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除了每天在人家的校园和书店打滚，间时也会逛逛不同的商店。当时，我最爱去的不是什么名牌精品，而是平凡不过的大型超市，因为它更能展现常人日用所需，更能让人认识这个国家的民间文化。结果我很惊讶地在许多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一种示威用的标语牌，它大小固定，形态一致，下面有根小棍让人手持，上头是块白版让人自己填字。后来我果然见识过不少美式的示威和罢工，那些家伙安安静静，排成一个环形队伍，人人举着那种超市买来的道具，循回不息地走动。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够了，便起来再走；他们不激动，旁人也见怪不怪，该干什么照干。
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一条被人叫做“公安恶法”的《公安条例》，是殖民地政府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民间运动而特设的法例，按规定市民集会必须先向政府申请许可，否则就是非法集会。尤其荒谬的是它竟然还规定了但凡三名以上的市民在公共场合聚集，就已经可以当做是“集会”，警方有权介入过问。从上世纪的6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几代香港市民的冲击之下，虽然这条法例仍然存在，但内容总算被修改得稍稍合理。更妙的是，包括警方在内的政府部门也渐渐学懂了酌情的技巧，就算遇上了未经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也不一定全部依法起诉。久而久之，似乎双方都找到了某种平衡应对的方法。
公元两千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把香港称做“示威之都”，因为那一两年香港竟然出现过上千场的示威集会，平均一天一次有多，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照这个数字看来，香港的监狱应该早就爆满，警察也应该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整个香港社会更该变得火头处处、动荡不安才是。可是实际情况却不是如此，那两年你走在街上，你会发现市面依然繁忙，地铁里的人龙依然有序排队，真真正正是“马照跑，舞照跳”。偶而遇上游行抗议的队伍，你会发现人数远远不及示威群众的警察一边替他们开路，一边用扬声器播放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尽管如此，但奇怪的是，那些警察和示威人士都不太紧张，互不理会，各行其是。旁边围观的人也不多，大部份路人都保持着香港精神，忙忙碌碌地高速通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了20年前在美国的经历。
照理说，香港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双方的民族构成不同，双方的文化习惯不同，双方的政治制度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香港竟然出现了这种看起来十分“美国”的示威文化？如此轻松且如此日常？在那20年里头，香港这个中国城市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过去那种警察如临大敌，群众情绪激动，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一去不返？
从头想起，我发现并不是回归前后的香港反而变得更西化，学到了更多美式示威的神髓，而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变得更成熟，更能摸到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之道。简单地讲，那就是不要把群众集会看得太严重。
香港官员回应游行示威的必有官腔是：“我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这种官腔有时的确会叫人恨得牙痕，因为除了这句陈腔滥调，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说过。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比诸从前，这种应对确实高明了许多，因为他们至少没说那场游行是非法的，是动乱；更没把出来示威的人当成别有用心的捣乱份子，甚至敌人。他们只用一句“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就把一条街上的群众打发过去。接下来他们也许会和群众代表协商谈判，认真听听他们的诉求。甚或搞点“统战”伎俩，委任几个人加入“XX委员会”，用桌上的言语往来取代镜头前的表态冲突。当然，也许他们什么都不做。但最最起码，他们没有用刚硬的言语和行动去激怒群众，没有把群众当成真真正正的敌人。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变了。40年前去游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可能有点壮怀激烈的慷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警棍和囚室。所以临行之前都会有点紧张，例如70年代甘浩望神父带领水上艇户争取陆地居留权时，他对群众喊出那句香港社运名言：“不用怕港英的爪牙，敌人只不过是头纸老虎！”你当我敌人，我就当你是日寇；不难想象，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像战争一样了。现在呢，游行人士也真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表达诉求”，上街就和上网差不多，只不过前者要花的成本更大，表达的态度也更坚决。游行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政府施压，希望它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它最终的结果通常是把政府压回谈判桌前，绝不是你死我活的闹革命。说到底，反对兴建一座焚化炉，或者反对输入外劳，又哪有这么严重呢？
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假设一场游行会激起更多人效法，更多的游行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然而，香港一年一千场游行也没有吓怕外资，更没有破坏社会和谐呀！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大家的心态都很平和，谁都不怕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惧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惧来威胁政府。
说了这么大堆话，是因为我知道广州政府最近要在番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很多市民签名反对，他们号召集会，甚至发动上街。结果警方以“涉嫌组织煽动非法集会”的理由找了其中一些人夜谈，叫他们“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做好亚运东道主”，取消种种行动。我觉得，“煽动”这个字眼真可怕，比较像是在搞革命，完全令人想不到这些人其实只不过是对发电厂的选址有意见。事情真有那么可怕，可怕到会威胁亚运主办城市形象的地步吗？我慕厦门美名已久，却直到最近第一次见识到它的风光人情，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PX事件”让我向往它的政府和市民竟然那么温和，文明而可爱。如果群众聚会就要闹跨一座城市的形象，那么我的香港早早就该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来源： 时代周报 第51期 见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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