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张宏杰 | 《万历十五年》背后:黄仁宇的传奇人生

[读书]张宏杰 | 《万历十五年》背后:黄仁宇的传奇人生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8-23 16: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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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宏杰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生于辽宁。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就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著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等。曾在《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总撰稿。



      

一纸风行三十年的《万历十五年》,在大陆一发行便引起轰动。黄仁宇,也成了“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但是它的“现象级爆发”背后,却隐藏着许多坎坷。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包括黄仁宇自己。



黄仁宇先生

一波三折的出版历程


1976年,五十八岁的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用英文完成了一本书,取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这本翻译成中文时名为《万历十五年》的书后来被评论为一部充满激情、才华横溢的作品,作者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


黄仁宇四十八岁才入行历史学界,个人作品不多,已近六十花甲的他急需出版一本有分量的作品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因此这本书是他调动一生的经验和思考,精心果力全力以赴的作品,寄出书稿的时候,他充满信心。他认为这是一颗重磅炸弹,将在世界史学界引发一场巨大震动。


然而他收获的,却是美国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退稿。


祸不单行,就在这本书屡遭退稿的过程中,1979年,黄仁宇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被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辞退。他在回忆录《黄河青山》中说:


一封1979年4月10日由校长考夫曼博士(Stanley Coffman)署名给我的信如下:“你的教职将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你的教职之所以终止,是由于人事缩编所致。”



这是一个突然的打击,黄仁宇完全意想不到,因为到1979年春季为止,他已在纽约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黄仁宇在回忆录中说:“我被解聘了。这是侮辱,也是羞耻。”



相对羞耻,更为难以承受的是经济问题。他的生活陷入朝不保夕的境地。就在被解聘前不久,因为在欧美出版无望,黄仁宇干脆自己动手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定名为《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出版的机会。


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几经讨论和反复,终于在三年后,也就是1982年付梓出版。有意思的是,也许是因为作者的籍籍无名,书的封面上竟然没有出现黄仁宇的名字,只有题字者廖沫沙的名字。


接到样书后,已经六十四岁的黄仁宇心情非常激动。虽然他也指出:“封面上……没有作者黄仁宇的名字,在设计上似欠完善。”但是接下来,他还是在信中一再对中华书局表示感激。他说:“大历史观容作者尽怀纵论今古中外,非常感谢,应向执事诸先生致敬意。”


出乎意料地走红


一开始,谁也没想到这本书能够成为畅销书,包括黄仁宇自己。为了证实他的激动心情,黄仁宇在这本书刚刚出版时表示,虽然他经济上处于困窘之中,但“不受金钱报酬”。因为 “国内作家多年积压书稿亦望付梓,《万》书与之争取优先出版机会,故暂不收稿费及版税”。


后来中华书局向黄仁宇赠送了200册书,以充稿费。然而这本为了“统战海外知识分子”的书上市后,市场反响居然非常好,第一次印刷2.5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在读书界引起很大轰动。后来三联书店拿过这本书的版权,将它作为“黄仁宇作品系列”中的一种出版。


虽然没有做任何营销,但是《万历十五年》还是迅速成为大陆最畅销的历史著作,迄今销售已经数百万册,成为现象级出版物。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台湾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



从此,黄仁宇的作品在海峡两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盛的历史学家,甚至都不用加“之一”二字。


而《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也在屡屡碰壁之后,在他被大学解聘后的第二年,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黄仁宇的期待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这本风格独特的书立刻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如今,这本书已经一纸风行三十年,坊间甚至有“不读万历十五年,读遍诗书也妄然”“生平不读十五年,就称明粉也枉然”的戏语。《万历十五年》已经成为了一种流行阅读的符号性读物。

反转:天时地利人和


为什么这样一部最初不被看好的作品,后来在中国大获成功呢?


首先这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迅速定于一尊,对历史形成一系列固定的近乎公式化的解释,比如五阶段论、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动力论等。历史学界越来越呈现一种僵化、沉闷、压抑的局面。  


而《万历十五年》的出现,如同在沉闷的房子里打开了一扇窗户,让刚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中国文化界呼吸到了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人们不约而同地惊叹:“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


其次,这本书的畅销更与黄仁宇独特的叙事策略有关。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开头: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这段叙述文学感很强,在平淡不惊中透出一股深沉广阔,是一个不逊于许多文学名著的开篇。


黄仁宇选择了明朝万历十五年,这样一个平淡的、没有什么突发事件的一年,选择了六个人物,用七篇文章来展示大明帝国,并分析它的内在机理。这六个人物是万历皇帝朱翊钧、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名士思想家李贽。

事实上《万历十五年》的叙事结构就是以一个个人物为中心,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作者把一桩桩历史事件围绕着一个个历史人物,叙述得娓娓动听。 因此,这本书成功的要点之一在于,作者能娴熟地使用文学化的手法,达到史学的目的。


作者以文学性的写法,传达的却是史识:他以1587年极为平常的一天为起笔,讲述了一个宛如传奇的历史事件,一次讹传的“午朝大典”,带出万历皇帝这十五年所一一经历过的繁琐而令人窒息的典章制度,描写了整个朝廷就是一个主要由文人管理的机构,这个机构刻板地按照祖宗不变的法则运转着,是那么的疲惫与乏味。


半路出家的传奇之路


为什么黄仁宇能独辟蹊径,写出这样符合读者口味的作品呢?这与黄仁宇的个人特质有关。



黄仁宇的人生是颇有点传奇色彩的。黄仁宇是湖南人,少年早慧,十四岁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十八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不出意外的话,他本来应该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机电工程领域大展所长。


战后他负笈美国,凭在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所修的学分,获密歇根大学录取,以三十四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读新闻,后转到历史,1954年获学士学位, 1957年获硕士学位,1964年获博士学位。


因此,黄仁宇是一个典型的“半路出家”的历史学者。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黄仁宇做过两年的工科大学生,十多年的军人,求学期间为了谋生,更是从事过多种职业,比如电梯服务员、收货员、洗碗工等。他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时,已经四十六岁,而且还是“老光棍”。直到四十八岁,他才获得稳定的社会身份,有能力结婚成家。


这样的经历,在当代历史学术界可谓绝无仅有。“半路出家”,一方面使黄仁宇的学术训练可能不够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却也使他没有被学术界学术产品的“流水线规则”所驯化,保持了强烈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半路出家”使黄仁宇终生保持了对历史发自生命深处的草根式兴趣。


“半路出家”的黄仁宇的所有思考与写作,都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息息相关,他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更是为了解决个人生命中的困惑。“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技艺而已。……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


黄仁宇本是一个个性强烈的人,为人有横绝一世的气魄,敢于冒险和尝试,要不然也无法解释他人生道路上这几个剧烈的转弯。因此,从事历史研究后,他一心要解答困扰他自己的最大问题,也是困扰那一代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即中国与西方为何不同,中国如何才能完成现代化。


掌声后的寂寥


正是“半路出家”而又“野心勃勃”,导致了黄仁宇的毁与誉。黄仁宇的作品当然不是没有问题,有些地方存在很严重的硬伤。但是,他的洞察力、悟性、归纳能力、综合能力、“通感”能力是罕见的。他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勇气,他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本领,无人能出其右。


除此之外,即使以学术圈内的严格标准去衡量,黄仁宇也是颇有一点学术分量的。他的博士论文《明代的漕运》,他获得基金支持的专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与税收》,都是被认可的有相当水准的学术著作。


学界泰斗费正清和李约瑟都对他很欣赏,特别邀请他参与《剑桥中国史》、《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明代名人传》这些重头学术著作的撰写。这都是响当当的学术履历。


如果他没有写这么多通俗和半通俗的面对普通读者的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在普通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不会受到学术界如此强烈的批评。因此,黄仁宇虽然收获了普通读者的无数鲜花和掌声,在学术界却是孤家寡人。“但在另一方面,即他的个人创作方面却显得很不幸运。无论是史学界和汉学界,他都没有多少可以平行、平等、平和地进行交流的同志,他应该是处在独学而无友的状态;他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教着一门并不重要的课程;他所进行的一些学术尝试,也经常得不到多少有力的响应。” 




本文选编自《历史的局外人》(东方出版社201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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