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上海众多社区纷纷倒退回“母系社会”。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都是一线城市进城务工人员，所以这次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中的朋友也很多，我通过与他们聊天发现了一个很鲜明的社会规律，我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很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
首先，普遍性的基层自组织的确立：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石家庄封城一个月，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与外祖母隔离在一个小区，他们压根不会使用网购，全靠社区干部、居委会和志愿者的帮助，非但没有饿肚子，隔离结束后物资还存了一冰箱。但是上海的疫情中，基层组织是缺位的（这个上一篇文章中分析过，本文就不展开叙述了），所以市民普遍构成了“基层自组织”——反正该处理的问题都得处理，没有组织来，那就“自”组织。
最有研究价值的内容就在这些“自组织”的内部，我通过跟我这些朋友们聊天，并查阅了相关新闻与其他上海市民的自述，发现了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些基层自组织，具有鲜明的原始社会中“母系社会”的特点。
在封控的生活中，小区居民会自发组织团购，而团购的组织者往往是女性：她们负责联系团购，联络居民，制作Excel表格，收取费用……而男性则更多成为体力劳动的志愿者：团购来了负责卸车，再挨家挨户发放物资。老人家则提供技术指导，年轻人帮他们团物资，他们教年轻人做饭技巧。
就我所知的众多故事来看，上海人民在基层自组织过程中发挥了充分的主观能动性与互帮互助精神：团购“团长”劳心劳力，联系各种渠道，有的时间来不及收钱，直接自己垫付，还要跟商家与配送斗智斗勇，绝对是一个非常考验综合能力的岗位；志愿者物资搬上搬下非常辛苦，尤其是类似鸡蛋等物资的卸货与搬运，同样需要很强的技巧性。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团长们的Excel技巧掌握得越来越溜，志愿者们的装卸水平也不断精进，大家在老人家们的指导下做饭水平日新月异……是在疫情倒春寒之下，难得的温馨画面。
我觉得这里非常值得分析的现象就在于，各小区的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母系社会”有几分类似：女性作为团长，负责组织生产、采集与分配；男性搬东西，就是负责狩猎，防御野兽与建设工作；老人负责技术传承与精神象征，并会做一些辅助性工作。而且我查了查数据，发现初步估算，参与团购的女性团长占95%，不管这个数字是否精确，都说明了我所了解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研究价值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人类社会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发展的观点，现代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论断，并进行了诸多细化：比如母系社会中人们并非“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而是母系家族拥有经济与政治权力，“子”是属于“娘家”的，舅舅们也往往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的母系部落发展为父系部落，同样也有很多母系部落往往因为父系部落的征服而消亡。
母系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家族中女性长老、或母系家族中男性（舅舅、舅爷），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分配权。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女性普遍从事采集工作，男性从事狩猎工作。狩猎这种事要看运气的，搞不好就跟钓鱼佬一样“空军”了，但是女性采果子往往是旱涝保收的，这样女性在生产中的地位就高于了男性，所以社会架构由母系家族展开。等到了部落从迁徙变为定居，农耕生产方式的普遍出现，男性体力优势就展现出来了，尤其是在战争中的优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代人类文明社会了。
当然上海的现象不能完全类比“母系社会”，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女性做团长、男性做志愿者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是女性主动掌握了团购渠道，男性发现自己也得干点什么，于是选择了装卸与配送？亦或是男性认为有体力优势，必须负责装卸与配送，所以女性去负责定菜与团购工作呢？
我个人判断，这两件事情的发生，并不存在先后顺序，就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同时发生的生产分工。
根源就在于疫情之下被封控的小区，生产力水平非常之低，降到了原始社会的层面。比如出现了频繁的“以物易物”现象，这就是低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所以出现母系社会的特征也就毫不意外了。
为啥原始社会能搞公有制、人人平等呢，因为不这样搞就活不下去了，就被大自然战胜了。就像为啥团长们能放心大胆地垫上自己的钱一样，因为你但凡有一家不给钱，那以后团购就不带你了，你准备饿死吧。所以在这种普遍匮乏的大前提下，“群体无意识”地复制了原始社会的模式。
另外一点也是我一直提的，家庭中男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比例是不平等的，普遍来看女性往往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相关阅读：《我们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年轻人身上》）。所以团购买菜这种事情，在文化“潜规则”之下成为了女性所负担的责任。在这次上海疫情之中，能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许多家庭主妇吐槽自己丈夫“没用”的。男权制的社会分工之下，普遍存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现象，女性被间接剥夺了社会劳动与社会上升通道，成为了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然而疫情之下，“社会”这个“外”没有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成为了一切中心。这样“母系社会”的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我写这篇文章是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体现。上海疫情之下以街道、社区、居民楼为单位的小个体所展现出的特质，是非常有社会学的分析价值的，本文只说了一些很浅显的东西，希望能有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居民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固然重要，疫情期间互帮互助的故事固然感人，但这终究还是类似“原始年代”的“母系社会”组织生产模式。在现代社会中，充足的物资补给、发达的物流运输、完备的政府组织架构、积极的社会治理，本可以不需要居民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如此卖力。我总是喜欢用我亲身经历过的石家庄的疫情来举例子，我八十多岁的外祖父外祖母单独隔离在一个小区里，完全不会网购的他们靠居委会、社区干部、志愿者的帮助顺利度过了疫情——这就是现代组织的功效，它终究是要比自发的“以物易物”“母系社会”先进的。
尤其是基层自组织也有失效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小区都会建立成互帮互助、相亲相爱的“原始共产主义”氛围，有的地方因为种种原因与巧合，已经提前进化到原始社会互相攻伐的阶段。虽然是极少数恶性事例，但也确实让人寒心，因为大家最近看到的阴间新闻已经够多了，我这里就不再叙述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寄希望于基层自组织的完备，还需要有承担更多责任的先锋队在，每个人民要是觉悟都这么高，大家早就跑步进入到共产主义了。先锋队在抗疫工作中不可缺位。
这里不只是在暗示上海，很可能各个地区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我看了觉得也挺感慨的，她说结婚的时候就说以后有孩子她要去月子中心，并且出了月子也需要保姆照顾，她要尽快恢复好然后继续工作。
她和老公月收入都是两万左右。
老公是独生子，她有个哥哥但父母很宠爱她，给的嫁妆也很丰厚。
她原先看中的是老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但自从怀孕后发生的一些事她就想离婚了。
她说因为月子中心得提前预定，所以她得知自己有孕后就马上联系了，价格有三万八，五万八，八万八还有更贵的就不提了。
她和妈妈通完电话，决定要八万八的，毕竟第一次生产她想得到比较好的照顾。
老公也是答应的好好，没想到没几天她下午休息午睡的时候，婆婆带着别的没见过的亲戚过来了，姑娘醒了没出声在门口静静听着她们对话，意思就是八万八去月子中心给外人太亏了，所以婆婆带了个所谓的熟人让这个大妈来照顾她坐月子，给个亲情价就行了。
她一听这话就激动的开门走过去说不可能，月子中心必须要去，没得商量。
婆婆说八万八太离谱，两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太奢侈了。
她马上打电话给自己妈妈说明了情况，她妈立刻给女儿撑场子说虽然不是女儿不是独生女但也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别说八万八，就是八十八万八，只要她要我们都给的起！
丈母娘这强硬的态度刚的婆婆没话说，接着婆婆又说月子中心去就去嘛，但出了月子不也说要找保姆吗，又开始念叨让这个亲戚到时候给她做保姆也行啊。
姑娘表示已经有专业人选了，该去哪该找谁都安排好了不需要婆婆担心了。
婆婆就问请别人得多少钱，何必花那个钱，伺候人能有什么专业不专业的，就哄娃娃做饭打扫卫生。婆婆还说这个亲戚都好几个小孩，照顾小孩简直太拿手了。
姑娘看到这个所谓的亲戚，手指甲缝隙里还有污垢，想到她要用这双手摸自己的宝宝，还有做饭后瞬间心里一阵反胃。
姑娘果断的拒绝，婆婆觉得被驳了面子，低声说都答应人家了，人也带过来了。意思姑娘怎么也得卖婆婆这个面子吧。
姑娘还是拒绝的毫不犹豫，婆婆见状只能带着人走了，临走门关的特别大声，姑娘还被吓了一跳。
上面整个过程，她老公都一言不发，这是让姑娘最生气的，明明说好的事情，婆婆插这一脚还甩门发脾气。她觉得老公责任很大，他应该和父母沟通好，完全可以避免这一出。
但老公显得左右为难，弱弱的表示八万八确实有点贵，而且只是单纯坐个月子，以前没月子中心的时候大家不也照样生孩子。
姑娘一下被气炸了，但她强压心里的怒火问老公真的觉得这八万八不值吗。
他老公以为姑娘是在跟他商量，于是说这钱确实没必要呀。
姑娘安静的回房间反锁了房门直到自己父母来了，她直接跟着父母回娘家了。
她现在觉得月子中心已经不是重点了，她认为八万八的月子中心并不是她强人所难，因为她完全有这个条件住的起。和老公也是一开始就说好了，等她怀上了又整事还要看婆婆脸色。
她甚至觉得以后的日子肯定也少不了争执，现在为了月子中心争，以后肯定也会为了保姆的事争，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争，她想起来就头疼。
她和老公是别人介绍认识的，老公各方面条件都可以，她自己也到了适婚年龄，交往一年后就结婚了。感情一直也还行，她本来觉得两个人是志同道合的。但现在她产生一个想法就是要么趁早把孩子打了她继续拼事业，要么去父留子，她自己生自己养，有没有爹对她来说还真没那么重要。
而且这个孩子比她想象中来的快，她现在工作正是上升期。
听完后我感觉她是个特别冷静果断的人，我没给她任何建议，因为我觉得说啥都有点多余。
她能不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吗，她能不懂家庭的重要性吗，她能不懂那些道理吗。
她都懂，我感觉就是男方踩中她雷区了。
接着姑娘说这个孩子她还是要拿掉，因为她担心有了孩子以后还得跟那家人扯不清。
她还补充了个原因，还没查出来有孕的时候她有吃药，所以也担心对孩子有影响。
她看我没给她什么意见，她表示也不需要什么意见，她就是在对话中再一次整理了自己的思路。
最让我意外的是，她父母完全支持她，甚至可以把孩子生下来但不要爸爸这个想法还是她妈提出的。
目前就是她跟男方提出离婚，婆家说她疯了，老公还发信息说带她去看心理医生，但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她离定了。
（我试着代入我自己，如果是我，我感觉我也会离…
说好的事发脾气甩门算什么…何况我还怀着孕呢，接受不了可以一开始就说，然后看别的套餐之类的都可以商量，等说好了又让你妈插一脚进来，当老公的还全程一句话不说。真膈应。）

［罗马］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官员统治，任期很短，主管官员之间有强制［任期］间隔。正如James Tan 所言，当共和国开始从其不断扩张的海外领地收税时，盈余成为精英阶层垄断政治权力的潜在威胁。如果允许新的资源流入国库，国家本可以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从而成为贵族精英的对手。看似矛盾却有其道理的是，削减国家财政收入符合统治贵族的利益。执政官的短任期加上残酷的政治竞争进一步抑制了官员们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收入的积极性。次年新当选的官员将控制国库，而使国库更丰实则有可能给政敌带来优势。
其结果是一种财政制度，即地方税的征收被分包出去，将国家的收入限制在固定数额内，而罗马公民则可以免税。正如James Tan 所解释的，这个系统有许多相互关联的后果。首先，国家不能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增加影响力，因此罗马公民仍然被锁定在既有的与贵族精英的［庇护］关系中。其次，精英阶层成为Roving Bandit方式的典型代表，他们把海外的地方官职视为谋私利的事业。被征服的外省人无法抵抗，而免税的罗马公民则失去了抗议的权利。少数人的个人致富过程和多数人被锁死的社会经济状态因此得以继续。最终，当共和国垮台时，税收制度发生了变化，将罗马国家变成了—个名副其实的君主政体，并导致财政需求的放松。
——特尔普斯特拉，《古代地中海的贸易》，p.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