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云雾霞光中醒来， 白天在大山大水中穿行，傍晚在船笛灯影中漫步，入夜枕着阵阵涛声入眠。回望在巴东的每一天，都是幸福。
2011年10月15日，我正式离任宜都市长到巴东上任县委书记。车行至野三关镇泗渡河，一出隧道，眼前是亚洲第一高度的特大桥，桥面下560多米的深谷，两旁雄健的山的轮廓，茂密的森林，山涧的清流，雄壮美丽的江山让人震撼。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命运中最大的挑战就在前面虎视眈眈地等着我，我即将与它猝不及防地相遇。
到达县城的当天下午，我的第一件事是和县长刘冰在办公室谈了两个小时。刘冰年长我8岁，在巴东多年担任常务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此前当地都是传闻他将按惯例接任县委书记，但是省委考虑到巴东那几年连续发生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社会生态有问题，决定在全省范围内选干部异地到巴东任县委书记，考察时强调了一个条件“到边远贫困地方任职选年轻干部”，我当时是全省比较年轻的县市长，于是被选中。所以我到巴东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本来做好了准备接任县委书记而又没有接上的老县长交心。县长给我介绍了巴东的情况，并就最近要紧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但是自始至终他的脸没有放下来，没有一丝笑容，明摆着就是不高兴的样子。
头两天时间，我白天密集地跟32名巴东四大家领导班子成员一个个分别谈话，晚上分别上门拜访5位在巴东退休的正县级领导，了解巴东的县情，也了解巴东班子情况。大家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有几位直接说巴东这个地方这几年像是中了魔咒，每年发生一次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而且很巧合地都是发生在每年的五六月份，个别班子成员干脆直接跟我预测下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性事件可能是什么事。即将退休的时任政协主席林庭芳同志的一句“看你这么年轻单纯，我真怕他们欺负你”，让我印象深刻。尤其特别的是，有7名县级班子成员跟我谈到巴东的刁民很多，让我要有思想准备。
很快，这种“刁”劲迅速从线上线下向我扑面而来。
来巴东之前一周，我不认识一个巴东人，了解巴东只有通过网络。上网一搜着实把我吓坏了，由于巴东那几年接连出轰动全国的恶性案件，本地网络论坛是封闭的，但是不让人在本地网络上说，大家就跑到天涯、凯迪、百度贴吧上去说，骂巴东政府和官员的帖子多到删都删不完，其难听程度让人无法直视。到巴东的第七天，网上出来一篇名叫科比的网友写的《致巴东新任县委书记的公开信》，洋洋5000言，字里行间满是悲愤、暴戾、挖苦。但是，我还是从他的信中读出了一点对家乡的热爱。于是深夜在网络论坛上实名给他回复：“你好，科比！我是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我已看到你的帖子。我刚到任几天，目前正在乡镇调研。感谢你的意见建议，我会结合调研来参考。巴东是我们共同的家乡。你的言辞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我的邮箱是×××，这段时间工作很忙，我可能不会经常来看论坛，但是我会每天看邮件的。欢迎你给我发邮件探讨家乡的发展。”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晚上打开邮箱，各种老百姓的邮件汹涌而来，平均每天超过50封。
网上不消停，线下就更忙乎了。在刚到巴东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接待过30批大规模群众集体上访，最多的时候两三百人围着我，里三层外三层。当时最大的两拨上访群众，一是我到巴东一个月后强力喊停的县城535处两违（违规违法）建筑，当时县城长江两岸的两违建筑疯“长”，有的地方靠在山脚边几根细细的柱子上面可以盖十几层楼，有的群众搭起架子就开始私下里卖楼花，一平方米一两千块钱，只要胆子大，赚到就是钱。网上群众举报的帖子层出不穷，在巴东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地步。我下决心整治两违的初衷之一，也是听到有不少干部百姓预言下一次巴东出轰动全国的丑事，可能就出在这两违上，我感觉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一语成谶。但是，又有一部分真移民违规建房掺杂其间，掩护了众多倒买移民户头建房的假移民，处理起来投鼠忌器。老百姓信访反映有干部违规建房，但他们伪装巧妙，很难锁定证据查实，这几百栋楼背后到底站着多少干部难以深挖。这件事费了我极大的心力。当我在到巴东一个月后下决心全县开大会喊停两违的时候，大批“移民”涌到县委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上访。二是林业下岗职工信访案，这个信访案历时八年，横跨三届，涉及200多人，处理难度很大。那时又出现了新的信访由头，就是看着本届县委决心解决大家的困难和问题，一部分人的预期不断上涨，提出直接完全否定八年前的原改革方案，彻底推倒重来。
不过有一点让我极其自豪的是，巴东县委政府大楼有后门， 领导是可以从那里出去避开上访群众的，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曾善意地提醒过我，以前的书记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不会从大门口走出去，正常情况是喊信访办主任来处理。如果除了信访办主任，还派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出去接待上访群众，就算是很对得起他们了。但是，在我任县委书记5年零2个月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县委政府大楼的后门。
我刚到巴东不久，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次我下乡到下午5点半回到办公室，刚回县委政府大楼时门口没人，但是6 点钟过一会儿下班走出大门时，居然就有二三十人堵在门口要见我，一共是七八批人，信访内容各不相同。很明显有人给他们通气，发现我回县委政府大楼了，迅速召集大家来堵我。在前半年里，基本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凡是我下乡或者出差回来，只要一进县委政府办公大楼，出来时门口一定是黑压压的上访人群在等着，我一出门就是一拥而上，扑通一声下跪的，抱住我的脚的，抱住我的膀子的，有时是几拨人同时从两边抱住我的脚和膀子。有一次中午12点半散会出来，被政府大门口里三层外三层数十人围住，我一批一批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其间有官渡口镇的两父子情绪激烈，在我正同东壤口的几位上访群众交谈时强行冲进人群扭住我的胳膊不放手，是那种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抱住不放的感觉，工作人员劝他们放手让书记带他们到旁边的信访办公室坐下来好好说话，但根本不听。两个工作人员把那位父亲的手掰开欲带他到信访办，我也拿了他的信访材料，承诺到信访办听他反映情况。可这位群众情绪激动，居然以威胁要撞墙的方式非要重新冲进人群将我抱住不可，混乱中他还真的撞到大门旁的柱子导致当场额头出血，他的儿子马上高喊父亲被打出血了，死活他都不管了，其父很配合地假装晕厥状欲倒，现场人多且杂，场面几乎失控。这种混乱情况遇到过好几次，我总是告诉大家不要急，我不会走，我会一个个听大家讲，一个个收下大家的材料，然后扶起跪在地上的老百姓让他们平和地跟我讲。奇怪的是有时我和县长下班后前后脚从大楼门口出来，老百姓一拥而上扑向我，而县长大摇大摆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
我渐渐地明白，除了正常上访的老百姓以外，还有在政府大楼里上班的人员在指挥这事。他们不光指挥上访人员在任何我回到县委政府大楼的第一时间堵我，还有更阴的招数，就是我刚到巴东一周时间，我的手机号码不知怎的就全县皆知了。从到巴东第七天开始每天收到很多老百姓的直接电话和短信，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有人打，晚上洗澡的时候也有人打，最晚的电话直至深夜12点多还在打给我。一次我在州里开会，下午4点多，我正在会议上发言，一个溪丘湾的老百姓给我连续打了14个电话，只要不接，就稍隔一会儿再打，就是那种你不接，我一直打，非打到你接电话不可的架势。等我发言结束抽空接了电话，他说你是陈书记吗？我说是啊请问您是哪位？您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溪丘湾的老百姓，别人说这是你的电话号码我不相信，我要打了试试看，然后说了没几句就把电话挂了。刚开始我还纳闷，我才来不久，我的办公室电话号码公开是常理，可是我的手机号码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啊，怎么会突然一下这么多找碴的老百姓和常年的钉子信访户都知道了呢？一次深夜有个信陵镇老百姓打电话，向我反映家里下水道不通要我安排处理，措辞很不客气，态度很激烈，“你连一个下水道都管不好，当个狗屁的官！”我听他说完之后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的呢？”他说是一个干部告诉他的，再问是哪里的干部时他就支吾着挂了。邮箱里有人干脆直接警告我：“你来的时间不长，搞这么多名堂，整了这么多人，别以为你是神，你没来，巴东也在天天吃饭，也吃得好好的。”我终于明白了，我身边还有这样的干部，在等着看我的戏，甚至已经开始在导演这场戏了。你不是表现得亲民吗？让你亲个够吧。你不是说干部要贴近老百姓吗？让你贴个够吧。
面对那个极度困难的局面，我决定正面突围。我把原来一个月一次的县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改成了每周一次。我亲自坐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每周一次县委书记信访接待日，县委办提前发通告，组织大家集中上访，我坐在那里一批一批集中接待。有时候原定的半天时间过去，一看信访接待室外面还是黑压压的，就马上安排下午的活动取消继续接待上访群众。尽管我这样下死决心消化信访积案，仍然逐渐感觉到巴东的积案矛盾似乎永远消不完，就像一个哭闹的小孩，你越是去哄他，他越发哭闹得厉害。到巴东以后，我对干部一直严格要求，但是对老百姓，即使是缠访闹访的老百姓也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怜悯和耐心。我在心底坚定地认为没有捂不热的石头，没有暖不热的心，但是巴东的现实就是这么让人无奈。那个阶段巴东的群众不仅仅是好上访，而且是好极端访。最难受的是2012年5～6月，一个多月发生了4 起群众自杀事件，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法院门口割腕的，有村委会喝农药的，有野三关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人命关天，每一起都是闹到我这里才最终收场。感觉到人民群众面对党委政府的心态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给我解决问题就在你面前耍横，甚至横到以命相拼”。当初面对的那个困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予以负面反馈。
2012年6～7月，我终于顶不住患上了重度焦虑和抑郁，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住进医院，生病前后的过程几乎说得上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关键时刻是爱人给我力量最终陪我闯了过来。后来得知，在我向州委请假去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半个月期间，刘冰县长专程赶到州里与时任州政府主要领导也是他多年的好兄弟商议，及时向省委组织部反映我的病情，提出我患了精神病，不再适合担任县委书记。当时的州委肖旭明书记在省委组织部那里坚定地认为我没有大问题，他委派时任州委常委、组织部长周静专程赶到医院看望我，安慰我，说相信并支持我早日康复返回工作岗位。其实我当时住院时已经和爱人商量做好了辞去职务的准备，肖书记和周部长的鼓励给了我很多信心。至于刘冰县长和州政府主要领导的这些背后操作，我当时并不知情，多年后才通过其他渠道得知。2015年6月我被党中央表彰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在东湖梅岭礼堂省委中心组向省四大家领导讲“严以修身”的学习体会，当时已经是省政协副主席的肖旭明同志特意等到散会后留在礼堂大门外跟我打招呼，他握着我的手说：“行甲，看到你今天的成绩我好高兴，我为当年曾经顶住压力保护了一个好干部而感到欣慰！”
还记得2012年底在省里开会时，和省里一个关心我的副厅级领导说起巴东的情况，他告诫我说在巴东这种“民刁官滑”的地方，最好别让老百姓对你期望高，否则你会顶着石磙唱戏，非常吃力，戏还不好看。
可是，作为党派到这个地方的党代表，除了让老百姓对我怀有期望，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巴东老百姓的这股冲天的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巴东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怪得着老百姓吗？我细细调研，细细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不能怪老百姓。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当地的党员干部作风坏了。在我去之前， 巴东官方对邓玉娇事件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作为新任县委书记，我觉得有必要把巴东历史上发生的这起轰动全国的恶性事件复个盘，我让县委办把邓玉娇事件的全部案卷调出来看了一遍，我看完后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镇政府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企业给了好处还不算，还得请吃饭；请吃饭不算，还必须喝酒；喝完酒还不算，还得请洗脚；洗脚找小妹还不算，还动手动脚轻薄人家；人家姑娘愤而拒绝，他们恶语相向还不算，还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亲自动手拿刀子捅这两个WANGBADAN的！我在大会上说，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我们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有一件事情最能简单地说明巴东干部作风症结在哪里，前任县委书记在2011年明确知道自己马上要调走之前，大规模地调换了一遍全县几乎所有重要部门的领导干部，牵动面达上百人，那一年的清太坪镇居然一年内让她给换了三任党委书记，简直匪夷所思。但是作为继任者，我还必须遵守刚动过干部的岗位一定时间内没有特殊情况不得随意调动的规矩。等到党的十八大后反腐飓风刮到巴东前任县委书记身上时，才被省纪委四室发现，就在换届之前的2011年3月，她居然在离天安门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分钟车程的北京东二环某小区一口气买了两套房，当时那个小区的房价已是一平方米6.8万元，没有贷款，一次全款付清。他们两口子都是普通公务员，这笔巨款是从哪里来的？用脚趾都想得到。要想富，动干部，这基层的潜规则算是被她明摆着用了。巴东就在长江三峡边上，长江上航行的船只全靠灯塔引领，我曾经在大会上说一个地方的一把手就好比是这个地方的灯塔，如果灯塔歪了，暗了，后果一定是灾难性的。当时巴东这些主要官员的言行，明明白白地揭示出巴东穷的原因、巴东老是出事的原因、老百姓恨党委政府的原因。那个阶段巴东老百姓是真的“刁”， 但是，真的不能怪老百姓。
巴东的民风之顽劣让我心焦，可是真正最让我心力交瘁的还是巴东的贫困。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到民政、扶贫办、县残联三家单位集中调研，沉重的数据压得我心痛。按以往的人均年纯收入1196元标准统计，巴东全县有贫困户5.8万户16.1万人，如果按当时刚颁布的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年人均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统计，全县的贫困人口还会大幅增加；全县共有各类民政对象5.1万人，其中，农村低保22885户40024人（占全县农业人口的9.2%），城镇低保3652户7351人；孤儿240人（其中艾滋病孤儿46人）；财政供养的五保对象（鳏、寡、孤、独）2655人，应保未保1200人；精神病患者1573人，其中重度精神病患者721 人；办证残疾人12409人，其中视力残疾2022人，听力残疾319 人，言语残疾100人，肢体残疾7595人，智力残疾591人，精神残疾478人，多重残疾1232人。最让我沉重的是那么多老百姓生了大病的求助信，刚到巴东几天就收到第一封求助信，是东壤口镇一个患肾衰竭的女孩子的信，我还吩咐县妇联和乡镇马上行动给予帮助。但是接连不断的信件过来，动辄都是欠着十数万元医药费、等待救助的患者，面对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我感到如此的无力。我的巴东太穷了！想到老百姓无助的期望，翻翻捉襟见肘的财政，想想几个月前在宜都任市长时还雄心勃勃地想实现全市免费医疗的梦想，恍如隔世。
最让我难过的是作为全省艾滋病重灾区的巴东，当时仍在世的在册艾滋病患者就有490多人，不知道在那些年因贫穷去卖血的人中还有多少没被检测出来。最严重的茶店子镇三坪村，一个村子就有35个仍在世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个村基本不与外界交流，成了孤村。我在到巴东的一个半月后到了三坪村，让镇政府出钱杀了一头猪，中午在一名患者家做饭，我先是走访了三户患者，然后让村支部书记把全村患者都请到一起，算是我请大家一起吃午饭。我坐的那一桌，除了我以外全部是艾滋病患者，我和他们互相夹菜，一起喝酒，用这种方式告诉全县的老百姓，艾滋病一般接触不传染，这些人已经够苦了，他们不应该受歧视。全县一些受艾滋病影响的特殊孩子让人揪心，46个艾滋病孤儿中有一个叫小燕的女孩，父母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她跟着爷爷生活，后来爷爷去世，15岁的小燕独自安葬了爷爷，无法想象孩子当时的悲凉。我去看她的时候，小燕不怎么说话，眼泪流个不停，她也不擦，任由眼泪像两条线一样流到脖子上。有一个8岁的艾滋病患儿小航，我去看他时，小航满脸满头都是红疮。母亲前几年已经因艾滋病去世，因治病还欠了5万多元外债，父亲在浙江打工，71岁的爷爷和68岁的奶奶带着小航在村里生活。简陋的家居和老人身上破旧的服饰，无不向我诉说着这个家庭的风雨飘摇。奶奶跟我说，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埋在屋场旁边，现在眼看着孩子一身的疮，一点点地走他妈妈的老路。他们家已没有亲戚来走动过了，村里的人从他们家旁边路过也都是绕着走，这个孩子也没法上学，没有任何一个玩伴，就是白天跟着奶奶下地玩一玩，晚上奶奶给他洗一下，跟着奶奶睡。奶奶说，这孩子变了一世的人，我也对得起他了。奶奶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很平静，她的眼中甚至都没有眼泪。临走前，搂着天真地笑着的小航，拉着爷爷树枝一样粗糙的手，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
还有一点让我尤其心塞的是巴东的路难行。寇准1000多年前曾在巴东任过县令，当地流传下他一句话“八百里巴东”，我原以为这是一句诗意的描述，到了巴东之后才知道，从最北端的沿渡河镇堆子村到最南端的金果坪乡泗井水村，整整397公里，基本上就是800里。可是巴东的山路崎岖破损，颠簸不堪，我作为县委书记坐的车还算是好的，我从县城出发到金果坪泗井水就要坐6个多小时的车，一般的老百姓呢？他们是多么的不方便可以想见。第一个月里，我走访了十多个偏远的村子，越看越沉重，越听越沉重。我每到一个村，有两个必看，一是问村支部书记这个村里最穷的是哪一户或者哪几户，无论多远多偏我一定要上门看；二是这个村有没有学校，如果有学校我一定要去看，并且在时间来得及的情况下在村里学校课堂上听一节课。巴东的农村太穷了，走到大山深处，有的贫困户甚至不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因为我见过只有三面墙的老百姓的房子。有些村支部书记的描述和恳求让人心酸，所到之处没有见到一个村级经济发展好、稍微有点豪情的书记。491个村，到底有几个稍微像样的富裕一点的村呢？我下决心要在我的巴东任内走遍全县的每一个村。我安排县委办公室给我策划安排“县委书记边界行”，就是拿着地图从800里巴东最边远的村子走起，开始我的县委书记大调研。
经过充分的调研，我的结论是，老百姓的怨气戾气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是被我们800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颠出来的，是被贫困封闭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摸清基本情况之后，我给自己定的在巴东当县委书记的思路就是彻底走群众路线，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回到人民群众中去。
我的第一个大的举动是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在动员大会上我表态带头结穷亲，我就结艾滋病患儿小航，帮助他上学，帮助他治病。至于怎么结，我在大会上说了十个字：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我要求大家向我看齐，跟着我学。县新闻中心制作了专题“贫困乡亲，让我握住你的手”，我亲手为这个专题写了卷首语：“我们这些穷乡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期待的目光，早已穿越万水千山、风霜雨雪，我们奔向他们的脚步，大地会聆听。人间最冷的不是冰寒，而是麻木。你不是太阳，但你可以发出比太阳更温暖的光！”我安排县委宣传部配合全县干部结穷亲，开展新闻记者访穷亲活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曾冰亲自带队分头下乡。几天后第一篇稿子《熊娃子的家》出来，生动，有冲击力，看完我完全抑制不住泪水。我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写道：我艰难的巴东乡亲，我知道我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我要竭尽我的力量去帮助你们。也许我的步履沉重缓慢，但是请你们相信， 我在一步一步走向你们。
县委书记的号召力是很大的，很快，眼睛朝下关怀穷人的结穷亲活动在巴东变成了一场运动。我在县委组织部设立了结亲办，由组织部长兼任结亲办主任，穷亲对象由村支部和村委会筛选出来接受群众公示监督后上报到乡镇党委审核确定，我要求每一个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结一户穷亲，给穷亲多少钱物我不提要求，但是我要求干部必须每年至少到穷亲家去三次，至少在穷亲家住一晚。县委宣传部跟进报道结穷亲的事迹，网页的浏览量和大量的留言显示，网络的力量逐渐开始正面发挥作用。除了干部，一批社会人士主动要求加入结穷亲的队伍，而且表态不光是面子上结，而是要固定结，长期结。一位祖籍巴东但是在巴东之外工作的湖北大学师兄向吉贤也积极加入了结穷亲的队伍，他给我发来短信：我也响应你的号召在老家结几户穷亲，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诗人一样的激情，圣徒一般的真诚，你让我看到了家乡的希望。
那年的除夕，我是在我结的亲戚小航家吃的团年饭。小航的爷爷奶奶欢喜地忙里忙外，小航围着我转，因为知道我要去他们家过年，小航的伯伯和姑姑也回来一起团年，一家人难得如此热闹。大年三十下午经过野三关和清太坪两个镇的时候，两个镇的党委书记钱才东和肖谨成都还坚守在镇里，在慰问困难群众，我很欣慰。傍晚在小航家团完年从野三关回宜昌老家的高速公路上，走了100多公里居然没有碰到一台车，白茫茫的高速公路宽敞寂静，就像是我们的专用公路，司机刘师傅说，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很好。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抓干部作风和干部能力建设。我到巴东后第一次开人代会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临时通知开常委扩大会， 让全体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列席，议题直到会上才告诉大家：我出题，乡镇书记和镇长们现场作答。虽然形式上是突然袭击， 但是我的出题内容全是书记镇长平常最应该熟悉的工作。我给乡镇党委书记提了三个问题：你2012年党建工作准备抓哪几件事？你所在的乡镇2012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你今年准备怎样抓你所在乡镇的信访工作？问题一个个地问，每个问题由四个书记随机作答，答到第四个就换下一个问题，这样的抢答设计便于让书记们保持紧张感，避免挨到后面答问题的吸取前面作答的经验教训可以答得更好。提问镇长的则是固定的每个镇长必答的三个问题：按照乡财县管制度，你所在的乡镇离财政自给差距数字是多少？2012年开门红你所在的乡镇做了哪几项工作？效果如何？这种临时考试，考的是干部平时学习、思考、积累的水平。结果是整体情况不理想，书记中有个别出色的，整体一般；镇长中只有个别回答问题到位的，多数慌不择言，显示出情况不熟悉，思路不清晰，重点不突出，整体水平差。书记镇长属于一个县的大员，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和水平，这就是当时巴东干部队伍的基本写照了。我最后给当晚这个特殊的座谈考试做了一个点评，要求大家要有学习的状态、思考的习惯、担当的勇气、务实的作风。从那以后，我改变了县委中心组的学习制度，以前每两个月一次的县委中心组学习都是外请党建专家来讲课，我决定从下一次开始每次安排一个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以及一个县直的局长讲一课，书记镇长和局长们的讲课顺序抽签决定，每一次的讲课主题由县委确定，题目和内容讲课者自定，讲课内容录像制作后在县电视台播出，是骡子是马拉到全县人民面前让老百姓看看。通过这种制度设计倒逼乡镇书记镇长和局长这些重要干部学习思考，提高水平。在调动县级领导的工作和学习热情方面，我制定了四大家打通分工，以及每月最后一天召开四大家联席会的制度，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大家32个领导坐下来认真分析盘点这个月完成的工作，大家一起摊到桌面上亮出自己做了些什么事，会议制度规定四大家联席会上除我最后做总结以外每个人发言不得超过5分钟，让大家的状态、能力、水平互相有个比较和促进。对于普通干部的作风建设，我布置成立了“五个严禁”办公室，安排一个快要退休的铁面干部县政协副主席谭庆山同志担任办公室主任，公布监督举报电话，再加上谭庆山经常带队暗访，查处普通干部工作时间中午晚上饮酒、打牌赌博、对人民群众办事吃拿卡要等恶习。谭庆山同志老当益壮，状态很好。一度，只要他一脸严肃地走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的领导和办事员就像碰到黑猫警长一样紧张，生怕被暗访出什么问题。从人民群众来电来信反映干部作风问题的密度和网上论坛留言看，老百姓对这项工作是认可的，而且充满了期待。
在严管干部的同时，我也在经济发展指标上给全县干部松绑减压。在我去巴东之前，2010年底的恩施州综合目标考核结果， 巴东县的经济发展指标增幅（GDP增幅和财政收入增幅）高居恩施州8个县的第二名。没新企业和项目，增长何来？当时巴东县的本级财政收入只有3亿元出头的样子，可是在2010年财政年底关门的最后一天，居然入税6000多万元，不排除这里面有真的该收的税，但是在这一天这么大规模的入税，明摆着多数是列收列支的空转。前任书记和县长为了在换届之年有亮眼政绩作为提拔的资本，“灌水”也是拼了命。可是后人还必须要增长，除了加快发展项目，给各级干部施压报数字也几乎是必然选择。前面的乌龟爬坏路，后面的乌龟跟路爬，后人大概也不会觉得继续这样做有多少道德压力，“一级压一级，压出生产力”曾是那个年月有些干部挂在嘴上的正面经验。我在去巴东的第一年年底，就在县委常委会上统一思想，财政据实关门，不灌一分钱的水，这一点我一直坚持到在巴东执政的最后一天。
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去，最重要的是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想问题，集中力量解决老百姓最关注最头疼的问题。我抓住了两个全县老百姓最关注的痛点—出行难和办事难。针对老百姓出行难，我把到巴东后的第一年确定为“交通建设年”。我下大力气争取省州交通部门的支持，集中全县的资源狠抓交通基础设施改善，那段时间几乎每两个月新开工一段主干道的改造加宽和刷黑升级，双神线、太溪线、巴野线、大清线、巴鹤线，五个大段覆盖了397公里巴东南北大通道，交通建设年的年味浓，我提出的“三横一竖”丰字形交通大格局在两年内初步形成。针对老百姓办事难的现象，我探索设立行政时钟，限时办结，超时默认的制度。巴东对已经纳入县、乡、村三级政务服务机构且审批权限在县级及以下层面的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按照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实行“限时办结、超时默认”制度。第一批将林木采伐许可证、村民宅基地审批及初始登记、食品药品流通许可证等人民群众很关注、很恼火的事项纳入“限时办结、超时默认”事项进行试点。凡是无正当理由超过承诺时限不能办结的，县政务服务中心予以确认为“超时默认”，并自然赋予申请人相应的许可权利，同时按情节对经办人、分管领导、主要领导追责。在我下决心动真过硬处分了一个超期办理服务事项的林业局干部之后，行政时钟的作用开始充分发挥，干部对于来办事的老百姓，别说吃拿卡要，就是拖拖拉拉都不行。
然后是保障社会治理中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是第一关。如何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群众心中有杆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最有发言权。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评定，从过去的村支部村委会提出名单报乡镇政府和县政府认定，改为全体老百姓集体讨论确定。针对巴东大山区“看山跑死马”的实际，为了方便老百姓，确保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人到现场参加，我根据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体会探索了“屋场院子会”的开会模式，我亲自设计了屋场院子会“八步走”的开法。全县12个乡镇所有村组以屋场院子为单位，共开了5000多场会，到场的老百姓共12万人。大家集体当面锣对面鼓评定贫困户，从会议通知记录到会场签到记录，从群众发言记录到最后公示记录，全部有档案，可追溯。所有流程公开，在全体群众“眼皮子底下算账”，精准程度大幅提高。全县的屋场院子会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780户14017人，重新调入建档立卡贫困户5810户14752人，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近6万条。2016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6分多钟的时长报道了巴东的精准识贫屋场院子会，刷新了整个湖北上《新闻联播》的单条时长纪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讲：“要和老百姓一起算账，要让老百姓认账”，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一点巴东彻底地做到了。其实，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动用大量的人力、占用大量的时间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当官的有没有彻底地、真正地面对全体老百姓的勇气，有没有面对过去可能的失误甚至错误的勇气，有没有面对可能爆发的复杂矛盾的勇气。这件事我是想清楚了的，“打墙不坏头一板”，精准识别这一关不过硬，后面的精准扶贫举措都是瞎扯，所以就算有再大的困难我也要推行到底。我亲自带头，到茶店子镇的教场坝村三组实地参加那里老百姓的屋场院子会，老百姓当着我的面吵了大半天，我就自始至终坐在老百姓中间见证，最后终于吵出了结果，3名本来不穷却在贫困户名单里的人被拿下，5名原本不在贫困户名单里的真正的穷人进入了贫困户名单。
我很自豪的一件走近老百姓的事，是信任人民群众，赋予全体老百姓公开评价干部的权利。干部的表现好不好，民心是杆秤。一个干部只有群众说好才是党组织信任的理由。有些干部只看上级脸色、不看群众需求，只联系上级、不联系群众，对其工作评价也是年终由领导说了算，形成领导认为好、群众感觉差的状况。我在巴东的探索是县委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民意调查，通过移动、电信和联通三家公司，将全县所有群众的电话号码采集进了数据库。第一批群众评价干部的电话访问随机打出去48000个，有效接通了28000个。这次的民意调查针对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分别问老百姓5个问题：“1. 你找你们乡镇书记（镇长）办事，或者听说别人找他办事，他的态度好吗？2. 你对你们书记（镇长）在给你们解决实际困难方面还满意吗？3. 你们书记（镇长）经常到村里或农户家走访吗？4. 你感觉你自己的生活水平这两年有没有提高呢？5. 你见过或者听说过你们书记（镇长） 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吗？”这5个问题分别对应“德、能、勤、绩、廉”五个考核维度，老百姓不同的答案对应相应的分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要基数够大，结果就一定是公正的。调查结果出来与我平时掌握的情况基本一致，信陵镇综合排在第一，这个镇的书记、镇长平时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上、作为上确实是不错的。巴东把民意调查满意度作为组织评价考核干部表现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县委出台制度规定，在可比较范围内，对群众满意率排名后20%的单位不得评先表模、领导干部不得提拔重用， 就算你有再高的学历，有再大的领导为你打招呼都不行，用这条制度卡死群众评价不好的干部的晋升之路。对民意调查满意率达不到60%，群众意见较大的领导干部必须作调整。
这是一个倒逼干部眼睛朝下的探索，效果是积极的。曾有一次我中午从绿葱坡镇路过，给镇党委书记田恒勇打电话约一起吃午饭顺便听听最近的工作情况，竟然被他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原因是他约好了下午2点去枣子坪村开群众会，不好跟群众爽约。我后来在大会上表扬他，他在接电话的瞬时反应是选择去赴人民群众之约，而不是留下来陪我这个可以决定他升迁命运的县委书记。这就对了，我们共产党的执政伦理是为百姓执政，我们是人民公仆，既然是仆人，就该看主人的脸色。主人有时可能没法选择仆人，但是至少让主人有实实在在地评价仆人的权利，让主人可以给那些不顾主人感受的恶仆差评，通过影响这些恶仆的晋升之路来逼着仆人看主人的脸色。我这个尝试是想试着在管理干部上靠制度设计，不靠道德号召。我感受很深的是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中都强调了“不得买官卖官”，可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买官卖官呢？我想是因为制度方面的不足让他们可以卖可以买。手握重权的领导一言九鼎，点谁是谁，收钱又是私底下一对一，只要谨慎一点巧妙一点，被发现的概率其实不那么高，能卖为什么不卖呢？想当官的下属只要搞定个别主要领导就可能升迁，能买为什么不买呢？不靠制度，只靠道德上的号召，反而像是在提醒某些人，让他们明白原来官是可以卖、可以买的。巴东当时的这个实践，至少往前走了一步，就是在我们还做不到让民众把他们认可的干部推上去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制度上让群众把他们不认可的干部拉下来。让那些老百姓眼中“莫名其妙”的干部买官不那么好买了，也让想卖官的县委书记不那么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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