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9年世纪之交，七十四岁的雅卡尔写了一封信，是送给“一零后”的成人礼，期待未出世的重孙在自己百年诞辰的2025年打开它。希望后人能够用昨天的现实来解释今天的现实，再超越今天，用科学逻辑设想未来。





▼



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近几十年间的改变，比此前几个世纪的变化之和还要多得多。几十万年前，一些人开始敢于面对火，并最终控制了它，将它由敌人变为盟友。火不再神秘，反而成为有效的工具。



人们对这一胜利所带来的结果印象深刻，某些文化将它与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这位半人半神的巨人从宙斯那里偷取火种，并将它的秘密公之于世。可对人类的关心却给他自己招来永恒的灾难：被缚在岩石上，任由秃鹫叼啄心肝。到了二十世纪，被囚禁在山上的普罗米修斯真正地解放了，又开始从宙斯那里偷取宝贝，给人间带来更多新礼物。

 

普罗米修斯很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初仍旧慷慨大方。即便科学再没什么新突破，仍然会有丰富的革新与改善，因为已有的发现尚未得到充分开发，而且每一种技术都会因其他技术的进步而相应提高。



比如说，信息技术就很可能渗入到各行各业，并带来更新的成就。同时，新千年里缩减体力劳动的斗争也会取得新的胜利。体力劳动对大部分国民而言，将逐渐消失或仅仅成为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部分。

 

这些前景也许是叫人愉悦的，但单纯的乐观主义已经消失不再，新技术所带来的不那么理想的结果也慢慢显现出来。在我给你写东西的这一年，手机这项先进技术就正在改变我的同时代人的行为处世。



手机算不上任何新发现的成果，只是已经实现的大小功能的积累：火箭制造者建立了卫星网络，电子工程师又将集成电路板缩小，结果就是，任何拥有这个神奇小玩意儿的人都可以和其他拥有者随时保持联络。



人们被深深吸引，很多人从此“机”不离身。无论是驾车，在超市推着小车购物，还是带着孩子散步，他们都继续着与远方对话者的交谈，而且好像很快，他们将不仅能对话，还可以看见彼此的影像。他们不再现身工作地点，也很少真的出现在人们听到他们说话声的地方。为了实现无处不在，他们干脆哪儿也不去了。这种分身术、这种精神分裂症，像传染病一般四处传播，问题已经初露端倪。

 

这个相当表层的现象，也体现了人们面对新事物时可能产生的态度转变——兴奋之后很可能是排斥。所有的科学发现都是新成果的保证；新成果总是被人们愉快接受，之后却可能显露出意料之外的，甚至是全球范围的隐患。我们必须承认普罗米修斯是个危险的朋友，他所赠的一些礼物里掺了毒，我们还要不要接受他的礼物呢？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可怕的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技术进步很可能意味着重回野蛮。

 



可能发生的集体自杀
 

我先前提到的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E=mc2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理论发现在运用时的丰富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矛盾性。最初，人们都认为这一方程式所确认的质量与能量之间的对应关系不过是理论家的卖弄罢了，没有什么实际运用的价值：平常人看来，这一切不过是数学家的游戏，派不上用场的。



然而没过多久，人们就意识到这一公式让自己的眼光变得更清晰了。由公式得出的结论真实存在，即所有具有一定质量的物体的中心都存在神奇的能量。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这个看上去只有理论物理学家才感兴趣的公式，就成为原子弹设计制造的根源，并威胁到全人类。

 

导致这种情况的经过已为人们熟知。由于担心纳粹会利用这一发现去制造可怕的武器以赢得胜利，美国人抢先通过曼哈顿计划制造了几枚原子弹，它们只在德国投降之后才投入使用，但效果立竿见影，对日战争得以尽早结束。



苏联害怕被资本主义阵营领导，认为他们自己也有必要生产出同美国原子弹一样有力的武器，于是有了东西方之间的竞争，冷战开始，并最终导致毁灭性武器的积累。它们中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触发“核冬天”，很可能让先进物种全部消失。人类是否能够幸存已成为问题。现在，那些主要的强国已经开始认真对待危机，但到目前为止，它们之间艰难的协商也只能达成相当缓慢的武器缩减速度。

 

核武器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般威胁着全人类，无论从属于什么阵营，均无法逃脱。这本该是统治者心头的重疾，但不幸的是，情况依然危险，当武器装备的积累速度变慢、威胁不再那样严重时，执政者就会习惯于面对威胁而继续生活了。直到哪天，某个疯狂的独裁者开始行动。



作为这一大不幸的根源人物，爱因斯坦是第一个明白人类开始步入歧途的人，广岛之夜他疾呼：“有些事情永远不应该做。”在那之后的有生之年，他始终为全面的武器解除斗争着。只有让核武器彻底消失，才能真正解决隐患，但我担心这一点在三十年内都无法实现。我提醒你，作为一个公民，不要忘记它的紧迫性。

 



对生命体的操纵
 

对核能的控制将善恶的问题放在了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方，即给人们带去无限满足和自豪的技术发展。其警告很明确：人类首先应当防备自己。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传说现在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他偷走宙斯的秘密泄露给人类，于是这位半神让人类对自己的命运负起责任；而将秘密瞒着世人的宙斯，并非跟人类恶作剧，而是希望保护他们免受自身的侵害。

 

这一观点在生命科学领域得到承认，正是这一领域的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认知。

 

在你读到我写下的这些东西时，由今天的第一次基因工程引发的问题变成什么样了呢？它们很有可能都已不再被提起，而唯一的限制也只是与可能带来的收益相对的操作成本。会计师与经济学者之争会让人们忽视哲学家与科学家所提出的疑问。另外，到了2025年，不知科学家会不会变成为经济学者服务的普通雇员。那时，评价他们的标准不再是创造性，而是营利。至于哲学家，他们是否会成为会计师们眼中难以接受、暂时容忍的奢侈品？

 

实际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要强调这点。在发现DNA分子时，研究者并非仅仅解释明白了一直以来很神秘的“生命”问题，而且表明，带给生命体生存能力的东西只是建筑在最平凡的化学机制上，并由此得出结论：它们是可以修改的。



神秘感消失了，它所负载的恐慌、它对行为意图的威慑力都让位于一种解释的渴望、一种改变的愿望。既然非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界线已经无法定义，那么修改细菌、给它添加目前为止还没有的种类，如灵长目甚或人类才具有的生物配方，也不过就是合成一种新的化学分子，算不上对自然的强奸，正如从矿石中炼钢一般。

 

在这条越走越远的道路上，研究者遇到的唯一障碍就是技术本身的问题，然而这些也随着不断的进步一个个被解决了。他们被开发的兴奋驱使着，又被集团的竞争所刺激，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过去看来不可能的东西。



宇宙被重新统一，其组成物由相同的元素构成，遵从相同的相互作用，种种操作的合法性问题不再被提起。所有可能都被允许，而可能性的范围又在无限制地扩大，于是人类社会的全部平衡成为新问题。

 

对几十亿人所必需的粮食作物进行基因修改的计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白的例子。几个大型跨国农业公司开始种植新的品种，其基因组中被植入可以抵抗某些病原体的基因。然后我们再没有必要大面积喷洒价格高、污染大的农药，产品成本开始下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公司说的话，那么一切都尽善尽美。



然而，关于潜在危险的各种问题都没有得到答复：这些抵抗基因会不会也存在于杂草中，因而再也无法将它们根除？那么，在真实存在但有限的优势，与尚未得到证明却很可能无法估量的劣势之间，应当怎样做出权衡？

 

为了争取犹豫不定的政府当局的支持，转基因植物倡导者补充说，多亏这些产品，世界范围的饥荒将得到控制。其实这反而是一个画蛇添足的论据，正能让他们露出狐狸尾巴，因为目前正夺去无数孩子生命的饥饿，并非粮食总量不足造成的；粮食的基本储备是可调动的，只是局部战争切断了向饥饿者运送粮食的道路。



有时，饥荒是贫困国家为偿还债务而被迫进行“结构调整计划”的后果，他们别无选择地将优质土地用来进行工业生产而非传统农业生产。当今世界上存在的饥饿不是农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事实上，这些跨国公司和自由制度下类似的其他公司一样，唯一的动机就是追求更高利润。它们应当体面地承认，而不是将其目的隐藏在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感背后。我们得看清，自由主义的逻辑只能导致对伦理的无视。

 

一个真正狠毒的计划便是绝好的证据，这些农产品公司目前已自揭其短：他们将给农民提供必然带来高产的种子，但收获所得的种子却将是低产的。农产品公司对此仍有漂亮的辩解：他们的实验室通过极其复杂的操作，将不同的基因配置混在一起，才带来了头年的丰富产量。



这种内部的多样性是高质量与高产量的源泉，却会随着每次收获之间的自体繁殖而逐渐削弱。因此需要不断地重建基因财富，但只有拥有实验室的精英才能做到这点，普通劳动者则没有办法。

 

论据的确很有力，只是它被用于肯定过度权力的存在：这些跨国公司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独家的种子提供商，世界各国的耕作者都必须与之打交道，束手束脚地受他们制定的关税的支配。在经济全球化的掩盖下，几家公司真正的独裁正在登上舞台。



而反对这一计划的人却很容易被视为思想落后者和无法理解“市场原则”好处的人。实际上，现在要做的是维护最基本的民主。即使在未来几年里，这样的体系已经形成，在你意识到的时候去行动也不算迟。而我将穿越几十年的时间，提醒你要有所反应。

 



地球的有限性
 

人类权力增长的另一后果是对全球大范围平衡的破坏，这虽没有核自杀那么残暴，也没有动植物基因修改那么阴险，但从长远看来同样危险。

 

直到十九世纪，人类活动对自然进程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现在则完全不同了。人类强大的行为手段，如今在局部已可以和宇宙产生的力量抗衡。保尔·瓦雷里说地球“完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完结中包含着人类团结的意思。

 

“团结”一词在这里不再是褒义，而仅指相互依赖的实情。在团结问题上，人类并没有选择权，我们必须团结，如同一艘船上的旅客。人类才刚刚清楚意识到一个不久前还无人想到过的现象——温室效应。

 

一天，一年，甚至百年间气候的变化都只是围绕平均数做微小的波动，而平均数是与作用于地球表面及其外围大气层的各种因素之平衡相符的。自一万五千年前结束的末次冰期以来，这一平衡只是缓慢地变化着。忽然，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人类活动粗暴地介入自然平衡，工业发展影响了气候的一些决定因素。人所共知的例子就是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

 

自工业时代的开端起，这一密度已经上升了三十个百分点。变化引发的或远或近的后果是无法精确计算的，但并非无足轻重。根源存在于个别国家，结果却要影响全人类。

 

地球能循环利用的、由人类活动制造的二氧化碳气体总量大约是每年一百八十亿吨左右，以目前人口计算就是每人三吨，以二十世纪中期的人口总量来算大约是每人两吨。现在中国和印度的年人均数量也只有两到三吨，但法国的碳排放量为其三倍，美国则高达八倍。其他大部分气体（甲烷、一氧化二氮等）的情况同样如此，其扩散会改变大气层的状态。



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占不到全球四分之一，却任由自己将全球气候条件不可逆转地改变，祸害全世界人的舒适生活甚至生存。幸亏还存在着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它们使目前的情况暂时可以承受。但这些国家为了努力追赶西方国家的工业水平，必然也将引发灾难性的气候失衡。而我们又凭什么去阻止他们呢？

 

另一个问题也说明人类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大部分人都渴望达到西方的生活水平，若全球人类均像西方一样行事，那么地球还能承受多少这样的人口？当然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超过十亿。如果和我们有着相同需求的人口超过十亿，地球将再也不可能长久地承受。



对未来的选择已经被限定：我们这些富人俱乐部的特权阶级，要么继续无止境地追求消费的增长，并设法对付那些要求来分一杯羹的穷人的抗议行动（未来几十年里，几颗原子弹大概就可以打消他们与我们平起平坐的念头），要么从根本上改变目标，进行更公平的资源分配，并与自然所约束的全球限制相匹配。那么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做的就不是实现经济零增长，而是要争取尽快实现负增长。

 

除非我们能接受最终重归野蛮，否则就必须彻底改变物质财富生产与消费的经营管理机制。

 

我们没必要自怜自艾。现在要做的只是在接受人类自我赋予的权力同时，好好生存下去。然而，这些权力的扩张已到了令人目眩的地步。我敢冒险说一句，科学新发现在未来几十年间只可能放慢速度，即使如此，我仍担心新兴力量的涌现会不断加快，并越过为阻止这一情况而人为设置的全部障碍。

 

我们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所说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被允许的。”是否要让上帝给人类所做的事情加上限制？在我看来，那无异于对职权的放弃。我们已不能像希伯来人那样派摩西去西奈半岛听取上帝神谕，即便可能，也无须放弃尊严去寻找帮助。我们可以自己确定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

 

人类曾想要掌控周围的世界；而我们所取得的成功如此辉煌，以致自己也成为自身权力的目标。大胆地打个比喻：根据相对论，行星一直向前运行，而宇宙空间被太阳质量所弯曲，那么“一直向前”使它们最终又回到原处。



同样，人类技术手段的发展虽然像是在单行道上行进，一旦一种新技能被接受，它就确定下来，再不可推翻；但人类文明的进程却似乎在一个弯曲的空间里展开，技术“一直向前”，有时会将我们带回野蛮。

 

我们只是刚开始提出疑问，我希望到你的时代，问题已经清晰显露。目前，一切都被经济理由的介入所扭曲，而它们本来与此话题根本毫不相干。佩吉为政治上神秘主义的退去而惋惜，如若面对当今社会经济影响下伦理道德的可怕倒退，他还有什么说不出来的！

 

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偏离航向无异于集体自杀，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人们思考经济问题时多半目光短浅，他们只能考虑到可以立刻测算出的因素。再举个例子，又有谁能在卡车的运输成本中加入大气层被破坏（二氧化碳比例增加，臭氧层变薄）导致几百万人健康受损的因素？温室效应的后果又怎么计算？

 

关键就在于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值得商榷。面对选择时，我们的想法不该再是“每个选择的成本与收益各是怎样的”，而要想想“最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类面对问题的态度需要整个倒转过来。我想，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每个人都更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紧迫与尖锐，而这点又可以通过教育以及所有权威人士的努力来达成。

 

民主化的程度重新受到质疑。所谓民主，并非只是在城市管理方面听取大家的意见，还需要听取他们关于社会最基本目标的看法。前一项职能在一些国家（说实话是少数）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其中包括法国。而后者却很难做到，因为所提出的问题从来都没有被认真对待过。在我们的权力还很有限的时候，便满足于逐项行使它们；研究的乐趣在于投入行动。



而现在我们几乎无所不能，就有必要放弃一些；我们必须选择，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分清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吧。为此有必要提出伦理民主，它比管理民主的实行要更加敏感，要求在每个人所表示出的各种意愿之上达成人人遵守的态度。



如今对自由的定义将再也不会被采纳，因其简直将自由变成了一种任性。“别人的自由开始时，你的自由就完结了。”这一著名警句应当被一句意思相反的句子取代：“别人的自由开始时，你才有自己的自由。”因为自由应该是一种在每个人都参与讨论之后达成、被所有人接受的约束。

 

伦理民主这一目标期待的是关于一个共同核心的普遍共识，这一核心既保留着不同民族和文化的独特性，又尊重其多样性。而它只有通过对每段生命旅程意义的思考来得出，首先是对生命终结的思考，因为人人都难逃一死。



▲

本文节选自《给未出世的你》，读库出品

图片来源于网络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