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北方大雪，孩子们再次首先遭殃。河北省永年县西滩头村龙凤学校餐厅因不堪大雪重压于11月11日坍塌，3名学生死亡，20多人受伤。邯郸市一私立学校因大雪压塌食堂房顶导致3名学生死亡、25名学生受伤。河南省开封县新宇中学钢架结构简易餐棚因不堪积雪压力，在学生就餐时突然倒塌，造成1名学生死亡、7名学生受伤，其中3名学生重伤，4名学生轻伤……
人们在祈祷，在哀悼，在质疑，在谴责。为什么又是学校？为什么又是学生？
去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校舍安全问题几乎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国务院公布的震后重建条例明确提出，学校等公共建筑的抗震设防要高于当地建筑。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曾下发通知，要求在去年9月1日开学前，通过查阅档案和实地踏勘等方式,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每栋建筑物、构筑物等进行逐项检查，提高各级各类学校防震减灾能力，消除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安全。
更早的2007年，新华社对淮河地区洪涝灾害的报道中称:教育系统成为洪灾重灾区，倒塌校舍数千间，受灾学校2559所。再往前推，1981年3月31日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抓紧解决中小学危房倒塌不断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要求各地采取措施，“尽快解决好中小学这项人命关天的大事，做到从一九八一年起不再砸死人”。28年过去了，无数的中小学生依然不时在校舍倒塌中夭亡。
改革开放31年，我们自称创造了世界性的经济发展奇迹，却在最基础的教育问题上呈现出全面的短视，甚至无法实现28年前对孩子安全的基本承诺。一个民族一次次在灾难中失去的，并没有由进步得到补偿。我们从来都只见中央政府发文件严控政府建设楼堂馆所，却从来没见过中央政府发文件说学校建设标准过高。过去几年，国家给拨款建校的标准只有400元/平方米，而最近几年才调到500元/平方米。我们不妨看另外一个比较，就是为了严控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2007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党政机关办公楼单位综合造价（不含土地有关费用及市政配套建设费），省（部）级不得超过4000元/平方米，市（地）级不得超过3000元/平方米，县（处）级及以下单位不得超过2500元/平方米。（2007年4月18日《新京报》）所见，即使是在“严控”政府楼堂馆所的前提下，政府楼堂馆所的建设标准仍然是中小学校的五至八倍。
校舍安全只是中国内地教育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多的问题出现在教育均衡性差、公民教育负担重、孩子们教育权利严重不平等诸方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利特别报告员托马塞乌斯基认为，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太少，贫穷地区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阻碍很大。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到城市打工，他们的孩子经常被城市的学校排除在外，或被收更高的学费，城市里也没有专门供这些孩子受教育的非正式学校。中国法律要求实行免费的9年义务教育，但许多地方学校存在着额外收费现象，以弥补教育资金的不足。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投资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是6％；在西部落后地区，许多家庭为孩子上学负债累累。
最近，来自广东三大监狱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幼年时期留守农村无人看管，近六成属于“盲目流入城市犯罪”……这些在城乡流动状态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既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不少人宁进监狱不肯回农村。（《广州日报》11月9日）前两年，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有关调查即显示，新移民二代的犯罪率是当地户籍青年的三倍！
今日移民二代的犯罪率高问题，正是户籍隔离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教育教学等一系列歧视（如流动儿童无法平等地享受义务教育、无法平等地在居住所在地参加高考）结下的苦果。
教育部长刚刚易人，教育部正在拟定中国教育的中长期规划，但历史的欠账必须先还上。否则，整个社会必然要穷全社会之力加倍偿还，不论是未来的低就业率高犯罪率，还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已故12年的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失误。12年过去，这话仍然有效，甚至历久弥新！过去31年，我们最大的问题是GDP至上，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人权和教育自由与公平来追求GDP。殊不知，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大的财富不在别处，而在人本身。而人的关键，就在教育，就在儿童。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未来，取决于它对待孩子、对待教育的态度。不管它有多贫穷，但你只要看到这个家庭、这个民族的孩子在安全的教室里的朗朗书声，就一定看得到这个家庭和民族的希望。反之，一个眼里没有儿童、没有教育的家庭和民族是没有未来的。龙应台女士说：“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
来源：童大焕中国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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