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抱有良好的意图并不能让孩子免于风险。

记者｜孙若茜



哈佛大学的研究员莉亚·A.普朗科特（Leah A. Plunkett）写了一本书，叫Sharenthood（即将出版的中文版译名暂定为《晒娃沉思录》）。她在书中提到了这样一则案例：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对夫妇在YouTube网站发布了一段视频，他们把可消失的墨水泼洒在儿子科迪的卧室里，然后故意大发雷霆，又喊又叫地责备孩子怎么把屋子搞成了一团糟；当孩子表现得非常生气时，父母对他说：“这只是个玩笑，老兄！”接着，他们嘲笑孩子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反应。



在这对父母的YouTube账号中，这样的视频片段就像是他们的一个固定脚本——先把孩子置于不恰当甚至危险的境地，捕捉孩子应激的情绪反应，而后再透露说“这只是个恶作剧”，最后还不忘对孩子嘲笑一番。他们拥有大约75万粉丝，也有众多反对他们的声音，很多观看者向政府部门进行投诉，认为这对父母不仅仅在家里制造近乎虐待孩子的“恐怖事件”，还将这些事件公之于众，让所有人自由观看孩子的反应，侵害了孩子的隐私。法院最终裁定，这对父母的行为构成了虐待儿童罪或未能尽到监护职责罪，下令将孩子从他们的家里转移出去交由别人看顾。同时，他们在YouTube的账户也被强行关闭。



在许多方面，我们用数据抉择剥夺了孩子们太多的自由（视觉中国供图）在许多方面，我们用数据抉择剥夺了孩子们太多的自由（视觉中国供图）



这件事看似结束了。而事实是，这对父母曾经发布过的视频依然可以通过其他线上渠道被找到，甚至还在被其他人模仿，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传播着。恶作剧事件一旦进入网络就很容易失控。对于视频中那个被捉弄的男孩科迪来说，只要这些关于他的视频存在于网络，他的这段童年遭遇，他当时经历的恐惧、愤怒、屈辱就会一直向所有人敞开，他的心就会不间断地遭受噩梦般的折磨。



更可怕的是，我们大约可以预见，科迪未来的人生际遇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应该没有人会把这个孩子经历的事情怪在他身上，但在旁人的眼中，科迪却拥有某种假定心理缺陷，他很可能将因此受到歧视——“我不愿意我的孩子和他一起玩儿”，“我不想让他来我的班里上课”，“我不想让他在我这里打工”。站在说话者的角度，这些想法也许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对科迪来说，这就意味着他比别人更难交到朋友，在求职的路上会遭遇更多的阻碍，更重要的是，他也许因而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成为自己，但他对此无能为力。



科迪的案例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儿极端。但现如今，正在经受着和科迪相似困扰的孩子并不在少数。他们和科迪之间的差异也许在于被困扰的程度，毕竟大多数父母不会为了在网上博得关注而去故意恶搞自己的孩子。但家长在公共视野中选择“晒”出孩子们生活中的那些时刻，往往并不是孩子自己希望被别人看到的状态。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的孩子，李智，14岁，正在青春期。有一天，他不小心摔了一跤，磕掉了半颗门牙。他告诉我，他的妈妈当时正在旁边，一开始看着他满嘴血别提多着急了，但是很快，在判断他没有其他大碍之后，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儿。“她举起手机让我龇牙，我还以为她是要打开手电仔细检查一下，结果等我反应过来，我和我的牙都已经在她的朋友圈不知道被点了多少个赞了。”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两年，李智的门牙早就补上了，可是提起这件事儿他还是会越说越生气，生气里还带着点儿委屈。“关键是，她还在配图的时候说起我小时候有颗门牙被蛀虫吃掉了的事儿，调侃我的嘴总是没有把门的。”


第二天李智一到学校，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就已经有同学站在他面前，指着他的嘴笑得前仰后合了，班里那个让他有好感的女同学也在一旁对他笑而不语。李智知道，他的同学们虽然没在妈妈的朋友圈里，但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却几乎都在。他脑补了前一天晚上同学们都是如何与父母分享他门牙的笑料，如何在沙发上笑作一团的。之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除非迫不得已，他在学校里都不和别人说话。我回想自己看见李智妈妈在朋友圈发那张照片时的反应，好像当时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似乎还跟着她轻松调侃的语气笑了笑。没想到，那背后会是一个孩子半年的沉默。



如果说科迪父母的“晒娃”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视频点击率，庞大的粉丝量在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关注之外可能还已经为他们牟取了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那么，像李智妈妈这样的行为又是出于什么动机呢？“当时，没多想啊！”她给我的解释只有这样一句话。“没多想”可能是一个妈妈回忆起孩子小时候也有过半颗门牙的感慨，也可能只是想通过在朋友圈里的互动缓解情绪，甚至于她调侃的语气都并不是在针对孩子，而是在调侃自己过度的紧张和焦虑。换句话说，父母晒娃的动机并不一定都是坏的，但结果却往往相反。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普朗科特在哈佛大学供职的地方是伯克曼·克莱因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她以自己的长期研究来看，认为问题在于，只抱有良好的意图并不能让孩子免于风险。成年人并非刻意要给孩子们的生活带来麻烦。总体上，在决定分享孩子信息的时候，人们总是带着最大善意的，即使最糟糕的情形也通常是因为考虑不周。但如果我们只是怀揣美好的愿望，根本意识不到其中的隐患，那么很容易会对孩子的隐私、人生际遇以及自我认知带来重大风险。



她指出，对于富足社会而言，数据隐私是一个相当紧迫的问题：首先，大部分青少年是根本无法逃脱数字世界对他们的掌控的。他们成长的世界在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还在妈妈子宫里胎动时拍摄的超声波图像开始，他们就依次被各种数码手段记录，出生、学走路、第一天上幼儿园、参加的数不清的聚会以及毕业典礼等等，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时刻会被遗漏，于是，全部生活的电子“档案”形成了一整套数据，市场营销人员、政府部门和潜在恋爱对象都可以深入挖掘，直到这些数据失去其利用价值。

其次，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们的青春期变长了，而且同时在向两个方向延伸——孩子们在更小的年龄就进入了青春期，并且，大部分孩子的青春期将会一直延续到二十几岁。这意味着，作为父母、老师、教练等人生导师的角色，对孩子产生影响的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随着时间推移，成人自己的行为对孩子们的影响会越来越深远。



在工作和社交活动中，我们几乎必须以数字化的方式行动。这样说来，在晒娃的时候我们有选择可言吗？普朗科特提醒我们，在对“晒娃”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机遇进行识别和评估的时候，反思自己对隐私持有怎样的见解其实非常重要。比如，我们是否认为，隐私可以用于交易？它是可以交换的商品或服务的秘密吗？或者，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隐私是由语境决定的，它是一套既定的态度和行动，让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依据要达成的目标区别对待要分享的信息？又或者，我们对隐私有更为根本的理解，认为它是自我认知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空间，必须加以保护？当然，也许还有一些人压根就认为，隐私是与上述观点都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回事。


父母是子女在家庭之外的教育场所和其他场景下隐私权的守护者。而目前，青少年相对于父母几乎没有隐私权可言。孩子的隐私，以及父母和其他相关的成年监护人所做的技术抉择，在决定青少年的数字“档案”方面，决定他们在孩童期、青春期以及成年后的人生前途方面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这一点却还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



比如，成人在孩子婴幼期所做的数据抉择可能会产生外溢效应，从而闯入孩子们童年和青春期的生活空间，参与塑造这两个空间，并从这里获取数据；而且还会从数据的受众、使用目的和数据的有效性这三个方面改造这些数据。孩童期的情形因此发生了改变：从一个自由嬉戏和探索的人生阶段转换到一个由无数第三方技术公司进行监视、跟踪并加以分析的人生阶段。而当成年人基于收集来的数据，试图进一步代替孩子们做出决定的时候，孩子们将如何知道他们是谁？如何知道他们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

普朗科特认为，在许多方面，我们用数据抉择剥夺了孩子们太多的自由。青春期本身是一个尝试性的、躁动不安的人生过渡期，是通向自我做主和担负起更多个体责任的必由阶段；它是探索新的边界、做出新的抉择，并在犯错中进行学习的人生阶段。没有这样的发展机会，即失去了尝试各种活动和担负起相应责任的恰当时机，青少年就很难发展起真正的自我意识。没有机会犯错，也就不能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他们也就很难成长为性情豁达、思维灵敏、意志坚韧的人，即在未来形成健全的自我人格。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