关于「做母亲不容易」这件事,张畅并非没有风险预期。她熟知性别理论中对母职的叙述,也了解生育本身的艰辛。十年前,初入职场、刚做记者的她,曾采访过好几位刚成为母亲的女性,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人用富有逻辑的语言表达了自身的处境,这让她很早就窥见过身为母亲的某种真实。她以为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惜,并非如此。
就像有些事实必须要通过面对面采访才能获得,成为母亲所带来的变化非经历不能体会,无法通过想象补全。说起来,这些变化似乎微不足道,都是这一点、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失去完整的睡眠、独处的时间、敏捷清晰的思维。你都听人讲过,对吗?但当你自己养育一个婴儿,你才会发现,偌大的城市里居然没有地方能让一个困到极致的母亲好好睡上一觉。你试过开钟点房,去按摩店、美容院,你躺倒在商场的按摩椅里被路过的行人打量,歪倒在普拉提教室的核心床上被团课教练拍醒。最后,你趴在书店阅读区的一张小凳子上,睡着了。
再比如,在孩子面前控制自己的情绪。是的,你很爱自己的小孩,你也请了育儿嫂,丈夫不是甩手掌柜,家里还有其他长辈帮忙。「不迁怒,不贰过」是你一直以来的做人准则,但有一天你却无法自控地对孩子说出了这样的话:养一条狗都不会像你这么做!你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懊悔羞愧,可事实就是,3 岁的孩子常常让你感到走投无路。冲孩子吼完的你出门上班,走进地铁站,看到安检口有六七个正在闲聊的安检员,你竟然对陌生人的闲适生出嫉妒和愤怒。
张畅写下这些,最初,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表达,不如说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很快,这些文字在豆瓣引发了巨大的反响,《一个困了的妈妈想要睡觉》《一个愤怒的妈妈不想伤及无辜》登上每日热榜,有人深感共鸣,有人则对这种过于私密的书写感到震撼或不解。母亲的样子有无数种,但被书写最多的不外乎两类,一类将奉献自我视为责任和荣耀,一类默默承受母职带来的苦痛。我们的影视剧和文学表达痛苦,也总是跟着判断或转折:好还是坏,值得还是不值得。
但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有一段时间,张畅很想知道自己的母亲曾如何当一名母亲、如何抚养自己长大。不过,她很快发现,母亲的经验无从参考,反而给她带来更强烈的孤立无援之感。生育不是一道好与坏的判断题,它是一道需要书写的简答题。为什么语言在传达为人母的体验时总会遭遇困境?在生育这件事上,为什么一种经验不能替代另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之下,一位母亲如何守护自己,不被愧疚和无意义感吞没?
张畅决定用一本书的体量,认真地写下这一切。大多数时候写作是在手机上完成的,在早晚高峰的地铁里,夜里哄孩子睡下之后。一本 9 万字的书,张畅用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她说:「而我的书写方式只有一种:不再迂回,单刀直入。」
2025 年 8 月末,《世间的火:初为人母的故事》出版,张畅出席一些活动,做了一些对谈,短暂回到自己尚未生育时熟悉的公共生活。大部分读者向她表达了善意的祝福,但也不乏质疑、批评。她在豆瓣主页记录自己的感受:「感到非常艰难。做什么都异常艰难。」我们邀请她写下这个过程,张畅在电话里说,她正站在家门口打这通电话,因为一旦推开门,就意味着她将被孩子全方位占领,失去属于自己的空间。
但她仍然写下了这篇文章。正如她所说的一般坦诚、直白、单刀直入。痛苦仍然是痛苦,无法被更改或弥补,但痛苦并不可耻。痛苦应该被讲述、被正视。也许这就是一个作家应该做的:把痛苦写下来,留下存证,然后慢慢忘记。
以下是张畅的书写。
一缕,两缕,油黑细软的头发,顺着淋浴花洒喷出的水流,从脖颈滑向脚跟,纠缠在下水道口。此时距离我生下孩子已过去 5 个多月。
大把掉落的头发令人惶恐。上网查,说是因为妊娠期间受内分泌和激素水平影响,毛囊快速生长,产后激素水平迅速下降导致毛囊进入休止期。毛囊就这样「休止」了,原本发量就不多,眼见头发一天比一天薄,发际线以惊人的速度后移。
到理发店,将留了一年的长发剪短。一来更好打理,二来可以防止被幼崽肆意薅拽,近似于格斗比赛中的自保策略。
激素变化带来的影响远不止脱发这么简单。产后 7 个月,我发现自己双手止不住颤抖,心悸气短,呼吸急促,脸颊总像是在发烧。到医院内分泌科问诊,医生让我抬高双手,举到胸前。她观察了一会儿,之后叫我去采血化验。结论是:身体内激素水平在产后极速下降,因此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需要长期服药控制。
「长期是多久?」我问。
「两年以上,有的需要终身服药。定期来复查吧。」医生说。
服用甲状腺类药物的副作用:白细胞偏低,需要吃升白细胞的药;伤肝,所以要吃护肝的药;药物过敏导致皮疹,需要服用抗过敏的药。三五样药吃下来,半年再减少到两种,一年后减少至一种。每隔一个月,去医院抽血,化验甲功和血常规,再将报告单拿给医生,根据各项指标给出诊断。我的身体就像是一台运行不稳定的机器,需要时刻监测,调整药量。
两年多过去,指标仍不稳定,药还是不能停。「到了这个瓶颈阶段,已经不是药物能控制的了。」医生说,「药物只能起到一部分作用。」
「剩下的呢?」
「剩下的就和情绪有关了。我的病人,最终痊愈停药的,都是发生了大喜事。要么结婚,要么孩子考上好大学,病一下子就好了。」
走出诊室,我一直想,当下什么事对我而言算是「大喜事」,能将我从持久的药物治疗中拯救出来。从工作想到写作,从现实想到未来,竟没发现一件事足以令我开心到可以痊愈的地步。对生活,我像是已经失去了期待的能力和力气,日常只剩下每日重复的劳作,宛如一场漫长无涯的苦役。
生完孩子大半年,夜晚不像从前那样缓步而来,而是如滔天洪水,不经意间就漫溢开来,叫人无处遁逃。抱着婴儿在昏暗的房间踱步,总会错觉承担这项任务的另有其人,而真实的你此刻正在霓虹街头,闲逛,吃喝,看夜场电影,和朋友欢笑。孤独?更多是心有不甘:我本可以做更多更有价值的事,为何偏偏受困于此?除此以外还有惶恐不安,习惯了按部就班,习惯了凡事发生必有其步调,但一个不听指令、全凭感受行事的婴儿会不会如期安睡,却是你无法掌控的。
哭声如警报划破夜晚的宁静,也让人格外心焦,闭着眼从床上爬起来,喂母乳,冲奶粉,喂奶粉,洗奶瓶,消毒奶嘴,将孩子抱在怀里哄睡,有时还要更换被尿浸湿的衣服和床单。完成这一系列流程,大脑空无一物,感觉麻木;在睡眠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人很难调动多余的情绪,只剩一连串机械的动作。更大的难题是,在这一系列操作之后,如何在两三小时后的下一轮喂奶之前,快速入睡,保存体力。
「孩子睡你也睡」,新手妈妈经常听到这句话。 真实的情况却是:孩子睡下后,世界不再向妈妈索求时,她们的自我才重新拼合成一个整体 —— 她宁愿保持清醒。
支撑新手妈妈坚持下去的,除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还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执念。「孩子大了就好了」,是她们最后的心理防线。
孩子百天,一次推着他出门,遇到大一点的孩子,对方的父母冲我感叹道:「还是你家孩子这么大的时候好啊,大了之后更费大人。」当时,没日没夜的照料已使我精疲力竭,唯一的期盼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不再需要我夜以继日的操劳。听到这句话,我感到自己从内至外轻轻碎掉了。除了苦笑,我说不出一句话。
后来,孩子日渐长大,腿脚愈发灵便,我和丈夫在平衡车后面拔腿狂奔,常常体力不支,还要另费口舌教育他,被他毫无道理的「雄辩」气得头脑发昏。这时再看见躺在婴儿车里啃着脚丫、无念无想的小婴儿,我才终于理解了:养育的确是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每个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难题和挑战。总体而言,没有哪个阶段比其他阶段更容易,区别只是:需要应对的难题有所不同而已。
我的小孩现在已年满 3 岁,明显比婴儿时期好照顾得多,不需要频繁起夜,但完整、充足的睡眠对我而言仍然是奢侈品。补觉的机会几乎没有。只要幼崽在家,我就不能安静地入睡。只要他起床,我就不可能再睡着。将自己关进房间锁上门不行,他会拍门,在门外哭喊;客厅的沙发不行,只要我躺下,他就会第一时间找到我,叠在我身上;阿姨带他出门的时间,我要么在上班,要么已经过了能补觉的时间。一个大活人,一个有着社会经验、读书快 20 年的职场人士,会因为一个 3 岁的孩子走投无路,困到灵魂出窍,简直窝囊至极。
长时间的困乏使我没办法集中注意力,不时呼吸不畅,四肢瘫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像医生建议的那样,保持心情舒畅,睡眠充足,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什么事对我而言算是「大喜事」,能将我从持久的药物治疗中拯救出来呢?
思考这个问题时,我的小孩两岁半,依然没有开口说话的迹象。正处在秩序敏感期的他,生性顽皮,脾气暴躁,行为乖戾,难以按照常理去理解和教育。他反过来狠狠教育了我,告诉我之前读的那些育儿书、学到的教育理论,在现实中通通行不通。即便如此,假如他真能开口讲话,我的病也差不多能好了吧?
差不多半年后,在家陪他玩耍,他站在攀爬架上,和我面对面,字正腔圆:「教室里,有,警车,运输车,消防车,救护车,直升飞机。」这是他学会说的第一句话。就像是突然开窍一般,他迅速掌握了人类的语言,以此代替不同声调的哭闹和叫嚷。
还差两个星期 3 岁,他终于学会了说话,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跨越。我的甲状腺却始终没能恢复到之前的稳定水平。
相较之下,我的头发比他的语言来得更早一些。因脱发剪去长发半年后,再次来到理发店,理发师一声惊呼,我从镜子里看见发际线周围的新发茬。「你长新头发了。」他说,「和小孩子一样。」
像是重生。
生育之前,我从网络和育儿书上接触到了一些新词汇。这些语词大多和身体相关,却不是我们惯常使用的。它们就像一门外语,标记着一片陌生的领地 —— 趾骨分离、肋骨外翻、腹横肌分离、漏尿、脱发、内分泌紊乱、记忆衰退。
差不多 10 年前,我在一家报社做记者。策划母亲节选题,需要采访几位刚做妈妈的女性。那是一次特别的采访经历。她们迫切地想要同我分享,隔着电话也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她们的孤独和委屈。她们好像全然不在意我只是凭空闯入的陌生人,并且没有生育经验。我是女性且愿意聆听,足矣。
「漏尿,生了孩子之后确实会这样,在打喷嚏和大笑的时候。」其中一位母亲说。「我感觉自己毫无价值,就像一头定时产奶的大母牛。」受访者大多是职业女性,受过高等教育,对于自身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她们的讲述也相当清楚,逻辑缜密,不全是受「自怜自艾」的情绪驱使。可在当时,我只是感到她们很辛苦,完全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去承担那样一种生活,那种身体的疼痛和精神的溃败。
若干年后,当这些关乎身体和情绪的名词扎扎实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生育给母亲带来的变化终于从现实中浮出水面,不再仅仅是简单抽象的概念。
产后两个月,我走路时髋关节终于不会发出异响,身上的骨骼也从错位的状态恢复过来。但每次出门依然需要很多步骤:先计算好下一次给孩子喂奶的时间,以防涨奶、乳腺发炎;在胸罩内侧贴上防溢乳贴;由于身体相比从前变得粗壮、臃肿,大部分怀孕前的衣服都不再合身,需要重新找来适合的尺码,偶尔也穿丈夫的衣服;双脚总算不再是孕晚期肿胀的样子,能够穿上从前的鞋。我不想见人,见任何人或被任何人看见,都需要时间去适应。唯一能让我独自出门的合理理由,就是去小区对面的广场做核酸。
将孩子暂时交给家人,独自一人出门去。小区院子里有棵核桃树,核桃的外壳是青绿色的,树叶在夏末秋初的微风中轻轻摆动,阳光将斑驳的树影映照在我身上。我站定在那里,抬头望着那棵树,眼泪不止。那一刻的宁静,是我琐碎劳碌的日常里所没有的。没有人知道站在树下发呆的这个人,克服了多少障碍才得以恢复如常。
时间向前推一个月,孩子满月那天,街景像被剪碎的胶片随意拼接在一起:信号灯频繁闪烁,喇叭声此起彼伏,电动车贴着人行道呼啸 …… 世界一如往常,一切嘈杂都与我无关,却又像是专门冲我而来。怀里的小孩刚满月,皮肤还是皱巴巴的,每一块骨骼都很小巧。丈夫去上班了,婆婆在家里准备午餐。除了我,这个世界没人能够在此刻保护他。
盛夏闷热的风吹过来,我下意识地弯腰弓背,襁褓再收紧一寸;路人多看我一眼,我便立刻进入备战模式 —— 心跳加快、瞳孔收缩、汗毛竖起,如同母兽护崽一般,仿佛下一秒就要扑上去撕咬一番。从家到社区诊所的路我走过一次,那时我刚得知自己怀孕,需要去建档,之后才能到医院产检。没有预料到,建档和打预防针的科室并不在一起,中间相隔百米。还未消退的产褥热让我背后的衣服全部湿透,怀里的孩子越来越重,我几乎快要脱力了。
诊室里挤满前来打预防针的孩子,哭喊声一浪高过一浪。我瘫坐在长椅上,太阳穴因为紧张突突直跳。旁边的家长相互交换着养育「攻略」:粟粒疹、肠绞痛、落地醒 …… 每个词都像一句暗号,将我团团包围。医生语速飞快,交代着注意事项。语音是输入了,却无法「转码」,我只得按下手机的录音键,先把这一连串「火星语」存起来,等回家再慢慢解码。那一刻,我像个刚入境的旅客,手里没有词典,耳朵也失了灵,茫然无助,无处问询。
要知道,阵痛来袭前 3 小时,我还坐在电脑前修订新书《追凶》的译稿,在不同译法之间筛选着最优解。怀孕后期,我主要的工作是负责一档纪录式访谈节目,每周和摄像团队跑人物专访。那是我曾经的梦想:拥有一档属于自己的节目,问出自己真正困惑的问题。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怎么做,何时提问,何时停顿,如何将零散的讲述编织在一起,达成理想的节目。我们谈王安石、黑塞、卡尔维诺、弗兰岑,谈时代与个体的冲撞与裹挟,谈潜藏在生活里的伤口。
生完孩子后,我收到一封英文邮件,询问之前策划的一期节目的版权。等孩子睡下,我爬起来,打开邮箱。我发现自己没办法拼写出从前熟悉的单词,摸不透句子的含义,拿不准句法和词法。我失去了原本早已习得的语言。我写了删、删了写,最终不得不关掉手机,任那封邮件沉入收件箱。
我原本完整的时间,被切割成以毫升和分钟为单位的片段:计时喂奶、拍嗝、吸奶、消毒;哄睡、换尿布、洗屎、擦地。如此循环。那些曾经让我亢奋的选题、彼此碰撞的对话、书中精妙的文字;书架上的黑塞、译稿里的弗兰岑、硬盘中的访谈视频,彻底从我的生活淡出。
我知道,旧地图已然失效,新大陆尚未命名。我只能抱着这个小小的、会呼吸的「坐标」,重新丈量我的世界。
如果说生育带来的身体和精神影响是偏重私人的体验,那么母亲这层身份则将个体置于无处不在的社会网络之中,使得母亲无时无刻不承受着来自各方的评判和考验 —— 从小家庭中的长辈到大马路上的陌生人,从街坊邻居到亲戚朋友,从真实生活到虚拟网络,同一句潜台词无处不在:一个合格的母亲应该这样做,而你却没有做到,因此你不够格。
孩子出生后,护士将他放在我身边:「让他多吸,奶水好早点来。」新生儿黄疸,医院要求他一个人住院,接受蓝光治疗。我独自一人出院,拖着一副空空的皮囊。十月怀胎,这是我第一次和他分离。第二天,没有奶水。第三天,奶水石块一般堵在胸口,使我胸前的皮肤绷紧,一直肿胀到锁骨。剧痛,钝痛,不同于生产痛的撕心裂肺的疼痛,使我彻夜难眠。相比身体的疼痛,更难熬的是周围人的问候:「奶水怎么样?」「孩子能够吃吗?」母乳,还是奶粉,被问及这个话题的时候,回答「母乳」往往更安全。假如回答「奶粉」或是「混合喂养」,迎接新手妈妈的就将是各路民间偏方和一番说教。
孩子不一定非要吃母乳才能长大。这么简单直白的事实,轮到自己就没那么容易接受了。我在期求什么呢?希望自己从一开始就是那个「适合做母亲」的人?孩子一哭就有充盈的奶水,能够用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奶水喂饱他?「母乳可以有效增强新生儿的免疫力」,妇产医院的墙上写着一行大字。查房的护士长要求护工(疫情期间不允许家人陪护)收起奶粉,改为母乳亲喂。手机软件上频繁弹出的「下奶汤」、「五红汤」、「催乳方法」,无一不在考验着我 —— 我开始怀疑自己并不适合做母亲。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时候,一切才刚刚开始。
孩子睡你怎么还不睡?不抓紧睡觉怎么有奶?不多吃点,奶水营养能够吗?为什么不给孩子穿一双袜子?光脚对肾不好。他在学走路,你不能同时抓着他两只手,得让他自己找平衡。天天什么东西也不教,孩子能会吗?你像他这么大的时候,都能认字了。孩子哭不要抱,笑的时候才抱,不然越抱越不听话。你不在的时候孩子可乖了,你一来他就闹人。他到这个年龄还不会说话,肯定是你满足他满足得太快了。你得开心一点,妈妈不开心孩子怎么开心得起来?你就是想得太多,你说的这些在我们那个年代算什么啊?
我够格成为母亲吗?将他贸然带入这个世界,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能够再选一次,我还会这样选择吗?这些问题就像利刃,藏在生活表层之下,不敢去想,不能细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打起精神,应付每天的生活。
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做了母亲,我更加糊涂了。每个人都爱在这些问题上横插一嘴,而当孩子号啕大哭不肯入睡时,抱着他、安抚他、和他共同抵抗黑夜的,往往只有母亲一个人。这让她们无比孤独。
随着孩子长大,从婴儿变为孩童,学习语言,有自己的想法,了解规则,而你已经习惯了被评判(更多时候会选择性地屏蔽让你沮丧的声音),这时评判的声音反而是从母亲自己的内心滋生出来的:这样做对吗?刚刚是不是不该生气?他是明知故犯、有意挑衅,还是年纪尚轻、无知无罪?
只要我踏进家门,进入这个封闭的空间,剩下的就只有一件事 —— 陪孩子。在这个空间里,手机和电脑是用不了的,只要他看见发亮的屏幕,便会跑过来抢;书也很难打开,没读几页,书就被连皮带页扯到地板上去;投影看电影或综艺不可能,他只接受《小猪佩奇》。躺下更难,前脚刚躺下,下一秒他就冲过来,攥紧你的手指,将你从床上拖拽起来:妈妈,玩 —— 哪管你是发烧、牙疼,还是疲惫不堪。
周末的午后,最易困倦的时候,我和幼崽并排躺在床上,他会毫无征兆地跪在我肋骨上,抠我的眼睛和耳朵,边抠边哈哈大笑。若是你勒令他躺到毯子上去,好好睡觉,他便立刻起身,在床上乱蹦乱跳,根本不管这一脚踹到我的脸、下一脚踩到我的头发。
一个工作日早上,8 点钟有一个重要的线上工作会议。我提前调试好了网络,电脑充好电。会议开始前 15 分钟,我的小孩趁我离开的片刻,将饭桌上整杯咖啡倒在卧室门口,兴奋地在上面蹦跳,咖啡四溅在白墙和床头柜上。会议开始前 5 分钟,他爬上沙发,摇晃边桌上的鱼缸,鱼缸里的水飞溅到地板上,缸里的鱼四处乱窜。会议开始前一分钟,网络连不上了,火速检查,发现路由器不知何时被他关了。
等我收拾完咖啡,擦干地板上的水,恢复网络,会议已经迟到了。这对于一个严格遵守时间的人来讲,无疑是致命的。愤怒如烈火直冲脑门,之前学过的育儿理论,什么「温柔坚定」、「不要过度情绪化」、「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安抚孩子」通通抛至脑后。我无法自控地大喊大叫,吼出了平时从不会说的堪称恶毒的话:「养一条狗都不会这么做!」他不明所以地看着我,表情并不恐惧,反而倒像是觉得有趣。我怀疑他没有听懂。事后我平静下来,告诉他这样不对,很不应该。他却只记住了「养一只狗」。之后,但凡想对我的咖啡下手,他都会事先预告:「养一只狗。」然后露出狡黠的笑。那是他即将闯祸时的专用表情。
我将这段经历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评论区在短短 3 天之内「沦陷」了,几十万点击,上千条评论,建议,批评,猜测,不一而足。是的,我带他去专门的发育门诊评估过,不是特殊儿童。不,我没有因为忙于工作而忽略他,每天保证有充足的时间陪伴。他小时候我没有离开过他,没有抛弃过他,更不会留他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我没有出手打他,没有暴力对待,没有。丈夫去上班了,不是单亲家庭,平时他也经常带孩子。我没有纵容和溺爱他,会和他讲道理、立规矩。我尽力了。我没有错。
孩子学会了说话,却不代表理解了话的含义,不代表能够遵循成人世界的逻辑。虽然从道理上知道这一点,情绪却不会放过我。从前的我是那样温和,很少生气,更不会暴怒。丈夫也是。我们都是好脾气,凡事沟通为主,极少吵架拌嘴。有了孩子之后,我们眼看着对方变成不认识的人,自己变成不可理喻的样子:脾气暴躁,词不达意;一旦意见相左,妥协就意味着有人会觉得委屈,不妥协日子就过不下去。为了让日子过下去,在一些语言无法明晰的时刻,我们都默契地选择缄口不言。
从我进入产房独自经受疼痛开始,身为男性的他仅能在语言层面去想象我的经历和感受;只能靠道德感和责任感,去体察我的付出和心境。无论两个人多么亲密,我们之间都横亘着无法弥合的裂痕。我们心照不宣:这不是我们任何一方的过错,而是生活本就如此,磕磕绊绊,起起伏伏。孩子就像是那些我们无从掌握的事物,现实与意愿未必一致,期待和结果未必相合。
从前,母亲是我的保护伞,无论我遭遇什么风浪,她永远在那儿。她几乎完美地完成了为人母的艰难任务,但对于生育这件事,她能教我的唯有忍受:靠求生的本能忍受孕吐,用意志力忍受痛苦,再用所谓的「母性」包容生育带来的一切影响。但当我悄悄看向孩子的时候,在某个瞬间我感到自己是透过母亲的眼睛来看、以母亲的心去感受的。也因此,我对母亲多了一层理解 —— 她必定也曾这样充满怜惜、怀抱期待地望向我。
有一天,在电话里谈到我那个过于顽皮的小孩,我问母亲:「你后不后悔生下我?」她本该独自闪耀,而不是将一切时间和精力都投放在我身上。
「要是咱们都在一个城市就好了。想你的时候,就去看看你。」母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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