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浮世汇288】我对批评个体道德沦丧没有兴趣

xilei 发布于 2021-1-21 10:42:00

【1】@烤尾巴吃的狐狸

旧时类似于代孕的行为,叫租妻。
俗称“租肚皮”。

民国时有个笔名声宏的作者,写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
他的一个堂伯,五十多岁的年纪,家里三个女儿都已出嫁,没有儿子继承家业,对此耿耿于怀。
堂伯只有一位正妻,也已五十出头,生育无望,于是动了娶妾的念头。
那位堂伯母是个激烈性子,坚决反对,争闹不休,为此好几次差点大打出手。
最后,夫妻二人各退一步,做出了一个折中的决定。
这个决定便是租妻。

不久后的一天傍晚,一个男人领着自己的妻子来应租。
双方谈好条件,当场立字为据:
一、租期五年,每年租金五十元,共计二百五十元,一次性付清。
二、如果生下男孩,就算五年未满,也视为合同到期,可以任亲夫领妻子回家。
三、没有生下男孩的话,以五年期满为限,如果还想续租,另行签约。
四、亲夫每年可来探视两次,一次两天,包吃包住。
当天夜里,那个男人留下妻子,带着二百五十个大洋离开了。

这位租来的妻子,按声宏的描述,长相一般,不怎么会说话,是那种最普通的老实木讷的劳动妇女。
洗衣,烧饭,樁米,拉磨,这些家务事样样能干。
可堂伯母横竖看她不顺眼,总是骂她打她,给出的理由是她“不肯做事”。
半年后,租妻怀了孕,堂伯母并未因此心慈手软。
声宏还是看到她的脸上、手臂上布满大大小小有新有旧的淤青,十分同情,在文中毫不客气地称自己那位堂伯母为“老太婆”。

怀胎十月,孩子刚刚出生,就被老太婆亲手捏死了。
因为生下的是个女婴。
不对货,不喜欢,不是自己身上掉下的肉,跟自己没半毛钱关系。
况且,在当时杀个女婴,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租妻因为生了女儿,日子更加难过,半年之后,远未到租期结束,就被打发走了。
而八卦议论声里,居然有很多人羡慕她丈夫运气好,只消一年半的工夫,便平白全落了二百五十元钱。

至于那个男人会不会因为这样的运气而沾沾自喜,声宏没有记录,我们也无从知晓。
不过,他对待失而复得的妻子,多多少少总会带上鄙夷和嫌弃,却是毫无疑问的。
柔石那篇著名的《为奴隶的母亲》结尾,归家的妇人见到阔别已经的丈夫。
丈夫没有喜悦,也没有感激,只垂着头沉默不语。
良久,才终于开口说出一句话——打发她去做饭,还冷笑着嘲讽她过惯了有钱人的大家生活。

在文学作品外的现实里,还有一个更悲惨的妇人陈氏。
也是被丈夫租给别人借腹生子,收得租金二百元。
期满还家没多久,陈氏向丈夫索要一元,丈夫拒绝了她,两人因此发生争执。
随后陈氏被残杀,验尸发现她脸上和身上多处刀伤,私处“亦被刀绞一洞”。
由此可见,他的丈夫把她租给别人,却对她的身体被别人占有、替别人生育有多么的介意和痛恨。

说来说去,整个交易中,唯一能称上不幸的人,只有那些被出租的女性们。
出租生涯,不是她们不幸的开始,也远非她们不幸的结束。
现如今,有一个经常泛起的议题叫“物化女性”。
其实,民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声称这样的行为是把女性“看做一部播种机器”。
他们向社会大声疾呼:“女人是完全商品化了!”

开头的那个作者声宏,曾跟他家乡的老单身汉交谈。
他问对方:二十七年过去了,你还没有赚够娶媳妇的钱吗?
得到回答:“过去每年的工资是十八元,除了零用八元以外,每年有十元钱剩余。五年是五十元。偏偏那年妈死了,五十元钱都花在她的身上。再过六年,身边又有六七十元,偏偏那年是荒年,没有工做,坐吃山空,两年后又光了。假使不再倒霉的话,今年年底大约可以有一百二十元。”
声宏安慰说:那你今年终于可以娶到媳妇了。
老单身汉摇头苦笑:“过去讨一个老婆只要七八十元够了,现在非百五十元不办。”按这种上涨的幅度算来,他这辈子恐怕娶妻无望。

老单身汉攒钱讨亲的波折,很像这些年年轻人攒钱买房的经历。
巧合的是,古代的妻子也被称之为“房”。
正如同房价高昂,所以催生出了火爆的租房市场。
声宏得出结论:娶亲要花费普通人的毕生积蓄,也怪不得女性跟财富画上等号。作为一项资产,或售或租,自然也是合理的。
他同情家里那个被欺压的租妻,可也觉得租妻之事理所当然,甚至奉劝读者们,“请不要费心,这社会里是无法避免这种情形的!”

听起来似乎确实是这样。
元代时将“禁止典妻”写入律法。
明代加大惩戒力度,触犯者要被施以杖刑。
饶是如此,依然阻止不了民间租妻之风的盛行。
到了清代,修订律例时又取消了杖刑,放宽了入罪门槛,相当于对租妻之事大开绿灯。

于是,租妻这种商业行为愈演愈烈,连声宏这样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见怪不怪,引为社会常态。
声宏应该想不到,在他写下那篇小文的一年后,也就是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发布。
其中第二条规定:“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及伙同娶妻。”
又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牺牲和八年的斗争,建国伊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终于姗姗来迟。
不同于那些封建时代的旧法,从此以后,租妻恶习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被消灭。

可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伴随着商品化浪潮席卷全国,在一些地区,租妻又死灰复燃。
科技的发展,还催生出租妻的新形式——代孕——名副其实真正的只“租肚皮”。
一时仿佛回到了旧社会时屡禁不止,律同虚设的态势。
是商品化不好吗?我并不这么觉得。
相反,商品化完全有能力消解陋俗的反击。
当然,前提是让女性们的知识更值钱,劳动更值钱。
而不是她们的身体和器官。

 

 

【2】@于三羊鲜声

1、对于全球大流行病,溯源是一个科学性工程问题——它的完成是科学性和工程化的,它是下一步的科研和工程性风险防控的基础。
2、然而,当全球公众都认为源发地负主要责任的背景下,溯源议题就具有了政治属性——源发地负主要责任的共识,一方面有助于帮助治理失败国家的政权避免究责,另一方面也让治理失败国家获得国际战略主动。例如,在溯源议题上的指责,帮助美国在国内治理失控的背景下还能获得对华战略主动权,让中国无法因优异表现和外援贡献而得分。
3、溯源议题已经具有政治属性,这个事实伤害了溯源的科学功能。而溯源议题已经具有政治属性后,国际对抗和协作中,一个国家最优策略是强化还是弱化其政治属性,这是一个经济规律驱动的工程问题。
4、上述三个问题,应该被同时提出和讨论。而不能只谈其中的一个或就不谈其中的一个。只要是不把三个问题一起讨论的,本质上都在强化科学和工程议题的政治化。
5、用1-3的问题整体性理解新冠国际治理合作的失败,我们看到:在国际应急治理中,最后会协作还是对抗,取决于:治理体系是否有能力避免一个治理关键性科学工程问题的议题政治化——这是一个国际良治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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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一位订阅者指责这个ID从来不在乎自己言论的外部性——她的指责毫无道理,是把“陈述和她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见”定义为“言论外部性”,这样的定义可以说比错更糟糕。
相比之下,贝叶斯说服的框架,更好的能够给出一个不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对内容市场中策略是否扭曲有效性的分析框架。
溯源就是很好的例子——上述1-3三个点的全面呈现vs部分呈现,就体现出内容市场中的策略行为对市场有效性的扭曲,以及这种扭曲如何极化了人们的态度。

 

 

【3】方方 

法国法兰西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2020-12)
问:疫情之后您一直保持很低调,我想知道您的生活如何?有没有因为日记而改变?
方方:也谈上不低调,因为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我的日常生活一如既往,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就足够了。有变化的只是我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我似乎被国家相关部门实施了拉黑方式。致使我无法在杂志发表作品,也无法在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小说,更谈不上受邀参加任何一个文学活动。从1982年我开始发表作品始,从未有过这样的事。也让我想到极左势力在中国盘根错节,尤其在官员中非常有市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了四十年,居然因为一个人被封在疫区记录了六十天疫情,就要被剥夺其在国内的所有出版权。这与文革整人的手段,已经很相似了,而这样的方式,正是极左势力所期待的,他们一直都在推动新的文革再次开始。目前我好在并未被网络封杀。此外,我的日常生活并无变化。为此,我经常让自己换一个思路去想:中国距离文革结束毕竟已有四十多年之久,社会进步明显,诸多官员虽然害怕自己“政治不正确“,但至少还保有法律底线,这就是进步。
问: 在疫情期间您是否预料到您的日记有这样的成功?为什么之后会招来网上的抨击吗?
方方:我在记录第一篇时就写到了,我只是做一个记录。而且我是在我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写的,很随意,也没什么构思,只是记录一下当时的事件和我自己的感想,根本就没有想过出版。写了十多天后,开始有出版社与我联系,初始我都回绝了,因为那时武汉的状况很不好,我自己心情也很坏,根本不想考虑出版的事。后来,疫情得到缓解,前来联系的出版社更多了,我才决定出版。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问:为什么您会考虑在国外出版您的日记?您所经历的和亲眼所见的故事被大家去阅读,被留存,这对您很重要是吗?
方方:不是我考虑的。是我的小说《软埋》的翻译白睿文先生看到我的记录后,提出翻译出版。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当时武汉的状况不好,我也不想出版,也是给予了回绝。疫情缓解后,更多出版社洽谈,不会少于十家,其中也有境外的。我想既然大家都希望出版,或许它是有出版价值的,于是同意了。我将同意出版的信息告诉白睿文先生。我因为没有外语能力,又懒于跟其他出版社打交道,便委托白睿文先生帮我把全球代理权都交给代理公司。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是职业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希望有读者的,如果有发表和出版的机会,没有特殊情况,自然会选择出版。这是所有中国作家都会有的选择,谈不上重要不重要,是职业习惯。
问:在疫情初期,是什么让您觉得有一天需要把您日常生活感受写在纸上?
方方:我在第一篇就写了,当时是《收获》杂志主编来约稿,他希望疫情之后我能写一篇《封城记》。我是职业作家,他是职业编辑,是杂志的负责人,觉得封城内的生活,应该有人记录下来。我们的行为,都是很自然的职业行为。我并没有完全同意写《封城记》,但表示可以先记录一下。于是在我的新浪微博上写下了第一篇,这就是《武汉日记》真实的开始。
问: 疫情期间在家的情况如何?那段时间您是怎么生活的?必需品的供应呢?
方方:疫情期间,恰好是中国的春节。节日中,商家至少会休息三天或是更久,所以家家户户都储备有食品和菜。我也同样如此。我女儿因为属于密切接触者(她的父亲被感染了),她单独隔离在自己的住所,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储备的食物,足够我吃半个多月。后来疫情缓解后,社区和电商行动起来,也有很多志愿者在为市民提供帮助,人们大多可以通过网上团购采买食品。由于我家只有我一个人,吃得也少,我的同事和邻居们也会把他们的食品给我送一些过来。尽管隔离的76天,但是食物问题上,各家都很从容。中国并不穷,提供一座城市百姓的日常食物和用品,应该是很容易的事。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政府,也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会没有吃的。
问: 您能告诉我当您知道您能出门的那一刻的感受吗?自由的感觉?
方方:因为我平时也不怎么出门,大多时间都在家里。所以在解封后,我住到了郊区,那里一直是零感染。又因为极左势力和网络流氓的威胁,出于对人身安全的保障,我大多时间仍然是呆在家里。解封是看的视频。看到之前堵死的道路被打开时,仍然忍不住热泪盈眶。那样的时刻,根本没有自由的概念,有的只是:大家终于活出来了。
问:几个月的封闭式管理的生活您有怎样深的印象?
方方:凭心而论,前期人人都是紧张慌乱的。尤其有谣言说,武汉外围已经全部被封死,国家放弃了武汉,准备让武汉人自生自灭。这个谣言让无数人焦虑。疫情早期的信息不透明,每个人都面临着不确定性,所以人心惶惶。我一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处在那样的情况下,心里也有些紧张茫然。但是到了初一,看到上海医疗队来武汉支援的消息。我深知,中国的事,一旦变成国家行动,就一定能很快解决。所以,立即就安心了。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开始记录。及至疫情中期,武汉的抗疫和日常生活,变得慢慢有序起来。无数公务人员下派到社区为百姓服务,隔离也变得更严格,感染人数越来越少,而治愈率也越来越高。应该说,到了中后期,官方的管理还是很有效的。民间的自愿者也非常多,整个武汉都显得井然有序。
问:说到疫情您会不会一直很沉重?就像记忆中的一起严重的事故,创伤即使不经意间一样依然存在?
方方:是有点沉重,尤其在早期,那是我们的至暗时刻。我在武汉生活了六十多年,直接认识和间接认识的人真的很多。在不停听到死讯时,心里真的非常难过。因为这些死讯太密集了。尤其是这些死者们,对求医无门和自己的死亡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们的绝望可想而知。这种创伤对于所有家庭破碎者来说,或许会伴随其一生,也或许会很多年,走出阴影,是他们终生的事情。尽管有人会选择忘记,但是某个不经意的时间里,它还是会冒出来的,这是毫无疑问。但对于仅仅只是被封在城里,并没有感染或死亡的人家来说,创伤要轻微得多。
问:您是否感到愤怒,悲伤?
方方:当然有。我被封在城里,身处于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居然有人在这样的时候,对我进行造谣攻击,真的很不可思议。疫情之后,这些人,终于利用海外出版这件事,作为突破口,煽动起一场网络暴力。直到现在,这场网络暴力都没有结束。而官方则进行选择性包容,我不可能不愤怒,也不可能不悲伤。但这些也都是在网络暴力的早期。时间长了,谁都能看到那些对我的诋毁和中伤,全部都是造谣,而我自己也无所谓了。我知道挑起这场网络暴力的是些什么人,而且也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所以我将这些人这些事当笑话来看。这场网络暴力是附加在这场灾难上的丑恶,是这个时代为自己留在历史上的一个耻辱。
问: 如今武汉的生活已经回归疫情以前?
方方:从城市状态上看,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氛围。商场和餐厅,都开业了。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外出吃饭,也基本上没有戴口罩。但有些隐性的东西,回不到过去。比如倒闭的小店,死去的亲人家庭,很多人的心态,比如我,等等。一场灾难过后,总归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问: 您是不是也一直等疫情的真相,它的调查?
方方:是的。而且我也相信有一天湖北会成立调查小组,查清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给人民一个交待。这是必须的。
(方方注:这是法广记者去年12月中旬发给我的问题。我在12月19日晚给了他回复。是根据他的提问,所做的回答。这里除了修订几个错漏字外,其他均未改动。我没觉得这些问题有什么反华内容,它与世卫组织来武汉也没有半点关系。其中关于人身安全一语,也是在谈武汉解封时所提及。看到张颐武的变态解读,真的觉得很无奈。也由此想到,当年林昭、遇罗克等人被枪毙,四周又有多少张颐武或司马南这样的人?这应该算政治构陷吧?如果成功,被构陷者又会遭遇到什么?还好,现在到底不是文革。以前读到关于文革中受迫害人的文章,很难知道他们周边的那些鼓噪者是谁。现在的网络有记忆,真好。顺便再说一句,外媒记者有不少人在中国生活过很多年,对中国也很友善,并非某些人想象中有那么多的仇恨,而且对中国的抗疫也多持肯定态度。这是他们对我采访时我得到了印象。)

 

 

【4】鹦鹉史航 :U一秒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应该有不少朋友看过《一秒钟》了。

所以有人会问(有些朋友已经在评论区问我了),张译饰演的张九声,他从劳改地逃出来,不计后果想见女儿一面,为什么舍实就虚,宁可去银幕上看虚幻的一秒钟里的新闻简报上的女儿,而不想着冲回家去看看有血有肉的女儿?
当然因为他的女儿不在了。
他的女儿为了摆脱父亲给自己的“黑影响”,要在工作的粮店积极表现,车还没停就冲上去装卸,被撞死了。新闻简报记录了她努力工作的一秒钟,不会记录她被夺走生命的一秒钟。
我现在这么说,是因为电影上映,咱不怕剧透了,甚至可能几乎差不多也不太怕得罪谁了~可以直说了。
这部电影还可以更动人,而现在最动人的那个点,变成了开天窗。艺术创作者一辈子都梦想画龙点睛,而现在,有时候要在关机之后,把动作改为戳一下龙眼睛。
心疼。
所以第一次看,我会嫌弃张译的某些表演是不是用力过猛。
而我其实错了。
比如冲到刘家找拷贝,那架势明显吓到了刘弟弟,有必要吗?
有。
因为他可能永远看不到女儿在他劳改时长大成什么样子了。
再比如他为什么要在马上可以看到银幕上的女儿之前,去替刘闺女出头,跟那几个本质并不坏的少年霸凌者动手,不能忍到电影散场再干吗?
不能。
因为他随时可能被追兵抓走,那就没机会替弱势姐弟出头了。在去世的女儿和还活着被欺负的(他视同女儿的)刘闺女之间,他一瞬间竟然选择了后者。
他挺仁义的。
女儿早已逝去,胶片也被碾进沙丘,一切就是个来不及。
能把来不及写明白的电影,都是伟大电影。这回,技术原因让这部电影没机会太伟大了。
所以,心疼。
我自己的哭点,是张九声和刘闺女双双被捆,背对背,席地而坐,他们还在看电影,《英雄儿女》,边看边哭,不是第一次看,但感动未减分毫。
而与此同时,负责追捕的保卫科干事(余皑磊饰)和他的同事们,也看着这部电影,哭得像个孩子。
他们之前下手挺黑,接下来在沙丘上还会懵懂而残忍,断送张九声与去世女儿的最后一丝联系,但你没法恨他们。
因为他们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一个脑洞:
如果保卫科干事和他的同伴,昨晚看的电影不是《英雄儿女》,而是《一秒钟》,没有删减的全本《一秒钟》,第二天,在沙丘上,还会那么残忍吗?
也许不会,也许会有一丝留情。
可惜他们没看到《一秒钟》,他们不知道这个父亲和那个女儿已经被时代踩到沙土里很久了,不劳他们再动手。
他们也是人之父,人之子,遇上这种情况,他们可能也会像张九声这么干。
但他们,他们不知情。
电影就是能让人知情,知情才能共情,同情,留情,也就是心软。
电影是让人心软的艺术。
我这个即兴定义,当然不可能概括所有的电影,但,可以献给《一秒钟》这样的电影。
如果范伟老师出演的那位可爱的范电影,能够在当时给大家放映一部《一秒钟》,他也会更明白自己为什么死心塌地热爱电影放映了。
这当然是个权力,
让世界柔软一点的权力。
这权力我们也有,
所以,
请对这部电影好一些。

 

 

【5】侠客岛 

#罗翔评代孕#: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最近,郑爽和张恒在美代孕一事引发热议,岛叔独家连线了刑法专家罗翔老师,听听他对代孕的看法。
罗翔: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代孕的法律模式,可以分为放任模式、禁止模式和限制模式。放任模式的代表是美国加州,代孕事宜主要交由私人处理,法律会对其进行一定的指引。禁止模式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代孕的组织、策划者可能面临刑事处罚。限制模式以英国为代表,法律禁止商业性代孕,相关行为也被规定为犯罪。
2001年,我国卫生部颁布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并规定了警告、罚款等处罚措施,同时认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该办法法律层级不高,规制力度有限,刑罚处罚缺乏上位法依据。
对于代孕,尤其是商业代孕,缓和的人身家长主义是可以接受的。法律应当以家长之名对个人人身自由的放弃进行一定的限制,以真正地保护个人的自由,防止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自由不能以彻底放弃自由为代价,否则追寻自由的初衷反而会导致绝对的奴役。我国刑法中的组织卖淫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都体现了相似的立法旨趣。
鉴于商业代孕可能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使子宫成为工具、孩子成为商品、生育成为劳务,严重动摇伦理秩序,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有必要提高法律层级,明确禁止商业性的代孕行为,并对组织、安排、促进者予以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处罚。
总之,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

 

 

【6】@荞麦chen

美国是可以合法“弃养”的,尤其是一些被迫不得不生下小孩的妈妈们,她们可能无法抚养小孩,导致婴儿处于不安全的状态中。为了婴儿的安全,加州的宣传是“不用感到羞耻,不会受到责罚,不需留下名字。”这是对弱者的保护。并且要求婴儿一定要被“安全交出”。否则是会被判遗弃罪的。
但一个明星处于绝对有能力的情况下,找人代孕之后又弃养……确实就视孩子为彻彻底底的商品,买了又不想要了……跟一般的弃养还不太一样。我感觉就算在美国不违法,也肯定是要被指责的。
当然了,从这位的心理健康程度来说,不养小孩也是好事吧。

 

@王小渔在海边

很多代孕的讨论完全偏离了主题。讨论者似乎不知道,事实上活体捐肝捐肾捐骨髓的很多,也合法。<老友记>里的Phoebe也替弟弟代孕。代孕在中国不合法,并不能保护弱者。在代孕合法的国家并没法要求代孕者把女婴堕胎,在代孕不合法的中国似乎这种故事特别多。世界很复杂,不能为了简单化而让法律缺失。

在澳大利亚,可以合法卖淫嫖娼。据我了解,合法化的主要原因和在此过程中最多的讨论是,保护妓女(对抗嫖客和警察)。我当然希望这个世界没有妓女,也不需要代孕,希望每一位女子都事业有成健康快乐,但生活不是童话。

 

【7】@花杀七十三

瓜已经从昨天 官方的回答了她的废话 进化到今天 官方的她真特么精神污染 了……
很明显人已经发觉 精神污染源 行进在一条传统渣男的道路上,即随便要求堕掉血肉、弃养且声称“卵没用完有机会再用”。
比较好理解的是,传统渣男代表两性关系里的特权阶级,即自己不受血肉之痛,凭借提供精子和钱财,得到个孩子。因而也惯见他们随随便便 抛弃血肉 和 要求有意向生育的怀孕方堕胎。这当然属于特权的压迫。
而 精神污染源 由于极度富有,自然而然进入了特权阶级,拥有了自认破坏律法的权力,所以也自发奔上这条特权路——付出钱和卵子,找个肚子,随便要求堕胎,并立即弃养。
形式非常类似。

可见成为特权阶级时,人渣败类不论性别。我看人叫她疯批,她是疯批吗?怎么可能,她必须精明地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所在,才能这样精准地压迫他人。我看有人说她好好的日子怎么能过成这样,她当然是日子过得太好了,才能无法无天地以自我为中心,罔顾其他生命甚至罔顾人性。

多深的教育缺失都不至于做她这类选择、说她家人说的那番话。这就是无边界的特权给失能者赋予了无边界的自由,本身自由是有边界的,但是这类暴发户式的富豪红人能有这种边界觉悟?他们很容易以践踏他人的边界来实现自己的无边界,以自己持有的社会权力来压制别人的权力。

说白了,一个赚快钱且有的赚的圈子里,持有过多资源却人伦素养堪忧的娱乐明星(也不只有娱乐明星),控制不了自己变成个玩弄他人血肉、脱离人伦道德的玩意儿,大概如同狗控制不了自己吃屎一样情有可原——如果不造点药片塞进它们嘴里,失控成个食粪陀螺都没的办法。

钱可以赚那么多,权可以攥那么多。但是人必须得像个人,好歹读点书,好歹明是非。当是非观的判断全以能否利己来计算,无论男女,只要他/她有的选,他/她永远选择保自己、先害你。
暴发户但凡自私又愚昧,必定野蛮又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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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有人没看懂我写的什么……

我表达的中心是:代孕违反法律,弃养违背人性,而当事人们面不改色地 先代孕再弃养,是他们身处特权阶级便野蛮使用特权的病态行为,是他们以钱财霸凌他人(代孕女性)和法规法条的失格行为。在此病态面前,失格的男性会由自身生理情况(不生育)滥用特权,失格的女性会由财务资源情况(花钱代孕)滥用特权。但是,按道理,如果无能无德,就不该拥有这些特权。(特权是相对的,不是固有阶级)。
另一点,男性生理情况的特权可以直接规避自己生育,但女性没有这个特权,想规避自己生育时,则动用金钱,出现  “交易子嗣” “买卖生命” 的反人性手段,也间接造成了一些其他女性可能遇到的生存隐患。这点恶化了事情的性质,也导致这么干的女性更容易受社会谴责。

 

 

【8】于赓哲 :刘邦关于彭城战役逃跑飙车抛弃儿女一事的回应:

这是我非常伤心和私密的事情,本不愿意在大家面前多说,但是事已至此被别有用心的一步一步在史书中曝光,死了很久、本不想占用公共资源的我不得不从长陵地宫内有所回应。
汉朝的官方史学团队从二千二百年前开始就从未放弃过维护我和我家人的光辉形象,也没有放弃过与司马迁沟通调解。但在大汉的九章律程序中,我们屡屡拒绝以曝光该糗事的勒索。在面对对方当事人季布时,我也率先骂娘。
身为死去皇帝我深知我国历史粉圈的培养与重视。在中国互联网之上我打算让粉圈骂死敢提这事的人,在境外老外不认识繁体中文就算球了。
如果一切未认证的信息要我来公开解释,这是我最真诚的回答 。语病我全不负责。

 

 

【9】洛之秋 

这两天马里兰的德特里克堡突然在中文世界意外走红,同时曝光的还有一个在这里工作然后去武汉参加了军运会的自行车运动员。我的立场还是不变的:外交人员不能散播阴谋论,民间如何热议或想象,那是民间的自由。事实上,我也并不反对所有的阴谋论,有些阴谋论确实可以起到倒逼真相的作用,我喜欢的几个美国作家(如品钦和德里罗)都是历史阴谋论的资深爱好者。

这里我只是补充几个小小的观察,完全是辅助性的,大家可以随便看看:
1)马里兰的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在1943年-1969年期间曾经是美国军方秘密研发生化武器的中心,这是事实。但是,1969年随着美国加入《日内瓦公约》,尼克松总统终止了美国一切的生物武器研究项目,所有已经生产的生物武器都需要销毁。
目前,这里叫作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and Materiel Command (USAMRMC), 里面有U.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USAMRIID)。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所有的生物国防研究必须是防御性的,即帮助诊断、治疗和预防生化武器带来的危害。

国内媒体继续管这个叫“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是不准确的(见图一),具有误导性。

2)2019年7月份关闭“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武器基地”也是不准确的说法。按照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被关闭的是一个军方传染病研究实验室,里面有研究埃博拉和天花这样的传染病病毒。关闭实验室是根据CDC的要求,因为CDC在例行检查中发现该实验室有暴露风险。这类检查是通过调阅实验室监控录像发现的,问题之一就是个别人员未按照要求穿防护服(具体见图二和图三)。这些被查出的安全问题分为serious, moderate, low,具体细节可查看:O网页链接

3)德特里克堡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阴谋论爱好者盯上了,之前最有名的一次是80年代尘嚣日上的艾滋病阴谋论。1986年,东德生物学家 Jakob Segal写了一本小册子,叫 “AIDS: USA Home-Made Evil.” 按照这里的说法,HIV病毒是在德特里克堡军方实验室人工合成的,具体方法是将 HTLV-1 (即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 和 Visna (即威司奈病毒,能引起羊的脑炎和慢性肺炎) 放在一起合成。

 

当时很多人相信,里根政府秘密制造这种病毒,然后在犯人身上做实验,由犯人出狱后带到社会上,造成美国的艾滋病大传播,目的是消灭滥交的有色人种和同性恋群体。还有一种说法是,美国政府通过默克公司将改造的Visna病毒放入乙肝疫苗中,然后接种到纽约的同性恋人群和有色人种身上,目的是对有色人种进行种族灭绝并对同性恋人群实行“God's plague”的惩罚。


4)美国酷儿理论家Eve Sedgwick在一篇著名的论文(见图4)里也提到了八十年代艾滋病阴谋论的事。她问自己的朋友如何看待这些传得有鼻子有眼儿的说法。她的朋友说很难对这些阴谋论感兴趣,因为这意味着去相信以下这些可怕的真相:...that the lives of Africans and African Americans are worthless in the eye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at gay men and drug users are held cheap where they aren’t actively hated; that the military deliberately researches ways to kill noncombatants whom it sees as enemies; that people in power look calmly on the likelihood of catastrophic environmental and population changes.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阴谋论难以坐实的地方,因为它作恶的性质是如此之恶劣,同时涉及方方面面太多人,从美国政府到军队到实验室到民间承包商到药厂....做出这样一个毁灭世界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却又要让任何人不走漏风声不当深喉不去吹哨,太难了!

 

【10】程益中:我对批评个体道德沦丧没有兴趣

 

【11】李海鹏

缺乏求生意志是严重内卷的体现,略萨写过安第斯山脉印第安部落考察记,就写到最后的印第安部落里的人都精神不正常,动不动就不活了。中国历史上的内卷不到那程度,到啥程度呢,快到极限了,活不起,死不得,半死不活。日本人歧视中国人,李鸿章的幕僚丰禄就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歧视的点就是半死不活。《静静的顿河》讲,一个人去当兵,他战斗,他挣扎,经历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他身边的每个人都死了,剩下他孑然一身。同样的故事脉络,在中国就是《活着》,一个人也生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里,他不战斗,也不挣扎,他就活着,最后也是别人都死了,他孑然一身。相比较之下,朝鲜就没那么内卷。辣白菜,狗肉,大酱汤,这都不是特别穷的食物。《柏青哥》里讲个事儿挺有意思,日本人歧视朝鲜人,歧视的点是,朝鲜人太刚烈,太野蛮了。所以你看,韩国女明星被你们的韩国同类骂,就纷纷以死明志,是吧,国民性格。中国女明星被你们骂,理由是有理由,可说到根儿,不就是你们想骂人吗。骂人这个事儿在汉语里叫“痛快”。“痛”不是疼,“痛下决心”,“痛下杀手”,这个“痛”就是猛烈地。猛烈地快乐一下——骂人。我们的女明星们就是没死,死了怎么说?现在不死,再被你们骂三年呢?所以在精神层面上你们依旧处在一个内卷的历史当中,全网是一个村,活不起,死不得,拨弄是非,说人闲话,戳人脊梁骨,心冷,刻薄,恶意满满。

 

 

【12】sven_shi 

 

我们国家8090后的人压根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压力,他们压力多数来自自己的预期。因为我们的社会在迅速的分层。我前几天写新加坡模式,马上就有人跳出来说“新加坡的年轻人不用为住房发愁”。
他们是不用发愁吗?是新加坡工薪阶层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位,他们努力一辈子都买不起新加坡的商品房。要住房,就是找政府的组屋。我们国家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本地工薪年轻人呢?
北京那么多共有产权的住房,到最后相当数量的年轻人都是在弃房。他们不愿意去买共有产权,也不愿意只是有房子住。他们还是想去买商品房。
因为他们还有“希望”,内心中没有放弃去核心城区买商品房的希望。
昨天正好有网友微博问答上问我买学区房的事情。我刚好又看到这样一个网友评论:
“我是觉得刚毕业的外地大学生 为啥不能量力而行 一上来眼睛就要盯着1000w的房子这个其实已经不属于刚需 属于改善型 人家有一定积累以后的置换 一开始上车一个总价300-400w的地段好的老破小先上车再慢慢置换啊 一上来就心气那么高 那真的没办法”。
这类想法在很多中老年人的眼睛里很常见,而且他们多数都没有购房经验。因为手里没钱的人不会天天去盯着房地产市场。买过房子的人绝对不会说这些话。
我们算笔账就可以。两个年轻人,凑了150万首付,买了套500万左右的所谓老破小。每个月还贷款就要还两万多。他们怎么可能置换到1000万的相对体面的房子?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他们的父母在老家亡故了,把老房子卖了凑了150万。他们首付300万去买1000万的房子。每个月光还贷款就要4万多。哪怕是上海的两个公务员都很难支付这样的贷款。
现在北京上海包括深圳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工薪阶层靠着工资逐级置换的“上升通道”了。你要不就打定主意,一辈子住在北京上海的老破小,要不就是干脆不去想,提早给自己谋求一条退路。年轻时在大城市租房赚钱,老了回老家养老。
一个社会定位明确的人,生活是没有什么迷茫的。每天想着那些一辈子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会觉得充满压力啊。
有多少钱,过多少日子。

 

 

【13】里神楽 :我愣是没看懂

@蘸盐:咸丰三年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义。建立“大明国”。后来改名“大明太平天国”

 

 

来源:新浪微博 由 喷嚏网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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