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丁太昇的感慨，很多网友表示赞同，越来越多的人对图中的种种现象感同身受，以我的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其实在背后有着共同的原因，就在于互联网成为了新的传播介质。
在过去传统媒体时代，你表达了一个观点，登在报纸杂志上了，或者在电视上播出了，就算传播范围很大，这个信息在人们的注意力中也不会停留很久，因为旧报纸看完可能随手就扔了，电视节目播完也就过去了，大部分观点的影响力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消散，表达者对自身观点承担的是“时间有限责任”，对当下的情况说两句而已，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事后再想查很难也很麻烦。
此外，在传统媒体时代，表达者往往知道自己在对谁说话，因为他们表达时面对的是某个报社的记者，是某个电视台的摄影师，其背后是具体而清晰的受众人群，什么样的人会看到自己的观点是可预期的，在观点的传播范围上负有的责任也是有限的。
然而，到了互联网时代，观点在时间和传播范围上的有限责任都消失了，理论上来说，你发表一个观点，将永远地在网上留下痕迹，而且随时会被人翻出来再次传播，并留下更多更广的痕迹，这样一来，人们在表达时，其实对自己的观点就要承担时间和传播范围上无限的责任，你不仅要确保这个观点在当下是稳妥的，也要确保以后永远都是稳妥的，你不仅要确保不会冒犯你预期的受众，你还要确保不会冒犯所有可能看到你观点的人，否则给自己找难堪了。
正是在这种无限责任的重压下，表达观点越来越难，一个在当下满堂喝彩的观点，过两年可能就人人喊打，一个在A平台里增光添彩的内容，传播到B超话里就属于抹黑添堵。
这就是互联网作为信息介质的弊端，它用时空上的无限责任否定人的转变和成长，人们发表观点的余地自然就只能被不断压缩，于是图中令大家心忧的种种迹象就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下越来越普遍了。
在我看来，一个人对自己观点正确的负责态度应该是怎样的呢？其实只要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说自己相信的话就好了。

你们想过吗？为什么昆明那个劫持人质歹徒会要求见记者？
他还曾拿着喇叭公开喊话，抱怨这个社会不给他出路，自己无所谓死不死。
很显然，这是一个亡命徒，他最大的诉求，就是自己在临死前拉上几个垫背的，搞一桩大事出来，让全国震惊，他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委屈的人，他希望所有人都看到他的委屈，这样他就死而无憾了。
另外，他也知道媒体喜欢这样的故事，而且他想的还是对的。
在曾经发生的许多次震惊全国的类似的恶性事件中，我们的媒体，网络上的很多人，都曾经表示过，非常理解罪犯的苦衷，他们乐于和罪犯共情，认为罪犯杀孩子，放火烧公交车，是因为他们太不容易，帮罪犯指责这个社会的不公。
所以，这个人一定在作案之前，曾经一遍遍幻想过，在自己死后。自己的“凄惨”故事终于被人们看到，他终于得到人们的同情和理解。
不幸的是，他的幻想会实现的。
我印象里，这个风气，是当年厦门公交车纵火案开始的。当时有许多媒体和许多网友同情陈水总。
后来这个风气也没有改变，每当有这种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总会有人出来站在凶手一边，和他们共情，替他们抱屈，还美其名曰，我们了解凶手，是为了防止犯罪。
不对！这不是在防止犯罪，这是愚蠢的行为。这不是在阻止犯罪，这是在鼓励犯罪。事实上，你越共情，越理解，越一遍一遍的去描述，越容易激发那些潜在的凶手，博得公共媒体和大众的共情，本身就可以成为犯罪动机。
我看了十多年的《犯罪心理》，看过无数冷酷杀手的测写，大多有不幸童年，对社会的仇恨，但是这部剧传递的最正确的一个观点就是，无论什么原因，这些人都是反社会者，是人类公敌，他们威胁了我们的生活。
在这部剧中，《犯罪心理》小组有专门受过训练的新闻发言人，他们绝不会在公开媒体上，对凶手表现出任何的同情。他们经常为了不满足凶手的快感和虚荣心，会封锁消息。他们反对给凶手起专属的外号，因为这会让凶手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只会鼓舞他犯罪……
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社交平台在做什么？每次发生这种事情，铺天盖地的对凶手的详细报道，同情，理解balblabla……这就是为什么，昆明的这个歹徒，拿刀逼着孩子的时候，直接要求的是，我要找记者。他还让被绑架的孩子叫给我听，哭给我看。
这是他希望对公众进行精神虐待。这个男孩恰恰做了犯罪心理里说的非常正确的事。这种时候，你绝不能哭，不能显露出害怕和恐惧，绝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需要。
但是我们的媒体从来不曾反省这样助纣为虐的行为。这种愚蠢的行为，做了一次又一次。而且还没法制止他们。
我从当年厦门的陈水总事件时，就曾经讲过一段话。今天我想再说一遍。
陈水总和挪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从犯罪心理上来说，没有区别。
挪威社保体制比我们好太多，一样出反社会杀手，就这个个案来说，陈水总的个人因素，才是他犯罪的原因。
他无法对抗强权，就选择一车无辜的人下手，这些坐公车的人和他一样是弱势群体，他能杀这么多人，这说明即使没有社会原因，没有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这个人也绝非什么善类。
为他们开脱，就是在给我们自己挖坟。无非是在暗示这种人，无论你杀多少人，你受过的苦都会被大家看到，你被忽视了一辈子，你会成为重要的大人物的……
不过话说回来，这一次也不会好到哪去，你看吧，过两天各种给我们挖坟的言论和文章就都会冒出来了。
那些媒体和那些糊涂人就这么给我们挖坟，我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除了写几句，呼吁一下，算是尽个人事吧。
别人糊涂，至少咱们自己不能糊涂。希望糊涂人，少一个是一个吧。

这两年啊，一出关于社会的公共安全事件，就有人说“我不想知道那个挟持人质、杀害无辜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故事。”
这话我个人还是挺理解的，因为有段时间，某些媒体写这种稿子的时候，实在是用情极深，看着看着就让人分不清您到底是挖掘背后的原因，还是“同情并理解”了。
但我们回头想一想，这种“我不想知道”真的对么？
您想一下，上学的时候您学习某个公式或者定理，老师总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是咋推导出来的吧？
社会生活也一样，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比如说某个虐猫者追溯原因是他童年的心理创伤，这个看上去跟您关系不大，但您也会有或者已经有孩子，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儿童教育的启示？
再举个例子，某人因为蛋壳暴雷走上犯罪道路，您作为一个优质公民并且有房子挂在蛋壳上出租，为了社会稳定，会不会重新考虑赶走租户的决定？
您看，新闻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我们社会的密码，这也是新闻这个行业的价值所在。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追究其“所以然”的精神，只是说“我不想知道”，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不是给犯罪者找借口，而是一种防微杜渐的社会进化模式。就像您上学不能只记住公式与定理，而是通过推导掌握一种思考的模式。
人与人之间的分野也就在此，能上好大学的人，往往就在这种推导的过程中，拉开了与其他学生的差距。
P个他妈S：再强调一次，我个人也不喜欢“共情式报道”，并且完全归咎于社会、教育等原因。
追究其原因，并不是共情与同情，是警示与防微杜渐。

拉里•金从未上过大学，小时候穷得买不起棒球比赛门票、做梦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会走进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的小拉里，他是怎样成为世界闻名的主持人的？拉里•金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好运气，有时又说是因为他的天赋，有时又说成功的秘诀就是没有秘诀，做好自己就行。“你做的就是你应该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提问，提出简短的问题。我能从与他人的谈话中挖掘出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想这应该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吧。我曾说过，在任意一场比赛结束后，你可以将我锁在一个房间里，不要告诉我是什么比赛，也不要告诉我比赛结果。我能够通过提问来准确地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五十多岁时，拉里•金患了心脏病，做了手术后死里逃生。他觉得自己活到75岁已经很赚了，在这个年龄写自传，他决定和盘托出，不回避那些尴尬的片段。如他的每一次婚姻、他的不善理财、1971年被控犯有重大盗窃罪的过程。
书中还有一些珍贵的花絮：拉里•金原名拉里•齐格，因为这个名字太德国化，第一次上节目前，电台经理看到面前摊开的《迈阿密先驱报》上一版叫作“金”的批发酒的整版广告，他的艺名就这样诞生了。一度CNN被人们叫做“鸡肉面新闻”（Chicken Noodle News）。他最想采访的人是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选择了隐退的作家塞林格。他喜欢采访克林顿，因为他是全世界采访起来最有意思的人。
关于他的多次婚姻，拉里•金承认：“在人的一生中，3次婚姻也许才是健康的，但是无论你用何种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8次肯定是不健康的。”拉里•金的弟弟马蒂•齐格常常开玩笑说：“拉里，你知道，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国父，而你，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个国家的丈夫。”拉里•金的一位朋友解释说：“如果拉里爱上某个女人，他不会像大多数人选择的那样，只是跟她睡觉，他会娶她。结婚更多地是他保守主义的一种表现。”
拉里•金在书中分别记述了他混乱的个人生活和辉煌的主持生涯，并分析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些纠葛的男女关系、低劣的理财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才使得我在话筒前表现得如此出色？麦克风就是我的避难所，我不会把它搞糟，它也从不会在背后给我一刀。在做节目时，我能掌控一切。”所以，让他退休、将背带裤挂起来无异于拆掉他的避风港。
拉里•金曾非常幸运地请到了歌手弗兰克•辛纳特拉上他的节目接受采访。采访开始前，辛纳特拉的经纪人强调，不要问他的孩子被拐骗的事情。结果，在采访过程中，弗兰克逐渐放松下来，因为拉里•金“让摄像机消失了”，当拉里问弗兰克与媒体的关系是不是有些紧张时，弗兰克主动讲述了孩子被拐骗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之后媒体是如何对待他的。
拉里•金的习惯是从来不在节目中事先计划任何一个问题，他手里虽然拿着一些蓝色的卡片，但它们只起辅助作用。关键是采访时认真聆听，在对话中提问。“对主持人来说，感到惊奇很重要。这同刑事辩护律师正好相反。如果在法庭上感到惊奇，就不能打赢官司。如果你感到惊奇了，也就意味着你被抓住把柄了。一个法庭辩护律师唯一希望感到惊奇的时候，就是凌晨4点在法律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而我呢？我现在已经75岁了，我仍希望每晚都能感到惊奇。”   
他非常看不惯现在太自我的播音员，“有很多狂妄自大并总是夸夸其谈的人，他们的自我表现欲很强，心里只有自己。他们的节目流程全都围绕着他们自己，他们的嘉宾只不过是道具。他们有一种喋喋不休的天赋。有很多播音员，在提问题之前，会先陈述3分钟事实。好像是在说，让我展示给你看我知道多少。我认为嘉宾才是专家。”
拉里•金真心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人。纽约州州长在给拉里•金授奖时曾讲过一个笑话：“有人送给拉里•金一块布料，于是拉里•金找迈阿密一位裁缝用这块布做两条裤子。裁缝说这块料子不够做两条裤子的。于是拉里又去找一位华盛顿的裁缝。这位裁缝也说料子不够。最后，拉里只好回家找他在布鲁克林的老裁缝。这位老裁缝说，当然能做。拉里问，其他地方的裁缝都不能做，他怎么能做到呢。他回答说：“因为你在布鲁克林并没有那么大。”
主持人低调一点是应该的。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们采访的名人，这些嘉宾为了出名或者为了得到宽恕而上他的节目，观众们收看明星访谈多半不是为了了解嘉宾的内心世界，只是想多了解一些花边轶事。拉里•金深知，他之所以广受欢迎，就是因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轻松一下的需要。所以，即使他采访的是物理学家，他也不需要懂物理学、也不会跟他们大谈物理学。拉里津津乐道的一个段子是，在采访斯蒂芬•霍金时，在访谈快要结束的时候，拉里问霍金：“你被称为这个星球上最聪明的人，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还有什么会让你感到困惑？”“女人。”他说。他还采访过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对生殖学有重大发现的德国科学家，这位科学家随身携带一个小瓶子，他把它举了起来说：“即使我们把创造了整个世界的精子都收集起来，也装不满这个小瓶子。”

今天纽约时报重磅推出了一篇长文，题目是“武汉，一年后”，它描述了一年前的疫情中心武汉在一年后完全恢复正常生活的情景。十分推荐。这篇文章的网络版制成了图片交互形式，可以点击屏幕看一年前后对比。里面的图片来自Getty Images，非常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