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我的朋友庞麦郎【2】

xilei 发布于 2021-9-18 10:13:00

我的朋友庞麦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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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

 

我从2019年开始采访庞麦郎,起因就是喜欢《我的滑板鞋》,认为他写的歌词有价值。这种喜爱在一年后的秋天达到巅峰——当我失业了,每天去自习室完成没有回报也看不出进展的“写作练习”,靠着“写”带来的一点点原始的快乐支撑生活又常常感到撑不住,夜晚走回家时我无数次想到这首歌,为之感动又振奋:

 

月光下我看见自己的身影

有时很远有时很近

感到一种力量驱使我的脚步

有了滑板鞋天黑都不怕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眼里,这首歌和《两只蝴蝶》没差别;或者,它是审丑文化的代表,能红是因为庞麦郎唱得太难听。

 

谭文星为庞麦郎录过歌,但他说不想评价这个人,“你要让我录,一句都过不了”。他又说西安的录音师普遍表示“听不懂”庞麦郎。

 

谭文星的老师周威的想法却不同,160块为庞麦郎录歌后不久,周威去高校教音乐了。晚上10点,我打给他,没想到他说起庞麦郎来异常热情,六年前一下午的事,他极尽详细讲了两小时,凌晨才讲完。起初,他回忆起庞麦郎跑调、跟不上拍子,不时哈哈笑两声。半小时后,他说,可是真正让他记住一个人六年的,并不是这些。

 

真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庞麦郎带了小拇指那么厚的歌词本,他翻了翻,“让我静下心来写这么多,我感觉我根本坐不住”。录音时,庞麦郎唱得太用力,差点把话筒喷坏了,论技巧那只能算喊,却更像是一个人在表达内心无处宣泄的感受。

 

周威说,那之后,他重新思考了音乐的标准:第一个提出理论的人也是跟着感觉走,那么,技术会比内心的感受更重要吗?

 

这个问题也许不会有答案。在乐评人耳帝看来,庞麦郎极擅长表达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但同时又极度缺乏基本的音乐素养,这使他“始终会在究竟是小丑还是天才的争论中难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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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歌的确打动了一部分人。2019年圣诞夜,他在上海一家livehouse演出,台下站着80多人,不算多,但都是真心来听歌。他们大多是媒体人、小说家、艺术专业的学生。一个男生在不时欢呼跳跃的人群里抱臂直立,静静盯着舞台,一小时里不曾转移视线,他说自己专程从宁波来,在悉尼留学时听庞麦郎的歌,听出了同为异乡边缘人的共鸣,“感觉哪里都融不进去”。一位80后媒体人同样安静地站在角落,散场后,他告诉我,他也在农村长大,小时候也有过特别想要,但家里买不起的东西,渴望里纠结着很多说不清的复杂感情,有天终于得到了,也觉得特别特别快乐。《我的滑板鞋》唤醒了这段情感记忆,为此他常看庞麦郎的演出,那种感动和唱得好坏没关系。

 

翻看庞麦郎的歌词本,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很多在我看来动人的词作至今只躺在本子里。那些作品明显取自真实生活,又擅用隐喻,你能感受到文字背后有一双初入社会,又对一切极度敏感的眼睛,更重要的是,你会觉得这是一双有点像小孩子的眼睛,和他眼中复杂的世界互为映照。

 

我从他尚未发表的150多首歌中摘录了3首:

 

手机是我的狗

跟着我走

鼠标是我的出钞口

资金完全被吸走

天空黑又黑

人前人后要啥啥没有

手机是我的狗

你我的狗狗

——《你我的狗》

 

性格最古老

最怕警察来骚扰

脾气也古怪满大街的跑

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

金灿灿的手铐套在手上竟用牙齿咬

——《盗贼》

 

三分钟的朋友吃狗肉

三天后的朋友吃火锅

三年后的朋友吃拉面

表面上的笑容的真名叫嘲笑

表面上的情它比动物还任性

表面上的爱它比刀子还厉害

……

前面小道各一边

里面装的是大深坑

前方大路好走路

暗藏机关是红绿灯

——《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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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庞麦郎直到第5家医院

 

2021年5月25日,庞德怀、庞麦郎表弟和我带庞麦郎到西安看病。在三甲医院,庞麦郎沉默地挂在四人看病小组的最后,像一件行李,跟随着排队、做检查、再排队,除了偶尔提一句“看耳朵”,他既没有问题,也没有意见。候诊时,看病时,大家为行程争论时,他背一个半人高的双肩包,站着,看向别处,好像看的不是他的病。

 

情形正在走向不可测。第二天傍晚我们走出第三家医院时,包里并列着三份完全不同的诊断书:第一家医院认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第二家认为是伴有精神病症状的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第三家医院,也是最权威的一家,认为门诊不可能判断,想确诊只有住院。

 

听到要住院,庞麦郎第一次发表了看法:不。他指着耳朵:我精神没问题,问题在耳朵。

 

尽管两天以来,我们每天从早8点到晚8点奔走于三家相距甚远的医院,每次候诊都排上数小时队,出于一种哄孩子的心态,在三甲医院我们也陪他查了耳朵。“耳鸣”,医生熟练地开了药,但他很失望,要求去“看耳朵的专门医院”。最终,出于一种被孩子牵着鼻子的心态,本该在第二晚完成的住院又延后了,第三天上午,我们站在私立耳鼻喉医院的诊室中。 

 

因听力下降,私立医院建议住院。庞麦郎点点头,站在大厅不肯走。我们劝了两小时才让他移步,条件是换家医院再看耳朵。另一家医院没号,他反复操作挂号机,又去窗口排队,窗口也说没号,他慢慢走出来,站在大厅外。

 

庞德怀靠着柱子蹲下了。前一晚,他劝儿子住院劝到半夜。“昨天你没有看到,我一个人去外面哭了。”庞德怀对我说。

 

我能感到此刻他需要一个人听他说话:一个农民,64岁,离乡打工攒下7万,作为和妻子存成死期的养老钱,此外全家只有1万存款,来西安前他给妻子留下1100,背上了8900。等这1万花完,他必须再出门打工,可儿子的病让他不敢走。看病两天,8900花掉2000。他手里攥着190元的检查费收据,看了一分多钟才收进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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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麦郎的父亲庞德怀

 

一上午又过去了。我问庞麦郎:爸爸都急哭了,你知道吗?他说,ok。我试图对他讲,爸爸压力大。他有时回“ok”,有时说“好的”,有时答“我要看耳朵”。

 

按照原计划,我们乘车去第三家医院,西安精神卫生中心,第二次尝试让庞麦郎住院,他拒不上车。庞德怀又哭了,捂着心口:“你妈在家(干农活)快累死了。”庞麦郎有些松动,扶爸爸上车,坐进后排,说自己不能住院,但可以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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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麦郎的母亲张青梅

 

看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和我们一起赶到医院的还有五位记者。我带着庞麦郎跑检查,每迎来一家,不安就加剧一重,担心影响看病,也担心这混乱糟糕的一切被描述、被传播。可每一次委婉提醒对方,以及面对“你是谁”的问题时我都会被问住,感到我并无资格干预,因为我们的身份是一样的。

 

在医院和媒体的双重高压中,我们做完了12项检查——8900减掉2000后又减掉1200——兑现了承诺的庞麦郎再次拒绝住院(他说我说过的我不住院),和庞德怀、表弟在住院部的登记间争了起来。

 

登记时,医生问庞麦郎:你觉得自己能指导建高铁站?庞麦郎说,对。医生又问:你有哪些知识,怎么指导?庞麦郎答:让它们都建成英文的。

 

庞麦郎走出住院部,被不时录像的记者们(还有我们)团团包围,他下意识后撤,人们随之向前,下午5点到晚9点,包围圈从大厅移动到门口,又移动到离大门越来越远的空地上。

 

劝说从四面八方涌来,庞麦郎说,“我住进去,你们就会发庞麦郎又进精神病院了!”记者们纷纷保证不发,并开始帮着劝庞住院。可是,庞麦郎一直用不同音量、节奏重复同一句话:“我要治耳朵。”凭这一句,他舌战群儒,把在场所有人驳倒了。

 

表弟连劝了4小时,最后,他嗓子干疼,一只拳头反复砸向手掌:“哥,我尽到做弟弟的义务了,将来有事别怪我没管你!”

 

在更外侧,沉默了4小时的庞德怀捂着心口蹲在地上,他说心脏疼,蹲着会好受一点。临近9点,他做出决定:强制让儿子住院。

 

从医院大门到住院部,要过一条漆黑的、长长的走道,只有尽头透出一点光,庞德怀独自往前走,他1米5几的背影在这洞穴似的通道里像一张薄薄的纸。他在空无一人的尽头等待,直到一位护士出来,用比他请求快三倍的语速拒绝了他:精神卫生法有规定,我们不能从院外拉人。

 

庞德怀带着庞麦郎回去了。第二天,他对我说,其实那晚他心软了。当他穿过漆黑的通道,隐隐听到哭喊声,像有病人被打,他害怕了,担心儿子也被打。

 

他打算之后再去考察四川的一家精神病院,试探着问我:“到时候看你有没有时间呀?”

 

我不知如何回答。这一趟旅程也是庞德怀打电话请我来帮忙。两年间来来往往,他对待我的态度像对一个远在北京的亲戚。时间长了我甚至自己偶尔也会这么想。但这11天,坦率说,我心力交瘁,更糟的是看不到希望。我甚至部分修改了对经纪人白晓的看法——他与庞麦郎相处6年,得失不论,一定经历了漫长的消耗。

 

庞德怀似乎察觉到了我情绪的细微变化。第5天起,他每天感慨:又占了你一天。第7晚,他问我:小洪,你是不是不高兴了?我说没有,是感冒了。他说,你跑这一趟7天了,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真是对不起你。第8天是周五,发现医保局周一才上班,他小心地看着我:周一你走了,这个医保我不会办。

 

最终他决定带庞麦郎再查次耳朵就回老家。然而,这家三甲医院的精神科与耳科会诊得出,庞麦郎患有左耳突发性轻度耳聋,同时初步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两种疾病可能相关,要住院7到10天治疗,否则将继续恶化。医生说,突发性耳聋会给病人带来巨大的精神痛苦,却因不可见而难以被他人理解,“正常人得这个病也会陷入抑郁情绪的”。

 

庞麦郎住进了耳科病房,庞德怀陪床。这是我们都没想到的事。

 

我感到内疚、自责,回想包围圈中舌战群儒的那一幕,有一刻,我也曾想过,假如庞麦郎是对的,但这个想法迅速消散了。那时我更肯定他对疾病没有自知力,而我们是为他好的。后来他从包里翻出听力测试单,我们说私立医院的检查不可靠。再后来,天黑了,庞麦郎反复说:“你们都不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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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庞麦郎

 

2021年5月23日,去西安看病前的最后一天,庞麦郎主动提出,要带我在乡下玩一玩。

 

可能受药物影响,他的行动明显比从前迟缓,但还是比我快得多。我总要看脚下的路,避开踩泥,拨开树枝,庞麦郎没有这些额外的动作,他迟缓却自然地上山下坡,在乱树杈间穿梭。一路上总看到有人抡着锄头似的工具一下一下砸在一蓬“杂草”上,飞起很多白色的短小枝条,庞麦郎介绍,这是在打油菜。也总是远远地有村民停下手上的动作,直起身子看我们。一个大哥掏出手机录像。一个大叔问庞麦郎,出来了?他说嗯,出来了。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天吃过早饭,他竟然很高兴地邀请我一起去一个叫张家祠的村子。我说为什么去那里呢?他说让你了解一下。他看上去心情真的不错。我们走出几步,遇到了鹅,他笑着转头问我,你喜欢鹅吗?我说喜欢,但鹅总咬我。他重复,哦,鹅会咬你。

 

下午我们去田垄上帮忙做农活。庞德怀和妻子打菜籽,我和庞麦郎负责把那些柴火堆似的东西搬过来,翻面,再搬走。半小时后,天下雨了,我伸出一只手感觉了下雨水,对他说,下雨了。他又学着我的样子感觉了一下,重复说,下雨了。我们在雨中又打了一会儿才回家。

 

写稿期间,当我回顾过去两年和庞麦郎的相处,能想起的语言交流不多,人和人之间沉默的温情却一一浮现:第二次到他家时,他爬上樱桃树,给我摘了满满一盆樱桃,我没能吃完,他倒掉了,第二天又摘了一满盆。

 

我们是用小孩子的方式交上朋友的——或许是疾病造成退化,我第一次见到庞麦郎时,他已经像个小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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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买了李子,拉开塑料袋,看着我不说话,我猜他是让我拿一个,只是不会用语言表达,拿完了,他果然合上袋子往前走了(但等我吃完他又停下了,拉开袋子看着我,非要我拿了才肯走)。我们坐在他房间,他就拿出歌词本,说你可以看看歌词,或者递一本书给我,说你喜欢看书吗?你可以看看书。这些话题用完,我们就陷入沉默,他问我,你要去休息吗?他一天说这话至少五遍。我猜这是一个暗示:我的存在让他感到压力了。可是当我待在另一间屋、站在房子外,他又常常出现在拐角,看我一会儿,又走开了。

 

走到哪里,他都戴着棒球帽,即使在自己房间也不摘下来。帽子压着泡面卷发,显得他脸很小,很年轻,这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跟着一个少年。直到有一次,我敲开他房门,正巧他刚洗了头发,湿答答的卷发一缕缕贴着头皮,他的脸苍白,眼角、额头上的皱纹一时全部显露出来,我才第一次意识到,他快要4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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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晓他病情的两年里,我曾羡慕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概括来说,他看上去过于“简单”了,以至现实影响不到他。他也不焦虑。但当我试图走近他的内心,交流大多是无效的。我们面对面坐着,提问却总换回他的“对对对对”。我们并肩走在街上,半小时说不上一句话,有时我看到他嘴动了,却听不清他讲什么,追问下去,他又沉默了。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想着再待下去也问不出更多了,我到他房间和他告别。看着他桌上的《梵高手稿》,我随口提了句人生的意义,不料他眼睛发亮,站了起来,低头来回踱步,像在组织语言。然后他站定了,挺直背,直视着我,不停在胸前打手势,那样子真像一位“世界总统”在演讲。

 

他说自己的人生意义,就是留下作品,“死了还有价值”。“我做这样的事都会不顾一切,有意义的事我们就要去做……这样子还比较,比较怎么说?能让我们感觉到有高贵的东西存在。”

 

“很多人要先赚钱买房才敢去做想做的事,你要多少钱才有安全感?”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金钱来说,我只要是有个几千块钱。”

 

“你手头最宽裕的时候,一共有多少钱?”

 

“我打工一年攒五千块钱。”

 

“你攒了五千块的时候,会拿多少钱去做音乐?”

 

“全部。”

 

他答得太干脆了,这段对话因此成了两年里我关于他的最深刻的记忆。我想这世上竟真有人如此超脱,认定一件事就真能不顾一切。但后来,他确诊了,医学告诉我,脱离现实可能是疾病带来的反应。

 

我一度不知道该怎么看待这件事。我翻了很多医学书,又翻了很多研究疾病的社会学书,最后不得不接受其中的混沌——究竟是疾病塑造了庞麦郎还是他本就如此。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年,庞麦郎的确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存在着:简单地投入音乐,简单地不顾一切,写出了简单的作品,打动了一些成年后没法再简单的人。

 

他向我讲过小学时登台表演的故事,说不清演了什么,只重复着“大家都给我鼓掌”。

 

我问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做歌手的。

 

就是从写出了《我的滑板鞋》,他说,我知道了自己还可以写歌。他笑一笑:“我觉得自己写得太好了,有一种满足感。”

 

后来,我偶然发现了那个登台故事的完整版,它写在一本日历上,放在庞麦郎的书桌一角,是一家媒体做的周边产品,邀请365位作者写下生命中重要的一天。庞麦郎的故事印在1月19日,左下角注明“登台日”,正文写道:

 

我是约瑟翰·庞麦郎,今年28岁,生于1990年1月19日,我给我的故乡起名叫加什比克,它位于我国的西北。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小时候喜欢表演和音乐、体育。

 

我记得在上小学时我第一次登台表演了我和搭档一起写的作品,上台时有点紧张,但台词我们背得比较熟,所以我们的表演进行得很成功,大家也都喜欢!

 

大家看得津津有味,我们在下台的时候,同学们给我们了很热烈的掌声!我们的表演为大家带来了欢乐:当然,因为我们显得很自信。

 

我觉得那是我小学时候最难忘和最有意义的一天!

 

我很喜欢和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我喜欢音乐,它表达了我所有思想和想法,再现了过去的很多美好回忆和往事!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高歌一曲,我想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音乐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获得新的一天!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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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蔚琳

hongweilin@mianduifuza.com

 

编辑——曾鸣   顾问——魏玲

摄影——贾睿   插画——曾杏

创意——Vicson   版式——日月

出品人/监制——曾鸣

 

来源:洪蔚琳 正面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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