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1】

xilei 发布于 2020-12-29 9:57:00


2014年第374期封面


“你的将来,你的发展,我永远看不见了,你十年二十年后的情形,对于我将永远是个谜,正如世界的一切,人生的一切,到我脱离尘世之时都将成为一个谜——一个人消灭了,茫茫宇宙照样进行,个人算得什么呢?”

 

全文约18599字,细读大约需要47分钟

 

“既然有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完美文本,对它以后的翻译还有何意义?”2008年春,北京图书馆纪念“傅雷百年诞辰”,我第一次见到傅敏。他神情酷似他父亲。 

 

5年后,10月27日,浦东海港陵园福寿园。他站在墓前,一字一顿:“爸爸妈妈,今天你们回来了。47年前,你们无可奈何地、悲壮地、痛苦地、无限悲愤地离开这个世界,离开我们,离开了你们无限热爱的这块土地,离开了由这块土地呈现的你们无限眷恋的文化。但是,你们的心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怀念你们。你们一生的所作所为,你们那颗纯净的赤子之心,永远在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努力,要把产生这个悲剧的根源铲除掉。”

 

持花人群中,哥哥傅聪眉头紧蹙,似乎满腹心事。一个月来,这位钢琴大师心情彻底沦陷。他说自己“什么都不想说”。青白色的墓碑上镌刻着父亲当年写给他的信中的一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2013年10月27日,上海滨海古园墓地,傅聪(左)、傅敏两兄弟捧着父母的骨灰盒前往安葬    图 / 黄欢

 

 

你是我的一面镜子

 

“回想30年前你初出世的一刹那,在医院的产妇科外听见你妈妈呻吟,有一种说不出的肃然的感觉,仿佛从那时起才真正体会到做母亲的艰苦与伟大,同时感到自己在人生中又迈了一大步。一个人的成长往往是不自觉的,但你母亲生你的时节,我对自己的长成却是清清楚楚意识到的,至今忘不了。”1964年3月1日,距离傅聪满30岁还差9天。一想到他将为人父,傅雷感慨万千。

 

“他长了一双音乐的耳朵。”傅聪7岁时,数学家雷垣摸着他的小脑袋说。他房中的钢琴,傅聪时常去碰。一天,他随意按响琴键,傅聪不看即知是何音符。“这叫作‘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长期训练,才能具备这种分辨能力,”雷垣成为傅聪在音乐上的启蒙老师。

 

傅雷本想让儿子学画,但他对丹青没有兴趣。“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7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上世纪40年代初,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于上海初识傅雷。他对老友教子方法不以为然:

 

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

 

“爸爸打得我真痛啊。”1979年,傅聪从英国首次回国,与父母好友钱锺书夫妇追忆往事时说。儿时练琴,他边弹奏边偷看《水浒》。父亲在三楼从琴声察觉出异样,下楼一声暴吼,“像李逵大喝一样,吓得人魂飞魄散。”5岁时,他在客厅写字,父亲在吃花生。不知何事父亲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他的鼻梁,顿时血流如注。

 

“父亲说儿子是一面镜子。我倒觉得父亲是我的镜子。”90年代,他对“傅译”研究者、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金圣华如此感叹。1954年初,他赴京准备留学波兰。父亲在信里忏悔:“昨夜一上床,又把你的童年温了一遍。可怜的孩子,怎么你的童年会跟我的那么相似呢?”

 

镜中,映出父亲的《自述》:“我于1908年3月生于浦东南汇县渔潭乡,家庭是地主成分。4岁丧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3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抑郁而死,年仅24。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24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面;对我又督教极严,16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1939年,母亲朱梅馥与5岁的傅聪和两岁的傅敏

 

 

为什么对创作望而却步

 

傅聪跟随雷垣学琴3年,已能自己谱曲,雷垣便觉无法再教他。一次,他在家中弹了一段自己的曲子。傅雷侧耳倾听,悄然来到他身后,他慌忙回到琴谱上。父亲却让他重奏一遍,用五线谱记下,取名《春天》。

 

“孩子学习进度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负担,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傅雷请人专授傅聪英文与数学,自己从孔孟、先秦诸子等旧籍中取材。年近七十,傅聪念念不忘开蒙第一课:“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对于传统倡导“立德立言立功”,他不假思索,“我最恨这个。我爸爸从不讲那些。他是非常儒家的,可他是儒家的另一面。”

 

父亲15岁前叫“傅怒安”,因顽劣被南洋附小逐出,又因反宗教被天主教的徐汇公学开除。热衷篆刻的远亲张愚石回忆,他拟改一单名,“我两人共认‘怒安’二字,取义《孟子》‘文王一怒而天下安’之句,俗谓大发雷霆为之怒。我提议以雷为名,如是名与字可相得益彰,君欣然从之。”

 

“江浙战争后考入大同大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学(现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年级,觉学风不好,即于是年(1927)冬季自费赴法。”

 

来法半年,傅雷考入巴黎大学,终未获一纸文凭,自称读书并不用功。那时,除主修大学文科,他常去卢浮美术史学校与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流连忘返于收藏丰富的卢浮宫博物馆。40年代,他与画家黄宾虹通信中称,“晚蚤岁治西欧文学,流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

 

什么使父亲对创作望而却步?金圣华问傅聪。他思忖道,因为性格,他既热情洋溢,又长于冷静的分析。

 

“不要在创作上再花功夫,还是研究美术理论、美术史吧,一样可以成为出色的学者。”画家刘海粟曾向傅雷建言。晚年,他对弟子简繁慨叹,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我去德国演讲,随便跟他谈了一些我的思想,他一蹴写成《中国绘画上的六法论》。”

 

1953年,傅敏

 

“从不直接讲解,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答案;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己主动发觉矛盾。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与基本逻辑。”为人师后,傅敏对学生沿用父亲这种启发式教育。过去,父亲在周末为他讲解古典名著与英文原著,一个个问题抛出,逼他层层剥丝。他一旦接不上,哭了,父亲就会怒斥“滚出去”。过会儿,再唤他进屋。

 

1979年,他在英国整理父亲写给哥哥的家书,一封信里提到自己:“初期因他天资差,开窍迟,我自己脾气又不好;后期完全放任,听任学校单独负责;他入大学后我也没写长信(除了一次以外)与他。像五四至五七、五九至现在我写给你的那样的信,一封也不曾给敏写过。无论在学业方面,做人方面,我都未尽教导之责。当然他十年来思想演变与你大异,使我没法开口;但总觉得对你给的很多,对他给的太少,良心上对不起他。”

 

“我还是开悟太晚,”傅敏遗憾父母在世时,与他们少有深层交谈。

 

 

我的父亲母亲

 

当初,父亲想出国,祖母不答应。父亲素来敬重姑母傅仪,表兄顾仑布曾在法勤工俭学,在他俩劝说下,祖母终于同意,但有一条,留学前,儿子要和朱梅馥订婚。

 

朱梅馥毕业于晏摩氏女中,家住南汇县城西门,与傅母娘家毗邻,其祖姑母又与傅家是远亲。她与傅雷从小认识。因生于阴历正月十五,这位“几乎中国一切标准美德集结一身”的女子原名“梅福”。婚后,傅雷嫌名偏俗,改为“梅馥”,又取歌德名著《浮士德》里心仪女子之名,在家唤她“玛格丽特”,她则称他“老傅”。杨绛打趣道,“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有点老虎似的。”

 

“她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惊人的温柔,成天忙于烧饭、洗衣、带孩子;还替他查字典、翻书、抄稿、写信,忍受着他有时极不近情理又没有来由的愠怒。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打一两次回力球,夫人静观,不敢多口。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叫一通,吓得孩子们不敢吭声。但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表现得格外真诚。于是梅馥一笑置之。”刘海粟回忆。

 

刘海粟说,有位巴黎小姐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蔚蓝。她很会画几笔,也能弹钢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却酷爱探讨艺术,和傅雷一谈话,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一样喁喁不绝。傅雷给母亲写下辞婚长信,“看完信后,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恋爱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对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最后决定:把信揣在怀中不寄。”一天,傅雷手握一支枪,气冲冲走了进来。他面色苍灰,“玛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败之后,对我说,我是自找苦吃,谁也不怨,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活得成么?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么?我把揣在怀中未寄的信退还给他,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结婚照

 

1931年秋,他们乘香楠沙号回国,抵沪时适逢“九·一八”事变。次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完婚。

 

“我阿姨过世多年。她年轻时长得好美,到老都很美。听我母亲说,那时候,傅伯伯非要阿姨坐在他的身旁,他才能安心翻译。如果没有她,他就关在书房大发脾气。傅妈妈在外怎样劝他都不行。他甚至宣称,要用钢笔戳自己的喉咙,把傅妈妈吓得不轻。为这事,我舅舅还找他理论过。阿姨活着时,不好意思说上一代人的感情。但每次谈到傅伯伯,她的表情就很甜蜜,脸上挂满阳光,手捂在心口,一副陶醉的模样。傅聪来香港演出,与我阿姨也特别亲昵。我想他很爱这位长辈,大概也是因为她是他父亲爱过的人吧。”66岁的香港影星萧芳芳回忆。

 

她的母亲成家和,是傅雷在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后改嫁她的父亲。她的阿姨成家榴,曾是一名女高音。“成家和开朗泼辣,在美专是学生会主席。”傅敏微笑着说,小时候家中来客,他躺在地上赖皮,她厉声喝道:滚起来,小赤佬。她是他和哥哥的“好姆妈”,而成家榴是他俩的“好爹爹”。

 

傅敏的妻子回忆,“以前我还对傅敏说,没想到你父亲挺浪漫。见到她才明白,她的气质做派,让人不由自主爱慕。她极具才情意趣,与母亲是两种类型的女性,一个外放,一个内向。我相信父亲和她之间,一定是品味高雅的交流。而母亲——不单单是温柔的妻子、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有菩萨心肠。”

 

傅敏形容母亲的爱“包容浩荡”。当年,成家榴不在,父亲找不到灵感与激情。每当这时,母亲便暗地打电话:家榴,你快来吧,老傅需要你。她还对丈夫给对方写情书克制隐忍,这些信成家榴珍藏至死。她向傅聪坦言,你父亲是爱我的,可你妈妈人太好了,我不得不离开。

 

“那时你5岁,弟弟2岁,我内心的斗争是剧烈的,为了怨恨,不能忍受,我可以一走了之;可是我再三考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我走了孩子要吃苦,我不应该那么忍心、自私,为了一个‘我’而牺牲了你们的幸福。我终于委曲求全地忍受了下来。反过来想一想,要是你爸爸当时也只为了眼前的幸福而不顾一切,那么,今天还有你们吗?还有我们这个美满的家庭吗?”

 

“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你有没有注意,到后期,她的字迹都与傅雷相像?”望着朱梅馥的书信,金圣华问我。

 

1964年,傅雷在卧室外的阳台上

 

 

哥哥继承了父亲的刚烈感性

 

傅聪9岁时,傅雷的好友,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自己的老师,前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他是19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百器一听我弹琴就说,这孩子是个可造之材,不过第一要先学技术。然后把一枚铜板放到我手背上,练琴时铜板不准掉下来。”“他的严厉,减少我对音乐的自然反应。”在外多年,傅聪感觉仍没将放在手背、练习平衡的铜板放下——“有时他问我放松了没有,为了避免严厉的责备,我就说放松了,其实一点也没放松,相反,紧张极了,手很僵硬,这就养成了一种很坏的习惯。”

 

1946年8月,梅百器逝世。此后,“傅聪换了几个教师,没遇到合适的;教师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我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历考入高中。”

 

彼时傅聪极叛逆,他不愿练琴,愤懑反抗父亲,“甚至于要出人命”。他还想跑去苏北革命,“学费交给别人作盘缠。人家走了,他没走”。傅敏说,相对性格沉稳的自己,哥哥更多继承父亲的刚烈感性。

 

1931年10月中旬,刘海粟邀傅雷在上海美专担任校长办公室秘书主任,兼授美术史和法文。

 

有位美专老同事,刚到学校,为树立威信,便将自己的画挂在长廊上。傅雷一见,蹙着眉头说:这些画不行,收掉!弄得别人很尴尬。我又介绍他们相识,傅雷点点头,一言未发便走开了,弄得我更难堪。事后我问傅雷:你怎么这样傲慢?“此公没有本领,只会抄书。”“你太狂妄!”我生气地说。“没有闲工夫!”傅雷扬长而去。

 

他曾跟简繁讲:“九一八”事变后,美专学生参加抗日游行。教学认真的傅雷坚持,学生每天游行完后,回校补课。一晚,他讲授西方美术史,学生们听得入迷。学生会却临时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他对通报者大叫,等课上完不行吗?对方坚称紧急,“他冲过去,咚——把门关上了。来人也怒了,破门而入,抓住他就打……”最后,学生们在礼堂审问他阻碍抗日。这批“盲目者”中,即有成家和。眼见势态逼人,她冲上去拨开人群,救出傅雷。

 

2000年,简繁出版《沧海》一书。书中记载,刘海粟秘书柯文辉对他说,为刘立传查阅资料时,“读到一段小故事,说有一次老先生约张弦去家里,打开一本宋朝画马名家李公麟的画册,请张弦临摹一幅给他看。张弦把画临好了,老先生很满意,就留他下来吃饭。第二天又约张弦临了一幅,留他吃了一顿饭。完了,他在张弦临的两幅画上题了‘海粟拟李龙眠’,算是他的作品了。张弦工作了两天,就是吃了两顿饭,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拿到。张弦和傅雷是莫逆之交,傅雷自然知道这件事。”

 

张弦收入微薄,傅雷几次向刘海粟要求为其加薪,未果。“刘海粟对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一死即辞职。”

 

1936年8月19日,傅雷夫妇在乡下收到画家刘抗来信,方知与张弦告别不到两月,张“遽尔身染沉疴”。第二天噩耗传来,“悲恸之情,难以言喻”。他致信刘海粟,“把张弦的死讯在报上登一新闻,让他数年来的桃李得悉;筹备一个遗作展览会;设法替他卖掉些作品,所得的款作为他遗孤的教育费;设法叫博物馆购藏他的一张作品。”“但信去后亦迄无回音,甚为诧怪!”1937年,他在张弦老同学筹办展会上,大骂刘海粟,公开与他决裂。

 

1936年冬,应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兼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常务委员滕固之约,傅雷来到洛阳考察龙门石刻。与其共事的荆梅丞回忆,当地连年灾荒,军队横行不法,土匪四处抢劫,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不要说方圆几百里外的文物我们鞭长莫及,就是眼皮底下的庙宇和龙门的石佛也不断被破坏,出土文物成批地被盗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而束手无策,找当地政府,政府不管;找驻军,驻军不理,我们只能给南京政府写些汇报,傅雷不时写些牢骚文章,除此之外也别无他法。”最终又拂袖而去,傅雷致信广州中山图书馆馆长罗香林:“又以内政部会计挑剔报销,愤而辞职,虎头蛇尾。一事无成,良滋愧恧,实缘弟赋性憨直,不惯作吏,重负各方厚望。”

 

1939年2月,滕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昆明”,两派明争暗斗不休,相当多的学生冲着学校免收学费而来。他电召傅雷担任教务主任,傅雷到后向他建议,若要办好学校,一要测试学生,二甄别教师,不合格者一律淘汰。他没有接受。作家施蛰存回忆,在雕塑家江小鹣新居中,“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

 

1940年秋,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及张弦在阿尔培裴那画室

 

据滕固说,一次校内讲话,傅雷尊称刘海粟为“大师”,招致一些学生不满,他们认为刘是“海派”,“专业水准不高”。双方不欢而散。其实早些年,刘海粟的个展在巴黎克莱蒙画堂举办,法国汉学家路易·赖鲁阿作序《中国文艺复兴大师》,便是由傅雷译为中文。在给刘抗的信中,他辩解道:“以私交而论,他平生待人,从无像待我这样真诚热心,始终如一的;可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

 

杨绛对此十分明了,“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到会,只提了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是极繁琐的工作。译得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锺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回复书信往来。”

 

1979年,傅聪应邀回国参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会和骨灰安放仪式,傅聪、傅敏兄弟继1958年分开后重逢

 

傅雷父子 赤子的世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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