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连《弟子规》都看不起举报

[一种生活]连《弟子规》都看不起举报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8-24 16:49:00
对举报、告密的鄙视,自古皆然。



文|闻韶



近来,「举报」频频成为中文互联网的热门话题。举报、告密亲友师长,隔三差五就会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引发热烈的讨论。



举报告密的行为,总或多或少的违反人们的道德直觉,就连广受鄙夷的清代童蒙读物《弟子规》都写道:「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即告诫儿童不要揭人之短、发人之私,对别人的问题,应当面好言规劝,而非背后告密揭短。



至于以之邀功请赏,或为自己利益打算,更是小人行径了。


 





事实上,对举报、告密的鄙视,自古皆然。



告密,一段儒法斗争史


中国人的伦理学祖师,当然是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他老人家就亲自发言,鄙视举报和告密。



《论语》记载,有人对孔子说:「我们那里中有个耿直的人,他爹偷了羊,他就亲自举报他爹。」孔子冷淡回应到,「我们那里耿直的人才不是这样,儿子不讲老爹的坏话,老爹不揭儿子的短,这才是耿直。」



儒家具有强烈的人伦观念,提倡基于亲缘和人情的「亲亲相隐」,这一观念也被现代中西方司法广为接受,即不得强迫亲属作证。



而与之完全持相反立场的则是法家,中国历史上的告密文化和告密事迹,也多源自法家。



法家认为,人「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是利益的动物。即便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之情,在利益面前也不值一提。统治者必须利用这些人性弱点,维护统治。



既然有如此的政治哲学,在法家商鞅当政变法之时,便设立了中国最早的举报制度——「告奸」。



《商君书》认为:如果「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君主便可明察秋毫。政府鼓励告奸的方法是「什五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赏,匿奸者罚。于是,家家户户相互监视,每个人都是政府的耳目。

 




· 商鞅画像



得益于这种对民间财力和人力的高强度控制,施行商鞅之法的秦国也很快变得强大。然而,商鞅本人在被诬告谋反后,所有人都害怕告奸连坐,不敢藏匿他,最终落网被杀,为后代留下一个「作法自毙」的成语。



关于告密的第二次路线斗争,发生在汉代。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术」不过是「法术」的幌子。武帝时,连年穷兵黩武,国库空虚。于是,武帝颁布了「算缗令」。「缗」是穿铜钱的绳子,一千文铜钱叫做一缗。所谓「算缗令」,即要求富商报备财产,主动缴纳财产税为国解忧。



然而,富商并不合作,于是,汉武帝再下「告缗令」,让百姓相互检举揭发隐匿财产,并且将被检举之人的半数资奖给检举之人。



结果不难想象,汉武帝得钱数目巨大,但「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战国以来的豪商巨贾从此消失殆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商业的巨大打击。



武帝临终前,将幼子托付给四位大臣,四大臣无一是儒生。而后,霍光把持朝政数十年,昭帝死后,又立流落民间的卫太子之孙为汉宣帝。

 




· 汉宣帝名刘病已,是卫太子之孙。巫蛊之祸时,宣帝尚在襁褓,被人救下,于民间长大,后被霍光迎回宫中为帝。配图摘自《连环画:宫廷奇案(6册)巫蛊之祸》



但等霍光一死,年轻时游历长安市井,遍查民间疾苦的汉宣帝就改旗易帜。地节四年,汉宣帝发布了「亲亲得相首匿」的诏令: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也就是说,虽然不举报就连坐的制度没有废除,但不举报亲人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也是诚爱仁厚的表现,要予以豁免。既然父子如此,那师生、君臣自然也如此。



此后,儒家终于占了上风。到东汉时期,在黑暗势力压迫下不举报,不告密,已经超出了家庭伦理的范围,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



东汉晚期,宦官、外戚相继专权,引起士大夫的不满,而士大夫的抗议,随即引发朝廷的高压,即所谓「党锢之祸」。然而,社会各界却不畏连坐,纷纷保护被朝廷迫害的政治犯。



名士张俭被人陷害逃亡,困顿窘迫,看到人家就投宿,人们都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甚至上门缉拿的官员都放他逃跑。结果,「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但这种不畏朝廷强暴的风气,却得到后世史书的高度评价,传为美谈。

 



· 「望门投止思张俭」,因晚清变法义士谭嗣同的绝命诗而成为著名典故



第三次关于告密的儒法之争,发生在儒学兴盛的宋朝。



宋真宗曾问宰相李沆,人人都向我秘密奏事、打小报告,为什么你没有呢?李沆回答道:「公事就公开说,为什么要秘密报告?下属打小报告,非谗即佞,我最是讨厌。」



宋代有相对独立的台谏制度,可以监督君主和大臣。但有一次,有谏官手持大臣私下的书信向宋仁宗举报。仁宗「恐开告讦之路」,让谏官将信件带回家之后烧掉。



后来,宋仁宗要求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衙门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这可能是最早的关于通信自由的立法之一了。



到了神宗王安石变法时期,新党主张变法强国,而旧党则是担心伤农害民。新旧两派党争不断,告密之风再次出现。

 




· 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虽然是当时公认的儒学家,但具体政策有很强的法家色彩,比如几乎复制了汉武帝当年的「告缗法」,引起反对甚多



同情旧党的苏轼在接待来访官员沈括之时,做了几首唱和之作。但沈括详加解释,从苏轼的诗里解读出了苏轼「心怀不满」,「大逆不道」。



沈括的这次举报虽然无果,却给了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灵感,他们仔细的找寻了苏轼诗集,断章取义、罗织罪名,最终令苏轼下狱,造就了大名鼎鼎的乌台诗案。

 




· 「乌台」即御史台。苏轼被捕至御史台狱中,依其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被释放后,有人总结了相关材料,编成《乌台诗案》一书



苏轼身在狱中之时,许多大臣为他上疏求情,并严厉的攻击了告密一事,认为告密是小人所为,从言论中上纲上线罗织罪名更是卑鄙的行为。最终,苏轼免死外放。



随后的南宋也更加严厉的惩戒告密者,绍兴二十五年,曾有九人因为告密或者鼓励告密而被历史评价并不高的宋高宗革职。



虽然告密文化从来没有停息,但历史的审判从来不喜欢告密者。



告密为什么讨人厌 


有人或许会认为,儒学不过是腐朽的学说,他们反对告密,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过,人们讨厌告密,从来不仅仅是出于文化或意识形态。



理由很简单,在大举报时代,每个人都活得没有安全感。



汉武帝时期,「告缗令」一下,人人彼此防备。豪商巨贾自不必说,连中人之家都家破人亡。告密者能得一时之利,但一旦富起来,财产安全也全无保障。一个人人受害的时代,老百姓为什么要喜欢?



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举报霍光族人意图谋反,因而发达显赫,但也因为被养马小官举报而被腰斩。

 

唐代武周时期鼓励告密。鱼保家上书制造一种叫「匦(gui)」的铜箱,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信箱。很快,有人往匦中投书一封,密告鱼保家曾经为造反之人制造兵器。于是,鱼保家被当街腰斩。



除了铜匦外,武则天还为告密提供公费资助、报销差旅费,如果举报成功,则立刻授予官职,如果告密不成,也没有任何损失。一时之间四方告密者蜂起,酷吏四出,人人自危。

 




· 影视剧中《大明宫词》中的武则天,登基之后对文武百官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要听话」



而且,一个鼓励举报的时代,往往也是一个政治高压、社会氛围压抑的时代。



信佛的武则天曾严禁文武百官杀生。曾经有人老来得子,宰羊庆祝,第二天便被人告到了武则天那里。如果你的邻居每天盯着你的锅里看有没有油花,还随时准备告到衙门,你多半不会太开心。



以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为公众所熟知的明代,在告密问题上做得尤其过火。



晚明时期,特务政治横行、告密之风炽盛。于是,当时的文化政治精英们,不是同流合污,便是担惊受怕,否则只能放浪形骸醉生梦死,社会风气异常诡异。



明世宗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靠特务政治控制朝政。嘉靖帝死后,当时的名士赵贞吉如此痛批高压政治下的诡异风气:

治道由人心维持,人心由士气兴起。今士气委靡成风……以言不出口为淳厚,推奸避事为老成,员巧委曲为善处,迁就苟容为行志,柔媚卑逊为谦谨,虚默高谈为清流,论及时事为沽名,忧及民隐为越分。居上位以矫亢刻削为风裁,官下位以逢迎希合为称职,趋爵位以奔竞辨谀为才能,纵货贿以侈大延纳为豪俊。世变江河,愈趋愈下。


明末宦官魏忠贤当政,曾经害死名臣杨涟。中书吴怀贤在家中读杨涟的文章表示赞叹,便被为家奴举报,魏忠贤便诛杀吴怀贤,并抄了他的家。

 





· 魏忠贤因明熹宗宠爱而专权,在其势力如日中天之时,为讨好他的大小官员在京内外为其修建了无数的生祠,甚至曾有人提出要以魏忠贤配祀孔子,称「其功不在孟子之下」



《明史》记载,曾有四个人密室夜饮,一人喝醉后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还没骂完,就有人破门而入抓了四人带到魏忠贤府上,骂人者立刻被大卸八块。其余三人吓的肝胆俱裂。



至于清代大兴文字狱,师生亲友之间彼此举报,更是多如牛毛,不可胜举。



武周时期外姓女皇当政;朱棣以下犯上得位不正;太监篡权窃位;清前期异族入主以少驭多。因为深刻的合法性危机,这些人必须以特别的高压保证反对者三缄其口,只能在正常体制之外,另辟告密这一条蹊径。



特务政治和告密政治,必然是要破坏的已有的社会结构,而自然形成的血亲、朋友、师长、同僚等社会关系,则必然成为被利用的对象,或被打破的壁垒。



举报的现代性


在告密制度的建设上,古代中国远远领先于西方。不过到了激情燃烧的革命年代,西方的举报文化迅速实现了弯道超车。



无论东方西方,古代的告密大多集中于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官员身上。但到法国大革命爆发,人生而平等之理念深入人心,而顺理成章的是,每个人的反革命言行,也都值得平等的认真对待。



雅各宾执政时期,为了保卫革命,举报和告密成为公民的头号美德。举报是揭发潜在敌人的重要武器,只要被举报,革命法庭可根据证言即刻定罪,将犯人推上断头台。然而,今天将别人推上断头台,明天就会被别人推上断头台。

 




·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



此后,这种举报方式被广泛复制传播。



苏俄革命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一遍,许多人向组织密告党员私下的言行。而后,在1925年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是否应该告密的问题引发了争论。



「告密」一词毕竟太猥琐、阴暗,实在不上台面,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于是问题便得到了完美的解决。



1932年,12岁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向苏联政治保安局(即后来的克格勃)举报了父亲特罗菲姆,三四天后,特罗菲姆被捕,最后死于北极地区的劳改营中。紧接着,「大义灭亲」的帕夫利克莫名其妙死在了森林中。



于是,帕夫利克被宣布为「少年英雄」,所有的青少年被教育要勇于告发「阶级敌人」,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

 




· 苏联宣传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

 




· 帕夫利克的铜像。苏联儿童想加入少先队,必须在帕夫利克的塑像前宣誓,然后齐声高唱队歌,队歌中有句歌词便是「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看齐」



人人告密的苏联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譬如在东德,告密蔚然成风,据说每六十人中就有一人是当局的情报员。



一个意料不到的影响是,留学苏联的蒋经国学会了告密政治。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人质生涯之后,蒋经国离开苏联前,特意写信告发了斯维德洛夫斯克市和工厂同事的「反党言行」。



国共内战期间,蒋经国奉命到上海任经济督导员,专门打击贪官污吏,设立「人民服务站」,让老百姓告密。退守台湾时,则大肆发动白色恐怖,检举告密无处不在。

 




· 台湾关于检举的宣传画



在台湾的保密防谍时代,学校强制教唱「检举大匪谍,有功又有钱,奖金真正多,银元有六千。你不检举他,他要把你害,匪谍最可恨,检举莫留情。」少年英雄帕夫利克的影子隐隐可见。



现在,让我们回到《弟子规》。



为什么《弟子规》反对告密揭发?在《弟子规》所做的清代,中国人已经经历过一轮又一轮的告密政治。即便是《弟子规》这样乡下秀才编写的儿童读物,也知道告密举报是不道德的,要求儿童维护人情伦理,保护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们时代留给下一代人的教导,还能连《弟子规》都不如吗?





参考文献:

1. 曹龙虎:《走向权力的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研究》,南京大学2011年

2. 郑异凡:《苏联共产党历史上的“告密文化”》,《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

3. 何仁勇:《青年蒋经国为何加入苏共》,《同舟共进》2012年第8期

4. 《告发父亲的苏联“少年英雄”》,光明网,2005年12月

5. 张鸣:《人为什么会热衷告密》,腾讯大家2016年

 

 

来源:大象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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