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黄宗英:命运断想【2】

xilei 发布于 2020-12-17 9:28:00

黄宗英:命运断想【1】

  我越来越成熟。我身边的男友多了起来。我的私生活复杂了起来。青春戏越演越腻味,趁我不当主角的档期,悄悄离开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读书去了。”我打算去大学旁听。不久,我就去北京辅仁大学旁听,选读三门课:中国文学史、左传、世界美术史。后来,上海的剧团因亏损而解散了。卫禹平、孙道临家在北方。他俩来找我说:“剧团解散,我们无所谓,但有人有老婆孩子,如丁力和端木兰心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很紧张了,希望你再出来演戏。”于是成立了南北剧社,请燕京大学的同学程述尧任经理,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疯狂世家》三出戏。演就演吧,一时兴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尧结婚了。述尧是个好人,可是我俩没什么话可说。他总想带我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可我懒得应酬。他在银行任职襄理,每到他下班时刻,我就紧张。银行福利很好,分给他一间大北屋(可隔成三间)、两间西屋。我就把母亲接来,把养病的大哥和大嫂也接来住,把老张妈也找来烧饭。述尧孝悌有加。

 

  我们在北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我很高兴。忽然间出版了很多报纸,我就买来,用翻过来的白报纸剧本贴剪报消遣。贴过一篇《爱国演员赵丹返渝》。当时我并不认识赵丹,只不过看过他的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很欣赏。也还知道他在新疆蹲过五年监狱,他能回到老行当、老朋友身边,颇为之欣慰。

 

  胜利了。中央电影三厂邀请我拍摄影片《追》,是写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沈浮导演。我饰演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大小姐,与“表哥”谢添演对手戏。《追》公映后,叫好不叫座。接着上海中央电影二厂来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们是从李伯龙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来找我的是陈鲤庭导演。赵丹任男主角。我很高兴地答应了。程述尧知我要离家,很不高兴。我说:“你的太太是个演员,有自己的事业嘛。”到了中电二厂,厂里为我在福履理路租了一间前楼。我在剧组里见到赵丹,觉得他比想象中的要朴实得多。他不修边幅,上衣常扣错扣子,脚上的袜子一只一个颜色,后跟破了,还露出脚后跟来,像个没人管的大孩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幸福狂想曲》片中,我饰演一个被恶霸霸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赵丹和顾而已饰演为生活所逼,奇思异想卖减肥药片的摊贩。当时中国已拉开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第二战场。卖减肥药片实是对当局的讽刺一天,恶霸叫我送一个点心盒子给他的朋友,拎在我手里的点心盒子被小偷抢跑了,警察来追,小偷把点心盒子一扔,盒子破了,露出毒品。警察转而要逮我。赵丹顾而已掩护了我,因而相识,因而相恋。片尾,是三个没有出路的人,相偕走向远方。我们演得很投入,很舒展。只有男女主角kiss时,我们很矜持,过后也自自然然了。当影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卸妆时,在镜中我发现阿丹愣愣地端详我,表情有些异样。我对他说:“我们还要合作呢。”

 

  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赵丹朗诵《屈原》剧中的《雷电颂》,我则准备化妆彩排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请赵丹为我导演。赵丹又请来他的好友朱今明来布置灯光。我穿上了破烂的衣裳,剧院舍监见了,叱道:“小赤佬,侬哪能进来咯?”被人劝开了。我赤着脚走上台,走在飘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里,为避风,走向墙边,一直哆嗦地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墙上大玻璃窗里,点着明亮的灯光,映着桌上热气腾腾的烤鹅。小女孩又冷又饿,就擦起火柴取暖,一根又一根,直到她把盒中仅余的火柴全部燃起。她虚弱地坐在地上。灯光转暗又复明。天亮时,小女孩死在墙边。当台上大亮后,观众热烈地鼓起掌来。幕落,观众依然鼓掌。幕起,我从地上坐起鞠躬,观众大鼓掌。我从幕侧拉出赵丹,与我一同向观众鞠躬。这是一次成功圆满的演出。

 

  当卸妆后我们走出剧院时,虹口的出租车已经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辆出租车,挤了赵丹和我等好几个人,我只好坐在赵丹的腿上。每当经过警察厅时,我就得紧紧弯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发现(按规定只能坐四人),赵丹紧紧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软了。到了我的住处,我俩都下车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不应该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搂了他一下,说:“等我回北京离了婚再说。”

 

  也是在这年11月里,赵丹和我都先后参加了昆仑影片公司,签了长期合同。虽然“昆仑”是个新公司,工资也不高,但它是地下党领导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尧坦白了我的情感现状。程述尧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个早上,给他留了张纸条写着:“我决意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请转宗江。”给宗江的信我说:“我决意离开述尧了,留下身边一些钱,请不要再叫老张妈向述尧要饭菜钱了。我以后会给娘寄钱来。”

 

  我是坐轮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结冰,留了许多旅客,又买不到火车票。赵丹来码头接我,对我说:“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汇教堂去祷告,祷告你回来。”他瘦了,他真的是爱我。我俩都先后接了新片子。我演《街头巷尾》,与张伐合演。他演《遥远的爱》,与秦怡合演。我们手头开始有钱了。我先在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住几天,赵丹已在昆仑公司一条小街上“顶”下了一间前客堂,在王为一的隔壁。房租一斗米一个月,面积不到20平方米,住址是三角地顺德里36号。赵丹和我到浦石路旧家具商店,买了一张新制的小号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又在街头摊上买了一组藤编的躺椅和茶几。够了。前客堂没有窗,只有四扇狭长的门,门开了就是弄堂。弄堂里晾着新刷好的马桶,晒着一家一家的棉被。上海人有个好习惯,只要一出太阳,家家都要晒棉被。我俩到东方公司买来床上用品,买来锅、碗、瓢、勺和一个有12支捻的煤油炉,就如此这般过起日子来。

 

  我们和昆仑公司的小兄弟们,在上海广播电台开播“昆仑星期晚会”,朗诵马凡陀的诗,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边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亮了。

 

  我俩和沈浮高依云、郑君里黄晨、王林谷陈白尘等,在昆仑公司经理任宗德家里,以打麻将掩护写作《乌鸦与麻雀》,以迎接全国解放。

 

  阳翰笙找到赵丹,要他参加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的拍摄,说剧组导演已经去中制了。本子是孙瑜写了好多年的,基础很好。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阳翰笙又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了任务。

 

  某天夜里有零落的枪声,我们很兴奋。天亮时,知道上海解放了。赵丹和我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参加上海在公园里举办的劳军大义卖,参加了新的上海电影家协会选举活动。

 

  昆仑公司找出藏在摄影棚灯光台上的《乌鸦与麻雀》电影剧本,略作增改,重新开拍。《乌鸦与麻雀》荣获全国影片第一届比赛一等奖。我和赵丹各获一枚金奖章。

 

  《武训传》也重新开拍了。赵丹在电影厂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装间里穿回来的破棉袄,在大太阳底下晒过,洒了花露水。赵丹进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爱他进入角色的模样。他(武训)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评。在为市政协常委放映第一场后,常委们都站起来,向我们演职员久久地鼓掌。

 

  没想到,无论如何没想到,一天早上读到《人民日报》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消息。“反动”多么刺激的字眼,怎么会和我们联系起来?赵丹在乘电车时乘务员问他:“依呒没进去啊?”票务员以为他已进了牢房,可见这个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国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高潮。孙瑜、赵丹都是批判的重点,我也被批判了。因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训的故事讲出来的。赵丹想不通,不肯检讨,于伶、黄源到我们家里,规劝赵丹检讨,说赵丹不检讨,运动没法结束。半年后,他们终于帮着赵丹写出一份“不深刻的”检讨。赵丹当然没说,拍《武训传》是地下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赵丹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真担心他会寻短见或疯了。

 

  赵丹演的《我们夫妇之间》也受到批判,导演的《为孩子们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组织上让赵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鲜炮火前线,以助他“转变立场”。他从朝鲜回国后,只道与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比,自己实在不应该消极,可又不知道怎样积极。他还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沈浮来请他拍摄《李时珍》。赵丹看完电影剧本说:“这只是个提纲,没戏。”沈浮说:“正是它没戏,咱们就可以有戏了。”沈浮和赵丹给李时珍配了个徒弟、一个卖草药的,赴黄山拍外景去了。黄山美丽的风景,让赵丹重新拿起了画笔。他饰演的李时珍,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也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

 

  这时,我们已有了女儿赵橘,并已搬到诺曼第公寓的新楼二层,面对孙夫人的花园。

 

  1958年开始,拍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赵丹先后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在1959年放映后,被誉为献礼片的“红烧头尾”。

 

  上影厂集中了优势力量,打算拍摄《鲁迅传》,聘请陈白尘编剧,夏衍任顾问;聘北影厂于蓝演许广平、于是之演瞿秋白,还从总政治部请来兰马……当然是赵丹演鲁迅。上海电影局把从外地请来的演职员,安排在淮海中路150号的一幢楼中,并也给赵丹一间屋。于是赵丹就布置了鲁迅的书房。他不回家来住了。他蓄起了小髭,开始用毛笔写字,进入角色了。

 

  《鲁迅传》资料组在全国各地采访,编辑了好几册采访记录,细节非常生动。

 

  可是,上海市的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凡是不写建国后十三年的剧组都停拍了,连有重大意义的《鲁迅传》也停了,剧组解散了。赵丹很想不通,又蔫了,饭又吃不下,胃又痛了。在《烈火中永生》中,赵丹饰演许云峰,于蓝饰江姐。体验生活时,让他去渣滓洞白公馆,他犹豫,说监狱的生活我已经体验够了,可还是跟大家一起去了。当他看到江竹筠住的牢房,他落泪了。这部影片,因为赵丹有生活,演得很好。群众称:“赵丹是电影皇帝,演什么像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阿丹和我都受到冲击。他被禁闭在红旗厂(海燕)时,我在东方红厂(天马厂),还能知道点他的讯息。一天,我在“日托牛棚”中,只见“管牛”的尹进才师傅走进来,对我说:“黄宗英,赵丹去吃‘人民食堂’了,你和小把戏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好啦。”他走后,白穆告诉我,今天一早,赵丹被公安局用吉普车抓走了。又说:“宗英啊,你一生在业务上算很顺的了,经不起折腾。今后,你什么事,都往最坏处想,也就过得去了。你还有三个孩子,凑合着过吧。”白穆“哲学”管了我后半辈子。

 

  赵丹被捕后,我和孩子们以及保姆洪娘娘,过着每人每月吃饭不得超过9元的日子。那时,造反派对被批判的牛鬼们的工资和存款全扣了,每月只发25元生活费。

 

  赵丹是罩着一只眼睛被捕的。头天我问他:“又挨打了?”他说:“是青话的人打的。他们手套里有硬东西,专往脸上打,还说‘让你还演戏!’”他拿给我一张诊断书,是徐汇医院周医生开的。“瞳孔破裂,休息二周”,给了眼药水、药片,我吓坏了。

 

  赵丹被捕的次日下午,天马厂的工人师傅通知我回家,只见红旗厂的两位造反派一前一后地押着我往家走,命令我为赵丹收拾被褥、衣服、漱洗用具。上得楼来进入卧室,我忙找出一床大被单铺在地上,然后找出新棉被、棉袄、棉背心、毛线裤、袜子等。我压着一条腿,把厚厚的行李卷捆好,仿佛我下乡八年,就为演好今天这出戏。造反派一人一个屋角站着,我又拿了面盆、漱口杯、牙膏、手纸等装在网袋里。造反派拎铺盖网兜噔噔噔下楼了。洪娘娘从门外探头过来。我说“快扶我坐下,我的腿没了。”我转过脸一看,床头柜上放着眼药水和药片,我大叫一声:“来不及了。”赵丹眼要瞎了。

 

  赵丹被关在监狱里五年零三个月才放出来。还好,他眼没有瞎。押他的人训话后走了。我让他坐下,我一说话,他又站起来。我说:“阿丹,你回家啦!快好好坐着吧。你看两个孩子长得有多大啊!阿橘在乡下,我打电话让她回家来。”阿丹还是不说话。幸亏他吃饭吃得老香,好像饿极了。

 

  夜晚,我和一个一米八三、一个一米八七的儿子横睡一张大床,给赵丹搭了个钢丝床,铺上暖和的被褥,烧了热水,让他洗漱完毕睡下。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惊醒。我喊他:“阿丹,你想说话,就把我叫醒,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吓人的。”他说:“关着我时,就怕自己不会说话,演不成戏,才练着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演戏!这戏痴!

 

  赵丹缓过来了,看着比自己高许多的两个儿子笑了,还夸张地站在小板凳上吻了他俩,可他在家才待了一个礼拜,又被造反派押着去五七干校强迫劳动。阿丹从干校休假返家时,晒黑了。他说干活虽累,可以锻炼身体。又说:“我和富华在一起,可以悄悄画画。”家里的绘画颜料早干裂得挤不出来了,各式精选毛笔也早被造反派拿去刷大字报了。我赶紧去书画店为他置办一些书画用具,好在我的工资已全发了,还补发了扣的工资,我有钱啦。

 

  粉碎“四人帮”,我们可盼到头了,满心欢喜。我买来三公一母螃蟹给阿丹配酒。一天,一个朋友来说:威海卫路街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赵丹的女儿赵青是江青的女儿。我赶忙叫小儿子赵劲用照相机去给拍下来,但已被覆盖了。简直是无稽之谈!幸亏赵丹的原夫人叶露茜在分娩时,赵丹正在摄影棚拍摄《十字街头》,是好友金山去产院看望了产妇和襁褓中的女儿赵青。但谣言已传播开了。当大家上街欢呼胜利游行时,阿丹也拿了面小旗打算参加游行队伍,被一个好心的老工人劝了下来。老工人说:“万一在人群中,有人说你和江青有关系,打起你来,你可吃不消兜着走。你别往人多的地方去。”冤哉枉也!赵丹苦也!

 

  如此这般,阿丹的运动结论久久没消息,好容易有一天,市委文教办的一位干部,拿了一纸赵丹的运动结论来让他签字。阿丹一看上写着:“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赵丹说:“你们是以叛徒罪立案,应全部推翻!什么错话错事啦?我不签!”干部说:“已经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你不签,将来用你时,还是要看档案的。”赵丹怒道:“谁要看了我的档案才用我,我还不给他用呢!”

 

  阿丹惦记的只有演戏。他到处求人给他写电影剧本。当然,他从来也不是什么剧本都演的,有个剧本《曙光》,来找他演,内容是写党肃清AB团的错误路线的。赵丹说:“三十年代,我们只要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都要热血沸腾的,哪能说那时候就错杀那么多人呢?”他还是想演鲁迅。阿丹求我写《红楼梦》,说他在新疆监狱,就把《红楼梦》的许多章节分好镜头了。我说我驾驭不了那么大的题材。他又让我给他写《齐白石》,说小白石骑在牛背上顺流而下……我说我给你写闻一多吧。我参加过民主运动,参加过烈士于子三的追悼会,朗诵了《海燕》。我可以到昆明去采访……我给你写一稿吧。

 

  还好。北影厂请他去北京,饰演《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来总理。赵丹大喜过望。

 

  我陪他去了北京(我作为编剧不坐班),住到北京电影厂招待所的小房间里。导演让工人搬来一个大穿衣镜,为他定制了总理的服装、道具(包括文房四宝)。第一次试镜时,给他剃掉半寸鬓角,又装了两只假槽牙,以显脸宽。第二次试镜时,导演说总理的人中比赵丹长,就以塑胶制作人中,贴在上唇上,照相还好,就是不能说话了。赵丹说:“表演要形似,还要神似,演起戏来,没人会对比人中的,别管它了。”直到第五次试妆,试拍周总理办公批阅文件镜头。播放试片中,赵丹吓得不敢看,缩在椅子里。待他抬眼看时,愣住了,“好像啊,小兔崽子,你真行啊!”“小兔崽子”是普希金写出好诗后,称赞自己的口头语。赵丹试妆后,走在北影大院里,人们都惊异地站住了,真像周总理出现了。赵丹对角色充满自信。

 

  一天晚上,我和赵丹潇洒地闲坐,剥吃着薄壳核桃,以清肺润咽。厂长汪洋来了,我忙起身为他沏茶。他嗫嚅说:“上边说,你演周总理不适合。大家会觉得是赵丹,不是总理。”

 

  阿丹说:“这不是理由。”

 

  汪洋只得说:“要换个新人来演周总理。”

 

  阿丹愣住了,站起来。汪洋补充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汪洋走了。

 

  阿丹痛苦地揍了一下大镜子。他无法躺下。十一点多了,他又去找汪洋。汪洋只叹无奈,扶他回招待所。阿丹在床边坐了一晚上,男人不能像女人痛哭一场,真可怜。天不亮,他就穿起大衣,离开了北影,离开了他的伤心地。

 

  我收拾了衣物,结了账,也离开了北影。找到阿丹,我陪他到文化部,找到黄镇部长。我对黄镇说:“黄部长,你派人把赵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赵丹说:“我演了一辈子戏,还从来没让人把我换下来过!”

 

  黄镇说:“不就是一个角色嘛,下次再演嘛。”

 

  我气得说:“你不就是个部长嘛,换下来,以后再当嘛!”

 

  外屋听到我们吵起来,推门进来,把我和赵丹劝走。

 

  阿丹和我怏怏地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家里。他病倒了,什么也吃不下,吃一点就干呕。我陪他去华东医院看病,医嘱查胃镜。因他胃是空的,当时就插管子查胃查后就嘱他住院,给他输液。他要求下午输液,上午好画画消遣。我给他送了画画工具。他随画随送医生、护士和工友。一天,我的好友薛素珍的侄子向他求画。他画好后说:“我就不题款了,我死了,你卖画值钱些。”

 

  我责怪他:“别死啊死的,不吉利。”

 

  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一天傍晚我去医院,阿丹说:“你怎么才来啊,急死我啦!”

 

  我问:“怎么啦?化验报告出来啦?”

 

  他说:“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画了张画。”

 

  我一激灵,他从来不管我生日不生日。我有不祥之感。他给我画了一张大寿桃。

 

  他一天天消瘦,吃不下去什么,一天他又干呕,大便呈黑色,体温升高。上海电影局决定送赵丹去北京治疗。因那时,只有北京肿瘤医院有CT机,让张万年同志陪我们去。于是让我的大儿子阿佐背着爸爸到了机场,又背爸爸上了飞机,到了北京,已经有小汽车等着,把我们接到了北京医院412室。北京医院是中央空调,阿丹进病房就喊冷。病房不能调空调,只得喊来木匠,用木板把空调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几口热水,盖好棉被让他睡下。阿佐为他搓手,我为他搓脚,冰凉冰凉,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我已经冒汗了。

 

  其实,我们一行已经在6月28日来过北京了,住在虎坊桥北纬饭店,然后到北京肿瘤医院做CT检查。那时候,上海还没有CT机。29日阿丹从CT机上下来,医生笑着握住阿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没事。你可以安心疗养了。”阿丹很高兴。晚饭时,他还吃了两片溜鱼片,小半碗莼菜汤,他很久没吃正餐了。

 

  30日回到上海。7月2日,上海电影局局长袁文殊找我去告诉我:“赵丹生的是胰腺癌,肿瘤生在胰腺的中部,不易发现,发现时已长到8厘米,已扩散,是晚期,很严重。”

 

  我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告诉我?”

 

  袁说:“总要商量商量。”

 

  我又问:“没办法医疗了吗?”

 

  袁说:“除非手术打开肚子直接照光。”

 

  我说:“他现在还能撑着画画。腹部开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没有质量的生命,我们不要,先撑撑看吧。他现在情绪不错。谢谢组织操心,真是谢谢。”

 

  袁说:“我认识阿丹比你早十年,应该的。”

 

  赵丹以为自己的病没有危险。他请求上午不输液,好画画,还到医院大花园去写生。

 

  到了7月15日,他早上醒来就干呕,便呈黑色,有热度,人痛苦不堪。上海电影局紧急决定:还派万年同志陪同送北京诊治。我赶快去银行提取现金两万元,是运动中的扣款储蓄,又取了些换洗和防寒衣裤,匆匆上路。

 

  孩子们都知道爸爸活着的日子不长了,都陆续来北京陪爸爸。

 

  长女赵青在北京歌舞剧团。赵矛住在北京电影学院同学的家里。周民说到北京来组稿。赵橘说地里没活干回家来歇歇。阿佐是注定要陪爸爸的。小儿子赵劲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已值暑假,于是平时没工夫管孩子的爸爸这回可补回来了。孩子们按钟点排好次序,来看守服侍爸爸。我在《红旗》杂志招待所里,租了两张床,给男孩子轮换住。病房里有一张小床,是橘子和我的专利。橘子买来一只小熊打鼓的玩具。每当阿丹输液完毕,小熊就哔哔啪啪打起鼓来。病房里笑声不断,不像有垂危的病人。

 

  阿丹日益衰弱。医生在病房门口贴了张“谢绝探望”的纸条。到9月下旬,床位医生对我说:“朋友们想看阿丹,就让他们来看吧。”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就去买来几册新出版的《赵丹角色创造》,放在病房窗台上,打电话给熟悉的朋友说可以来看阿丹了。有的朋友来时,阿丹睡着了,也就凄然地取一本书,依依离去。

 

  一日,我坐在病房靠背藤椅上,对孩子们说:“以后,谁来了也别让人家和爸爸握手。外边细菌多,人身体弱……”义子周民说:“如果华主席来了呢?”正说着护士进屋来说:“华主席来看赵丹同志了。”说时迟,那时快,主席已走进来伸出两只大手和赵丹握了起来,并勉励说:“既来之,则安之。要好好养病,心情要开朗。”

 

  这下可热闹了。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子女,都先后来探望。病房里摆满鲜花和花篮。邓颖超同志住在三楼病房,送来自己种的栀子花,并劝慰我要想开些。过后,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赵丹,问他有什么要求。赵丹说:“有些话想和乔木谈。”荒煤说:“我来联系。”

 

  于是,阿丹每日和我说要和乔木说什么,我简记了下来。他断断续续出口成章,连南通腔也没了。

 

  某日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我对他们说:“《人民日报》文艺版专栏讨论电影问题。阿丹有话要说。他很弱,由我代说,有不对的,他来补充改正。”乔木说:“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我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补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乔木听后,说:“很难得,赵丹在重病期间还思考问题,不简单。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我笑说:“还有第二个问题呢!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他们也笑了。

 

  “我是说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问题。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乔木和贺敬之都没表态。

 

  我固执地说:“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我的话完了。”

 

  乔木说:“不简单,整理成文字吧。”他们走了。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版的老友袁鹰同志。袁鹰把我早已整理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取走了。

 

  和乔木说完话后,赵丹像办成一件大事,松弛了下来,呼呼睡去。

 

  夜里,他把我叫醒,清晰地说:“我不开追悼会。”吓我一跳,我忙说:“不开,不开。”丹又说:“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我说:“我记住了。”他又说:“一个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给人以悲痛,要给人以美以真……我祝愿天下都乐。”“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吧。才三点多,你再踏踏实实歇歇吧。”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赵丹到阎王殿逛了一趟。他全身冰凉,没有一丝生的气息。医生抢救无效。杨护士长为赵丹导尿,尿撒出来了,人也缓过来了。我和孩子们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摆弄一只停泊的船。我跟他说:“文章发表了,许多朋友打电话来,都说你写得好。他的眼珠动了一下,这是他最后的欣慰。

 

  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时10分,赵丹在睡梦中逝世。

 

  也是10月10日,上午黄苗子、郁风来到北京医院,给赵丹送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忙张罗着阿丹丧事事宜。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宗英你别紧张。”我说:“我还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呢。”他说:“上头有人说话了,说‘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这句话要传达到县团级,要组织批判,你要挺住,要坚强。”我思索着说:“谢谢你告诉我,我骄傲,赵丹是死在火线上。”

 

  10月23日,中国美术展览馆将举行“赵丹遗作画展”。北京有那么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发了一条拇指大的消息,其他报都没动静。开幕那天早上八点多钟,我在馆前忙着扎彩球,我的老友袁文殊、陈荒煤、丁峤等来了。他们说:“真抱歉,部里九点钟要开个重要的会,不能请假。我们不能来剪彩了。”

 

  我缓缓答道:“我明白,我和曹孟浪(一位上了年纪的小公务员)剪彩。”

 

  我给在国家旅行社工作的刘小妹打了个电话:“小妹啊,我在你阿丹叔叔的展览会会场,十分冷清。请你拉两车外国人来冲冲喜。”

 

  刘小妹说:“我给你拉四车来。”

 

  我穿上一件鲜艳的红背心,我为赵丹的第二次艺术生命——书画喝彩。展览会第一天有一千人,是路过,惊喜地发现才进来参观的。夏衍(时未复职)拄着拐杖来了。他仔仔细细地看过,对我说:“以前我以为阿丹只是画画册页和小条幅,至今一看,方知他丈五丈六的大画也拿得起,基本功扎实,可喜可贺……可惜!”

 

  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两千人,第三天三千人第六天六千人,是展览馆历届展览参观的最高人数。

 

  美展圆满结束后,我和孩子抱着赵丹的骨灰回到上海。我已经为骨灰盒织了一件鲜艳的彩虹花的披巾。我们回到家,一打开房门,我傻了!屋里打扮得像灵堂,是我的好友薛素珍为我重新精心地布置过了。阿丹放大的照相镜框上缠了黑纱,大床架子上也缠了黑纱,把原来屋子里一切带红色的物件统统撤了。

 

  上海的冬天,本来屋子里就冷,如今更像个冰窖。我忙对从乡下叫来看家的张惠珍阿姨说:“打个电话叫洪娘娘过来。两人一块打开樟木箱,拿出狗皮褥子,放在大圆沙发上。有绛红的细格布料,让我踏(缝制)出一套新窗帘,再缝几只花布方椅垫,放在长沙发上,又去买个放在桌上的大圆金鱼缸,买几条杂色的金鱼,让它们活泼地游……总不能死了一个人,一家子都蔫了。赵先生有灵回来也不放心。”

 

  我挺着活了下来,直到如今。

 

  有人问:你一生中最难演的角色是哪个?

 

  答:难为赵丹妻。

 

  又问:赵丹演的最精彩的戏,是哪一出?

 

  答:是他的死。

 

  本文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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