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
——加缪（译林出版社《加缪文集<鼠疫>》郭宏安）
故事虚拟在四十年代。
记得2003年瘟疫肆虐神州大地的时候，周国平先生曾在《鼠疫》的序言前说了一些意味深长的话，那话我早忘了，那出版社的名字我也忘了，但是周先生的用意在那人人自危的非典时期，实在忘不了： 面对人造世界生出的丑恶，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
最初，所谓的“鼠疫”在人们心中，不过是加缪虚构的一个故事，故事中的所有人（除了里厄医生）都忽略了加缪引自英国作家笛福的那句格言：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两者都可取。
他们就像现今的某些乐观主义者臆想的那样，不会的，不会的，这种灾难永远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它不过是文人墨客站在阿尔及利亚奥兰城边的沙滩上吹海风时，脑子里涌现出的一些不切实际的遐想，一种对于未来不必要的杞忧。鼠疫？太可笑了，就像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黑死病”一样，只会发生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在幻想的优美的神奇的动人故事中予人可以一笑置之的伤害，而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用担心，我们有的是时间。只要疟疾没有来临，罗马就永远是安全的，就像我们有的是时间在车祸来临的一刹那，再系好身边的安全带一样。
但鼠疫还是来了，因为“城市本身相当丑陋”（235页），它外表的平静掩盖不了鼠疫已渐渐逼近的事实。于是本故事的主人公里厄医生，一个相当务实而又喜欢客观冷静的人，实际上已经撕开了他记录的第一页，赋予这篇“报告文学”以一种强烈、但绝不可能仅仅限于美学上的真实性：一只，两只，渐渐地，死掉的老鼠已经有几百只了，“城里的人开始担心了”（245页），接着，“朗斯多克情报资料局（搜集、提供各种题材的情报资料的机构）在义务广播消息中报道，仅仅在二十五日一天中收集和烧毁的老鼠就达六千二百三十一只。”（246页），人们开始慌乱。不过他们的确有这个理由，因为正当报社渲染“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时，里厄医生开始正式接收属于他的第一个病人，那个看门人米歇尔老头就在一阵高烧40摄氏度的谵妄中痛苦死去，就在里厄的眼面前以一种强烈的警示意义而死去。“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他的老婆问道，“他死了。”里厄说。（251页）
死的人越来越多，与鼠疫蔓延的速度成正比，但是各类政府机构还要掩饰，但死神是赤裸裸的，它任性妄为，向来不理会人世间种种按部就班的规章制度与既定程序，它说来就来，好比希特勒集结在波兰边境的坦克装甲一样神速，它在人们那天真懈怠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做派中，就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闪电。它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摧毁一切。
对此，许多最后与里厄一起并肩战斗的人，比如那个人性观察者塔鲁，那个政府小职员格朗——一个字斟句酌，离“关心鼠疫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艺术家，那个外地记者郎贝尔——起初想在封闭城市之后逃离出去的“自由主义者”，都选择了与那个帕纳卢神甫截然相反的行动，面对真正的现实的困难时，祈祷或者是凝聚人心的一种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依附在里厄医生的周围，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去勇敢的战斗。
“鼠疫像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适用于这世界上的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有些人思想得到提高，然后，看到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向鼠疫屈膝。”（332页）
这是面对无聊的“人性探究者”塔鲁提出的问题时，里厄医生做出的简明有力的回答。于是“第二天起，塔鲁就着手干了起来，他组织起第一支队伍。以后又有许多小队纷纷成立。”（337页）
最后，塔鲁也死于这场鼠疫。当我揣想他弥留之际内心深处的感触时，我想他会说，不要误会，不要以为里厄医生那张冷峻面庞是我无用挣扎然后奔向死亡的大前提，事实上我最终明白，我始终还是要感谢他的帮助，正是他的帮助使我认识并醒悟：真正的死亡，不在人的肉体上，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并且我即使已在死海浮浮沉沉等待着第二次降临人间，我仍然赞同作者即里厄医生的那些话，这就是对我组队的高尚其实是自保行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勉励：“如果对高尚的行为过于夸张，最后会变成对罪恶的间接而有力的歌颂，因为这样做会使人设想，高尚的行为之所以可贵只是因为它们是罕见的，而恶毒和冷漠却是人们行动中常见得多的动力，这就是作者不能同意的地方。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没有见识的善良愿望会同罪恶带来同样多的损害。。。。。。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337页）
那位最后神奇复原的公务员格朗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不再进行他无病呻吟的所谓创造了，在这场空前的灾难中，再去雕琢那些华丽而空洞的字句还有什么意义？“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驰骋在布洛涅树林的开满了花的狭窄的道路上。”（340页）
他开始一本正经起来，让女骑士自个儿在幻想的某个地方溜达吧，现在他需要的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感情，“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342页）
就是这样，随着故事一幕幕地深度展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场对抗“鼠疫”的战斗中，那个帕纳卢神甫，虽然最后他也“病情可疑”的死去，但是他那种类似十七世纪散文家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勇毅，让他敢于深入对抗鼠疫斗争中的最前线，从没有离开过医院与鼠疫流行地区，还有那个一心想在封城后离开奥兰的记者郎贝尔，几经辗转，机会终于来临了，但他选择了放弃，或者不止觉得“里厄的妻子在离这里几百公里之外的一个疗养所里”这个琐细的事实打动了他，让他感到羞耻，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本不属于他的战斗中，这个起初“只顾一个人自己的幸福”的人，不管他愿不愿意，事实上他已经卷入进来了，“这件事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系。”（394页）
除了科塔尔一个人，这个最初采取上吊来自杀的一个矮胖的老头儿，总是担心有人——比如警察将他从医院里，或者诊所里予以逮捕，但又不告知我们逮捕的具体原因，仿佛因为他的怪异，这些都是得到特许般必须加以掩护；他还希望从窗户上用铅弹射杀那些无辜的小猫；他仿佛对于这场灾难的痛苦与不幸，自始至终，显得有点漫不经心，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他的举止总是显得变化无常，当疫情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他仿佛兴奋狂放到了极点，出入各种比如电影院这样的公众场地，但当疫情趋于缓和，而他则沮丧地退出社交场合，过着一种遁世的生活起来，“在饭店里，在戏院里，在他常去的咖啡馆里，人们再也看不到他的踪迹。”（450页），但过不多久，他又从自造的封闭中走了出来，又变得爱与人交往了，高高兴兴地出没于人群之中，滔滔不绝地谈论鼠疫，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直到省里发布鼠疫行将结束的公告的那一天，神秘的他又神秘的消失了。
这个谜一样的科塔尔后来在自家楼上的窗户上与对峙的警察展开了枪战，一场宛如这场惊心动魄而又意味深长的斗争之尾声那样的枪战，不管这个“疯子”内心世界里承受了多少痛苦与挣扎、多少不为人知的罪恶需要倾诉，需要在一场鼠疫——这种举世慌乱的局面中来保持他的心理平衡，让自己获得意外的、奇妙的、悖论式的冷静，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与这个世界始终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他内心的骚动需要一场更大的骚动来抚慰，来平息，让它相形见绌，不值一提。
鼠疫犹如科塔尔的犯罪行为得到了警察的有力制止，终于结束了；但更为有力的，显而易见，还是里厄医生这样的人，以及由于他的道德感召与务实行动而团聚在他周围的那些人，为此，他错过了与妻子团聚的机会，因为疗养院传来消息，在他自始自终没有放弃的战斗间隙中，他的妻子永远离开了他，也许在另外一个没有苦难与忧虑的世界，他们或者可以再度重逢。
当经历了这梦魇中的一切以后，最后胜利的欢呼声与那“天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火树银花”一样，丝毫搅扰不了里厄医生的身心，倒不是对他一点安慰没有，而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操办，比如说，“动手编写这篇到此为止的故事”（477页），不过他也清醒的明白，这篇纪实并不意味着“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客观的叙述而已，叙述鼠疫发生的时候，当时的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假如这种灾难再次发生，“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477页）
里厄医生心里清楚，威胁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灭，它还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潜伏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里——甚至是人的心中，希望它再度袭来的时候，我们不要犯下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讲述的那种错误：
一场大火在某剧院的后台突发。一个小丑跑出来通知公众。众人认为那只是一个笑话并鼓掌喝彩。小丑重复了他的警报，他们却喧哗得更加热闹。因此我认定世界的末日将在所有聪明人的一致欢呼中到来：他们相信那不过是一个玩笑。（克尔凯郭尔《哲学寓言集》商务版第3页，译者杨玉功）
来源：黄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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