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谨以此文,送给陈健怡和他的同学们(上)

[一种生活]谨以此文,送给陈健怡和他的同学们(上)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21-9-23 8:21:00

两年前的夏天,我去杭州的一家养老院采访,意外结识了陈健怡爷爷。我们很谈得来,成了忘年交。今年夏天,我去杭州出差,特意去探望我的好朋友陈健怡。没想到,他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令我感到震撼,它的稀有和深情,值得分享给每个人。

 

 





 
文|罗芊
编辑|金石
 

 
故事开始了
 
「你好,我叫陈健怡,健怡可乐的健怡」。
 

在养老院的食堂里,陈健怡爷爷这样介绍自己。当时,他穿一件银灰色西装马甲,一个人坐在那里吃文蛤,派头很绅士。我挨着他坐下,他挺高兴,说自己88岁了,但一点也看不出来。

 

那顿饭,他同我聊起电影《八佰》撤档的新闻,这是那两周的热点。得知我是江西泰和人,他还与我分享了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曾迁到泰和的故事,我因此得知,他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系,1948年入学,1952年毕业。

 

分别时,我们加了微信。夜里,健怡爷爷给我发来一个关于淞沪会战的文档,并附上文字,「今天晚饭时和您谈得很愉快,现在我把找到的资料转给您看看。」

 

接下来几天,我们总能在食堂遇到,于是时常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会绕着养老院散步,他带我去看了他在阳台上种的花,还有院里一处小燕子的巢。离开养老院前的那个傍晚,爷爷还喊了一个过路的小伙子帮我们拍了合影。

 

之后的两年,我们成了遥远的朋友。每当爷爷阳台上的花结苞了,花开了,燕子回来了,他都会给我发来几张照片,问问我的近况。早在上世纪90年代,爷爷就已经可以熟练操作电脑,他关心世界,思路敏捷,每次聊天,他都会很认真地回复一段长文字,没有错字,标点工整,像是收到了一封长信。


 

 陈健怡 
 

今年夏天,我去杭州出差,自然要去养老院见见我的好朋友陈健怡。我们照例去食堂吃饭,饭后散步,看小燕子的巢。爷爷的房间没什么变化,阳台上的花更多了,我们一边吃西瓜一边闲聊。爷爷说,他在养老院没什么朋友,单位的退休干部里,他也是最老的,「比我老的都走光了」,但他会和还健在的大学同学邮件往来。我感觉稀奇,就着邮件的事多问了两句,结果知道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陈健怡爷爷1948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当时,浙江大学的校长是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1952年毕业后,同学们服从分配,各奔东西,随后便是跟随着时代一路沉浮,再次相聚时,曾经十七八岁的少年都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

 

在班长汪廷炯的倡议下,从1994年开始,爷爷所在的班级——浙江大学化工系1952届(1948级)开始制作自己的班级内刊,他们为这本特殊的「同学录」取名:《级友通讯》。

 

最初,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希望通过这份「小小的、自己的刊物」将曾经四散的同学再次联结起来,让大家可以了解彼此的过往和近况。谁也没想到,从1994年开始,这本「同学录」一直办到了2019年。25年间,他们先后找到了50位当年的「级友」,制作了23期纸刊,共计约120万字。

 

这些曾在70多年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自己60多岁到90岁的漫长时光中,一直用这种古老而笨拙的交流方式维系着彼此的情谊,实现着精神上的互通——在这个发送一条信息只需要一秒钟的年代,这着实令我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震动。

 

临别时,我试探地问健怡爷爷,是否可以将这些级刊寄给我看看,他欣然答应,「您这么欣赏我们的级刊,我真开心。这是对我们的敬重。」

 

回北京后,我收到了那个来自杭州的、厚厚的包裹——

 

1994年4月1日,第一期《级友通讯》,是一张四开的报纸,纸张已经泛黄,中缝处还有清晰的胶带印,有39位同学写下了自己毕业后的经历;

 

1996年9月,《级友通讯》第二期,页码变多,开始像一本杂志,有了简单的目录,还附上了通讯录。通讯录中,工整地记录了45位同学的家庭住址、邮编,和座机号码。在这期级刊的最后,还增加了待联系和已故同学的名单;

 

1997年10月,《级友通讯》第三期,也是他们为浙大百年校庆制作的特辑,封面上印着曾经的校徽,「求是」两个字尤其醒目。这期级刊,每一页都有工整的栏头,有些地方细心地加上了「编者注」,通讯录中也增加了同学爱人的名字,「既示尊重也便于联系」。全本的最后,去杭州参加了百年校庆的同学还留下了自己的签名。

 

从第五期开始,出现了针对上一期级刊的错字及错误信息勘误,后来还逐渐完善了目录和编后记,甚至在末尾添了个小栏目,专门解释本次级刊经费收支账目、结余说明,一丝不苟。

 

这些级刊就像特殊的年轮,记录着时间——前十期,用的都是五号字;第11期,大家都70多岁了,字体由五号改为小四;第16期,考虑到很多人已经无力书写长文,《级友通讯》正式改为《级友简讯》,不登大块文章,主要反映同学身体、生活情况;第20期,大多数人都80好几了,小四也看不清了,改为四号字体;直到2019年,班上许多同学已经不在,健在的同学也都快90岁了,大家约定纸刊停办,改为邮件沟通。



我问过爷爷,电脑并不普及的年代,他们又没学过排版,要如何去制作一本刊物呢?

 

原来,在班长汪廷炯的组织下,他们按所在地区划分成了若干个编辑小组,各地区的同学轮流做编辑,收集同学们的来稿和照片,制作成册。最初收到的都是手写信件,轮值编辑会将这些信整理、排序,然后抱着厚厚一沓信纸,找打字室打印、排版。因为来往信件过多,偶有丢失,编辑们也越来越有经验,只要收到信,就先复印一份,备份在手,才不担心丢失。

 

2002年前后,一部分手写信变成了「伊妹儿」(Email),最后的几期,「伊妹儿」又变成了微信聊天记录。但无论沟通方式如何改变,在1994年至2019年的25年间,每隔一年左右,这个班的同学都会收到一本邮寄来的《级友通讯》。

 

这份特殊的「同学录」记录了老人们的一生——在战乱中长大,怀抱壮志考入高等学府,学成后奔赴四方,时代的大手扬起又落下,宁静的岁月终于到来,已近古稀之年的他们开始相互寻找,重聚。他们不太像只同窗过四年的同学,更像牵挂一生的老友,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编织起了一张亲密且坚固的网。

 

我后来查资料发现,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办级刊互通有无的不少,健怡爷爷的班级并不是孤例,很多高等学府都有这种传统,可级刊办得如此长久,刊登内容如此详细的,正如浙大的一位学者所言,「这是极少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泛黄的第一期《级友通讯》

 

绪波和安华
 
其实,刚毕业时,同学之间的往来还比较密切,特别是被分配至同一区域的同学,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大家渐渐失去了联络。



关于那些失联的岁月,在级刊中,袁惠珍同学将它浓缩成了寥寥数语:一方面都忙于工作,另一方面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家较少往来。



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彼此。在特殊年代,陈仲锐同学就曾寻过他的朋友马恩永。刚毕业那会儿,他们曾在上海见过面,随后失去联系。后来,陈仲锐听说马恩永调去了贵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陈仲锐曾两次到过贵州,在贵阳时,他一直试图寻访马恩永,由于不知确切的单位和地址,他用了个笨办法,把电话本上凡是以「化」开头的单位,通通找了个遍,结果仍然杳无音信。多年后,陈仲锐在级刊中慨叹这段往事——「这都已是30年前的事了」。



「文革」结束后,一切秩序逐渐恢复,很多同学会在工作场合意外重逢。1981年夏,童祜嵩同学去青岛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化工院校教学交流会,就意外遇见来参会的同班同学冉维宁,这是他们毕业近30年后的首次见面。对于那次见面,童祜嵩后来在级刊中这样描述,「匆匆一聚,百感交集,可惜家中没有座机,只能留下地址和邮编。」



在级刊的一篇文章中,华戈旦同学讲述了当年他寻找班长汪廷炯的故事。那是改革开放后,他偶然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汪廷炯的文章,得知了他的工作地点。于是,在一次去北京出差时,华戈旦就去到汪廷炯的单位找他。对于两人见面的场景,华戈旦是这样写的:「虽然几十年未见面,却是一见如故,仿佛并未有长期分开。在和他一起回家时,在车上,甚至讨论了浓缩铀的方法。各持观点,畅谈甚欢。」

 

上世纪50年代,分配至抚顺的同学聚会合影 



汪廷炯提议筹办级刊后,大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找人。一个人联系上另一个人,一群人找到另一群人,第一期级刊完成时,已经联络到了39人。但还有一些人始终没有音讯,比如肖绪波,高安华。



第三期级刊的「级友寻踪」栏目中,耿如霆同学带来了好消息。他说,自己在家里清理书物时发现了一件「文物」——一份大一时同学们留下的家庭通讯录,上面记录着几乎每一位同学老家的住址。之后的一年,就是靠着这份通讯录,他们寻访到了不少同学,其中,就包括肖绪波和高安华。



1998年10月完成的《级友通讯》第四期中,大家完整地记录了寻访过程,标题听起来就很振奋:《肖绪波找到了》。



找到肖绪波的正是发现了通讯录的耿如霆。在那份通讯录上,肖绪波的地址有两个,一个是宁波奉化北桥118号,一个是北街118号。为了核查地址,耿如霆先去信宁波市民政局,随即得到答复:奉化无北桥地名,有北街。



随后,经过了3个月的寻找,1997年12月6日,耿如霆联系到了肖绪波的堂弟,得知「绪波现住在胞弟绪浪家」。耿如霆按地址给绪浪去了信,半个月后,对方回信了。



信中,肖绪浪简单介绍了哥哥的情况——肖绪波1952年从浙大毕业后,先后在北京、武汉、广州等地工作,1963年时,因为恋爱受阻,罹患精神疾病。尽管随后仍工作了一段时间,但病情很快复发,从此未再工作。1967年,肖绪浪将哥哥接到南京自己家中生活,「三十多年来,日常生活与护理均由我们夫妻照顾」。1989年,肖绪波年满60周岁,绪浪去广州给他办了退休手续,「现每月退休金由广东省老干部休养所从银行汇来」。



得知肖绪波的状况后,同在南京的同学周本省和特意从上海赶来的童祜嵩专程去看望了他。级刊中,周本省向同学们汇报了整个探望的过程。



那天下雨,周本省和童祜嵩从南京市区辗转到达龙潭镇,在肖绪浪家见到了已有40多年未见的肖绪波——



绪波现在住在弟弟家的一个小房间中,房间简洁干净,绪波衣着整齐,比以前稍胖些,气色很好,但显得苍老,仔细辨认,仍能察觉其当年神态。他平时一言不发,生活能够自理,可以和弟弟一家一起吃饭,会拿着毛巾自己去工厂的澡堂洗澡,自己一个人出去散步能自己回家,别人怎样待他,他心里是明白的,平时也不吃药,就是不与别人讲话。我们向他通报了姓名及来访目的后,他嘴唇微动,似有些激动,但始终一言不发。


后来,肖绪波独自走出家门,周本省很担心,但绪浪说,「不要紧,过些时候,他会自己走回来的。」



那篇文章的最后,周本省生动地描述了肖绪波回家的场景。当时,肖绪浪送他和童祜嵩去龙潭火车站,「细雨蒙蒙的路途上,在车中,肖绪浪指着向我们迎面走来准备回家的绪波说,您们看,现在他一个人走回家了。」



在随后的数年中,级刊编辑一直与肖绪浪保持着联系,随时更新肖绪波的状况。后来,绪浪去世了,就改由绪浪的妻子来跟老同学们联络。第12期级刊中,便收录了绪浪妻子的来信——



绪波本人身体一直不错,饮食、生活正常。只是大小便会弄在裤子上。另外血压、心肺有时有点毛病,还有腰椎痛。他不看电视、不看书报,晚上吃过饭就上床睡觉。对谁都不说话,不过还是有意识的,要零钱去理发会说,弟弟过世了他会流泪。


在肖绪波被找到的同时,借助着那份通讯录,高安华也被找到了。



去寻访高安华的正是健怡爷爷和同样在杭州的马瑞椿同学。根据通讯录上的老地址,他们辗转联系到了高安华的二弟,得知高安华也不幸罹患精神疾病,在经历了诸多波折后,于1986年9月去世。



那期级刊中,同学们自发为高安华写了悼文,他们希望她知道,还有同学挂念她,「她泉下若是有知,望引以为慰。」



最初的几期级刊中,「寻找」一直是最重要的故事主题之一。至于这种「寻找」究竟有何意义,在第一封给耿如霆的回信中,肖绪波的弟弟肖绪浪如此写道:「接信后全家都很高兴,感谢老先生和其他老同学千里迢迢寻找四十多年前的老同学,这对我哥是很大的关怀。」



据统计,浙江大学化工系1952届(1948级)全班共计61人,其中因故中途离班21人,一起毕业的同学只有40人,但最终,这61名同学中,有50人联络到了彼此。

 

 1985 年北京同学聚会 
 

「一笑」
 
这本级刊究竟承载着大家怎样的感情?
 

在2002年完成的第七期刊物中,周忠华同学如此写道:「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之间的友情平淡如水,但却含有互相尊重,信任,永联不断的情谊。」

 

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反复翻看着这些文字,像是在玩一款拼图游戏,一点点地拼凑出其中的人与情谊。

 

级刊中有一个栏目是写小传,鼓励大家写自己的生平,我因此看到了这个班许多同学的一生。在他们浮浮沉沉的一生中,大学是难得的乌托邦,许多人在杭州度过了一生中最单纯、最美好的时光。

 

很多同学都在级刊中回忆了大学时光——1948年的夏天,他们从全国各地赶往杭州,参加浙江大学的自主招生。那时的浙大只有7个学院,化工系在全国赫赫有名。9月1日,浙大登报发榜,可过了几天又给学生们寄去通知,由于宿舍问题,新生改为10月1日开学。

 

去报到时,化工系的宿舍分配在报国厅,这是由一所破庙改建而成的大宿舍,百来位新生住在一起,早餐吃盐水煮黄豆,中午和晚上大多是酱油煮萝卜片。来自上海的沈吕洪吃得挺起劲,后来,大一暑假,周本省和他回了趟上海,才知道沈吕洪家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花园小洋房里,早在1949年,就已经用上了电冰箱——53年后的2002年,周本省在级刊中讲述了这个故事,他写道:「我心中对他十分钦佩。」

 

周本省为那篇文章取名《和沈吕洪相处的日子》,文中,他还记录了另一个故事。

 

大四那年,周本省患上了肺结核,当时国内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都很贵,且易产生抗药性,国外刚上市了一种新药,叫雷米封,内地暂时买不到,但香港能买到,沈吕洪知道后,默默拜托当时在香港的父亲买了两瓶雷米封送给他。

 

50 年代北京同学聚会,前坐者沈吕洪母亲,其身后为沈吕洪,前排右二为王立群 
 

在23本级刊中,关于过往的情谊,类似的故事俯拾即是。

 

一位名叫孙启真的同学就曾写道,大三那年,他去上海参加足球比赛,缺课两周,回校后,发现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笔记,各个科目字迹不同,一看就是有一群同学轮流帮他写的,那本笔记本他保留了很多年。

 

级刊还有一个栏目叫「书信往来」,专门刊登大家互相来往的信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都是一些手写的信件,大家通过书信表达关心与想念,有时在家中翻到过去的合影,还会专程写信把旧照寄给对方,一同分享。

 

大学毕业后,孙启真和李炳炎都曾被分配去抚顺,后来通过级刊重新取得联系后,孙启真特意给李炳炎写了一封信,信里还附上了几张旧照,「我们俩在城隍阁上的合影,我经常翻出来看看。看到它,使我想起50年前我们在抚顺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那里留着我们的青春。寄上旧照四张,上面有你也有我,不知你可保存?这些照片摄于 March 1949。阅后请寄还。祝全家平安。」

 

对于50年后的重逢,孙启真还特意写了一首诗——

 

云散天涯念旧游,重逢更叹岁悠悠;

昔时笑语依稀在,谁遗清霜染白头。



曾经的离散、曲折,似乎令大家更加珍惜两鬓霜白时的往来。他们会毫无保留地在级刊里分享自己的生活,退休金多少,住房多大,最近检查又出了哪些问题,心情好不好,更深一点的,孩子孝不孝顺,丧偶了,再婚了——讲的都特别真诚、具体,坦荡且自然。

 

周宝根同学多次在级刊中谈起自己的感情经历。

 

他坦陈自己在大学时成绩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家里太穷,他需要参加很多工读项目来赚取学费,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谈恋爱了,对方是我的同乡。」

 

那时,周宝根不仅需要赚钱供自己读书,还需要负担女友的生活和学习费用。毕业后,他们组建了家庭,还有了两个孩子。但在后来的动荡年代,妻子选择了与周宝根离婚,并带走了孩子。几十年后,回忆起往事,周宝根在级刊中写道:「我遭遇困难,她无动于衷,甚至琵琶别抱。每当思此,我总是悔恼之心油然而生。」

 

拨乱反正后,周宝根重回家乡衢州的学校教书,2003年的级刊中,他特意写文章向同学们介绍了已结婚多年的现任妻子——

 

新老伴烧得一手好菜,我平时爱喝老酒,她烧的菜很对我的胃口,五味调和,美味可口。比起馆子里烧的毫不逊色,来家吃过的亲友都这么说。老伴也有点小脾气。遇上不顺心的事,会大声大气地骂人。每当此时,我会自然地想起她比我小13岁,大夫小妻,应该让她。

 

 

 周宝根同现任妻子 


雷道炎学长的感情故事更令人印象深刻。在某期级刊中,他分享了和现任夫人一起去见前女友的场景——那天,还是女儿开车送他们去的,三位加起来超过200岁的老人会面,在餐厅坐下聊天,现任夫人张口第一句话是,「你是他的第一任女友,我是第三任……」

 

班长汪廷炯是级刊的核心、精神领袖,他默默地做了很多联络和协调的工作,几乎每期级刊,他都会提前了解一下同学们的生活、身体状况,然后统一整理成文。有时,李炳炎同学也会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那些关于「同学简况」的文字,细致、生动,充满着对人的关心——

 

周忠华近况,每天走上一大圈,下午走一小圈,兼打苍蝇;

刘宗式近况,91岁,每顿吃半碗饭,喝一两黄酒;

王立群为劝阻放鞭炮,被震坏左耳神经,正在输液治疗中;

宣宙,每年扬州西安各待半年,患便秘,不宜更换环境;

孙启真,2月回东北,但是因为暖气不足,室温只有10度,很冷,现在可能好一些了。

 

通过这些记录,我看到了一个个具体、鲜活的人,了解了他们的喜好、烦恼,以及生活态度。

 

冉维宁同学的早餐一般吃泡饭,或下挂面,有时自制豆浆喝。菜是酱菜、花生米、肉松各一小碟,「隔日煎一个鸡蛋」。

 

童祜嵩同学是个球迷,女足世界杯快到了,他开心得不行,「32场比赛,有些在半夜,我场场都要看。」

 

华戈旦同学常年关注上海的气候,特别是和空调有关的热岛效应。但每逢夏天,上海又总是酷暑难当,看着家里的空调,他犯起了难:「空调啊空调,我不知道该喜欢你,还是该讨厌你!茫然!」

 

但无论是谈论什么,你都能从同学们的话语之中感受到一种豁达与了然。

 

宣宙同学不慎摔跤了,然后很快写了篇文章发给级刊编辑,取名:《跌倒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摔了一跤》。

 

耿如霆同学也摔跤了,还伤到了眼睛,遂写文章向同学通报病情,取名:《天降横祸,一眼退休》。

 

张易同学有一个常用词——一笑。谈及过往的动荡岁月,他写道,「那也算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之缩影,或者说是命中注定吧,一笑。」他还曾遭遇严重骨折,做了两次大手术,从此行动受限,他戏称自己是「不自由人」,「如盲人称眼睛不自由之人,我大概可称腿不自由之人,一笑。」

 

关于这份了然,第七期级刊中,陈杲同学在写给马瑞椿同学的信中,也有提及。信中,陈杲讲述了他重游初中母校时的感触——

 

前童镇有一条长长的卵石路,两旁是民宅,路的一侧,有条流水沟,清清的水不断流动,沟底绿绿水草悠悠摆动。57年过去了,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在卵石路上,我缓步慢行,思绪翻腾,感慨万千。人生坎坷又何其短暂,要是能像这小沟清水那样宁静又多好呀。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我还在世上,这就是幸福。

 

 骨折后卧床的张易,仍然手不释卷 

 

相信的事
 
从第二期开始,无论是《级友通讯》还是《级友简讯》,始终有一块固定的内容——对《竺可桢日记》或《竺可桢全集》进行摘录。
 

第21期级刊中,摘录的是浙大西迁至遵义时,竺可桢的一次演讲内容——

 

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做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级刊编辑特将这段话做了加粗处理——这是他们接受的大学教育,他们是深受竺可桢以及「求是精神」影响的一代人,关于他们为什么可以用25年的时间去做这份《级友通讯》,这也是最好的答案。


 

 竺可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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