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科幻片《西蒙妮》（S1M0NE，又名虚拟女明星，2002，导演安德鲁·尼克尔）里面，当导演特兰斯基试图”毁坏“自己创造的虚拟女明星西蒙妮的公众形象的时候，他让她在访谈节目发表了这样一条言论：”你吃过海豚肉么？跟大蒜一起煎，那才叫做鲜美异常那！“。当然，这前后西蒙妮还被发表了包括吸烟、酗酒。支持取消枪支限制，反对移民等等充满了偏见的言论，至少可以看出在美国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里，”吃海豚肉“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行为。原因很简单，首先是动物保护主义数年来的成功建构，比如在好莱坞影片里，猫、狗和孩子是万万不能被伤害的，好比《2012》，屁民们死了一堆，男主角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救出一条狗。其次则是，海豚是如此可爱的动物，怎么能被当做食物呢？这方面极端一点就走到为大家津津乐道的《地球公民》（Earthlings，2007，导演Shaun Monson）那里去了，这除了动物保护主义之外还有素食主义的建构力量。这是讨论这部影片的一个起点。在我看来，这部纪录片作为一个文本，它在无意间耦合的东西十分丰富，尤其是放回到中文语境当中就更加的有趣。下面的分析会分别讨论美国、日本和中国语境中这部影片的不同解读。
　　
　　一、美国：有钱人的表演

　　《海豚湾》2009年上映之后便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并获得了包括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在内的8个提名和21个奖项。本片导演路易·西霍尤斯是世界公认的顶尖摄影师之一，长期供职于著名的《国家地理杂志》。就纪录片本身而言，他做的已经相当出色，不仅紧张刺激，而且煽情到位，影片后半部的海豚大屠杀段落可以说是震撼人心。如果熟悉纪录片简史和流派的话，《海豚湾》直接延续的是迈克尔·摩尔——或许是当今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纪录片导演了——的”真理电影-社会行动派纪录片“的脉络。迈克尔·摩尔式的组织素材和剪辑方式其实非常明显，典型的段落如片中对日本渔业部副部长诸贯秀树的归谬式采访，以及对日本通过收买小国选票试图恢复商业捕鲸的揭示，还有片中对日本政府勾结媒体隐瞒海豚肉中汞含量严重超标的指责（当然还有对捕鲸协会副会长森下助二的讽刺性描写），以及贯穿全片的取证行动，稍稍对比一下从《罗杰与我》开始到《华氏911》、《医疗内幕》的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作品就会发现。这是影片如此尖锐的主要原因，当然，其中也不无问题。于是还要回到文本之中。

　　《海豚湾》的主角，或者说主要的行动人物，是前电视明星和海豚驯养员里克·欧拜瑞，影片的陈述是因为他在风靡一时的《海豚的故事》中的巨大成功开启了”海豚表演“这个价值数十亿的产业，导致海豚大量被捕获，欧拜瑞因为海豚凯西的”自杀“而幡然醒悟，决定毕生致力于保护海豚。这成了影片在交代前史部分的主要内容。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影片讨论了太地町的海豚大屠杀以及背后的整个产业链和日本政府的作为。贯穿正片的则是颇具惊险浪漫色彩、堪比类型电影的深夜调查取证行动。影片成功地通过资料的展示和旁白取得了观众的认同。这当然是极有力的指控，但迈克尔·摩尔式的纪录片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他（以及效仿者们）永远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并以极具诱导性的方式加以组织，简言之，你永远不可能在《华氏911》里看到布什对迈克尔·摩尔指控的回应，同时在《海豚湾》里，也不可能看到更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当地渔民对捕杀海豚的观点和解释。而有趣的是，《海豚湾》里导演从一开始就试图营造一种”当地渔民和政府、警察都是串通一气的黑道势力“的印象，既然他们不愿意说并且试图掩盖什么，那么片中不包括他们的观点在观众看来一定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就是”他们都是坏人“；其次，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样，动物保护主义已经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常识，从一开始，导演根本就没有为那些”坏人“留出反驳或者申辩的空间；而且导演还有意地安排了几个日本市民（貌似是东京人？）来证实这一常识。

　　一旦意识到纪录片仍然是一种通过有意识选择的材料构建的并非”客观“而只是看起来客观的文本，那么我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在行动主体们或者说美国人这一边，我看到的是一群有钱人——显然已经不是中产阶级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有钱人，他们有大量的电子设备和先进装备来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且很明显的是，他们并没有（至少影片并没有告诉我们）为自己的生计奔波。这说明了什么？是有钱人会更有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么？于是很明显的事情是，他们的行为更像一次有计划的表演——在对讲机、水下摄影机和录音机、伪装过的高清摄影机以及甚至”禁止带出美国“的红外线夜间成像设备、私人直升飞机和高空气球的支持下，他们完成了这场华丽的表演。

　　说到这里看起来我已经政治不正确了，其实我并无意唱反调也不是仇富，我只是指出一些事实而已。里克·欧拜瑞能每年换一辆保时捷，甚至可以提出诸如“我给你们补贴，请你们不要杀害海豚了”这样的建议，那么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和这部影片背后必须有大量的资本来支持。于是这部影片的大获成功其实跟好莱坞的白日梦原理相同，正义的中产阶级观众自己显然无力支持如此华丽的壮举（尤其现在还金融海啸了），他们看了纪录片并相信这是事实，然后流泪了义愤填膺了，感情宣泄了，于是良心被结尾的字幕抚慰了。他们或许会去捐款，但是他们或许不会因此再也不去海洋馆观看海豚表演，或者因此不会在日本旅游的时候不应景地品尝一下海豚肉。

　　所以其实仅此而已，因为《海豚湾》从一开始就占据了道德高度，通过常识系统或者意识形态系统来结构整部影片。当然捕杀海豚这件事很残忍，尤其是从影片给出的材料来看，实属虐杀；里克·欧拜瑞和他的同伴们的行动很英勇（看起来是这样）并值得敬佩，里克·欧拜瑞的有钱之后不忘报答衣食父母的赎罪心理和毕生心血很感人，但这是充分美国式的表达。
　　
　　二、日本：文化传统——是自尊还是傲娇？

　　《海豚湾》将太地町的渔业工人、警察和相关一干人等（比如那个“私人领地）描述成一群不可理喻的残忍之徒，将矛头对准以日本捕鲸协会和和歌山县政府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和太地町的渔业工人，并暗示这是政府有意隐瞒了重大公共卫生隐患。当然或许事实的确是这样，也有可能并非如此。其实实现这一表述的方式很简单，这些人通过种种方式干扰”正义“的摄影机和正义的美国人，作为观众而言，镜头的道德性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这又是个纪录片本体的问题了，前面讨论过一点，这里不再赘述。影片中对日本的描述基本上与《菊花与刀》定的调调很像，简言之是美国人试图理解日本人的想法而不能，于是需要一些简化的表述。然而日本脱亚入欧这么多年，日本文化仍然是西方文明或曰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异己，这是个大问题了。记得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还有个颇有趣的八卦，韩国人在被抗议吃狗肉的时候说我们的邻居日本人还吃鲸鱼肉呢你们怎么不说他们。这么看起来，《海豚湾》的表达是珍珠港、硫磺岛以及此后日本经济奇迹的”美国人理解不能“的一个延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句旁白也是最为中国观众津津乐道的一句旁白是这样说的：”“这与经济无关，甚至与政治无关，只不过是所谓大日本帝国的思想余孽在作祟。他们受够了西方国家，受够了他们指挥着做什么，怎么做，何时做。（据TLF中文字幕站字幕，译者Yogahu）“翻成人话便是——这群日本人纯属TMD傲娇。

　　但是这仅仅是傲娇么？或者这仅仅是一个有关”传统文化“的问题么？未见得。前文已经分析过《海豚湾》诉诸常识的意识形态表达机制，在美国中产阶级看来，或者在环境主义或者动物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看来十恶不赦的暴虐，在日本人的常识或曰意识形态之中并非一定如此。当然这只是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而言，在实践或者行动上会出现什么结果——本片已经拍摄出来了。

　　所以《海豚湾》的冲突就根本而言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分歧，而并非是是非善恶，本片在这一点上也比较有节制，虽然导演动用一切可能的视听手段加以暗示，但所用的语词也只到”大屠杀“而已。还是看看日本人怎么反应吧。google.jp检索”The cove 映画“，第一条是这个：
　　http://d.hatena.ne.jp/kanjinai/20090317/1237274630
　　（博主自己的观点在这里：http://d.hatena.ne.jp/doiyumifilm/20090813/1250170891）

　　文章很简短，但是下面的回复很有趣。（不懂日文的可以用google翻译工具来看，推荐日翻英）颇有一些人的观点是认为此片”辱日“，尤其是片中”日本黑帮“的说法。大致反对本片的观点包括这样几个：1、海豚只是跟牛或者猪不同而已，为什么不能拿来食用？2、欧美人也捕鲸用鲸油，爱斯基摩人也有鲸骨制品，为何日本人吃鲸鱼肉就不可以？3、有个人提到说导演是臭傻逼，中国的白鳍豚都灭绝了你丫为何不去抗议中国政府。（这个好玩……）。当然不少人也挺严肃地反思了一下。（最喜感的是这个：【能看懂不？ 2010/02/05 02:56 不要脸啊～！ 动不动就屠杀来屠杀去的～～～你们小日本太不和谐了～！ 面壁思过去～！ 小心被和谐！】）

　　第二条是这里：

　　http://blog.goo.ne.jp/smiledingo/e/a65c294baa73af39907c1845618e4f6d

　　博主的意见很有趣，虽然TA只看了预告片，不过确实愤得可以。文章扯到原子弹和”种族主义（人種差別）“上面来了……底下回复战得很热闹，有闲了可以看看……我是看不动了。有人揭短说Hayden Panettiere在03年被逮捕之后，获邀参演这部纪录片并获得一万美元片酬，她自己拍摄的录像每分钟卖出500美元，每张照片则卖出250美元。好罢。

　　第三条是一条新闻：太地のイルカ漁描く映画「THE COVE」日本公開を期待
　　http://www.news.janjan.jp/culture/0908/0908259279/1.php

　　imdb资料称10月21日本片于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映。至少我没看到本片在日本大规模上映的消息。这篇文章逐条列举了日本支持捕鲸的理由。

　　搜了一下其他的资料，这儿有一篇驳论很有趣：「ザ・コーヴ(The COVE)」への反論
　　http://www.tsunabuchi.com/waterinspiration/?p=1174
　　里面扯到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的问题了。

　　言而总之，日本人的反应跟我们看到”辱华影片“差不多，不仅语气，措辞都很像。在我看来，就”文化传统“说事儿本身就是个很有趣的表述。这个时候日本人强调差异性本身就是对”脱亚入欧“的一个悖反。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丫美国人屁传统都没有，你们不懂。而回到《海豚湾》里面，导演的修辞策略则是——捉海豚可以，可是那些不能表演的海豚你们就放生吧？什么，你们要吃？还说海豚数量影响了鱼类产量？扯淡吧你们？好罢，你们要吃海豚请尽管吃，但是亲爱的，海豚肉里面汞含量超标哎，你们不怕死么？我靠，你们还要吃？！不仅要吃还要骗小孩子们吃（你看，猫狗孩子的修辞出来了）？！好罢你们想死我不拦着，但是你们杀海豚也太残忍了吧（大段的渲染，染红的海水）——基本逻辑是这样的，一步步将所谓”文化传统“推向荒谬和残忍，在非日本观众看来，如果日本人还说这是文化传统，他们不是疯了就是纯粹在傲娇。但是请注意，这只是导演的表述而已。实际情况如何是我不能判断的，但是看到一个资料说太地町的人们平均寿命高于美国人平均寿命，这又说明了什么？我想日本观众的激烈反应大约是因为本片试图通过妖魔化海豚捕猎（日本人自己叫做”イルカ漁業“）来表达自己的道德正义感。传统文化这个事儿，不好说。
　　
　　三、中国：旁观者？

　　这部影片在豆瓣被打出9.6(16618人)的高分，要知道imdb评分是8.6/10（3,420 votes）[数据截至2月9日3:51]，这之间的差异就太有趣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判断是，这部揭批日本的片子替中国（网民）观众出了一口恶气，互联网作为民族主义尤其是反日的大本营不是一两天了，这个属于正常。但是有意思的是，很多观众都泪如雨下，他们已经获得了美国中产阶级观众的观看位置并分享了他们的常识/价值观——动物保护主义的。联系近日出台的《动物保护法》或者《反虐待动物法》，这期间就未必是一个简单的关系了。查了VeryCD的数据，最早Pub的《海豚湾》是11月28日，不过两月有余；奥斯卡提名2月2日公布，不过一周而已，从豆瓣的评分数据统计来看，的确奥斯卡提名有促进作用，但评分高峰是12月20日前后一周。如此，这部影片的口碑上佳必有其独到之处。我想长期以来好莱坞式的”猫狗孩子“的修辞确实起了作用，而且这部片子说的是我们的”坏邻居“，其间的旁观者的微妙心态难以一言而蔽之。《海豚湾》的激烈使得它本身成为了一个不断膨胀的话题，而似乎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部片子足够好看。
　　
　　啰嗦了这么一大篇，最后说说我的观点吧。《海豚湾》的好处是在于话题的选择、纪录片的的戏剧化剪辑，以及充分的奇观展示和感情渲染（这一点上路易·西霍尤斯比迈克尔·摩尔牛逼太多了），其中甚至有主线剧情和相对抚慰性的结局（片尾字幕），简言之是足够好看，并且着实溢出了一部影片而进入社会行动，这当然是值得十二万分钦佩和赞扬的。至于上文详细分析过的叙事策略，只能说是它能够自圆其说，一旦认识到它的整个编码系统，它不过是一个讲的十足精彩的故事而已。如果我等观众从此意识到要保护海豚，我想它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日美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以及中国观众的有趣反应，一部《海豚湾》已然不够说事儿了，不过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来源：胤祥§长笑过咸阳

    1．不被主流认可的主流化，注定会日益加剧的矛盾与冲突：从总人口三分之一的用户规模与结构来看，互联网在中国的“群众基础”、影响力和参与度毫无疑问已经主流化，但是迄今为止互联网其实并未被主流意识形态、一些社会群体真正认可和接纳。尤其是在互联网给政治、文化、价值、伦理、传播、舆情等“带来较多问题”的情况下，互联网业“被”认定的社会角色依然处于边缘地位。2010年，这方面的矛盾、冲突注定不会因为发展而融解，反倒日益突出。过去游戏、交友、情色招致的诟病多一些，而2010年媒体、社区、博客（尤其是微博客）等将招致更多监管措施；

    2．不可逆转的政治化过程：互联网、互联网问题的政治化浮现于2009年，但是2009年只是开端。2010年互联网与稳定、外交、安全、民族、名运等敏感政治问题的关系将会更加突出。既被博弈的多方利用，也被各种力量在角逐中撕扯。中美互联网冲突，以及谷歌退出风波只是冰山一角。博弈的过程刚刚开始，只要互联网继续存在、继续发展，就将不可逆转、不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

    3．针对信息安全的新措施、新体制：个人、企业、政府、国家信息安全，以及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用户隐私保护在2010年进入严打、立法、实名化阶段。实名制尤其是手机实名制全面实行，上网纪录被保存，域名注册、备案体系在清查基础上彻底整肃。在传统的针对病毒、黑客的安全管理体系之外，由域名、IP、IDC、信息等方面管理手段构成的信息安全体系逐步成型。

    4．立体治理与治理措施的制度化：互联网治理方式将向制度化、体系化转变，从2009年的抓点，改为2010年的抓面，各级各类政府部门的法规、政策、措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对互联网进行规范。这一点我以前讲过。

    5．最大障碍点：2010，三网融合依然是互联网发展的最大障碍点，尤其是互联网与电视网的融合。这不仅造成大量重复建设、投资浪费，更阻碍了网络信息化对各行各业运营效能的提高。技术不是问题，部门利益、条块分割、媒体控制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放到整个历史过程，那些人为制造三网融合障碍的人，是互联网、信息化发展乃至整个国家向信息社会迈进历程中的历史罪人，相比1979年制定1996年才寿终正寝祸害国民17年的高额电话初装费等限制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50年后做一个中国互联网、信息社会发展历程中“阻挡历史进步的10大路障”评选，“阻挠三网融合”绝对能够进入前三。

    6．认识盲区：主管部门没有认识到或者不愿意重点提及的一个问题——互联网是最大的节能减排工程，也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能源资源节约型产业，并且互联网发展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互联网自己，而是国民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效能的提高，这一点需要引起重视。都说交通是这个国家的血脉，其实网络不仅是血脉，更是经济、社会的数字神经系统。互联网是中国信息化发展、向信息社会迈进的必然路径，也是当前信息化发展的核心。在规范的同时也要多出台一些促进互联网发展的措施，尤其是要通过政策、资金、园区等各种措施创造好的环境，促进电子商务、企业网络信息化发展。

来源：网路生态 胡延平的博客

　　可喜的是，在面临互联网竞争压力时，有很多出版集团和投资人选择了积极应对，他们用“大文化”代替了“纯出书”；用地产、金融等行业的繁荣“养活”和激发了图书行业，并在其上开拓丰富的增值服务。——资本的市场机制激活了图书出版行业。

　　“进步是一种舒适的病”。也许，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顾此时的图书新规，这可能只是我们文明进步中传统行业的一次小感冒。而此时传统行业需要做的，就是不害怕，并且积极的拥抱互联网时代。

　　图书行业的主要问题是打击暴利

　　以图书出版行业为例，一场由互联网推动的暴利瓦解运动正铺展开来，而这无疑对行业发展起到了革命性作用。

　　文/姜奇平

　　出版业要坚持改革的大方向不动摇。

　　图书新规在互联网业产生的影响不亚于一场地震。图书行业在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个别商家低于成本价竞争，扰乱市场秩序。但与大趋势比，这不是主要问题。

　　图书行业主要的问题，不是要限制现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而是现代市场机制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第一不是互联网先进到了捣蛋的程度，而是这个行业还很传统，需要用现代先进生产力来改造；第二不是市场机制在这个行业已经失灵了，而是政企不分、传统经营造成的行业暴利机制，损害了民族文化素质提高这个更大利益。

　　一、图书暴利惊人，岂止一个打折了得

　　图书行业现代市场作用没有充分发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暴利的存在。实际情况是，暴利在先，打折在后。先有暴利偏离市场价值，后有打折复归市场价值。

　　在一个图书交易会上，16卷本的《中国全史》标价5980元，实际只卖610元；定价1280元的彩图版《十万个为什么》不到100元就可以成交；号称钦定的《四库全书》，精装16卷本，标价3980元，实际售价是480元；595元的《现代汉语辞海》卖117元，1570元的《中国通史》卖125元，一套《二十四史(毛泽东评点本)》定价1420元，卖120元。显然，含有暴利的价格，是偏离市场规律的；打折后的价格，才反映了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

　　据反映，江苏省沭阳县图书批发市场能买到全国各大出版社的各类图书，价格扣率都在图书码洋的15%以下，而且都是正版图书。在图书批发市场上，名家刚刚出来的书，实洋也只有码洋价的20%左右。这说明，图书暴利的情况不是一般严重，而是非常严重。

　　在规定新书网售不得低于8.5折的同时，网下市场以2.0折疯狂倾销新书，说明网下图书市场上存在惊人的暴利。

　　暴利的本质，就是价格偏离价值；打折的本质，则是让价格复归价值。在行业水平上，商品价格总是围绕价值上下浮动，偏离价值越远，打折空间越大。从个别情况看，打折也可能使价格偏离价值；但在行业水平上却不可能，因为不可持续。

　　图书行业是否偏离了市场经济轨道？到底是什么力量，可以让一个行业持续地偏离价值规律？从中，我们可以更深理解国家要求图书行业改革的合理性，更加坚定改革的信心。

　　二、图书暴利已严重到具有宏观全局危害

　　图书价格虚高和暴利的问题，由来已久，人们也已谈论多年。由于一直没有解决，以至成了学者们纷纷研究的热门课题，学术刊物上可以见到《图书价格过高的问题研究》、《关于我国图书价格虚高的思考》、《我国图书价格为何高》、《图书价格虚高的冷思考》、《图书价格应该抑高促低》、《必须从源头上整治混乱的图书价格》等论文，甚至发展成硕士论文研究主题，大有形成一个学科之势。可见图书暴利现象，已成为一个真正问题。

　　据浙江财经学院胡丽丽2009年6月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 “从1984年到2007年的24年间，图书价格上涨了1237% ，而同期物价指数仅上涨220%，图书价格上涨幅度高出物价指数1017个百分点”。“近些年来，图书销售量逐年下降。产生这种结果虽然有多种原因，但图书价格持续多年的上涨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事实胜于雄辩，图书价格指数偏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甚远，说明图书暴利已不是一个书商两个书商、一个出版社两个出版社的问题，而是涉及行业全局的现象。《价格法》要求经营者明码标价，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牟取暴利。

　　图书暴利严重影响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

　　“真是太离谱了，一套书，差不多要了一名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爱好读书的杭州翟先生说。图书价格虚高，已严重到影响了中国人的阅读状态。胡丽丽发现，尽管我国人民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人均购书量却从 1985 年的 5.93 册下降为 2004 年的 4.98 册。

　　一位读书人尖锐指出，“普通民众因书价虚高，买不起书，致使他们少读书，已实实在在地在影响我们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图书价格的虚高，特别图书零售价高得离谱，已经叫广大民众及读书人望书兴叹的程度，影响到国民素质的提高及文化事业的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鲁迅之子周海婴还专门建议推广普及本和“廉价书”，将虚高的书价降下来，使更多的人享受到知识的阳光。

　　三、暴利难除有两个重要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图书暴利难以消除，有两大原因，一是发展方面的原因，在于行业发展方式太传统，中间环节交易费用过高；二是改革方面的原因，在于行业竞争不充分，寻租空间过大。

　　1、图书暴利与传统工业化形成恶性循环

　　图书行业长期以来顽固坚持传统工业化道路，使交易费用居高不下。图书暴利是粗放经营，违背科学发展观造成的恶果。

　　据介绍，一本《尖兵题典》定价15元，成本不到3元，中间转手两次，中间商“雁过拔毛”，摊主只卖5元还能赚5角。据业内人介绍，由书商运作的图书，批发价会低至四折。以四五折价格拿到图书的一级批发商，再以五六折的价格向下一级图书批发者批发，最终小零售商的进书价格会达到七八折。

　　高码洋、低折扣，成为一种普遍的竞争策略，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怪现象。折扣大战造成恶性循环，推动图书价格上涨。

　　从江苏省沭阳县图书批发市场上的情况反馈看，书价的85%以上的毛利润都给了零售商和中间环节。就是说，零售商的毛利润是500%至900%的暴利。

　　据胡丽丽介绍，出版一本图书，扣去成本，出版社的利润约占 10-25%，批发商的利润为 20-40%，零售商的利润在 10-35%，这就是说一本书的流通利润高达 70-75%。

　　网上售书，对图书暴利，是一个沉重打击。利用互联网先进生产力的特点，改变了层层中间环节“雁过拔毛”的流通模式，对图书行业的传统工业化方式提出了根本挑战。

　　2、图书暴利与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权力和非经济力量介入图书行业，使图书暴利与腐败、不正之风，产生了内在关联。

　　第一，“精品图书”成为腐败瘟床。一位北京书商直言：“‘精品图书’价格虚高的现象严重，危害也更大。”那些动辄数百、上千元的“精品图书”，还往往助长了腐败之风。因为价格不菲的“精品图书”主要面向公款消费，被当做一种“高雅的礼品”，迎来送往。图书暴利为回扣中的钱权交易提供了条件，是腐败的一个诱因。腐败推动暴利，暴利诱发腐败，形成恶性循环。

　　第二，中间回扣，助长行业不正之风。一些图书中间环节，如征订机构，要求出版社返还一定码洋比例返退书款，而且不开发票。这种行业不正之风，与图书暴利互为因果。

　　第三，买卖书号，垄断经营，成为图书成本虚高的一个原因。一个书号的机会成本在1万元到5万元不等，在垄断书号、竞争不充分的经营条件下，相当一部分转嫁到了图书价格之中。

　　互联网售书以价格透明见长，使回扣无处藏身，对于抑制腐败，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四、互联网是推动图书行业改革发展的健康力量

　　互联网在推进图书行业的改革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有利于改变行业落后的发展方式，二是有利于改革，通过利益透明化，推动公平竞争。

　　网上售书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要看站在什么立场看。互联网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改造传统产业和推进市场改革过程中，必然触及传统工业化及其利益格局。然而站在科学发展和市场改革角度看，包括网上售书在内的电子商务，打掉图书暴利，抑制了图书价格虚高，是利国利民之举。如果想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就应视互联网为图书行业改革发展的健康力量，加以支持。

　　首先，网上售书削除暴利，是先进生产力发挥作用的结果，有利于行业科学发展。传统工业化条件下的图书销售，由于信息不充分，生产者找不到消费者，消费者找不到生产者，大量交易费用都沉淀在中间流通环节。一本书的流通利润高达70～75%，是非常不正常的；其实无非是让生产者找到消费者，消费者找到生产者，这个任务通过信息化方式完全可以逐步替代。

　　其次，网上售书创造价值，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结果。例如，在传统工业化条件下，冷门书需要打折降价才能卖出去，但是利用互联网的长尾效应，在更大范围寻找消费者，让消费者在更大范围寻找图书，有效回避了价格战，冷门书也可能卖出好价钱。同样，网售打折赢利，也与发展方式、商业模式转型有关，有其道理存在，不能简单化地把发展方式转变与扰乱市场秩序划等号。

　　第三，网上售书价格透明，符合出版社和老百姓的利益。图书价格虚高，出版社并没有真正得利，老百姓更是深受其害，得利的是传统中间环节。图书暴利，肥的是权力和中间代理商，调整图书行业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将利益还给出版社和消费者，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网上售书从客观上促进了图书行业的改革，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图书定价中虚高的成分、暴利的成分缩小了生存空间，使回扣、腐败无容身之地。

　　网上售书，到底该打几折，不能绝对化，因为首先要取决于定价合理不合理这个前提。网上售书出现高折扣，是否一定是低于成本销售，需结合图书定价慎重确定，不能想当然。例如据重庆现代书城调查，那里的图书进价平均在6折左右，现在一些小出版社出版的少儿类、文学小说等图书，批发价可能低至3～4折。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的说法是客观的：“图书作为一种商品，打折原本无可厚非，关键的是定价要科学、合理，不能违背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网上新书如果进价3～4折，打5折仍有钱可赚，非要定到8.5折，如果图书定价本身就不合理，存在虚高，不就保护暴利了吗？政策不配套，矛盾的两边只顾一边，就会象手风琴风箱只封上一头，拉起来就会漏风。

　　五、出版社与网上书店应寻求共赢之道

　　“图书新规”表面看起来，符合传统出版社的利益，其实不然。它损害了电子商务，又不利于出版社自己。网上书店与出版社其实有许多共赢的合作发展空间。

　　在我国，书店、书摊欺负出版社，已成为一种行业惯例。流通环节把书拿走，卖得出去收益归自己，卖不出向出版社一退了之，不承担任何风险。风险与收益不对称，这对出版社非常不公平。据专家介绍，日本等地的一级图书批发商虽然也以五折从出版社批书，但是经销商要承担包销风险，并为此支出不菲的广告宣传费。而我国图书流通环节，把风险全部甩给出版社不说，还严重占压出版社资金。出版社要“求爷爷告奶奶”，甚至陪酒吃饭，才能部分要回自己应得款项。互联网有助于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网上售书，实际为出版社提供了一条摆脱传统流通环节盘剥的新渠道。

　　令人深为不解的是，出版社不是寻求打破对自己不利的行业惯例，反而支持传统流通环节压制网上书店这一潜在盟友。如果排除出版社内鬼因素的话，只能理解为传统思维害死人。《图书公平交易规则》虽然对结算环节作出了具体规定，但对出版社的利益，其实并没帮到点子上。因为力量对比大格局不变，小账是没法算的。只有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对不合理力量格局的基本面产生实质触动。

　　图书行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摒弃传统工业化思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前提是思想上不要抵触科学发展观，不要抵触市场经济。

　　第一，出版社要解决“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基本问题。简单算一笔账就可以知道，如果出版社根据实际条件逐步过渡到与网上书店结盟，甚至自办网上销售渠道，同样卖出书，节省流通环节30%的利润，10%分配给出版社，10%让利给消费者，10%留给信息化环节，这将是一个以新流通方式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双赢的发展模式。网上书店对出版社带来的一个附带好处，是可以提高出版社守法意识，避免被传统渠道带入《价格法》界定的暴利雷区。出版社在走向现代市场——不光是市场，而是互联网现代市场——的历史关头，算错帐会鸡飞蛋打：既传统落后，又赚不到钱。

　　第二，传统流通环节面临彻底转型。从国家角度着想，鼓励出版社与网上书店结合，走向电子商务，不是要让传统流通渠道没活路，而是要促使传统流通渠道转型升级，在双赢上再加一赢。且不说中国国情下，传统流通渠道一时半会还消失不了，在农村、不发达城市还有很大继续发展空间，就算在发达城市和将来互联网条件更好了，对流通渠道的改革，也可以选择增量改革和渐进发展。然而不转型、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转型的总方向，应是进行基础业务与增值服务的业态分离，推动图书行业从产品业，升级为服务业。

　　别的行业都有基础业务与增值服务的分离，而图书行业的整体业态还仅停留在低端的产品业形态，全行业都在耽误自己发财前程。传统流通环节从业人员，其实应整体转向服务，靠服务增值来赚大钱。例如，lulu.com做到用200美元成本印几十本书，如果用来印几十本不需书号的老人回忆录，本质就变为服务了，这个市场上有2亿多老人。再如，用征婚小说(如蒋振东《一个人住的7年》)代替名片和千篇一律的征婚启事，也是一种增值服务，有2.83亿未婚青年的市场……等等。只要向服务的方向上想，机会有的是。其次，它本来是一个典型的范围经济行业(以品种见长)，但全行业却挤到规模经济(以规模见长)的窄路上打价格战，没有充分利用和发挥互联网低成本多样化的特点，象国外图书业那样，做出小批量高增值的行业效果。例如，国外图书可以拆成章节下载来卖，我们为什么不能提供章节服务呢？只要看看国图、北图分章复印业务(本意是像防贼那样防读者复印全书)的火爆，就可看出旺盛的市场需求；又如，星巴克会想到利用煮咖啡的时间，用主题词迅速生成个性化定制的情趣书，作为咖啡的增值服务，而且3个月卖出7万多本。迈克尔·海特说：“当一个出版社脱离了市场和顾客的购物方式，那么该出版社的处境就很危险了。”图书业完全可以走出行业办行业，楼市、车市甚至超市，在一切有内容需求的地方，都可以围绕“战略化出版公司”进行重组，将决策编辑业务移到网上网下的前沿。

　　马云正确地指出了打击暴利这一电子商务发展的重大方向。打击暴利不是目的，目的一是改造传统，二是转型升级。

　　服务升级会提高附加值，产生与价格战相反的增值效果。可以说，打击暴利与服务增值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增值与暴利可能都具有高价的特征，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增值是以消费者为中心，通过差异化服务实现的；而暴利是以中间人为中心，提供消费者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说图书行业主要问题是打击暴利时，并不等于说要打击高价。图书价格该高则高，该低则低，应以市场真实需求为转移。目前老百姓收入普遍不高，提高全民素质，宜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图书；同时图书第一大市场上北京人均GDP已过1万美元，发达地区、高收入人群中，已产生了对内容服务的强烈需求，需要个性化的高价值服务。抓住服务业发展这个大机遇、大潮流，整体提升图书行业的现代化水平，比挤在传统领域你掐我，我掐你，出千子，使绊子，来得更加上档次。

　　“图书新规”规定新书网售不得低于8.5折，可能有许多小道理、局部的道理可讲，但从行业发展大局着眼，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谁在挑战传统书店？

　　“限折令”所映射出的，正是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缩影。当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遭遇互联网的挑战者时，是否还会有更多的“行规”出现？还是主动应对，积极求变？

　　本刊记者 刘佳

　　“这显然是传统图书零售业对于互联网零售业的博弈。”谈到不久前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中的“限折令”，互联网资深专家吕本富如是说。

　　“对出版一年内的新书，进入零售市场时，须按图书标定实价销售，网上书店或会员制销售时，最多享受不低于8.5折的优惠幅度。”这是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制定并颁布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下文简称《规则》)中，对于零售图书的“限折令”。然而，自颁布以来，这一规定除了遭到图书消费者的质疑之外，并未对网络书店带来多少“制约”。

　　就在《规则》颁布之后，一向以低价作为销售策略的网上书店，“价格战”甚至愈演愈烈。不久前，卓越网推出了一系列“秒杀”活动，众多近期新出版的图书以超低价格出售，《蜗居》、《裸婚》等畅销书给出了85折以下的价格。而当当网也不甘示弱，在“年度巨献”栏目中一口气推出了数十本6.6折封顶的新书。

　　事实上，随着网络销售模式的全面兴起，这种迎合了年轻人口味，大幅压缩了中间成本的模式，无疑让读者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同时也有效降低了公众的阅读门槛。对于传统图书销售而言，这是一场悄然进行的变革——以当当、卓越亚马逊为代表的网络图书零售的崛起，令传统书店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在新的游戏规则面前，传统行业如何应对互联网新经济的挑战？而引导“图书公平交易”的行业规范，究竟是在促进图书市场的良性发展进程，还是对未来零售业趋势的违背？

　　为什么85折？

　　威尔·鲍温的《不抱怨的世界》中文译本标价24.8元——在西单图书大厦，如果你只买这一本书，需要原价支付，如果你买够200元的图书，就可以办一张95折卡，买够1000元可办9折卡；在中关村图书大厦，花1元钱就可以办一张打8折的会员卡以；而在网上书店当当和卓越的价格则在6折左右，你所需要做的只是花3分钟时间注册，选好购买的图书，提交订单，第二天书就会送到你面前，在这过程中，基本不存在交易风险，甚至不需要你支付快递费用。

　　同样的一本图书，在大部分实体店要全价，为什么网上书店可以卖到65折？在传统图书行业，一本图书牵扯哪些利益纠结？而网上以低于85折出售的书是否价格偏低呢？

　　在采访中，国内某出版社财经图书策划人荣春献告诉记者，一本新书出版社给二级批发商或者网络书店至少要5折以上才有利润可言。而一般出版社对于网络书店和传统书店的发行政策没有不同，折扣和回款周期等完全一样，折扣大致在55折到65折之间，出版社的利润在10%～20%之间浮动。

　　而网络书店3-4折的图书，主要来源于大型正规出版社的过季、库存图书，特价图书市场以及部分民营书商所出版的作者自费出版的图书。这也意味着，网络书店向传统书店发起挑战，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网络书店拿到更低折扣的图书，而是在于凭借其自身便捷、压缩成本的优势，让人们传统的购书习惯在不经意间发生转变。

　　相比之下，通过传统零售渠道进行销售的图书，除去批发商和零售商15%～25%的回扣，再扣除实体店的水电、房租、库存、人力等成本，书价折扣自然降不下来。据计算，一本正规渠道销售的正版新书，如果打7折，书商会面临15%到20%左右的亏损。

　　根据发布方的说法，《规则》之所以规定折扣的条件和范围，其目的是真正治理当前图书市场中泛滥的“价格战”问题。但我们不难看出，当前不少网上书店的新书以低于定价的85折的价格零售，并非盲目恶性的市场竞争，也并没有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排挤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而网上书店零售的新书价格虽在8.5折以下，但是利润空间仍然存在，不是无利经营，更不是亏本经营，而是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进行薄利多销。

　　对此，吕本富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新书的定价权应该是商家谁经营谁定价，不需要搞特殊化。既然定价能卖的出去，就说明商家能够承受这个成本，不一定非要85折。”

　　“保护伞”下的垄断

　　《规则》公布后，当当网曾对其可操作性提出诸多质疑：“书的种类非常多，当当网在售图书有60万种，每天都有新书上架，大家是统一时间调价还是自行逐步调整？目前通行的畅销新书的折扣比较低，地面店也是如此。所有图书不论什么品类都要统一折扣吗？对于不执行限折令的企业有什么处罚方式？ ”而卓越亚马逊的表态是，需要和《规则》公布方保持沟通，期待更具体的、可行性的实施细则。

　　“限折令”的出台更多是从传统书店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社人士如是说。当图书市场线上线下冲突日益加剧时，图书新规是否真正维护了公平的行业竞争？我们需要打一个问号。

　　实际上，由行业协会制定的《规则》从性质上而言更靠近行业规范。尽管规定的相关处罚相当严厉，但这些处罚是否具有约束力尚且未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型网络书店的新书的价格仍然稳定在六七折之间。

　　而针对《规则》中的一些提法不够明确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主编汪耀华表示，“假定世上只有供货商和经销商，那么就得先把二者界定清楚。针对一本书而言，供货商有无数个，经销商可能更多，转手批发更为市场增加了复杂性。”

　　而北京市消协、北京市律协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的有关人士认为，《规则》违反了《反垄断法》多条规定。根据《反垄断法》相关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以“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为内容的垄断协议，而《规则》通过行规形式设定了统一的市场销售商品最低折扣限制，变相统一了经营者商品的最低价格，使经营者借助行规形成协同行为，达成在价格方面排除、限制竞争的默示协议、决定，涉嫌价格垄断，同时也侵犯了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不仅如此，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也有自己的苦衷。现金流的及时回款对出版社有着重要的意义，某出版人士透露，大型网络零售商有较强的渠道和销量，因此回款非常快，而传统的图书代理批发商以及书店长期拖款现象非常严重，而且，不少在传统渠道中被无条件退回的库存图书，却还可以借助网络书店重新吸引一大批消费者。

　　“传统书店不仅新书不打折，也不给出版商让利，更不给消费者让利，这样一来就成了保护中间图书分销商的利益，本质上还是过去的垄断在作怪。”吕本富说。

　　而广大的读者对于《规则》的反应业几乎是“一边倒”。“这个规定并不利于读者的消费，网上书店一向是以低价和服务吸引读者，只要坐在家里，几步操作，花很少的钱就能享受送货上门的服务，但是一旦《规则》实施，读者显然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不排除有一部分选择网络读书，或是彻底远离正版图书，倒向盗版书籍。”一位热衷网购图书的用户如是分析。

　　暴利不止，矛盾不止

　　事实上，“限折令”所映射出，正是互联网行业与传统行业之间矛盾冲突的缩影。当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遭遇互联网的挑战者时，是否会有更多的“行规”出现？还是应该主动积极求变？

　　价格必须尊重市场。商品的实际成交量，基本上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任何商品，无论全价、85折还是更低的折扣，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在力图将价格无限地趋近实际价值，如果价格虚高，折扣自然会挤出水分。

　　对于传统销售而言，这是一次革命。这不仅仅表现在图书行业，其它商品的销售模式也同样面临网络营销的竞争。而从图书的案例中推而广之，不难看出，网货的高折扣所触动的，正是行业暴利的奶酪。因此，治理某一行业市场无序的价格战，关键不是在于限制“低价”和“打折”，而是取决于商品本身价格过高的问题能否得到根本性解决。

　　以图书出版为代表的不少传统行业，都接近高利润行业，中间商的高额利润则转嫁由消费者去承担，而高得离谱的标价，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举个例子，一套翻版前人作品的《资治通鉴(全18卷)》标价680元，按《规则》则最低不能低于578元，如此天价显然远远高于其成本价值，这也是民营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在大范围折扣后仍旧有利可图的一个原因。

　　公平公正的市场，需要的是价格回归理性。做到这一点，不论线上还是线下的商品销售，打折自然会更加趋于合理。而对于传统零售行业而言，与其抵制互联网，不如拥抱互联网。以美国最大的实体书店B&N(巴诺书店)为例，在几年前遭遇Amazon的冲击时，B&N也曾给出版商施加压力，抵制折扣，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没有可持续性。而当B&N自己也开网上书店时，其网上书店在全美销售位列第二，与Amazon形成了更为有效的竞争。当互联网削除各行各业暴利成为一个趋势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前进的步伐。

　　出版的资本流与产业梦

　　一部图书新规，当其折射出与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意见向左时，将成为怎样的搅局者？

　　本刊记者 童妮燕

　　2009年7月29日，当深圳达晨创投等5家战略投资者与中南出版传媒签署了4.55亿元的注资协议时，他们大概没有料想到创投界对其的呼声。“其或成就出版传媒整体IPO第一股。”当时的主流财经媒体是以这样的评论投注的。

　　而其后，创业板在中国市场的全面启动，更让达晨们离这个期许靠近了一大步。紧接着，中南出版传媒的上市辅导工作和申报材料准备工作全面启动，加之近日业绩逆势上涨，一路飙升，如果一切进展顺利，达晨在这次资本运作中的成功退出将指日可待。

　　当然，达晨并非如此“急功近利”，就像之前在媒体面前所言，其认购的股份锁定期“不少于中南传媒上市后3 年”。

　　融资，上市，然后自己做投资者，将产业推向多元领域。俨然，这已成为出版行业的部分改革先行者们最乐于选择的资本路径。

　　资本运作

　　2009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逆势增长。全球经济寒冬中，中国图书销售增长20%，新媒体出版增长40%，出版传媒产业产值增长40%、投资增长36%。出版业的增长势头在200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也得到了印证。订货码洋同比增长18%、图书馆采购同比增长26%；甚至主打经管类图书的中信出版社，上半年的销售额就实现了同比增长40%。

　　产业强势增长的同时，资本市场也吸引着越来越多出版传媒企业竞相加入。继1999年后，传媒出版产业再次掀起新一轮直接融资热潮。2006年10月上海新华传媒借壳成功上市，成为出版业内的首家上市公司；2007年5月四川新华文轩在香港上市，成为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发行集团；2007年12月21日，号称“中国出版传媒第一股”的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募集资金6亿多元。2008年6月29日，出版传媒又整体收购上述三家出版社。

　　而据悉，除了在A股上市的时代出版和出版传媒外，包括世纪出版、凤凰出版、湖南出版在内的国内几大出版集团均已明确提出了上市愿望。

　　2010年初，业界传来中国出版集团的上市日程。“目前，我们的上市工作已全面启动，各项股改上市工作正在全面推进，按照计划，今年实现在A股上市。”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王俊国透露。

　　作为“国字号”的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的上市一直是业界的焦点所在。

　　2002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12家出版发行机构，从原政府主管部门剥离出来，组建了中央级的大型现代化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随后，中国出版集团整体转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公司旗下拥有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显赫的成员单位。如此一个庞大的集体，如何上市就成为问题的关键。2008年，曾传出中国出版集团整体上市的消息，但之后，“分立”上市又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途径。

　　目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已经组建三家股份公司——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荣宝斋股份有限公司和人民音乐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直接投资热潮下，出版业的改制重组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2006年12月，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对中国和平出版社进行改制重组，江西出版集团出资80%，控股中国和平出版社，2008年3月，由江西出版集团控股并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揭牌。作为中国出版业兼并重组的第一例，它在打破地域和部门界限、实现产业内资源的重组和整合、形成跨地区的出版集团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据清科分析师段宁宁认为，随着出版业政策性拐点的显现，出版业蕴藏的巨大VC/PE投资价值也将进一步释放。2010年1月由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即2010年“1号文件”被业内诠释为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出版产业将来的发展勾勒出了一幅蓝图。

　　在此政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私募股权基金将目光投向了传媒行业，据资料显示目前国内至少有十二家私募股权基金——包括中国建设银行支持的一家基金——正募集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人民币基金，以投资于媒体出版相关行业。

　　推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已成为2010年传媒改革的一大重点。

　　战略投资者

　　“我们想到了一个新的战略定位：努力成为全国性的产业战略投资者。”

　　2009年，中国出版业诞生了首家资产、销售“双百亿”的传媒出版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而对于集团未来的定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谭跃坦言。

　　在出版界，似乎很少有企业再愿将自己仅仅定位于出版——仅靠出版挣钱。甚至有人直言不讳，仅靠出版挣钱？那无异于找死。显然，这已是穷途末路。

　　“我们当然以出版、发行为主业，但我们不能缩住手脚，比如搞文化地产，以及金融领域，现在我们几乎在金融的全部领域都做了投入，信托、保险、基金、银行、证券等，我们是江苏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南京证券的第二大股东，这些都会给我们稳定的收入。”谭跃坦言，凤凰出版现在的主业中，出版发行占到85～86%，可利润很少，集团利润大都来源于其他方面。

　　以凤凰出版的文化地产项目为例，实际是两个核心概念，一是具有文化气质商品房的开发，顺应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盈利点，会持续做下去；第二更重要，要建文化消费的终端网，比如书城建设。书城建设作为凤凰出版结构调整的重要部分，在台湾有很好的先例。 台湾诚品书店里，两层楼是卖书的，其他四层都卖其他产品，可是在市民心目中，它的定位是书城，而不是其他商城。

　　但遗憾的是，这样的战略投资构想，出版业的尝试还不多。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讲，有聚焦的多元化路径无疑是分散风险的好办法。而从产业进化的角度看，这也是出版行业未来的方向。“由产品转型为服务，或者说多元化战略，这几乎是每个行业都在做的路径选择。反而是出版业一直比较保守，还徘徊在产品竞争领域。”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

　　有了文化产业投资者的战略定位后，实现的路径仍然是个复杂的话题。出版业的资本运作方向，决定了这个行业市场化基础。而这样看，一纸图书新规和限价令，其折射出与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意见向左时，将成为怎样的搅局者？

　　进步是一种舒适的病

　　对于整个生态链条的业态转变，传统出版业应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还是看做一种“舒适的病”，从产品与增值服务的双边市场寻求出路？

　　本刊记者 孙泠

　　傍晚时分，伦敦最繁华的商业街——皮卡迪利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面积超过10000平方英尺、上下五层的水石书店(Water Stone)里灯火通明，巨大的玻璃橱窗里挂满了“减价”、“买二送一”的广告牌。

　　作为英国最大的连锁实体书店，水石书店正在经历着来自行业内外的严峻考验：不断上升的店租和员工工资、微薄的利润、几乎停滞的增长，成为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而身边同行的纷纷倒下，更让水石感到了传统图书零售的穷途末路——2008年末，拥有百年历史的英国图书零售巨头伍尔沃斯(Woolworths)倒闭；2009年11月，英国第三大图书连锁书店鲍德斯(Borders)宣布破产。相比同行的惨淡境地，更让水石头痛的是网络书店对其领地的不断蚕食。2008年亚马逊集团的全球净销售额达到191.7亿美元，比2007年的148.4亿美元增长了29%。在英国，亚马逊占据了英国在线图书零售市场80%以上的份额，成为继水石书店、W.H.Smith之后的第三大图书零售商。

　　除了掠夺实体书的销售渠道外，亚马逊还成功进军了图书新业态——电子书市场。在亚马逊2008年的财报中，传统图书和音像制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9.9%，而电子书及Kindle阅读器的增长都超过40%。

　　“可以预见，未来的几年内书业零售界将产生戏剧性的变化。读者在互联网上购买和阅读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即便是传统图书零售业进行内部整合也无法解决这种结构上的变化趋势。”前兰登书屋主席及CEO皮特·奥尔森断言。

　　出版业正在从印刷时代向数字时代加速转型。传统出版行业的生存之道是拓展图书供应——要获得增长，就要增加印量、增加书目以及分销渠道，把总量做大；但数字出版的发展改变了这种模式——基于Web2.0架构的众多免费产品，只需要嫁接在一个优秀的内容平台上，它的成功秘诀在于更为有效地满足用户需求。在图书的整条价值链上，内容提供者必须考虑与渠道、端口的对接。如果出版行业无法满足用户需求，最终只能沦为电子阅读器的一个过渡性内容来源。

　　美国现代主义诗人e.e.Cummings有一句诗——Progress is a comfortable disease，意思是“进步是一种舒适的病。”对于传统图书业来说，在传统和数字市场同时谋求发展，或者说在产品与增值业务的双边市场中寻求出路是一种业态进化，而这种主动抑或被迫的进步更像是一场“舒适的病”。

　　直面竞争：卷土重来

　　全球最大的连锁书店集团巴诺(Barnes & Noble)义无反顾的选择与亚马逊进行正面竞争。

　　2009年3月，巴诺以157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电子书阅读器制造商Fictionwise.com，并飞快的于7月推出了自己的电子书店——超过70万本的在线电子书籍，其中50万本来自Google的公共领域免费书籍，另外20万本新出版与畅销排行的电子书每本售价9.99美元。这使得巴诺的电子书在售价相同的情况下种类超过亚马逊一半还多。另外，巴诺电子书使用eReader应用程序，支持iPhone(手机上网)、iPod Touch、黑莓、普通PC及Mac机等大多数主流终端，比起亚马逊必须固定使用单独出售的Kindle阅读器更加灵活。

　　巴诺此举的目标十分单纯——超越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平台和服务提供商。

　　早在2001年，巴诺便曾开办了电子书业务，但应者寥寥，没成“先驱”反成“先烈”的巴诺在坚持了五年多后于2006年黯然撤离。殊不知这一选择令巴诺与市场时机擦身而过——仅仅一年半后，亚马逊推出的电子书阅读器Kindle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扼腕叹息之余，巴诺为重返市场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经过市场调查，巴诺认为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情愿单独支付数百美元用于购买阅读器，而是希望通过各种终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阅读他们购买的电子书。通过Fictionwise提供的多平台版本，用户可以在各平台直接切换阅读：在手机上购买并阅读了一半的电子图书，到计算机上打开客户账号可以继续阅读。此外，用iPhone手机拍摄下某本书的封面，就可以搜索到该书的各种资讯，甚至可以直接在附近的书店预订。

　　“除了竞争，图书也可以和网络和睦共处。”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总监丹尼斯·贝茨说。发现Web2.0会对工具类、美食烹饪类实用性图书产生冲击之后，哈珀·柯林斯反而开始利用网络营销保持销量——他们在社交网站上建立图书作者的主页，随后推出电子书。有一部分书目属于没有作者个人元素或叙述成分的图书，这将是数字出版的重点对象，如巴黎唱诗班的系列宗教颂歌乐谱，这些乐谱在巴黎唱诗班的网站上也可以免费找到，于是被制作成有声图书出售。“圣经和地图等图书更适合在线销售，因为他们没有作者的个人元素在里面。”

　　按需出版：小众市场的大买卖

　　传统的出版模式必须是批量印刷，起印数上千本，费用上万元，这个价格和数量将一般老百姓挡在了出版门外。近年出现的个性化出版采用数字印刷技术，让普通大众都可能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做到一本起印，按需出版，而且价格低廉。

　　被认为推动出版的“平民化”进程的代表是自助出版软件Book Smart，它使得自助出版愈发“傻瓜化”，使用者在免费安装该软件之后，只需选择某一模板(比如菜谱、相册、博客书及诗集)，把图片、文字拖入特定位置即可完成“写书”过程。网络自助出版本身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美国两大网络出版商XLibris和iUniverse已经把不少人的出书梦想变成现实。但与XLibris、iUniverse、ArtHouse这些先行者相比，Blurb“免费、易操作”的模式使得网络自助出版更加平民化。

　　2009年4月，江苏第一家股份制数码印刷公司——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在南京成立，国内按需出版市场正式启动。凤凰数码印务瞄准的就是个性化、小批量、高品质印刷市场，他们提出“一张起印，张张不同”的口号，实现网上订单、定稿、网下物流配送。在公司网站(fhsm.imaxs8.com)上，客户可以免费制作自己的相册、纪念册、趣味贴、台历、贺卡、海报、挂历等等，然后挑选自己喜爱的印刷成个性化产品。

　　这种线上服务免费，线下增值业务收费的模式非常符合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费》一书中提出的双边市场模式，而且这一模式已经在虚拟打印领域拥有成熟应用。

　　1999年在美国创立的Shutterfly是最早一批网络冲印服务商之一，为数码相机用户提供影像上传、存储、分享、订购和递送的全套服务。Shutterfly充分享受了网络冲印市场的快速成长，年收入从2001年的750万美元跃升至2008年的2.1亿美元。

　　在互联网相当深入生活的美国社会，这样的服务无疑是又个性又省事，所以一推出就收到用户欢迎和资本市场追棒，很快登陆纳斯达克。2008年8月，Shutterfly的分享站点(Share Sites)正式上线，开始嫁接Web 2.0的首次尝试。其基本功能与照片分享网站类似，用户可以围绕“旅游”、“生日”、“婚礼”和“宠物”等话题建立自己的相册，邀请友人欣赏或是上传同类主题的照片，并进行评论、投票以及链接YouTube等动作。

　　目前国内提供DIY相册打印、用品、礼品、T恤、茶杯等服务的网站已达到100余家，包括被惠普收购后杀入中国市场的咔嚓鱼(Snapfish)。

　　混业经营：我是谁？

　　超市是近年来英美出版商青睐的一种销售渠道。超市书店销售折扣比较低，容易吸引更多的读者，它们已经成为畅销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甚至是首发的渠道。

　　作为英国最大的日用品超市，Tesco占据了英国图书市场10%的份额。它拥有在超市狭小空间内销售大量图书的能力，而且图书选择准确，仓储和物流高效。通常，Tesco在一家超市配备的图书销售容量小的令人不可思议：2本精装书、6本新书、20本平装上榜书和一个儿童图书销售专架，但乐购门市的图书销量大约是普通书店门市的24倍。

　　消费者在逛超市的瞬间就要作出购买决定，所以在超市售书，封面的重要性比书店更大。“我们的消费者不像水石书店的消费者。如果图书是一本纪实作品，封面却是粉色的底上绘着朵鲜艳的玫瑰花，这在超市是不可行的。什么样的书在这里能够销得很好，我们心里有数。”Tesco图书采购经理盖诺·艾伦说，“那些在水石书店不愿意买书的人，在Tesco购买玩具或者糖果时能被吸引，顺带购买一本图书的话，这无疑是我们的功劳。”

　　超市在意图染指图书零售，传统书店也在努力开拓非书业务。书店不能只卖书，这样的理念对于图书零售商已经不新鲜了。

　　创办于1989年的台湾诚品书店已经成了台湾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被公认为台北的文化标志。如今，诚品书店在全台湾有近50家连锁店，每年客流量超过8000万人次，2007年整体营业额近100亿元新台币，生意最好的时候，旗舰店一天进书3万册，卖出1.5万册。这在市场狭小的台湾近乎是一个奇迹。

　　诚品能取得今天的成功，走的恰恰是一条文化百货的补贴路子——它在书店中辟出一块位置引进了和书业有关的其它业态。这样，诚品书店的生意重点就悄悄地从“书店”转向了“商场”。

　　从2000年开始，诚品纯粹卖书的书店已经很少，大部分“诚品商场”的楼层和楼面都在贩卖文具、音像产品、高级工艺品、设计师品牌时装、时尚首饰以及各式餐饮等高利润商品，有些挂名“诚品”的店根本就是一般的百货商场，甚至一些原来的“诚品书店”亦大幅度减少书籍和杂志的陈列，将位置让给利润较高的商品。比如诚品书店在台北101大楼旁开的“诚品信义旗舰店”，就是一家类似精品百货的公司。

　　这样，诚品用书店一部分的面积换回书店的整个租金，文化百货的成功进而带动了书店的成功。诚品打破了传统书店的经营模式，先由品牌奠定成功基础，再带动商场、书店与零售的“复合式经营”，使书店不只卖书，而是包罗书店、家具、画廊、花店、瓷器、珠宝、餐厅的复合体。除了以精致优雅的阅读空间外，还长期举办各项演讲、座谈、表演与展览等延伸阅读活动，每年至少举办500场演讲与展览，范围遍及文学、戏剧、环保、舞蹈与美术，开创了书店与读者各种对话的可能。

　　在网络出版热潮下，诚品在台湾也感受到来自网络的冲击。2000年，诚品推出其专属网络书店。诚品不希望自己的实体店和网络书店陷入折扣战，因此在网络书店成立之初就导入丰富多元的文化商品，目前和诚品网络书店签约的便利超市不下5000家。

　　无论是与电子商务直接竞争，还是独辟蹊径发展个性印刷，或者拓展多元化销售范围，传统书店都可以寻找到业态进化的通路。在“免费”时代，消费者只愿意为满意的体验和增值服务支付费用，书店需要洞察并满足消费者的最佳需求，而非一般需求，为消费者提供便利、舒适的体验，并提供增值服务。

　　张丽：李庄认罪是基于什么动机，只有他自己清楚。检察机关是严格依照法律、事实和证据指控李庄，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并未给李庄什么承诺，更不存在辩诉交易问题。辩诉交易是盛行于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即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利益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控诉方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

　　李庄二审判决，并不是辩诉交易的结果，而是体现了我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定罪原则，也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检察机关办理李庄二审案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以检察机关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二审期间，出庭检察员对李庄犯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相关事实进行了全面审查，庭审过程中，出庭检察员对一审判决采信的证据、原案其他在卷证据、二审期间辩护人收集的新证据进行了逐一质证并发表意见，对李庄教唆龚刚模捏造被刑讯逼供的事实、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俱乐部员工作伪证、指使龚刚模妻子程琪出庭作伪证的相关事实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和辩论，并发表《二审检察员出庭意见书》支持公诉机关的指控。出庭检察员根据法律规定参照一审庭审普通程序出席二审法庭。二审出庭履行职务程序规范、合法。二审法院认为李庄尚能认罪，考量其认罪态度，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对其改判为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我们认为这是适当的。

　　记者：启动二审程序后，你们在开庭前是否是去讯问过李庄，他当时认罪吗？

　　张丽：我们依法提讯过李庄三次，他均认罪，我们还制作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二审期间，李庄向司法机关写下悔罪书。2010年1月25日，我们第一次提讯李庄，他表示对起诉书的指控和一审法院的判决都没有异议，并表示认罪，这次他没有供认犯罪细节。1月27日，我们第二次提讯李庄，李庄继续表示了认罪，并详细叙述了他如何教龚刚模翻供的情节。1月28日，我们第三次提讯李庄，他再次详细供述其犯罪事实、犯罪细节、以及犯罪动机和目的。我们问他为何要教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事，他说“就是为了欺骗公检法，使龚刚模逃避打击”。在讯问中，我们还依法制作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印证其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及检察机关取得其罪供述的合法性。在制作录像前，我们在征求李庄的意见时，李庄说：“没有意见，我还非常赞成，今天我说所的都是我真实意思的反映”。

　　记者：李庄在庭审上怎么供述的？

　　张丽：在庭审中，李庄多次作了有罪供述，我记得比较清楚是有三次：一是在宣读一审判决书后，李庄表示撤回上诉理由；二是当我们向李庄发问时，李庄不只是简单的说认罪，而是针对判决的事实，具体陈述了犯罪的细节。当时我们问了他六个问题，他都作了有罪供述。三是当法官讯问李庄对一审证据有无意见时，李庄回答说，一审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罪名成立。他在庭上的这些供述都有庭审笔录及全程庭审录音录像为证。

　　记者：二审开庭审理时，李庄表示认罪，既然已经他认罪了，为什么你们当时还是建议继续开庭？

　　张丽：李庄案件二审开庭后，李庄就向法庭明确表示认罪，并提出撤回上诉理由的意见。针对这一情况，我们认为，李庄提出的是撤回上诉的理由，而非撤回上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没有任何规定说，认罪就可以不开庭。当时，我们检方还未对其发问，李庄认罪态度究竟如何，我们并不清楚，必须通过庭审予以查明。况且，二审期间，辩方提交了新证据，必须开庭予以举证质证。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被告人认罪只是作为考量其认罪态度，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的依据。而案件的定罪处罚，必须要在查清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上进行。在二审开庭时，李庄的律师对一审的定罪量刑的证据提出了质疑的意见，对于案件事实和证据，李庄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检察员认为，必须要通过开庭审理的程序认真查清案件事实。

　　总的说来，二审中，在李庄认罪的情况下继续开庭，是二审不枉不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法的表现。(本网记者)

　　链接：李庄是怎么样认罪的？ (二审庭审记录节选)

　　1、李庄第一次认罪

　　在宣读一审判决书后，法官要求李庄陈述上述理由。

　　李庄：一审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我对以前的上诉理由撤回。一审的上诉理由、抗辩理由，统统作废。

　　2、李庄第二次认罪

　　公诉人：刚才你向法院陈述对一审判决是事实无异议，现公诉人围绕一审判决的主要事实向你发问？

　　问题一：

　　检方：一审判决认定你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事实，是否属实？

　　李庄：属实。

　　检方：你教唆龚刚模的具体经过？

　　李庄：就是一审指控那样，靠近铁窗小声对龚刚模说：编造你被打了。

　　问题二：

　　检方：一审判决认定你在五洲酒店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是否属实？

　　李庄：指使吴家友属实。

　　检方：你具体怎样去指使吴家有贿买警察的？

　　李庄：在一楼大厅，他送我上车时，我说，不惜一切代价找两个警察作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伪证

　　问题三

　　检方：一审判决认定，你在11月底12月初，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陈琪出庭作证，是否属实？

　　李庄：引诱程琪作假证属实。

　　检方：你是在什么地方对陈琪说的，怎么说的？

　　李庄：在北京肿瘤医院330病房，我就让她编造龚刚模多次被敲诈的事实。

　　问题四

　　检方：一审判决认定，你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是否属实？

　　李庄：属实。保利的出资人是谁？龚刚华不知道，是我告诉龚刚华保利的实际出资人是他弟弟。这是龚刚模告诉我的。我安排龚刚华否认龚刚模是保利的老板，并告诉他从档案看不出

　　问题五：

　　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是什么？

　　李庄：我的目的就是为了作伪证，为了欺骗公检法，为龚刚模开脱罪责。

　　3、李庄第三次认罪

　　法：上诉人你对一审证据有无意见？

　　李庄：一审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罪名成立。

来源：华龙网

此时，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之争，正掀动着一场波澜。2009年8月，农业部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同年10月，“华恢1号”和“Bt汕优63”出现在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引来专业人士及民间组织的激烈争辩。

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稻米向商业化生产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多年来，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及其商业化问题在国内国际争议不断。中国是水稻的发源地，是世界最大的产稻国，占世界稻米总产量的1/3，具有丰富的野生稻种资源。稻米是中国人一日三餐的主食，有数亿农民以种植水稻为生。

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前，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除涉及国家秘密和依法受到保护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外，行政机关应当公开政府信息。对公开的政府信息，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应当为公众查阅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

以上，给我们观察中国转基因稻米可能发生的商业化过程提供了多维视角，也让我们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科学评估、依法管理”有了更加丰富的理解。□(文/王军)

《瞭望》文章：转基因稻米之争

在转基因稻米能否商业化生产的问题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云杉 陈泽伟

实习生王楠楠

2009年10月，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序号分别为第41和42的批准项目是名为“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转基因抗虫水稻。

农业部日前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答复材料中证实，经安委会综合评价，并履行完所有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后，农业部于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这意味着转基因水稻，朝着水稻原产国和水稻消费大国——中国的商业化生产大门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称，“此次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种是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等科研人员培育而成，是高抗鳞翅目害虫转基因水稻品系”，“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获得安全证书后，还需通过品种审定，并获得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商业化生产”。

中国生物安全网公布的消息在网站上沉寂了两个月之久，经专业人士和环保组织的质疑，进入公众视野。

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主粮。有评论称，在这一事件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

一些专业人士通过媒体和个人博客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发表不同意见，主要关注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转基因食品问世后，其安全性一直争议不断，而稻米作为中国人的主粮，长期和大量食用会不会对中国人及其后代造成影响？

其次是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农民的利益。转基因稻米中含有多项外国公司的技术专利，而且转基因稻米不能“留种”，这样跨国公司就可能从根本上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国家的命脉受制于人。

有关学者也质疑转基因稻米优势的不确定性。他们认为，使用转基因稻种，目的在于高产和抗病虫害，但是国内外的许多报告表明，这种预期并不确定，并且会带来更大的副作用。

他们指出，更大的忧虑在于转基因稻米商业化生产后的不可逆性，也就是大规模生产势必带来稻种污染，一旦人们发现转基因稻米的缺陷，希望改用中国原有稻种的时候，原有稻种可能已经由于污染而不复存在。

农业部：转基因稻米具有多种优势

近日，本刊记者就前述问题致电转基因稻米的主管部门农业部和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希望得到解答。

农业部的答复材料是统一新闻稿件的格式，其中引用研究人员的观点，肯定了转基因水稻，包括转基因棉花的几方面优势：

一是减轻病虫害危害，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全球转基因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表明，抗虫和抗除草剂等转基因作物的种植不仅在提高农作物产量方面成效显著，而且在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方面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二是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由于转基因新品种在增产、优质优价、低耗等方面的优势，已使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农户累计获得纯经济效益340亿美元，农民增收25%左右。我国棉农也因种植转基因棉花，每亩减支增收130元，累计实现农民增收200多亿元。

三是拓展产业形态，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功能性和治疗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能源和环保产品相继研制成功，部分转基因药物上市销售，使转基因品种正在由简单性状改良向复杂性状改良，由农业领域向医药、加工、能源、环保领域拓展等方向发展。

答复材料显示，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科学规范，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及配套规章规定，国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制度，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和管理。

答复材料还介绍道，安全评价分为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经安委会安全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申请单位就转基因水稻分别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复核检测。2009年8月发放了“华恢1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

作为转基因稻米的培育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下称改良实验室)完全肯定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

改良实验室在给本刊记者的回复中介绍道，“我校转基因水稻品系使用的是专一高效杀虫Bt蛋白。目前发现，只在水稻二化螟、三化螟和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的肠壁上有这种蛋白质的结合位点，因而该蛋白能选择性地杀死该类害虫。而人类肠道上没有该蛋白质的结合位点，故不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人类认识Bt蛋白的来源生物苏云金芽杆菌已有100余年，安全使用Bt蛋白作生物杀虫剂有70多年，大规模种植和应用Bt作物已超过10年，目前没有过敏性反应的报告”，“实验室和田间试验分析结果表明，在生存能力竞争、基因漂移等方面，该品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安全的”。

回复称，有人担心长期食用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性，“小鼠灌胃实验”的结论可供参考讨论：该实验按照大鼠体重，每千克用5克抗虫BT蛋白每天两次灌食。8天后，各组动物体重和脏器重量无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华恢1号”稻米中抗虫蛋白含量≤2.5微克/克，要达到5克/千克(抗虫蛋白与体重的比率)的接受试验的剂量，体重60公斤的人需要吃120吨稻米。

回复称，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

关于这样的安全论证方式，回复表示：“这个推理可供大家讨论。”并向本刊记者介绍：“近年来，我们的科研人员长时间试吃了两个品系的大米，口感良好，而且健康状况良好。我们也愿意重申，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后，我们科研人员的米缸里全是转基因水稻，到时候欢迎媒体监督！”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否认了转基因稻米含有多项外国专利的质疑。

早些时候，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称，“中国研发的转基因Bt水稻涉及至少11~12项国外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RhonePoulencAgrochimie/拜耳和诺华/先正达公司等。如果转基因Bt水稻的产业化，中国将卷入专利侵权诉讼的困境。”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表示，这些说法反映出该报告作者既未对这些专利内容认真推敲，也未对我国《专利法》和专利侵权司法实践进行必要的了解。

回复介绍道，一项发明能否在中国受到专利保护，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中国申请并获得授权。“通过专利授权检索我们发现，该报告指称的12项国外专利，有4项在中国提出了专利申请，1项未获授权……在授权的3项中，1项公告号为CN1263946的‘合成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发明，将于2009年在中国过期失效。……另2项专利的权利内容，和我国自主研发的Bt转基因抗虫水稻采用的技术、方法、材料完全不同”。

改良实验室的回复强调，以“华恢1号”为例，该品系所用受体品种为我国已推广多年，目前已处在公共领域的优良恢复系“明恢63”，抗虫基因Cry1Ab/Ac为中国农科院科学家自己修饰并取得专利的融合基因，转基因方法已在我国申请了专利保护。可见，该转基因水稻品系的核心知识产权均属于国内研发单位。目前“华恢1号”已向有关部门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如获批准将完全归属于我国研发单位。“Bt汕优63”也是同样。因此，对两个品系的商业化开发不存在中国失去专利“控制权”的问题。

回复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专利侵权主要有全面覆盖原则和实质等同原则，即在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时，必须得到专利权人的授权许可，或者符合法律的例外规定。但是否是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必须举证证明被控侵权人的产品或者依该方法获得的产品，要么全面覆盖了其申请的专利权利要求，要么与其申请的专利实质等同。换句话说，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要求是A，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完全覆盖了A，当然构成侵权，如果被控侵权人生产的产品是B，但专利权人能够证明A等于B，也会构成侵权。因此，根据相关法律制度，绿色和平组织报告中所列举的专利不会对我国转基因水稻未来的产业化产生知识产权障碍。

回复说，我国专利法中还有规定的交叉许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我国实施的植物品种保护制度，农民留种豁免制度，以及种子法规定的品种审定推广制度，为我国作物品种的推广和产业化划定了安全线和保护区。因此，即使我国在某些品种的培育中涉及国外的专利技术，也不至于落入外国的“专利陷阱”。

“外国专利陷阱”是否存在

方立锋是长期关注和考察国内外转基因生产的学者、农学硕士，现任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组主任。他对本刊记者说，即使有关的专利没有在中国获得授权，专利的持有人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手段实现控制。例如在阿根廷，孟山都公司并没有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专利，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开始种植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完全控制该国的大豆生产，阿根廷99%的大豆都是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的主要控制途径是与阿根廷的种子公司签订专利使用权转让协议，并要求支付使用费。这种对转基因种子收取额外的技术费，造成了现在转基因种子一般比常规种子贵2~4倍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现在阿根廷几乎无法获取非转基因的种子。

方立锋说，中国的专利保护范围目前虽然不包括植物、种子及后代，但是仍然包括了转基因植物的方法、技术、基因序列和细胞。而世界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专利调查报告指出的正是Bt转基因水稻所应用的方法、技术和目的基因，它们都在中国专利保护的范围之内，因此，专利持有人完全可以行使其权利。

另外，正如阿根廷的案例，即使阿根廷并不许可任何大豆专利，专利持有人比如孟山都公司仍然可以从不同的途径获取利益，包括与种子商签署协议，收取费用。

另一风险是：如果一个产品被出口到另外一个专利范围更广泛的国家，则此产品涉及的专利就可能在进口国的专利保护范围内受到保护。我国是水稻消费大国，同样也出口大量的稻米，如果转基因水稻出口到专利保护更为严格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影响。例如，孟山都公司向许多进口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提起法律诉讼，要求支付赔偿金，因为孟山都已在欧盟为其转基因大豆申请了专利。同样情况也会发生在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出口上。

方立锋认为，我国一旦商业化种植涉及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水稻，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专利持有人的制约。转基因种子价格的上涨将使得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增，我国主粮的控制权也会落入他人之手，粮食主权和安全将面临巨大的威胁。

他指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还将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的流失。由于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垄断了基因技术并具有专利，在知识产权体制下，会加快中国资源流失的速度。以阿根廷为例，由于99%以上种植的大豆为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种子不能继续留种，当地农民再也找不到原产地的非转基因种子。转基因大豆品种的单一化，使得基因资源严重减少，随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伴随而来的就是病虫害袭击的增多。转基因生物会导致基因资源的流失，同时由于基因漂移，更会引发基因污染。一般来说，导入转基因作物内的外源基因可以逃逸到同一物种的非转基因作物内，会污染当地非转基因品种。另外，基因污染还可能影响野生资源。野生品种往往在抗病虫害、抗逆、优质和高产上具有重要的农艺性状，所以转基因引发的基因污染可能会导致宝贵野生遗传资源的丢失。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口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对于满足全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应对粮食危机，将是巨大的损失。

方立锋说：“2005年湖北省出现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之后，海外市场对中国米制品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多次发现中国的米制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实行了产品撤架、召回等措施。由于欧盟和日本等国对中国米制品行业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国从事米制品生产和贸易的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了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增加了额外的监控成本和长远的经济影响。”

转基因种子优势之疑

方立锋并不认同农业部在给本刊记者回复中阐述的转基因种子优势。他说，即使以转基因棉花为例，它也使棉农成本上升，收入下降。国内外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会出现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次生害虫频发，农药用量加大。一方面，棉铃虫的抗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江苏沿海地区农研所的调研发现，次生害虫日益严重，并成为棉花的主要虫害。次生害虫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带来持续大量的农药投入，并且使用的农药将越来越多。

二是其他病害易发，无法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江苏省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实际案例表明，转基因棉花更容易得黄萎病和枯萎病，造成的减产严重。扬州大学的科研小组研究得出，转基因棉花不能更好地应对高温条件。

据2006年8月4日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所发布消息：中美两国科学家进行的一项历时7年的联合研究表明，尽管Bt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控制棉铃虫，但长期种植会导致其他害虫肆虐，这使得中国种植的Bt转基因棉花长期经济性不如预想。

由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合作的这一项目，是世界第一个对转基因棉花种植状况进行长期跟踪和评估的课题。科学家调查的Bt转基因棉花是第一种投入商业种植的转基因棉花。它因在棉花基因组中插入苏云金杆菌(Bt)基因而得名，能分泌毒素杀死棉田最主要的害虫棉铃虫。早先的一些小规模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能有效提高棉田单产、降低杀虫剂用量，有较好的经济和环保效益，因此已陆续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多个产棉国推广。

中美两国科学家对中国481户棉农的长期研究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研究人员经过历时7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这些农户在种植转基因棉花的第三年经济效益最大，他们的平均杀虫剂用量比种植普通棉花者低70%，而收入要高出36%。

但情况从第四年开始发生逆转。转基因棉花尽管抑制了棉铃虫，但它无法杀死盲蝽等其他害虫，导致盲蝽侵害棉田。当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杀虫剂用量上升，投入成本比普通棉花种植户高了3倍，而他们的收入却低了8%。到第七年，转基因棉花种植户所使用的杀虫剂，已明显高于普通棉花种植户，加上转基因棉花种子成本也较高，使棉花种植户的收入大幅下降。

康奈尔大学教授、这一研究的美方负责人平斯特拉普·安德逊说，早先科学家曾认为Bt转基因棉花可能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棉铃虫产生抗药性，但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转基因棉花无法对付的“次生害虫”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他认为，只有尽快开发出抑制其他害虫的方法，才能让Bt转基因棉花产生明显的效益。

三方面的不确定性

对于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蒋高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在全球科学界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存在激烈分歧、各国政府对其严格限制的大背景下，转基因水稻真的像农业部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所声称的那样，“不存在任何风险，可放心食用”，“转基因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唯一可选途径”吗？这是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两个“硬伤”。

蒋高明说，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解决。大米是中国人的主食，每年我国要消费1.7亿吨大米，对其安全性问题绝对不能轻描淡写。就连积极推广转基因的美国也没有将主食批准转基因安全证书，中国科学家凭什么能拍着胸脯说“转基因不存在任何风险”呢？其实，转基因的安全性问题是该技术难以逾越的障碍，也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障碍。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转基因进入食物链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他指出，基因交流在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大都发生在相同的种或同属的物种之间。植物和微生物之间进行基因交流，在理论上讲是零概率事件，否则，生物进化史上早就有了这种基因交流的事件发生。人类通过生物技术可以实现不同物种，甚至不同生物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的基因交流，但对于这样的基因转移，人类不可能不付出安全代价。以转基因水稻为例，科学家希望通过Bt基因合成的毒蛋白饿死害虫，但生存是物种最基本的权利，它不吃水稻的叶子，就得吃别的植物叶子，或者庄稼或者杂草。但是，其他作物也都转了基因，杂草也通过基因逃逸带了Bt基因，那么害虫只有加速进化而与人类抗衡。其结果是，人类需加大农药用量而抗虫，这与转基因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昆虫都无法下口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对人体就没有害处吗？”蒋高明说，关于抗虫转基因作物对人体的影响，即使老鼠吃了没事，也不能说明人吃了也没事。即使对实验动物，也不是没有问题的。1998年，匈牙利籍英国科学家阿派特普斯陶伊教授在电视节目上宣称，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这个实验结果公布后，普斯陶伊教授受到排挤离开了英国罗威特研究所。但他被除名后，很多科学家出面为其辩护，极力维护其科学家的人品，他的文章也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重新发表。英国皇家学会最后组织专家调研，也没有完全推翻他的实验结论。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可以忽略不计”的增产幅度

“转基因作物能不能增产，看美国的例子就知道了。”蒋高明说，美国是掌握转基因技术最早、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量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的5.01亿吨；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答案就在于“人”身上而不在“武器”身上。

蒋高明说，国内转基因的专家声称，他们的转基因水稻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产量8%，我们不知道他们与什么品种比较，是袁隆平的超级稻吗？如果是普通水稻，这个增产幅度相对于其巨大的生态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从土壤改良上，增产的潜力很大。据报道，云南省农科院进行的一项新肥料试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增产效果：9亩水稻增产幅度达21.55%。每亩增加的水稻产量所使用肥料的成分构成中，氮磷钾含量不足10%，但有机质含量丰富，能起到很好的改良土壤效果，而通过土壤改良提高粮食产量并不带来环境危害。

他具体指出，根据农作物种植的科学法则，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八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可见，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1/8，而非“唯一可行技术”。过去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去几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精耕细作。而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专用除草剂的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成本越来越高，导致农作物种植恶性循环。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水稻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相比并不增产，且连续种植几代后亩产量就会越来越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已覆盖了中国水稻种植面积的57%，即6000万公顷；杂交水稻平均产量为7.2吨/公顷，比常规水稻单产高出1.4吨/公顷。我们放弃推广非常成熟的杂交水稻的优势，而转向风险重重的转基因水稻，实非明智之举。”

蒋高明指出，刚刚获得安全证书的两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十几项国外专利。而我国正在研发的另外5个转基因水稻品系中，每个品系涉及的国外专利至少有10项。这些国外专利的持有人中不乏一些大型跨国农用化学品公司。此外，一些转基因水稻由于其原始材料来自国外机构，因此还受到其他国外所有权、法律合同的制约。这些涉嫌国外专利的转基因技术用于科研没问题，一旦商业化，就会被索要高昂专利费，这就给我国的粮食主权埋下了“定时炸弹”。

他认为，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农民种地积极性下降，二是地力下降，三是播种面积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这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对待转基因这项高科技技术，一定要高度警惕其负面影响，科学决策，增加透明度。

西方未生产作为国民主粮的转基因小麦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对本刊记者说，转基因生物对环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已有多次报道。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加拿大转基因油菜多年种植后，因发生基因漂移，产生了能够耐受多种除草剂的超级杂草；墨西哥农民种植的美国转基因玉米，其花粉对当地野生玉米发生了基因污染，产生基因重组，破坏了当地野生玉米的遗传结构；此外，转基因玉米花粉能够让北美的珍稀濒危物种——君主蝶大量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认为，目前转基因水稻和转基因玉米普遍使用的目的基因是Bt杀虫基因，由于使用多年，这个基因已证明是比较安全的。对此，薛达元认为，目前安全并不等于若干年后仍然安全，这种基因产生的毒素在人体和动物体内能否累积，尚不清楚。即使Bt基因已证明将来也是安全的，但是并不能表明转基因研究使用的其他目的基因也是安全的，需要逐案进行风险评估，并在研究、田间试验和商业化生产的各个阶段逐步进行风险评估。“事实上，在军事、医学等多个领域都在进行转基因研究，这些领域的许多转基因研究实际上风险很大，研究者常常不敢公开他们的研究成果，甚至不敢公开他们使用的基因，否则公众一定会恐慌。”

薛达元强调，至今国外对主粮的转基因品种一直不敢商业化生产，美国虽然批准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商业化生产，这些主要用于饲料和榨油，而用于主粮的转基因小麦研究虽然早已成功，但是从来没有批准为商业化生产，因为小麦是西方的主粮，相当于中国的水稻。因此，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

《瞭望》文章：美国农业科学家：生物技术公司正阻挠对转基因进行深入研究

一群科学家在发给美国环境保护署的一份声明中说：“在(有关转基因的)很多关键问题上我们都无法进行真正独立的研究。”环境署正在为下周召开的有关转基因农作物的科研会议征求公开意见。

这份声明很可能会声援转基因作物的反对者，包括一些环保组织，他们一直在指责缺乏对转基因作物的深入研究，而这些作物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

上书环境署的26位农作物专家选择了匿名的方式，因为害怕被公司切断研究经费。但还是有少数几位同意公开接受本报采访。

科学家们指出，农民和其他转基因种子的买家必须签署协议来担保自己会尊重公司的专利权和相关环境条例。但是，问题在于，协议也禁止为了研究目的来种植转基因作物。所以，为了科研，科学家们可以自由购买杀虫剂或者一般的种子，却没有途径买到转基因种子，除非有公司的许可。但科学家们说，或者有时候根本得不到许可，或者有时候公司坚持要先审查科研结果，再来决定能否公诸于世。

这样的运作已经是个老问题，但科学家们现在决定公开申诉，因为他们已经忍无可忍。

明尼苏达大学的昆虫学家肯·奥斯特里说：“如果一个公司可以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他们就能够减少任何研究可能得出的对己不利的负面结果。”奥斯特里是联合上书环境署的科学家之一。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联合抗议的科学家们声明他们并不反对转基因技术本身，他们大都来自一些大专院校实力雄厚的农业院系。他们真正反对的是转基因产业对研究的扼杀，使得他们无法给农民提供如何最佳种植转基因作物的信息。而且，科学家们也指证，他们提供给政府监管部门的相关信息受到了“不当和严重的限制”。康奈尔大学的昆虫学教授埃尔森·希尔兹教授说，转基因公司“有可能会粉饰数据，而这些数据是要提交给环境署的”。

威廉·尼布是杜邦公司旗下转基因种子生产巨头——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作物研究的副总裁。他为其公司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他说，因为转基因作物受政府监管，所以公司必须仔细监督作物的种植情况。尼布说：“为了维护和政府的关系，我们不得不对转基因技术实行非常严格的控制措施。”他同时也希望能有机会和科学家们坐在一起来讨论他们的担忧。

另外两家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和先正达，在周四声明说他们支持科学研究。但和先锋公司一样，两家公司声称之所以要和转基因种子的买家签约，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和向政府兑现监管的义务。

但是环境署发言人戴尔·卡麦里在周四回应说，政府只要求公司监管转基因作物的抗虫性研发，除此之外相关合同的任何限制都是公司自行添加的。

先正达公司在和买家的协议中不仅禁止相关的研究，而且特别强调买家不能把先正达的转基因产品和其他任何竞争作物进行比较鉴别。

明尼苏达大学的奥斯特里博士说，他在2007年得到三家公司的许可来比较各自生产的转基因抗虫玉米对明尼苏达州的根线虫有多少效果。但在2008年，三家公司之一的先正达收回了许可，这项研究不得不中止。

奥斯特里博士解释说：“先正达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如果再让研究继续下去，就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

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昆虫学副教授马克·波特尔回忆说，去年当转基因甜菜种子第一次卖给农民之前，他想测试这种新作物对某种杀虫剂有何反应，但是北达科他州州立大学无法和种子的生产商孟山都和先正达就发布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达成协议。

康奈尔大学的希尔兹博士认为，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支持已经逐渐由政府公共部门向公司财团转移，这就使得很多科学家不得不依赖大公司来提供经费或者技术合作。“大家都怕上黑名单，”他说，“如果你唯一的研究对象是玉米的害虫，你就需要最新的(转基因抗虫)玉米(来做实验)，而如果公司拒绝提供样本，你就只能一事无成。”□(文/安德鲁·波兰克，林谷摘译自2009年2月19日《纽约时报》)

《瞭望》文章：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答问

“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

文/《瞭望》新闻周刊特约撰稿人 林谷

拥有美国和新西兰两国国籍的杰克·海勒曼博士(JackHeinemann)，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遗传和分子生物学教授、挪威图森生物安全中心基因生态学高级兼职教授、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员。

他1993年获得美国微生物学协会青年调查奖，2002年获得新西兰科学家协会研究奖章，2005年被列入联合国生物安全专家名册，受邀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撰写报告，并为一些国家的政府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他在致《瞭望》新闻周刊的电子邮件中称，“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

在最近的几封邮件里，他就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安全性及其社会经济制度问题，回答了《瞭望》新闻周刊的提问。

“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

《瞭望》：迄今为止，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国际社会究竟有没有达成共识？有一种看法是转基因食品1994年才问世，要对其安全性盖棺定论为时尚早。

海勒曼：我认为，针对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目前并无定论。但是在2007年到2009年末，由法国科学家吉利-艾瑞克·索拉里尼带领的科研团队在转基因作物的动物实验中发现了相当确凿的对动物有害的证据，他们的发现在国际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之前就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

对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研究分为好几种。第一种是人体健康研究，包括用实验来获知某种作物的短期和长期的效用和后果。而这样的研究包括对动物一生的测试这样的长效实验。要完成这样的实验，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一支独立于产业利益而又技术精良的研究团队，以及政府的相关法规来确保获得转基因种子和植株作为研究对象。但现实中往往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大公司以专利权保护为由拒绝提供转基因作物的种子来供独立科学家进行安全性研究，这就严重阻碍了开放与独立的科学研究。我相信，如果真正做到这些条件，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早该得出科学的结论了。

而同样的问题也妨碍到第二种环境安全性研究——经费不足，社会大环境并没有扶植独立和严谨的科研力量，作为实验对象的转基因种子和植株很难获得。有一种傲慢的偏见认为环境测试只能在室外进行，所以不少转基因作物被匆忙投放田间试验。诚然，有些最终问题的确需要甚至更大规模的田间实验，但是，很多令人困扰的问题完全可以更早和更好地在实验室里解决。例如，根据我2004年的研究，在田间试验的规模下将转基因逃逸作为安全性问题来研究完全没有必要。在实验室里研究转基因在自然界何时以及如何逃逸效果会好很多，而且还可以为田间实验提供宝贵的参考和依据。

最后一类是在社会层面的安全性研究，这主要是指对农业和农业技术的远瞻性战略思考，事关食品安全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大局。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共同支持的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已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发现转基因作物在社会层面的价值很小。原因或者是由于作物本身的特性，或者在于背后掌控转基因专利权的西方跨国集团。巨大的利润落入了私人公司的腰包，而要全社会来为其风险买单。同时，转基因作物背后由供应商主导的运作已经控制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投入到更为重要的农业技术研发，例如农业生态学、农业资源就地保护，以及扶植有竞争力的农作物种植者的群体。

“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

《瞭望》：如果转基因作物真像其反对者指责的那样威胁食品安全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主权，并对人体健康有潜在风险，为什么世界上还有不少科学家在进行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利益驱动会是主要的推手吗？

海勒曼：全世界究竟有多少科学家真正热衷于将遗传工程用于制造转基因作物呢？很多人将下面两类人混为一谈：一类是为数甚多的分子遗传学家，一类是为数较少的在开发转基因产品的科学家，他们受到相关产业资助，有雄厚的资金作后盾。

我自己就是一个分子遗传学家，我的实验室几乎每天都在制造转基因生物。在我20年的职业科学家生涯中，我连一次都没想过要把这些转基因生物商业化。它们对于解答生命的奥秘至关重要，而这些发现某一天也可能被投入实际运用。许多植物学家将遗传工程用于协助育种或者改良作物，但并没有直接将遗传工程本身商品化。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科学家们从不把制造转基因商品作为我们存在的理由。只要不被专利保护所操控和滥用，也无须推广转基因商品，现代生物技术才真正能为人类造福。

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业资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分化和重组科研团队。根据国际农业发展科学与技术评估机构的调查结果，一小部分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农业技术研发上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相应投资的总和，而且比主要发达国家对公共事务的投资还要略高一筹。所以，科学家被顺理成章看作是转基因商品的支持者。而事实上绝大多数遗传学家并不会对转基因作物有太多想法。即便是那些有想法的，也常常不想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问题上纠缠太多，因为聪明的做法是：要么迅速支持转基因，要么彻底不闻不问。否则，如果想在转基因问题上保持批判性的职业眼光，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得罪公司和政府，自毁前程。

所以我认为单纯追逐利润只会成为很小一部分科学家参与开发转基因商品的动力，而更大的动力来自事业上的发展机遇和就业的保证。不少政府越来越将研究经费和产业目标挂钩，而一些原本公立的研究机构也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定义成功。面对科研团体和商界之间强有力的结盟，科学家们正在学会保持沉默，或者沦为摇旗呐喊者。

《瞭望》：如何养活地球上这么多人口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而气候变化让这个问题更为棘手。转基因技术一度被誉为解决上述问题新的“灵丹妙药”，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纷纷抢注了针对气候变化的基因专利，也预示着会在已成天文数字的转基因研发投资上再下赌注。转基因真是“灵丹妙药”吗？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更好或者更安全的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

海勒曼：当然有了。科学家早已研究开发了其他多种农业技术，它们绝非出于政治目的而被推出，而是被业界广泛认可，成为远远优于转基因作物的选择。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需不需要转基因作物来养活地球，而是如果我们继续接受转基因作物和背后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还能不能养活地球？假如说没有转基因作物，人们就会挨饿的话，那么今天人类早就该灭绝了。如果想让生物工程技术真正造福于民，我们就必须改变目前利用遗传工程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现有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美国成了转基因大国

《瞭望》：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毫不掩饰优先保护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美国民众也向来珍视自身的健康和生计。如果转基因作物真能被跨国公司用来垄断市场，严重伤害农民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并导致潜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为什么美国反倒成了转基因大国？

海勒曼：我首先不同意这样的假设：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所以接受转基因作物也必然经历了一个民主的决策过程。我拥有美国和新西兰双重国籍，在美国生活了近32年。但作为一个职业遗传学家，我对美国的转基因产业也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对此问题没有任何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机会，就像历史上绝大多数美国人针对吸烟或饮酒是否有害的议题也未能参与讨论一样。

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愚笨或者懒惰，而仅仅说明了美国的社会舆论常常推崇商业文化，不少人也想当然地认为企业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带来福祉与进步。不过，对转基因质疑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拒绝产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而倾向于选择当地原产的和有机的食物。

《瞭望》：我们的印象是，不少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比美国采取了严厉得多的限制措施，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包括让公众发挥非常积极的监督作用。你是否能就此介绍一下？

海勒曼：我认为在转基因问题上比较“欧洲人”和“美国人”会误导大家。如果你在街上问一般的美国民众，他们会提出和欧洲人同样的诉求：要求严格标识转基因食品。在对转基因的管理层面，欧洲与美国和加拿大并无二致。

如果有差别的话，最关键的是，欧洲人在更有效和强硬地呼吁针对转基因标识立法和严格执法，在新闻舆论上推动对转基因的讨论，也在赞助对转基因的安全性研究。而美国还没有法律法规来强制标识转基因食品，尽管在民意测验中他们是支持为转基因标识立法的。

美国在指责欧洲人利用非关税贸易壁垒来限制进口美国转基因产品。但是，我预测只要美国看到相关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就会毫不犹豫用安全性检测来限制进口产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他国的转基因商品。

“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

《瞭望》：反对者指出转基因的关键技术专利已经被少数跨国公司所垄断，所以如果某一个国家决定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作物，跨国公司就会长驱直入，用专利保护权等手段垄断该国市场，使其丧失对该作物的国家控制权和食品安全。这样的指控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已经有类似情况发生？

海勒曼：我认为这样的指责是成立的。从某些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开发还处在早期，因为绝大多数商业化的转基因作物只在一小部分国家生产和出口，包括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但是阿根廷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整个国家已经严重依赖生产美国孟山都公司的专利转基因大豆用于出口，国民经济和食品安全因而岌岌可危。但阿根廷并不认可种子专利，孟山都公司在已经从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中获利丰厚之后，还在通过法律手段要求阿根廷大豆的欧洲进口商支付专利赔偿金。转基因专利协议禁止农民保留当年种子，只能在每个播种季节重新购买。而一些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已经明确拒绝向未能履行转基因种子专利条款的发展中国家出售种子。这就意味着跨国公司已经准备好将利润凌驾于食品安全之上。□

《瞭望》文章：民生大事该怎样决策

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公众能够参与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文/李楯

转基因水稻，已由政府部门准许在湖北试种，但争论并不就此终结。

反对者首先提出的是食品安全问题——对人类健康是否有害，其次是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主张者强调中国地少人多，解决吃饭问题，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当然，主张者，如农业部属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专家还有许多非常“专家”的解释，说：安全管理遵循了科学、个案、熟悉性和逐步完善四项基本原则，安全评价经过了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五个阶段。

摆在一般人面前的问题是：一件非“专家”谁也搞不懂的事，一件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健康、生命及后代的事，应怎样决策，由谁来决策？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我们所处的时代，非常值得警惕的是：在科学的名义下迷信技术，在市场的名义下迷信金钱；当社会已经分化为利益、主张各不相同的人群时，科学家、专家也会有利益，会成为不同利益、主张的代言人——因此，当我们听到“科学家说”、“专家说”时，我们就必须问，利益在何方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持何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说了。有时，我们能听到的只是持一种主张的科学家、专家的说法，而听不到另一种已被屏蔽了的科学家、专家的意见。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机制，使在事关相当多人的利益时，决策者和公众都能在充分地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后再作自己的选择；使公众对事关自己利益的重大决策，能够参与。

“以人为本”，在中国是新设定的一种价值观，新设定的一种执政理念的“核心”(十七大报告)。看重人，看重人的健康、生命，于是才有了在食品、药品等“入口”的东西上的绝对小心谨慎的制度安排：没有充足的、绝对无可置疑的证据证明无害于人的健康的，就不能投入市场。

历史告诉我们，即使一些人在当初做一件事时是出自“好意”，但世事有些是“始料不及”的，有些恶果一旦形成，就不可逆转。如一些现已禁止使用的药物，现已开始治理的污染，在人体内表现出的毒副作用，在水体、耕地、作为人类食品的动植物以至就是在人体内积聚的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影响，近，危害到具体的人的健康、生命；远，则危及到人类的子孙后代。我们今天这样警惕(甚至是害怕)病毒的变异，警惕人畜、人禽交互传播疾病(如SARS、禽流感、疯牛病)，警惕污染的后果和因物种多样性被改变而导致的生态失衡，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习惯于“科技”连用，但科学、技术实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学，是一种系统化的，按照一定规范，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认识是一个过程，过程中，认识有对有错。而技术，则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把它实践化；由此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是双刃剑，它能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甚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于是，才有了对从事技术，以至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伦理要求——核物理的研究，核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谨慎地对待此问题；计算机技术的出现，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出现，使人类产生了进一步的忧虑，要求有制度化的制衡。工业革命，带来一种“科学的狂妄”，误认为人类能战胜一切，改造一切，为所欲为；直至提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十七大报告)，才有了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纠错转向的可能。

由于技术可以带来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技术的应用就不只是个伦理的问题，它更与利益密切相关——每当一个技术被应用时，我们须问：由此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改变、变化和改造，在对谁有利的同时，还可能对哪些人有害？即将在中国湖北试种的转基因水稻有外国公司的多项专利，专利的所有者可在价格等诸多方面拿捏、控制种植者，而购买了这些专利的中国公司、中国技术专家也可能在即将种植，及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中，掌握“股份”或分得红利。这些，在决策前，是否也应明确地让决策者和公众知道呢？

信息公开乃法治国家通例

反对者提出：通过遗传工程技术获得在自然界中无法自动生成的转基因水稻与以往我们吃的杂交水稻有本质不同；转基因水稻并非比原来的水稻高产，只是能抗虫(有人说，虫都不敢吃，人敢吃么)；由于转基因水稻仍有繁殖及与近亲交配的能力，它可能改变甚至是灭绝中国原有水稻品种；一些转基因食品引发的事件或事故(如老鼠食用曾导致免疫系统受损或出现肿瘤)，至今没有向公众给出足以说服人的交代；转基因食品作为非自然食物，能否确保人类在食用后不会产生损害健康的影响(如过敏等)，以至是：如果人类长期食用，代代相因，会否导致遗传性状改变，甚至是跨越物种的遗传性状改变？作为极力推进转基因水稻的公司、技术专家是否有责任在决策作出之前，给决策者和公众以清楚而让人听得懂的解释呢？

至于有专家说给转基因水稻发安全证书和给要结婚的男女发结婚证书一样，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并说农业部的证书“一直是颁发给研发方和申报方，没有对社会公开，这也是我们国家行政审批的一个惯例”。这一点，很难苟同。政府信息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而行政审批不公开，只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坏“惯例”。

说“地少人多，转基因是唯一可取技术”，恐也不当。我们过去被教导有太多的“必然”，后来知道实非如是——人类于发展中往往有多种选择，而较少有“唯一”。我们过去只知道中国人均耕地少，很晚才知道以色列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45%(另，人均水资源是中国的12%)，荷兰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5倍，人均耕地是中国的55%，它们不但国民的生存质量高于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中国)，以色列还在较差的地质、气候条件下盛产粮食、棉花、鲜花、水果、蔬菜，是喷灌、滴灌、无土栽培技术的使用国，荷兰则是世界排名在前的农产品输出国。而政策失误，使中国在有6亿人时，饿死以千万计，现人多了(从1958年的6.5亿增至13亿)，地少了(从1958年的人均2.43亩减至1.37亩)，吃饭早不成问题。可见良好的政策、良好的体制，才是提升国民生存质量的根本，同时，也是在整体上科学发达，技术进步的先决条件。

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决策

就世界而言，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90%都是一家美国公司的产品，全世界的转基因作物超过70%的种植面积也在美国，这，除使经营者获利外，也并不能解决今日世界的贫困问题，因为占世界人口15%处于饥饿状态下的穷人不是有钱买不到粮食，而是没有钱买粮食——在今天，所谓“吃饭”问题，如果只问粮食产量，就是个伪问题。

中国在1995年前为大豆净出口国，自进口转基因大豆后，对外依存度已达80%以上，中国品种的大豆在目前情况下竞争不过转基因大豆，中国的大豆品种面临被淘汰出局而趋于灭绝的情状；而改种植转基因大豆，则须年年购买专利权在外国公司手中的种子，价格难免为人掌控。农民的利益，也是决策需要考虑的。

关起门来由少数人(哪怕是为多数人利益)决策的时代应成为过去，像转基因食品这样的事的决策，需要做到事先公布“全面、准确、真实”的信息(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充分展现各种不同观点，在公众可以充分参与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辩驳论争后，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因为它事关人的健康、生命及人类后代。在这里，每个人的知情与选择都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明确记载和公布批准一项事关民生的大事的官员姓名，明确记载和公布在这种事关民生的大事中为政府决策作证或签署专家意见的专家姓名——特别是当这种事一旦决定、实行，结果即不可逆转时——以使人民在事后评价，可以问责(当然，只是针对官员)，或褒或贬(既针对官员，也针对专家)；由此，使参与决策的官员和专家如中国传统对当政者要求的那样排除私利，秉承公心，在为大众而决策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小雅小》)，“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真正尽心尽职，对国民、对人类负起责任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

来源：新华网

    今天上午，轰动国内的北京律师李庄被控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李庄被终审判决罪名成立，需入狱服刑一年六个月。

    而就在今天上午宣判后，李庄的辩护人独家向本报披露，在二审开庭前，李庄在看守所内曾被某部门领导“谈话”。

李庄罪名成立入狱一年六个月

    今天上午9点30分，一脸轻松表情的李庄被法警带入审判大厅。从李庄的面部表情和神态来看，他对今天的判决结果充满信心。

    宣判开始后，李庄听得非常认真，当他听到自己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的时候，顿时跳了起来，乘法警不备，冲向话筒并一把抢在手里开始高喊：我在二审 的认罪是假的。是你们重庆有关部门在看守所承诺给我的，说只要我认罪就可以判缓刑。但是现在你们判了实体刑，你们不讲诚信。

    据在现场的辩护人高子程介绍，当时现场场面一度失控，多名法警控制李庄才将其重新束缚。随后，记者采访了重庆法院的审判人员，据其介绍，之所以改判李庄一年六个月，主要原因是李庄在二审时当庭认罪，态度较好，符合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所以经过二审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一年半。

李庄称检察院找他做工作

    李庄同时在法庭上还高声披露公诉人曾到看守所找他做工作，主要内容为三个方面。

    第一，   检察机关希望李庄二审认罪，态度好一些，不要给二审公诉机关难堪。

    第二，检察机关希望李庄二审更换辩护人，不要再聘请高子程和陈有西为辩护人，以减少审判环节的麻烦。

    第三是如果李庄不更换二审的辩护人，那么检察机关希望李庄可以做辩护人的工作，不要做无罪辩护，改为做罪轻辩护。

    同时李庄还在法庭上高喊：“曾经有多少先烈写过认罪书，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成为先烈……”

    “我希望全国16万名律师继续在外面为我伸冤……”

    很快，情绪激动的李庄就被法警带离了审判大厅。

辩护人披露李庄二审前“被谈话”

    就在李庄案件宣判之后，记者第一时间电话采访了其辩护人，而其辩护人独家向本报披露了李庄案件的一个重要细节，也许这个细节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庄在二审开庭时突然认罪。

    据李庄的辩护人披露，在二审开庭之前，辩护人曾经于2009年12月31日和2010年1月15日两次去重庆看守所会见李庄。

    “那两次会见时，李庄的精神状态始终很好，并且高度亢奋地要求将官司打到底，要不惜一切代价，并声明哪怕是在监狱里服刑也绝对不认罪。但是当开庭时，李庄突然认罪，这使得我们几名辩护人都感到吃惊甚至是震惊。”辩护人说：“二审闭庭后，我到看守所会见李庄，问他为什么要认罪。李庄告诉我，在二审开庭前几天，有重庆市某部门的两人曾先后到看守所找他谈话，而谈话的内容李庄始终守口如瓶，并一再表示是秘密，绝对不能说。”

    李庄的辩护人认为，这两个谈话对李庄的触动很大，同时也可能形成较大的压力，因此李庄才会在二审时撇开辩护人的无罪辩护当庭认罪。

龚刚模死活尚无定数

    在李庄案件二审宣判前，法律界早就有传言称如果李庄被定罪，那么龚刚模就一定可以逃过一死，理由就是他检举李庄属实，属于重大立功表现。

    今天上午，当李庄被判决有罪后，记者立即采访了中国法学会刑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张平，他表示尽管李庄被判有罪，但是龚刚模的死活现在仍尚无定数。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被告人检举他人的犯罪一经查实，就属于有立功表现，但是李庄所犯的罪行尚不属于严重刑事犯罪，只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因此龚刚模的立功行为也就不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其功能否抵得上其过还是一个未知数。”张平进一步解释说：“根据检察机关指控龚刚模的犯罪行为，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李庄案件就能够使龚刚模逃过一死的。也就是说，如果检察机关指控龚刚模的犯罪行为全部被法院采纳，那么恐怕他所犯下的罪行将会被同时判处两次死刑，这重严重的刑事犯罪又怎么能因为检举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被减成死缓或其他刑罚呢！”

    最后张平指出，如果仅仅因为龚刚模检举了李庄就逃过了一死，那么恐怕现在重庆打黑系列案件中的多名团伙主犯都会效仿，同时这也会给今后司法实践带来新的难题：“不杀一，不足以儆佰！”

不足俩月走完全部程序被指罕见

    从2009年12月12日李庄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到今天终审宣判，这一轰动国内乃至海外的案件全程历时仅仅57天，两两个月都不到，这就使得诸多法律界人士指责该案件“进展神速、国内罕见”。

    首先，作为李庄案件的辩护人高子程就曾经在一审开庭时当庭指出该案件有违反刑事诉讼程序之嫌，使得辩护人连调查取证的时间都不够。但是对于辩护人的这一质疑，一审法院未给予任何的答复。

    在李庄案件二审开庭后，多名法学界专家在北京就李庄案件召开了专题的专家论证会，论证会的结论是李庄案件违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多项时间限制，使得辩护人及相关的诉讼参加人根本没有时间开展工作，就被拖到了法庭上参加庭审。

    一位与会的专家指出：“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很多时间性的限制，例如几天内完成询问，几天到几天内完成强制措施的审批，几天到几天内完成审查起诉等。这些时间的限制及为了防止出现超期羁押规定了时间的上限，又为了防止出现辩护人及诉讼参加人准备时间不足而规定了下限。但是李庄案件从案发到终审连两个月都不到，简直就是国内罕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抢时间抢进度的办案，省略了程序就一定会出现误差或失误，但是这种做法到现在为止尚无人提出质疑。”

    有与会专家质疑，在李庄案件中，神速的进展使得一些办案单位根本没有时间来详细审查。例如我国检察机关的职责有两个，一是对案件本身进行审查起诉，另一个就是对案件的办案程序进行审查监督。但是李庄的案件是12月17日到的检察院，18日就被起诉到了法院，只在检察院呆了一夜，这一夜的时间哪怕是加班加点也是无法对案件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所以说在李庄案件中检察机关根本没时间去履行自己的检察监督职责。而同样的情况在李庄案件中还有很多。

重庆高院回应：我们程序合法

    针对这些质疑，日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作出了专门的回应。

    重庆高院回应指出，追究某一个律师的刑事责任，绝不意味着要否定中国律师制度，绝不意味着要否定中国的诉讼制度，正如去年重庆法院几个法官出了问题，却不能因此就否定重庆法院的法官队伍，进而否定中国的法官队伍。

    律师是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重庆打黑除恶审判的重要参与者。在迄今为止的打黑除恶审判中，有将近500名律师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律师的辩护意见被法院采纳。

    关于李庄的案件，重庆的法院是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的时间来审理的，但是程序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程序最短的时间，不过法院还是保障了辩护人阅卷和会见的权利的。

罪名成立李庄律师资格将被注销

    在获悉李庄终审被判有罪后，记者立即电话采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就李庄的执业资格问题进行了采访。

    “依据我国《律师法》，注册律师一旦被因故意犯罪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哪怕是被判处了缓刑，那么其律师资格就将被依法注销。”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李庄案件在一审宣判有罪后，他提起了上诉，使得一审的判决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所以我们在其一审被判有罪后并没有立即启动注销的程序。但是今天李庄终审被判有罪，这就等于是他的终审判决。我们律师协会将依据这一判决及《律师法》的规定，启动注销程序，最快李庄的律师资格将在春节放假上班后被注销。”

    记者同时还了解到，关于注销律师资格的程序主要是由律师协会下属的纪律委员会首先开会研究，然后向律师协会通报研究结果。再由律师协会向律师管理机构也就是司法局的律师管理处呈报相关文件，最终由律师管理处报请司法部律师司下达注销的文件。

李庄案件全过程回放

李庄案到今天为止已经是尘埃落定，那么在这短短的57天时间里，该案件到底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截点呢，本报就此将该案件的全程进行回放，也算是为这一颇据争议的案件进行一次时间上的盘点。

2009年11月中旬，重庆涉黑的某团伙主犯龚刚模家属来北京找到李庄，请求其为龚刚模进行辩护。在签定了《授权委托书》等一系列代理手续后，李庄成为龚刚模的辩护人，其助理马晓军与李庄一起动身前往重庆。

2009年11月24日、26日及12月4日，李庄先后三次会见龚刚模。在会见中，李庄因警方始终派员在场，与警方人员产生语言冲突。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检举李庄，称李庄以挤眼睛的方式教唆了他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虚假口供。

2009年12月11日，李庄被其所在的事务所紧急召回北京，并于当天向重庆法院方面书面通报，终止为龚刚模进行辩护。

2009年2月12日，李庄在北京被重庆警方抓捕，当夜被押解回重庆，并于12月13日被刑事拘留，12月14日被逮捕。其所涉嫌的罪名是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2009年12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开始大篇幅披露李庄案情，并公布李庄所谓的短信“钱多、人傻、够黑、速来”，事后经过证实，该短信并非李庄所发。

2009年12月17日，该案件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12月18日，该案件就被检察院起诉到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09年12月20日，著名刑事辩护律师高子程、陈有西接受李庄家属委托，为李庄进行辩护。

2009年12月28日，高子程提出为龚刚模进行伤痕坚定，以确定其是否有外伤。12月29日，法医鉴定出炉，经坚定龚刚模手部有明显伤痕。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点到12月31日凌晨1点，在长达16个小时的庭审后，李庄案件一审休庭。

2010年1月5日，龚刚模案件开庭审理，在该案件全部被告人都声称被刑讯逼供的前提下，首犯龚刚模对刑讯逼供只字不提。

2010年1月8日，李庄被一审宣判有罪，入狱2年6个月。李庄不服，于判决生效前的1月18日正式上诉，坚称自己无罪。

2010年1月15日，李庄的辩护人再次到看守所会见他，他依旧表示自己无罪，要将官司打到底。

2010年2月3日，李庄案件二审开庭，令全国公众大跌眼镜的是，在二审中李庄当庭认罪。

2010年2月4日，辩护人会见李庄，问其为什么认罪。李庄披露其“被谈话”。

2010年2月9日，李庄终审被判有罪，刑期为一年六个月。

来源：中华网论坛

一般来说，我是不会打狗的。现实当中的狗除了疯狗之外是人类的朋友，而网络上被尊称为“五毛”的狗不值得一打，打之有伤天和，尤其是某些人属于自费爱党，连那五毛钱都是没处去领的，除了哀其弱智之外，别无其他感情在其中。但有些狗是要给上一砖头的，这种以新华网的评论编辑窦含章先生为代表。

窦含章先生，原本我不知道何许人也，今天随便在网上闲逛的时候猛然发现该人为余秋雨大师喊冤叫屈，是由为余秋雨大师最近因为长期持有的股票可以上市而具有了亿万富翁后备军的资格，也由此而被质疑其原始股来源不正。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作为公众人物的财务与生活状况总是可以被质疑的，这也是正常社会的标志之一。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窦含章先生借题发挥，发挥到了围殴余秋雨大师的事情上。并且点了在下的名字，说是什么“批余专业户”，与易中天先生相提并论之。

易中天先生我是很尊敬的，能与之相提并论甚至都有荣耀的感觉。但“倒余专业户”这个说法还是敬谢不敏了，原因无他，余秋雨大师在本人眼中其实狗屁不是，偶然看见其胡说八道以及满地打滚的新闻时，出于好玩的心态上去给上一脚，过后也就时过境迁、忘之脑后了。比如说他发财这件事我就啥也没说，主要是正在享受每年都要去阳澄湖吃大闸蟹的假期，谁有功夫理会一个下作文人发财的新闻？他要是不能发财倒是怪事了。

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过是认为这位窦含章先生是个一般性质的傻逼，甚至只是一种不知内情的误会，但该文看到后来才发现，此人其中夹枪带棒中，并非真的是为余秋雨大师叫床，而是文章主旨在此：“因为一篇博文就遭到围殴，余秋雨看来是因言获罪，有些人也是要拿他杀鸡儆猴。这两年，一些在媒体上混的人整天满嘴民主自由，可他们又哪曾给过别人民主自由？稍不合他们的意，就要扒皮揭老底，直到把人搞臭为止。可笑的是，这些人动不动就拿“文革”说事，可他们自己的做法和嘴脸实在比“文革”小将们不遑多让！”、“这样的帮派就算把自由主义的法螺吹得震天响，也掩盖不住他们党同伐异的暴戾。”

其实看到这里也不算奇怪，由于以往我们这里的教育其实是丑化自由主义的同时，还在无限拔高自由主义的目标。在某些宣传当中，自由主义一边被丑化成没有规则的自由，一边要求自由主义要有无限的宽容，甚至要求自由主义不能娶批评任何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宽容的名声。

很遗憾的是，自由主义并非如此。自由主义捍卫价值的多元，但并不是不批判其他的思想。比如余秋雨说过，谁反对他就是反对“大善”。对于这种言论，当然应该批判之。要说谁是不许别人说话，绝对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这种大师级人物。说白了吧，自由主义尊重价值的多元化，但从来都保留了与对方在言论方面战斗的权利。那种所谓的宽容只是宽容对方存在的价值，而不是宽容对方错误。

本来事情也就是到此为止，一时好奇，想参观一下傻逼是如何炼成的。搜索之下，这位窦含章先生的原形毕露，原来是一个拿着工资的新华网编辑。其实我应该是为喉舌们欣喜的，他们中间终于出了一个能把中国字码顺溜的人物，即使颠倒黑白与胡言乱语并飞，也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嘛。

再往下一看，这厮的混账文章还不止这么一篇。试举数例如下：《“百无一是”谈民主》、《高管高薪与百姓国家利益不矛盾》等。再次好奇了一下，通过微博求助于知情人士，才发现这厮2006年是个寓公，奥运的时候拍马有功而在新华网上岗，在其《从白丁到奥运专栏作者》的自供状里，感激涕零溢于言表。这也无怪写这等文章了，奉命之作与顺奸的表情加在一起，那还不高潮迭起？更何况有朋友爆料云：某网曾收到某管办指令，立即为窦含章开博，并将其《土耳其总理要为自己的谎言负责》置于网站首页头屏区一天。

好了，对于这种人说道理，实在是糟蹋了道理，他需要的就是被剥光了放在阳光下，省得他总是在密室的SM游戏中传出来一阵一阵的浪叫，让外面的人听来，还以为是正常的高潮呢。

窦含章：从白丁到奥运专栏作者

    4年前，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报道工作，原因很简单，在那时，我的人生还没有和新闻这一行发生过任何关系。雅典奥运会举行的时候，我还在上海的一座小楼内当寓公，与千千万万的普通中国人一样，是个忠实的电视观众。雅典奥运会对我这个体育迷的意义，除了快乐，就是帮我打发了大把的无聊时光。

    4年后，我依然是体育迷，依然是奥运的忠实观众，但不同的是，在经历一系列阴差阳错之后，我这个从未学过新闻专业，在雅典奥运会以前从未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只字片语的门外汉，竟然幸运地混入了媒体圈，由一个奥运看客，成了媒体报道的参与者，不仅如此，还在北京奥运的东道主通讯社新华社的网站上开了专栏，成了每天都在网络上点评奥运的一名专职评论员。这一切，到今天想来还让人不可思议，看来人生“一切皆有可能”这句话真的不假。

    由于本文是谈奥运期间的工作感受，因此对我进入媒体圈的离奇经历这里就不再赘述。简单地说就是遇到了好人，几位素昧平生的媒体精英愿意给我尝试的机会，又碰上几位可遇不可求的老前辈，于是，我就进了媒体圈，再经过一次偶然的机遇来到新华网，由愚昧无知到不太愚昧无知，直至北京奥运的来临。

    坦率地说，在奥运来临之前，我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对奥运充满快乐的期待。在家门口报道奥运，而且要高质量、以领先全球同行的水平报道奥运，不仅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对新华社和新华网都是第一次。所以在奥运报道的所有链环上，从上到下都把即将到来的报道视为一场战役，所有人都高度重视，所有人都认真准备，这为奥运报道的最终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在奥运开始前，它带给每个人的，更多的是压力。

    在新华网的奥运报道中，评论是重要的一环。它既是新华网原创的主要内容，也是发出新华网声音的重要窗口。在中心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评论部在奥运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并按照中心领导不断追求创新，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打赢一场硬仗的要求，开辟了4个专栏，我个人负责其中两个的撰写和策划。一个是《小豆侃奥运》，这是我个人的专栏；一个是《漫话奥运》，创新地使用漫画和评论相结合的方式报道奥运。两个栏目都要求每日更新，而人力有限的情况下，我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不过好在我摊上了好领导、摊上了一帮好同志、摊上了一群好作者，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是我完成好奥运报道工作的基础，在这里我非常想逐一感谢他们，但遗憾的是这里不是电影节颁奖典礼，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好像我在学那些做作的电影明星，不太对路，而且有乱拍马屁的嫌疑。因此只能把感激留在心里，希望他们能从我今后的言行中感受到我的真心（这话说得比电影明星还麻）。

    总之，奥运过后，大家对评论工作反响还不错，我策划的《小豆侃奥运》和《漫话奥运》都得到了受众和领导的认可，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赋的任务。回过头来数一数，自己也吓了一跳，在奥运前后我竟然一共写了26篇评论，几乎是一天一篇，频率之高让我对自己的创作能力也要重新评估一番。最重要的是，这些稿件硬憋硬挤的不多，能够满足基本的工作需要，这为我今后从事重大战役性评论报道，无疑是一次很好的锻练。所以，我想说，感谢奥运，感谢新华网，感谢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人（仅以此句看似肉麻，实能反映我内心真实感受的话结束我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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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含章：《孔子》比《阿凡达》拍得好

    这样的判断也许一些影迷不会认同，因为就视听特效和票房而论，《孔子》难望《阿凡达》项背是公认的事实。在电影特效方面，《阿凡达》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视听特效制作技术，在众多院线实现了3D放映；在票房方面，《阿凡达》全球票房已经突破20亿美元，而《孔子》上映两周，票房仅有6500万人民币，与《阿凡达》比起来简直就像个叫花子。

    可是，评价一部电影，不能只看特效和票房。

    电影作为一门艺术，不只是向大众提供视听享受，其思想性、艺术性，演员的演技、剧本的编排等方面同样重要。特效只是电影艺术众多元素中的一项，不能代表一部电影的全部价值。至于票房，它是评价一部影片商业价值的重要标准，但与电影的艺术价值关系不大。包括奥斯卡奖在内的全球重要电影奖项，没有一个将电影票房作为最重要的评奖标准，也没有给票房单设出一个奖项。去年的国产大片《建国大业》创造了国产片的票房纪录，但我想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这部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颠峰之作。同样，在评价《孔子》与《阿凡达》孰更优胜时，票房也不应该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

    除了特效，《孔子》几乎在所有其它方面都超过了《阿凡达》。从剧本编排难度看，《孔子》塑造的是受到两千多年顶礼膜拜的历史人物，而《阿凡达》描绘的是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未来英雄。还原历史人物既不能脱离历史的真实，也不能只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白描，更何况要塑造的人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圣先师，其剧本的编排，台词构造的难度显然很大。平心而论，《孔子》的剧情和对白总体还是让人满意的，基本上成功地还原了孔子的形象。反观《阿凡达》，虽然描写的是遥远的未来，可剧情依然没有跳出好莱坞英雄救美的俗套，许多情节粗制滥造，对于遥远的潘多拉星球上的生物也长着四肢和尾巴我深表怀疑，而影片中描绘的未来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却不得而知，只有鬼才知道。

    至于说到演技，《孔子》堪称一场经典话剧，而《阿凡达》更像一场化妆舞会。在《孔子》中，所有的台词，每一个演员——哪怕是只有一两句台词的小配角，都给人以精致之感；而《阿凡达》在大多数时候，只让观众看到逼真的电脑特效和夸张的化妆，看不到演员的精采表演。因此，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阿凡达》都不如《孔子》。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少之又少，令我很着急，这也是我写这篇影评的根本原因。

    两部电影上映后，《阿凡达》可说是好评如潮，《孔子》面对的却是冷嘲热讽。像韩寒这些文化名人对《孔子》的批评，尖酸刻薄到让人莫名其妙的程度。韩寒称“《孔子》无论从拍摄意义、艺术追求、电影探索、警世感人、娱乐消遣以及历史记录等任何一个角度，都是一部完全可以抹去的电影。”

    对一部从剧本到表演、从思想性到艺术性都下了功夫的电影，给予如此极端的评论，只能说明一些文化名人熟谙以极端言论吸引眼球的套路。同时，此类评论也体现出一些国人对华夏文化近乎变态的轻视。其实，这种轻视在骨子里就是崇洋媚外，以贬损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目的是抬高自己，掩盖内心的自卑怯懦。

    中国人拍《孔子》有什么不好，弘扬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有什么不对？为什么要用如此尖损的言论评价自己的祖先，评价自己的同胞呢？难道骂了祖宗，骂了同胞，就显出了自己的高贵，自己的洋味？

    作为中国人不了解孔子，不了解儒家文化是说不过去的。两千多年来，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民族性的重要成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如果完全否定孔子，完全否定儒家文化，就等于间接地否定了中华民族文化，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态度不可取。

    中华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不断，并不断融合各民族，吸收各民族的先进文化，儒家思想功不可没。仁义礼智信、中庸、和谐这些思想不仅在过去两千多年持续发挥作用，也是今天中国人能够影响世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精神财富。可是现在，如何弘扬传统文化确实面临着不小的难题。社会的功利化，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已经不是靠简单弘扬传统文化所能解决的了，必须从制度、思想、道德、权威等诸多领域寻求改进，方能应对今日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可因此否定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存在价值，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回到电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发行方都重视票房，这没有错。可是，如果以票房作为衡量一部电影优劣的唯一标准就完全错了。如果按照票房标准，《孔子》和《阿凡达》根本不具可比性。为了追求票房，如果中国最优秀的导演都去拍《三枪》，拍好莱坞式的大场面，对中国电影的长远生存和发展显无益处。抛弃对艺术的追求，单纯追求票房，中国电影将走入另一个死胡同。

    《孔子》上映已经两周，票房不佳似已成定局，这与社会浮躁、观众只喜欢追求刺激有关。但导演、演员和制片方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坚持，不能因为票房受挫就不再拍有思想的史诗片、文艺片。观众和影评人也应多一分清醒，对《孔子》这样的影片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护，陪着自己的家人看看《孔子》，既是一次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机会，也体现了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尊重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窦含章）

来源：新华网

工资总额除上GDP，美国、英国，58%、56%，日本53%，法国53%，加拿大51%，澳大利亚47%，下面韩国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内瑞拉31%，那些比较穷的国家呢，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菲律宾，28%，那么这个被美国制裁的伊朗呢，还有他隔壁的土耳其，这两个也是穷国，25%，非洲资料我们找不到，但是按照判断，应该是20%以下。

请大家猜一下，中国应该和哪一个地区类似？90%以上的人认为中国的薪资收入除上GDP，应该是非洲的水平。你们怎么这么乐观啊，中国是8%。还不如非洲，全世界最低的工资收入，你怎么拉动消费呀。

你们可能会说，除上GDP，我们是8%，我们绝对的工资收入，说不定还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看每小时的工资收入是多少吧。第一名德国，30.6美元，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韩国、巴西、马来西亚、泰国都在我们前面，中国是0.8。绝对工资收入，每小时工资，中国是全世界最低，因此我们工资收入是全世界最低，我们占的GDP比重还是全世界最低，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藏富于民。

还有，我们工人可怜到什么程度，不但工资收入是全世界最低的，工作的时间，我们还是排第一的，中国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2200小时。我们就是一个感觉良好的民族。欧洲为什么不工作呢？因为他们太懒惰了，中国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工作的时间呢？因为中国是个勤劳的民族，对不对？你晓得为什么勤劳吗？你告诉我为什么勤劳？因为你的钱太少了，因为你排到最后，钱太少了，不勤劳，怎么养家糊口？所以，中国是一个什么国家？薪水太低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藏富于民。

所以未来我们要怎么做？藏富于民。第一、通过各种政策，保护民营企业赚取利润的权益，希望民营企业赚更多的钱，当然，国营企业也包括在内。然后我们还需要建立起一套良好的分配机制，那就是如何把这些赚到的钱，有效率地分给全国老百姓，让大家一起致富。这就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放弃保八，藏富于民。

来源：郎视野官方博客 2http://622009821.qzone.qq.com

例子不胜枚举，重庆前打黑英雄文强为我们提供了最新个案。文强早年是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为当地民众熟知，十年前破获“杀人魔王”张君重案，成为重庆名人，但之后还是从新闻媒体上销声匿迹。去年夏天，文强作为重庆最大黑保护伞被抓，从此一跃而成为全国性新闻人物，各地媒体“吃”上了他，迄今已历半年之久。

现在，文强正在接受审判，媒体记者云集重庆，报道连篇累牍。文强如何玩女人，收受了哪些人的贿赂，他的官场人脉，全被媒体翻了个底朝天。视觉材料也极大地丰富起来，他喜欢的女人，他收受的象牙雕刻、古董字画、名烟名酒，他的山中别墅，藏在塘底的成堆百元大钞，都被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大众面前。在特定官员身上，信息爆炸发生了。

官员落马前后，为什么存在如此巨大的信息落差，值得我们深思。出现信息反差，乍看起来合情合理。再大的官，其日常工作也如日月之行、阴阳之变，不足为奇。一旦腐败堕落，自然就有很多腐化堕落的事迹，令媒体和受众兴致盎然。但官员的腐败传奇并非发生在落马的瞬间，而恰恰是在他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媒体却没有第一时间“客观报道”。

媒体是社会肌体上的啄木鸟，但我们的媒体已经习惯了做新闻的二道贩子，他们喜欢拿着纪检机关的调查材料，或者循着检察院的起诉书，向公众转述官员的“腐败传奇”。官方不调查，媒体也不挖掘，他们坐等官方“勘探报告”，以至天荒地老，大有失职之嫌。但倘无官方结论，媒体岂敢擅作主张？现实情况是，媒体没有被赋权去报道，否则就违反了有关纪律，面临真正的“问责”。媒体能够报道的，是被抓起来的文强，而不是担任重庆市司法局长或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

现在新闻报道尺度很宽，看起来十分自由，有时候已经算得上“放言无忌”了。湖北枣阳市原市长尹冬桂2003年因受贿得罪，有媒体指控尹冬桂是“女张二江”，说她“霸占”男司机六年之久，后来尹冬桂将媒体告上法庭。文强落马后，“被他睡过”的12位女明星,也被媒体指名道姓。类似新闻是真是假，难以判断，似乎也少有人过问。官员的有关权利，随着官员落马，便让位于“新闻自由”了。

如果官员不落马，则反其道而行之。成克杰喜欢女人和钱，据说“全区人民都知道”，但没有媒体提及。原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雷亨顺最近披露，对文强的问题，历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很多。可见也是公开的秘密，媒体无动于衷。官员坐在马上，其非职务性信息被屏蔽了，只能以坊间传闻、谣言形式传播。媒体这只啄木鸟，被分配的任务是只吃死虫、不捉活虫，基本上不问找虫之事。

官员落马后的信息爆炸，本身也证实了此前信息屏蔽的存在，这是使腐败演绎为“传奇”的社会条件之一。我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媒体“风闻调查”，据实以告，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官员落马的“前传”。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杨于泽

这只是海南雅居乐·清水湾一位售楼小姐2009年的销售成绩，这一“天文数字”吸引了无数同行和外行的眼球。“在广州市场，售楼小姐一年卖一个亿都罕见呀，13亿元简直不可思议！”从事房地产业达12年的广州地产营销专家邓浩志对《每日经济新闻》如此感叹。

但在“神话”频出的海南楼市，这样的数字或许并不为奇。业内人士称，“依靠卖房提成和加入炒楼花，海南年入几百万元的售楼小姐并不在少数。”

单人一年销售13亿

一个国际旅游岛的政策方案，引爆了整个海南楼市，各路投资客蜂拥而至，也让海南各大楼盘售楼小姐的地位一飞冲天。销售人员一天卖出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也很平常，背后巨大的利益也让一些常待在写字楼里的白领，大叹不如转行去当售楼小姐卖房子。

“现在海南愁的不是房子卖不出，而是开发商捂盘导致没房可卖。”一房地产开发商内部人士如此表示。

2009年12月3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海南岛楼市一下成为无数人争抢的“香饽饽”。当地楼盘一天一个价，日涨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不怕没钱，就怕缺货。曾经七八千元/平方米的楼盘，如今卖到两三万元也打不住，而且有的开发商干脆就不卖了。

以雅居乐位于海南陵水的超级大盘清水湾为例，其“星海传说”组团发售时正值“国际旅游岛”获批期间。当天推出了600套房子，其中公寓均价1.7万元/平方米，别墅均价3.5万元/平方米，结果被蜂拥而至的买房者仅用了4个小时就一抢而空，许多人还感叹这房价太便宜了。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方了解获悉，在2009年，一位海南清水湾项目的售楼小姐，卖出了高达13亿元的业绩，堪称“史上最牛售楼小姐”，这一辉煌“战绩”让业内人士无不大为惊叹。

据广州地产营销业内人士估计，依照业界惯例千分之一点五到千分之二的佣金提成，该售楼小姐一年的佣金提成大约在200万元左右，估计个人所得税也要扣去几十万元。

“一年能卖13亿元，简直不敢想象。在广州谁能一年卖一个亿，都极为罕见，可见海南楼市的疯狂！”广州地产营销专家邓浩志感叹道，前几年海南的房地产市场根本没有这么好，有些楼盘还卖不出去，一些大中型楼盘，一个月能够卖出3套~4套就已经不错了。

据雅居乐一位内部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证实，目前雅居乐全国的项目销售工作人员的佣金提成在区域上相差不大，只是个别地方因为当地楼价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动。一般来说，别墅楼盘佣金提点在千分之一点几，而公寓因为单价没有别墅项目那么高，所以佣金提成相对还高一点。

“一般来讲，在广州市场，开发商的起步佣金价是千分之一点五。”邓浩志如此表示。记者初略估算，依照开发商起步佣金价千分之一点五计算，如果这位海南售楼小姐一年有13亿元的销售额，她的销售佣金提成也差不多有200万元，令人瞠目结舌。

销售人员参与炒楼、倒房

2009年，在信贷宽松的政策刺激下，楼市成为诸多行业中回暖最快的。仅广州市场而言，2009年第一季度房价涨幅领跑全国。但这个“成绩”，跟眼下的海南楼市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

以雅居乐为例，公司2009年全年累计合约销售面积约279万平方米，较2008年增长逾69%，超越全年目标228万平方米逾22%；而累计销售金额达226亿元，其中海南清水湾一个项目的销售就达到了64亿元，占去年全年目标的28%。

海南清水湾项目火爆的销售局面，也大大出乎雅居乐集团的预料。在2009年初，雅居乐将海南清水湾项目的销售目标仅预设为30亿元。

针对清水湾项目有售楼小姐单人年销售额高达13亿元的说法，雅居乐集团一位不愿姓名的管理层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从2009年年初到年底，在海南雅居乐清水湾单人一年销售13亿元并不奇怪。

该人士表示，海南清水湾2010年1月才推出的新组团，已取得了十几个亿的销售业绩。“目前清水湾项目最高可卖到5千万元一套，13亿元的销售业绩也就二三十套别墅而已。同时有很多投资者还是团购，一下子购买十多二十套也比较正常。”

此外，该人士还表示，13亿元的销售业绩，是包含了已备案签订合约的客户，以及一些已经缴纳了订金的客户。但该人士以避免外界过多打扰为由，没有向记者透露这位“最牛售楼小姐”的姓名和身份。同时该人士还称，在清水湾项目，2009年卖了几个亿的售楼小姐比比皆是。

邓浩志表示，雅居乐·清水湾这样的超级大盘，售楼小姐也比普通楼盘要多。平均下来，2009年售楼小姐人均销售过亿应该不成问题。如此，清水湾楼盘的售楼小姐的平均提成也将达到数十万元，个别优秀的售楼小姐提成上百万元也自然在情理之中，远比普通白领阶层收入高多了。

此外，邓浩志指出，由于目前进入到海南房产的基本都是炒房客，他们很多都是团购，可能有一些销售人员的佣金并没有这么高。但如果有销售人员参与到倒手炒房中来，那么其实际收入恐怕还不止这点。

据了解，海口、三亚许多楼盘的销售人员凭借掌握的资源优势，私下参与炒楼、倒房已不是秘密。最典型的是有的楼盘销售人员，上午花2万元用自己或亲戚的名义签个认购协议，下午就以10万元转手卖给真正的购房者。

岛内岛外佣金差别巨大

与海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位在佛山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的张小姐表示，她一个月的薪资为2000多元，同时提成收入差别很大。而一位在保利从事销售工作的人士表示，卖得很好的销售员工，一个月拿到的薪资大约为7000多元。可见在不同区域、不同公司，楼盘销售佣金的提成差别还是比较大。

在调查过程，《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在广州市场因受楼盘价格、销售难度等的影响，其佣金提成均有所不同。比如保利地产(18.64,-0.43,-2.25%)，由于其在广州区域的楼盘位置较好，品牌受到大众认可，楼盘一直都比较畅销，近郊1.3万元/平方米的楼盘项目，均所剩无几，因此一般商品住宅的佣金提点在千分之一点三。

对于像和记黄埔这样的港资企业来说，由于项目不多，且在广州销售较为缓慢，其佣金提点则相对较高，不论别墅还是普通住宅，其佣金提点都是千分之二；如碧桂园这样的企业，分销售助理和销售顾问，其助理是无任何佣金提成的，而销售顾问则有。

据邓浩志介绍，目前广州市场通行的佣金提成有两种方式，依照月销售额的累计量，分别依照代理公司计算和开发商计算，一般来说开发商的佣金制提成相对较高。

“由于代理的楼盘较多，代理公司提点基本不高。”邓浩志表示，一般来讲，代理公司的佣金提点在万分之八到千分之一之间；广州市场开发商一般的佣金起步价是千分之一点五，范围大概在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一点五。

据相关数据显示，去年雅居乐拥有的海南清水湾其一线海景房均价在1.8万元/平方米，别墅最高则达到了6万元/平方米。

上述雅居乐人士介绍，每个月销售人员的业绩都会进行排名，选出每月最佳的销售明星，实行末位淘汰制。这样一来，也将给予销售明星一定的奖励。一般说来，整个集团的销售人员平均年薪都在10万元左右，海南清水湾只会更高。

根据海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前，海南竣工房屋的造价成本为每平方米在2000元以下。随着2007年建筑成本提高，其造价成本也不会超过2500元/平方米。对比海南如今几万元/平方米房价，楼市利润空间可想而知。

“有些地块的开发商拿地成本价仅几百元/平方米。”邓浩志指出，随着楼市房价的上涨，佣金比例也依照楼盘的销售价格和销售难易程度来制定。对较小的地产商而言，其佣金提点都不高。而如今受海南国际旅游岛计划的刺激，海南楼价飙升，成为炒家的市场，销售人员月收入过万甚至几万元也正常。（每日经济新闻 朱玲）

章子怡“捐款门”成为近日娱乐圈最受关注的焦点事件。昨日下午，其经纪人纪灵灵公开发表声明，就红基会捐款账目道歉。她表示，给红基会的捐款是84万而非此前报道的100万，“是我身处管理阶层的严重疏忽，是公司内部的不协调而导致的错误。”之后，约6点时，中国红基会在其网站上发布回应称：“纪灵灵女士电告我会，章子怡下差的16万元捐款（今天）已通过兴业银行汇入中国红基会账户，并将银行汇款凭证传真我会。至此，中国红基会收到章子怡的地震捐款共计100万元。”

章子怡的“捐款门”席卷娱乐圈，网友们对其他明星捐款的情况提出质疑。据报道，那英、李冰冰、赵薇、范冰冰等不少明星均出示了捐款收据或者发票，积极作出表态或回应以作澄清。

对于戛纳募捐的款项，纪灵灵昨日以邮件方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强调称在戛纳募捐到的善款数目是50万美金，“当我们一切都完成的时候，不管是账目还是最后项目的结果，所有的一切都会完全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此外，昨日本报收到一名自称柳小姐的热心读者报料称：“网友调查出章子怡其实有两个账户，一个是2008年7月份在纽约申请的，不过在2009年5月已过期，另一个是2008年5月在加州申请的商用账户，当初5月22日募捐的支票开头写的是‘子怡基金会’，按美国规定是可以用商用账户来做募捐，另外，其实章子怡不止一次用这个账户募捐，据知，曾在法国募捐过两次，在美国募捐过一次。”记者随后联系纪灵灵，她以短信形式回应称：“没有两个，只有加州的Ziyi Zhang Foundation”。

中国红基会关于章子怡地震捐款的公开回应(节选)

连日来不断有媒体记者向中国红基会求证章子怡捐款的真实情况。为对捐款人负责，对公众舆论高度重视，中国红基会现就章子怡地震捐款的详细情况如实公布，以接受捐款人和公众的监督。2008年5月15日，中国红基会共收到章子怡两笔捐款，一笔是北京天子蓝情广告公司通过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广安门支行汇过来40万元，注明是“代章子怡捐款”；另一笔是章子怡通过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捐过来44万元，两笔捐款共计84万元。这两笔捐款中国红基会根据灾后重建计划，已会同其他明星的捐款全部用于在四川省卭崃市一所聋哑学校的恢复重建，目前这所学校已竣工投入使用，并命名为“明星博爱学校”。

在看到对纪灵灵的采访报道后，中国红基会财务部、宣传部负责人先后致电纪灵灵女士就章子怡捐款情况进行核实。纪灵灵表示，章子怡下差的16万元捐款将在近日补捐到位。今日(2月8日)本文上网前，纪灵灵女士电告我会，章子怡下差的16万元捐款已通过兴业银行汇入中国红基会账户，并将银行汇款凭证传真我会。至此，中国红基会收到章子怡的地震捐款共计100万元。

章子怡经纪人道歉声明

在2008年地震发生后，北京的同事接到子怡捐一百万的指示后，他们分别给红十字会捐了两笔钱。我们当时都不在国内，我也没盯这事。但在最近两个星期看到媒体报道说捐款总数没有达到100万，我便开始调查此事。当我寻找捐款收据时，才发现一直没有。今天红十字会告诉我，捐款的收据一直在红十字会那边，因为他们没有寄出收据的地址。当我了解到收据细节时，才确认了善款只有84万。同时再了解到当时会计和另一个同事她们在各自汇出金额上出现了纰漏，都以为对方汇出了差额。

今早我们把事情经过如实地向子怡做了汇报，她立刻把余款补给了红十字会！我现在也彻底了解到明星做慈善需要非常仔细和严格监督。将来对这类慈善活动会做出更小心的内部指引。这是我身处管理阶层的严重疏忽，是公司内部的不协调而导致的错误。这错误严重地引起外界对章子怡的不合理猜测及批评，给子怡带来这么多的负面影响，实在是抱歉！我愿意接受子怡以及所有关心爱护子怡的朋友们的指责。我为我的疏忽所造成的错误，深感难辞其咎。纪灵灵2010-2-8

经纪人专访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网友提出质疑称善款账目明细是指每个人各捐了多少，公布总额并不代表公开了账目。明细会公布吗？

纪灵灵：在戛纳我们募捐到的数目就是50万美金，这个数目是经过现场媒体确认的。基金会账上的有接近5万美金，包括支票和现场募捐到的现金。除了邓文迪的10万她自己已捐出外，剩下的35万美金是捐款人口头答应的捐助，他们要看到合适的善款项目后才会给这笔钱。现在善款项目已确定，就是“关爱儿童组织”在德阳的“资源中心”，所以这些口头承诺的捐款人会把善款打到“章子怡基金会”的账户上。资源中心建工开始三周后，“章子怡基金”会写一个40万美金的支票给“关爱儿童组织”。到那时一切账目都会公开化。或许大家以前玩过拼图游戏，要知道要做好一幅完整的拼图，少了任何一张图片都是不行的。做善事也是一样，开始募集，寻找项目，落实善款，递交仪式，每一个过程都缺一不可。目前我们做到了找到可靠的项目，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当一切都完成的时候，不管是账目还是最后项目的结果，所有的一切都会完全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另外，我们在没有得到允许前是没有权利公开任何人的详情，除非当事人同意！

南都：有媒体报道法律人士称“地震捐款是公众财产，如果这笔钱是进了个人账户，而不是基金会的账户，就有侵占罪的嫌疑。”

纪灵灵：戛纳募捐的将近5万美金都在基金会账上，从收到捐款到今天我们没有碰过一分钱，更谈不上有过个人账号了。我们是做善事，光明磊落，人是要积德的！

南都：另外有质疑称“本来为地震募集的捐款，却不是直接用于地震，有可能涉嫌挪用。”您如何看？

纪灵灵：C areFor C hildren德阳资源中心已通过基金的律师和关爱儿童组织律师的审查。都没问题。放心。

南都：“章子怡基金会”是否已过期，网上查询显示：“ExpirtionDate(即期限终止日)：2009/5/15”？

纪灵灵：没有，这不是事实。基金是有效的。Status：Current意思是有效；Status：Delinquent意思是无效。你也可以查查其他有名基金或我们都认识的名人基金会。谢谢你很仔细地做调查工作。

此外，纪灵灵还给记者发来基金会注册信息的详细查询途径，邮件完整内容如下：

“加州首都检查官网页

http：//ag.ca.gov

Left colum n：点charities http：//ag.ca.gov/charities.php

Right colum n：点Registry

O rganizationNam e：填ZiyiZhang Foundation

http：//rct.doj.ca .gov/M y L ice n se V e rifica tio n /SearchResults.aspx”

记者由此查询到“章子怡基金会”在美国的注册信息，并向专业人士咨询。该人士表示：“如果单纯只看期限终止日，注册已经过期，不过也有可能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已经办理续展(或续费)手续而有关信息官方尚未更新公布出来，所以该注册是否已经失效目前暂不能够下结论。”

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就在最近一段时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在中南海连续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所有的主题都是一个，就是教育，而主持者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播放短片）

卢金玲（学生家长）：

总理听得很认真，时常地点头，完了结合孩子的成长，讲得很好。就跟聊天似的，一点都不紧张，说话挺放松的，真是敞开心扉了。

解说：

上周六，来自北京东升乡的卢金玲受邀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座谈会，地点中南海，而与她面对面交流的人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卢金玲：

总理听得都是很认真的，而且也是在每一点都在记，有时候总理当时就给解答，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解说：

卢金玲参会的身份是学生家长，与她同行的有研究生、大学师范生、中学生、农民工、农民以及北京市民。这场由温总理主持召开的教育座谈会，是围绕着人们关注的，还正在制定中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让学生和家长代表们对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

引人注意的是，像这样关注教育的座谈会已经是从1月11日到2月6日第五次举办了，并且每一次都是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五个半天的时间，密集的教育座谈会，其重视程度不言而喻，而五次座谈会主题各有不同。

1月11日第一次座谈会，以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为主题；四天后召开的第二次座谈会锁定职业教育；2月4日，探讨基础教育；随后召开的是教育管理体制座谈会，请来的则是一些教育管理系统负责人；而上周六召开的座谈会，则是首次把学生和家长代表请进中南海，与总理面对面。

纵观五次座谈会，内容涵盖了各级教育，而受邀之人也包括了学校、家长、学生，也包括了家长代表，而他们的意见将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供参考。2008年8月底，我国启动面向202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并成立了由温家宝总理任组长的领导小组。

对此，温家宝总理曾经表示，研究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本届政府必须着力做好的一件大事。一年多以来，已经数十次译稿，形成了纲要初稿。之所以如此重视温家宝总理在第五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是最好的解释“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也是每个家庭和学生关心的大事”。

我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温总理多次举行座谈会，也是想从各个方面来发现制约教育的一些问题，包括体制的问题、舆论的问题、社会文化的问题、法律的问题。

主持人：

比如说？

程方平：

比如这次我发现在座谈会里，有一些企业的代表，比如我们这几年要推进职业教育，国务院开了三次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职业教育好像发展的难题还是没有完全找到破解的思路。我们就会想，企业来支持职业教育，它有什么动力？我们从国外的一些经验来看，它应该有免税，或者有一些技术创新的利益，它才能够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能够拴在一起。这些方面，我们的一些相关制度和相关法规还不健全，如果在这些方面调整好了，可能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主持人：

您刚才上的这番话，在中长期的纲要里面，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吗？这个问题。

程方平：

我们在中长期的发展纲要里头，职业教育这一块儿，包括咱们刚才涉及的高等教育、普通教育都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但是具体落实一个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因为2012年，或者2020年它有一个时间的期限。还有一个，它还要有一些配套的工作要做，比如我们相关的一些教育法规、经济的政策、有导向型的政策，我们如果能跟上就会更好。

主持人：

打个比方来说，就好像是经济体制改革到了现在，现在是需要多方面的改革一起跟上的时候，再指望经济体制改革，恐怕就再不能继续纵深下去了。

程方平：

对。因为我们教育体制改革从1985年就提，一晃就20多年了。这个教育体制改革单独改是很困难的，它后面都跟着很多这种现实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一些现在看来还是体制性障碍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在国务院统筹之下，做宏观的、系统的、大范围的调整，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改革能够保证比较圆满的，或者说正常地向前发展。

主持人：

程先生，一个具体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总理的谈话到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我们再想，我们刚才说的那番话，政府感到了一种“急”，但是这种“急”体现在具体的里面，要体现在十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怎么理解这种“急”，但又是十年？

程方平：

我觉得一个就是我们从2006年政府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要承担的这种责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发展它不是一个只投钱就行的问题。比如过去我们一方面是投入不足，欠债，一方面积弊很深。我们现在的城市的学校，乡村的学校，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它的差别是很大的。如果一刀切了，有好多遗留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必须要在磨合当中不断地完善。但是如果不做，这个积弊会越来越深。所以从现在开始做可能在十年的时候，能够把它做好，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大的幸事了。

春节“恐归”成为节前各大媒体最后一次大炒的话题。这个话题并不泡沫，我理解。

春运出行不便、从城市到小地方的生活条件差异，这些都是技术性的故障而非根本的问题。也许恐归的人中间，有些人的别扭是跟我一样的。

人没回去，家里亲戚邻里都打听明白了，谁坐飞机，谁挤火车，谁开小车，清清楚楚。我有个朋友跟老婆放狠话：今年再不拍板买车，他就没脸从广州回县城过年了。谁说男人不脆弱不虚荣呢。初一一过，势必要拜年了，顿顿都是席开两三桌，这就叫人之常情。大家见面，长辈们念叨谁谁谁家孩子混得好，譬如一个朋友刚考进中直机关做公务员，从北京回到市里，回家就是市府专车接送；老家的兄弟升官也快，在镇上传为美谈。

市府干什么，我们平民百姓可以不在乎；可是，除了市府的逻辑，我还真没看见民间有啥独特的价值取向。乡亲们见面，无非攀比谁挣的多，谁住了大房，谁当了科级处级，谁帮老家人在外摆平了多少事。人情往来，在乡土社会很自然，但就看这非逼你衣锦还乡不可的架势，往来之间的品质确实值得怀疑。

有没有挣钱、升职、买房或者结婚，是很个人的事；但一个春节回家，就好象一次阅兵，个人社会资本的综合实力，一目了然。你必须接受检阅，就好象年年一次的摸底考试，必须排名——因为这里的人认得你祖宗八代。

当然，这并非老家独有的问题，这是现在中国人社会的主流价值：幸福或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成为人上之人，有一堆可以拿出来攀比或彰表的业绩。我们从小就是这么被教大的，我们的每一点自尊和骄傲，不是来自真实的成就感和内心的愉悦，更多是来自名次排前、压过别人一头的优越。现在一入社会，摸底考试越来越多，排在前面的永远只有少数人，那大多数人的幸福和成就感从哪来呢？

有位朋友，在美国读了电影学博士。他是真心爱电影的人，各处每一届电影节都要去观摩，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为了电影和自由，这老兄选择了跟在北美的华人群体迥异的生活：租房，自由撰稿，不结婚。他对于体力劳动也没什么成见，曼哈顿堵车高峰，人力车载客很赚钱，他也偶尔去踩车练练摊。他出身上海知识分子家庭，这样一来，在北美“混得成功”的姐姐不乐意了，觉得他在为家族丢脸。可他觉得，我很快乐，跟你的脸有什么关系？我也知道在华文世界著作非常畅销的一对神秘作家夫妇，另一位同样是文化界的人士，曾经颇为怜惜地告诉我这对夫妇在美国的状况：“我看见他们在集市上摆摊。”

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理解电影学博士和作家夫妻的幸福，那是一种只专注于实现独一无二的自己的生活。但我相信，很多恐归的灵魂背后，都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在目前的中国，很少人能实践做自己。

每一次回家，跟我每一次在中国内地的采访一样，我越来越深地感觉到，中国还是一个权力本位的社会。在行政体制之外，向上流动的机会非常稀少，是中国沿海与内地、一线城市和县级区域主要差别之一。不仅仅权力是社会运作的主轴，权力也是人们在私领域最孜孜以求的最高价值。如果不能高人一等，你的生活和所作所为再有丰富的价值和意义，也等于没有价值和意义。于是，所有人都希望当“官”，希望管人，希望手握权柄。这种价值观，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老家”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我们老家人认为，在外面的人，只要不是挣大钱的老板，没有在体制内单位工作的人，一律是“打工的”——这意味着，这是一个临时的、没有多少地位和保障的位置。大多数离开家乡发展的游子，只是人力资源市场上自食其力的普通人，甚至在楼市病态高涨之后步入社会的，沦为“蚁族”，自然在“人上人”的摸底考试中倍感压力。

我常常想家，年纪越大，越觉得自己还是小镇上长大的那个少年，不管你走了多远的路、看过多少风景，本质上还是这个地方的人。都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老家的小镇现在繁荣到超过我去过的很多县城。可我找不到儿时喜欢的一幢老房子、上学经过的一口井、一片莲塘、一座老桥。家乡变得跟很多地方一模一样，设计潦草的现代水泥房取代了地方特色的民居；人们富了，老家的休闲娱乐除了看电视，多是搓麻将和买***，混得阔气的老朋友则是开车进市里，包宾馆房间开赌。

乡愁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反而因经常出差，我倒是时不时在路上感觉到久违的乡情。

香港长洲岛。尽管那里已经是热门观光地，但没有大拆大建的规划手笔，连麦当劳和“7-11”便利店都蜷缩在窄窄门面的民房里，为了顺应小岛的房屋和道路规模，以及保护环境，连消防车都是电瓶车，有着玩具一样的迷你外形。午后我走过村子，很多人家都大门敞开；爬到山顶凉亭，表情青涩的“90后”慌忙给来人让座。

台湾新店。我看到一条老街：店面的感觉好像有了一百年，还在做着祖父辈的生意。从地铁站出来，只开了几分钟摩托车，我闻到青苔和泉水的味道，听到蝉声。

台湾美浓。一间八十几年的传统服装裁缝铺，百岁的老裁缝静静坐在门口；文具店的老板叫住游客打扮的我，递给我一大叠免费的印刷精美、文字清新的小镇导览：“第一次来，好好看看我们美浓。”

家这个字眼，在人类的词库里有着丰富的涵义，不仅仅是一个地点，更是一种氛围、一套价值体系，一种对人身心的护佑，一种来自彼岸的呼唤。问题来了：在异乡是“蚁族”，在故乡是“恐归族”，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到底在哪里呢？

来源：洛洛（李

上海财经大学官方网站上，一篇有关春节慰问困难党员的新闻稿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网页截图

网友发帖质疑困难党员“有房有车” 网页截图

“困难党员，住这样的复式住宅?”2月4日，上海财经大学官方网站上一篇《市、校级领导慰问我校困难党员》的新闻稿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新闻稿内配有三张图片，图片显示，拍摄地点疑似一复式住宅，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有关部门表示，这房子并非该党员所有，也并非复式，而是“尖顶平房”。

记者在财大官网上找到了这条新闻稿，稿件第一张图片是慰问者和困难党员的合影，他们身后是楼梯，楼梯边还挂着一串钥匙。有网友质疑，“困难党员，住这样的复式住宅?这个水准在党员中，应该列为困难户吗?”也有网友打起了算盘，“这套新房的价格估计起码在280w之上，装修估计在30w之上。党员的一套房子就有300w，何来困难这个说法?”对于身后墙上的钥匙，图片显示比较模糊，但也有网友“火眼金睛”，称“那是奥迪车的钥匙”。

对于后两张坐在桌边交谈的图片，有网友表示，从色泽和外型，桌上的水果应该都是进口的，“这香蕉，据每周买水果的我鉴定，应该是进口的那种”。还有网友称，该困难户桌子上摆着的草莓“目前市价40—60块一斤”。

记者2月8日联系了上海财经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照片中的困难党员是一名军队复员转业军人，目前在财大工勤岗位任职，“房子不是复式住宅，是尖顶平房，楼梯上面是个狭小的储物间，并非用于居住，况且这个房子不是他的，是部队借给他的，该党员在上海没有房子”。上海财大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困难党员家中确有实际困难，但鉴于这是个人隐私，所以不能曝光。

2009年是“寂寞”的一年，从“不差钱”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从“躲猫猫”到“70码”，从“春哥”到“曾哥”，再到如今正当红的“杯具”，越来越多的网络热词在中国网民的聪明智慧中被创作出来。连原本隐晦敏感的两性话题也被赋予了更多含义，今天，就来盘点2009年10个与两性相关的网络热词。

1、 裸婚

裸婚，当然不是指两个人光着身子结婚。而是“无车无房无钻戒，不办婚礼不蜜月”，花九块钱领个证，从地下到合法，其他都可以不要。这是当下流行在80后的情侣中，为了证明爱情高于物质的一种结婚方式。据了解，“裸婚族”年龄多在20至35岁之间，以80后居多，他们大多思想前卫，其中也不乏高学历、高收入的都市白领。在“裸婚族”看来，领了证就生活在一起，轻松自然，管他房子、车子、票子，既然相爱就让我们在一起吧！

2、 临时性强奸

浙江南浔两位协警在宾馆趁朋友醉酒不省人事之时实施强奸，南浔法院根据犯罪事实，考虑到两人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事前并无商谋，且事后主动自首，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给予酌情从轻处罚，判决两被告各入狱三年。

一时间，“临时性的即意犯罪”这一说法在网上引起热议，网民纷纷猜测这一既无法律来源又无条款依据的新名词，是为了给两名协警脱罪而特意编织的说法。

3、 控体避孕

避孕一直都是两性话题中的焦点，作为“比安全套更安全的避孕方式”，短效口服避孕药在中国的处境略显尴尬，主要原因是由于它所含的雌激素可能造成发胖。爱美的女士们自然不愿意轻易拿身材冒险，所以宁可流产也不吃药。而2009年3月21日，控体避孕药正式现身国内。随着一款叫优思明的避孕药的上市，女性再也不用为“避孕就要牺牲身材”而担忧了。优思明含有最先进的孕激素——屈螺酮，被证实可以有效对抗水钠潴留引起的发胖，不仅能控制体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减轻体重。控体避孕已经成为两性生活中的一个时髦词儿了。

4、 大肚新娘

“大肚新娘”顾名思义就是大着肚子做新娘。据不完全统计，在09年新婚的队伍中，大约有七成的新娘是“大肚新娘”。也就是说，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新人在婚前有了“性行为”的结晶，“非法结晶”要转正就必须要结婚，所以大肚新娘也被称为“奉子结婚”。有学者认为,大肚新娘现象的泛滥表明中国传统的贞操观很大程度已经改变;更有人认为,此现象表明今天的“80后”已在公然叫板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底线。

5、 经济适用男

“经济试用男”走红网络，也逐渐成为女性选择结婚对象的宠儿。经济适用男是指身高一般、发型传统，相貌过目即忘；性格温和，工资无偿上缴给老婆；不吸烟、不喝酒、不关机、不赌钱、不泡吧，无红颜知己；月薪2000～10000元，可支付住房首付，但无能力付全款；一般从事教育、IT、机械制造、技术类行业的男人。

“找一个能体贴的经济适用男”成为金融危机之下，识时务的女性择偶的新目标。于是，经济适用男一夜之间就像出土文物一般成为炙手可热的稀有资源。

6、 电脑寡妇

继“足球寡妇”、“麻将寡妇”之后,又一种新型“寡妇”横空出世了。这种“寡妇”很具有高科技特色,就是“电脑寡妇”；其“升级版本”叫“网络寡妇”。如今世事变迁，丈夫好好活着的女人也有可能成为“寡妇”。皆是因为男人专注于某一种事物，不仅忽略了对女人的关注，更简直无视女人的存在，因此这些女人就成了“寡妇”。

7、 被当爸

“被当爸”一词缘起美国一个小模特昭告天下，自己怀有性感男星裘德洛的孩子。大帅哥风流一世，却因“不知道女友没吃避孕药”而成千古恨，莫名其妙“被当了爸”。作为“被”时代应运而生的又一伟大网络词语，被当爸泛指男方在不知情或不自愿的情况下成为了父亲。“被当爸”与“被就业”、“被自杀”有共同之处，都是当今时代社会的产物；不同之处在于，“被当爸”听起来没有那么沉重的意味，然而，对于当事人来说，“被当爸”这一“被”就是一辈子的事，真不是听起来那么轻松。

8、 嫁碗族

古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今有“嫁碗一族”。嫁碗族是指那些为追求稳定婚姻，提高社会地位而把择偶条件限定为职业必须为公务员的族群。当今社会的严峻就业形势无奈地“逼”出了一群“考碗族”，而为了幸福生活同时也冒出了一群“嫁碗族”。公务员这个职业不但在就业方面很吃香，而且在女性择偶方面也很“抢手”。如同流行多年的“考研一族”、“考托一族”一样，考公务员一族称为“考碗族”，嫁公务员自然称其为“嫁碗族”。既然自己考不上公务员，那就嫁个公务员吧。

9、 爱情备胎

备胎，就是车上常见的备用轮胎，它的作用在于能让正胎发生意外时把旅途继续下去。而在大学生聚集的社交网络上，不少大学生把自己称为“爱情备胎”，“后备甜心”。不仅如此，更有同学将“感情中的备胎”的解释为后备情人，排行第二的爱人，并以此来定义自己现在的情感生活。备胎这一并不新鲜的名词，竟然因进入爱情中，难道爱情也可以后备？该无奈还是感叹？

10、 孔雀女+凤凰男

在网络上，把城市女孩统称为“孔雀女”。她们是在父母溺爱之下长大的娇娇女，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从小到大生活也是顺风顺水。她们内心单纯，崇尚并向往纯真的爱情，看重男人的能力，注重男人的家庭责任感，以为与男人结婚就是建立两个人的小家庭，为自己的家去努力奋斗。

凤凰男，顾名思义，“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指的是那些出身贫寒(特指出身农村)，几经辛苦考上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男人。曾经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使得他们普遍拥有家境良好的人所不具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拼搏奋斗的勇气。但他们仍然保持一些农村的生活习惯、家庭观念及价值判断，重视家族忽略小家，在娶了“孔雀女”后，与“孔雀女”在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往往会产生种种问题和很难调和的矛盾。

盘点完了，最后造个句吧。

“孔雀女”不顾好友“嫁碗族”的反对，一心要找个“经济适用男”“裸婚”，却因为没吃“控体避孕药”成了“大肚新娘”，让“凤凰男”“被当爸”了，没有“爱情备胎”的她将“凤凰男”告上法庭，最后法庭判决此事属于“临时性强奸”，无罪释放。

2009年过去了，我们流泪怀念它……

来源：网络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