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成熟。我身边的男友多了起来。我的私生活复杂了起来。青春戏越演越腻味，趁我不当主角的档期，悄悄离开了上海，留了封信：“我回北方读书去了。”我打算去大学旁听。不久，我就去北京辅仁大学旁听，选读三门课：中国文学史、左传、世界美术史。后来，上海的剧团因亏损而解散了。卫禹平、孙道临家在北方。他俩来找我说：“剧团解散，我们无所谓，但有人有老婆孩子，如丁力和端木兰心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就很紧张了，希望你再出来演戏。”于是成立了南北剧社，请燕京大学的同学程述尧任经理，在天津大光明电影院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疯狂世家》三出戏。演就演吧，一时兴起，我在北京和程述尧结婚了。述尧是个好人，可是我俩没什么话可说。他总想带我去参加朋友家的party，可我懒得应酬。他在银行任职襄理，每到他下班时刻，我就紧张。银行福利很好，分给他一间大北屋（可隔成三间）、两间西屋。我就把母亲接来，把养病的大哥和大嫂也接来住，把老张妈也找来烧饭。述尧孝悌有加。
我们在北京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我很高兴。忽然间出版了很多报纸，我就买来，用翻过来的白报纸剧本贴剪报消遣。贴过一篇《爱国演员赵丹返渝》。当时我并不认识赵丹，只不过看过他的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很欣赏。也还知道他在新疆蹲过五年监狱，他能回到老行当、老朋友身边，颇为之欣慰。
胜利了。中央电影三厂邀请我拍摄影片《追》，是写官僚资本挤压民族资本，沈浮导演。我饰演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大小姐，与“表哥”谢添演对手戏。《追》公映后，叫好不叫座。接着上海中央电影二厂来京邀我演《幸福狂想曲》一片中的女主角。他们是从李伯龙家我的照片上看到我，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眼睛。”来找我的是陈鲤庭导演。赵丹任男主角。我很高兴地答应了。程述尧知我要离家，很不高兴。我说：“你的太太是个演员，有自己的事业嘛。”到了中电二厂，厂里为我在福履理路租了一间前楼。我在剧组里见到赵丹，觉得他比想象中的要朴实得多。他不修边幅，上衣常扣错扣子，脚上的袜子一只一个颜色，后跟破了，还露出脚后跟来，像个没人管的大孩子。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在《幸福狂想曲》片中，我饰演一个被恶霸霸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赵丹和顾而已饰演为生活所逼，奇思异想卖减肥药片的摊贩。当时中国已拉开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第二战场。卖减肥药片实是对当局的讽刺一天，恶霸叫我送一个点心盒子给他的朋友，拎在我手里的点心盒子被小偷抢跑了，警察来追，小偷把点心盒子一扔，盒子破了，露出毒品。警察转而要逮我。赵丹顾而已掩护了我，因而相识，因而相恋。片尾，是三个没有出路的人，相偕走向远方。我们演得很投入，很舒展。只有男女主角kiss时，我们很矜持，过后也自自然然了。当影片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我卸妆时，在镜中我发现阿丹愣愣地端详我，表情有些异样。我对他说：“我们还要合作呢。”
1948年，上海戏剧学院校庆纪念大会邀请赵丹和我参加演出。赵丹朗诵《屈原》剧中的《雷电颂》，我则准备化妆彩排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请赵丹为我导演。赵丹又请来他的好友朱今明来布置灯光。我穿上了破烂的衣裳，剧院舍监见了，叱道：“小赤佬，侬哪能进来咯？”被人劝开了。我赤着脚走上台，走在飘着雪花的寒冷的冬夜里，为避风，走向墙边，一直哆嗦地读着《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品原文。墙上大玻璃窗里，点着明亮的灯光，映着桌上热气腾腾的烤鹅。小女孩又冷又饿，就擦起火柴取暖，一根又一根，直到她把盒中仅余的火柴全部燃起。她虚弱地坐在地上。灯光转暗又复明。天亮时，小女孩死在墙边。当台上大亮后，观众热烈地鼓起掌来。幕落，观众依然鼓掌。幕起，我从地上坐起鞠躬，观众大鼓掌。我从幕侧拉出赵丹，与我一同向观众鞠躬。这是一次成功圆满的演出。
当卸妆后我们走出剧院时，虹口的出租车已经很少了，好容易有一辆出租车，挤了赵丹和我等好几个人，我只好坐在赵丹的腿上。每当经过警察厅时，我就得紧紧弯下身子，以避免被警察发现（按规定只能坐四人），赵丹紧紧地抱住我，我全身都酥软了。到了我的住处，我俩都下车来，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们不应该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我搂了他一下，说：“等我回北京离了婚再说。”
也是在这年11月里，赵丹和我都先后参加了昆仑影片公司，签了长期合同。虽然“昆仑”是个新公司，工资也不高，但它是地下党领导的啊！
我回到了北京，向述尧坦白了我的情感现状。程述尧坚决不同意离婚。我在他上班去的一个早上，给他留了张纸条写着：“我决意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一封信请转宗江。”给宗江的信我说：“我决意离开述尧了，留下身边一些钱，请不要再叫老张妈向述尧要饭菜钱了。我以后会给娘寄钱来。”
我是坐轮船回的上海。因海河结冰，留了许多旅客，又买不到火车票。赵丹来码头接我，对我说：“可急死我了。我到徐家汇教堂去祷告，祷告你回来。”他瘦了，他真的是爱我。我俩都先后接了新片子。我演《街头巷尾》，与张伐合演。他演《遥远的爱》，与秦怡合演。我们手头开始有钱了。我先在郑君里、黄晨夫妇家住几天，赵丹已在昆仑公司一条小街上“顶”下了一间前客堂，在王为一的隔壁。房租一斗米一个月，面积不到20平方米，住址是三角地顺德里36号。赵丹和我到浦石路旧家具商店，买了一张新制的小号双人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又在街头摊上买了一组藤编的躺椅和茶几。够了。前客堂没有窗，只有四扇狭长的门，门开了就是弄堂。弄堂里晾着新刷好的马桶，晒着一家一家的棉被。上海人有个好习惯，只要一出太阳，家家都要晒棉被。我俩到东方公司买来床上用品，买来锅、碗、瓢、勺和一个有12支捻的煤油炉，就如此这般过起日子来。
我们和昆仑公司的小兄弟们，在上海广播电台开播“昆仑星期晚会”，朗诵马凡陀的诗，唱“哥哥你要走西口”和“山那边好地方”，暗暗地以迎接解放。解放军节节胜利，天快亮了。
我俩和沈浮高依云、郑君里黄晨、王林谷陈白尘等，在昆仑公司经理任宗德家里，以打麻将掩护写作《乌鸦与麻雀》，以迎接全国解放。
阳翰笙找到赵丹，要他参加中央电影制片厂的《武训传》的拍摄，说剧组导演已经去中制了。本子是孙瑜写了好多年的，基础很好。中制在拍摄“戡乱”片，拍飞机轰炸解放区的新闻片，放在故事片前播映。阳翰笙又说：你去中制，要狮子大开口要高片酬，要把他们的摄影棚全搭起布景，住主要创作人员，让他们拍不成“戡乱”片。这是个政治任务。赵丹严肃地领了任务。
某天夜里有零落的枪声，我们很兴奋。天亮时，知道上海解放了。赵丹和我参加上海解放大游行，参加上海在公园里举办的劳军大义卖，参加了新的上海电影家协会选举活动。
昆仑公司找出藏在摄影棚灯光台上的《乌鸦与麻雀》电影剧本，略作增改，重新开拍。《乌鸦与麻雀》荣获全国影片第一届比赛一等奖。我和赵丹各获一枚金奖章。
《武训传》也重新开拍了。赵丹在电影厂在家，都穿起一身破棉衣。我把服装间里穿回来的破棉袄，在大太阳底下晒过，洒了花露水。赵丹进入了角色，又不理我了。我很爱他进入角色的模样。他（武训）身上常有被踢被打的伤痕，因为他要求对方真踢真打。
《武训传》放映了，得到一致的好评。在为市政协常委放映第一场后，常委们都站起来，向我们演职员久久地鼓掌。
没想到，无论如何没想到，一天早上读到《人民日报》上批判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消息。“反动”多么刺激的字眼，怎么会和我们联系起来？赵丹在乘电车时乘务员问他：“依呒没进去啊？”票务员以为他已进了牢房，可见这个批判在市民中也很震撼。
全国掀起了批判《武训传》的高潮。孙瑜、赵丹都是批判的重点，我也被批判了。因为在影片中，是我把武训的故事讲出来的。赵丹想不通，不肯检讨，于伶、黄源到我们家里，规劝赵丹检讨，说赵丹不检讨，运动没法结束。半年后，他们终于帮着赵丹写出一份“不深刻的”检讨。赵丹当然没说，拍《武训传》是地下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
赵丹蔫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认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业务和前途都完蛋了。他不知怎么办才好。我真担心他会寻短见或疯了。
赵丹演的《我们夫妇之间》也受到批判，导演的《为孩子们祝福》也默默地退出。
组织上让赵丹去抗美援朝，去到朝鲜炮火前线，以助他“转变立场”。他从朝鲜回国后，只道与浴血苦战的志愿军比，自己实在不应该消极，可又不知道怎样积极。他还是失魂落魄。
直到1955年，沈浮来请他拍摄《李时珍》。赵丹看完电影剧本说：“这只是个提纲，没戏。”沈浮说：“正是它没戏，咱们就可以有戏了。”沈浮和赵丹给李时珍配了个徒弟、一个卖草药的，赴黄山拍外景去了。黄山美丽的风景，让赵丹重新拿起了画笔。他饰演的李时珍，从十七岁演到七十岁，演得很细腻、流畅。放映后，令人耳目一新。赵丹也恢复了做演员的自信。
这时，我们已有了女儿赵橘，并已搬到诺曼第公寓的新楼二层，面对孙夫人的花园。
1958年开始，拍摄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赵丹先后拍摄了《聂耳》和《林则徐》，在1959年放映后，被誉为献礼片的“红烧头尾”。
上影厂集中了优势力量，打算拍摄《鲁迅传》，聘请陈白尘编剧，夏衍任顾问；聘北影厂于蓝演许广平、于是之演瞿秋白，还从总政治部请来兰马……当然是赵丹演鲁迅。上海电影局把从外地请来的演职员，安排在淮海中路150号的一幢楼中，并也给赵丹一间屋。于是赵丹就布置了鲁迅的书房。他不回家来住了。他蓄起了小髭，开始用毛笔写字，进入角色了。
《鲁迅传》资料组在全国各地采访，编辑了好几册采访记录，细节非常生动。
可是，上海市的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凡是不写建国后十三年的剧组都停拍了，连有重大意义的《鲁迅传》也停了，剧组解散了。赵丹很想不通，又蔫了，饭又吃不下，胃又痛了。在《烈火中永生》中，赵丹饰演许云峰，于蓝饰江姐。体验生活时，让他去渣滓洞白公馆，他犹豫，说监狱的生活我已经体验够了，可还是跟大家一起去了。当他看到江竹筠住的牢房，他落泪了。这部影片，因为赵丹有生活，演得很好。群众称：“赵丹是电影皇帝，演什么像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阿丹和我都受到冲击。他被禁闭在红旗厂（海燕）时，我在东方红厂（天马厂），还能知道点他的讯息。一天，我在“日托牛棚”中，只见“管牛”的尹进才师傅走进来，对我说：“黄宗英，赵丹去吃‘人民食堂’了，你和小把戏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好啦。”他走后，白穆告诉我，今天一早，赵丹被公安局用吉普车抓走了。又说：“宗英啊，你一生在业务上算很顺的了，经不起折腾。今后，你什么事，都往最坏处想，也就过得去了。你还有三个孩子，凑合着过吧。”白穆“哲学”管了我后半辈子。
赵丹被捕后，我和孩子们以及保姆洪娘娘，过着每人每月吃饭不得超过9元的日子。那时，造反派对被批判的牛鬼们的工资和存款全扣了，每月只发25元生活费。
赵丹是罩着一只眼睛被捕的。头天我问他：“又挨打了？”他说：“是青话的人打的。他们手套里有硬东西，专往脸上打，还说‘让你还演戏！’”他拿给我一张诊断书，是徐汇医院周医生开的。“瞳孔破裂，休息二周”，给了眼药水、药片，我吓坏了。
赵丹被捕的次日下午，天马厂的工人师傅通知我回家，只见红旗厂的两位造反派一前一后地押着我往家走，命令我为赵丹收拾被褥、衣服、漱洗用具。上得楼来进入卧室，我忙找出一床大被单铺在地上，然后找出新棉被、棉袄、棉背心、毛线裤、袜子等。我压着一条腿，把厚厚的行李卷捆好，仿佛我下乡八年，就为演好今天这出戏。造反派一人一个屋角站着，我又拿了面盆、漱口杯、牙膏、手纸等装在网袋里。造反派拎铺盖网兜噔噔噔下楼了。洪娘娘从门外探头过来。我说“快扶我坐下，我的腿没了。”我转过脸一看，床头柜上放着眼药水和药片，我大叫一声：“来不及了。”赵丹眼要瞎了。
赵丹被关在监狱里五年零三个月才放出来。还好，他眼没有瞎。押他的人训话后走了。我让他坐下，我一说话，他又站起来。我说：“阿丹，你回家啦！快好好坐着吧。你看两个孩子长得有多大啊！阿橘在乡下，我打电话让她回家来。”阿丹还是不说话。幸亏他吃饭吃得老香，好像饿极了。
夜晚，我和一个一米八三、一个一米八七的儿子横睡一张大床，给赵丹搭了个钢丝床，铺上暖和的被褥，烧了热水，让他洗漱完毕睡下。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惊醒。我喊他：“阿丹，你想说话，就把我叫醒，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吓人的。”他说：“关着我时，就怕自己不会说话，演不成戏，才练着自己跟自己说话。还演戏！这戏痴！
赵丹缓过来了，看着比自己高许多的两个儿子笑了，还夸张地站在小板凳上吻了他俩，可他在家才待了一个礼拜，又被造反派押着去五七干校强迫劳动。阿丹从干校休假返家时，晒黑了。他说干活虽累，可以锻炼身体。又说：“我和富华在一起，可以悄悄画画。”家里的绘画颜料早干裂得挤不出来了，各式精选毛笔也早被造反派拿去刷大字报了。我赶紧去书画店为他置办一些书画用具，好在我的工资已全发了，还补发了扣的工资，我有钱啦。
粉碎“四人帮”，我们可盼到头了，满心欢喜。我买来三公一母螃蟹给阿丹配酒。一天，一个朋友来说：威海卫路街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赵丹的女儿赵青是江青的女儿。我赶忙叫小儿子赵劲用照相机去给拍下来，但已被覆盖了。简直是无稽之谈！幸亏赵丹的原夫人叶露茜在分娩时，赵丹正在摄影棚拍摄《十字街头》，是好友金山去产院看望了产妇和襁褓中的女儿赵青。但谣言已传播开了。当大家上街欢呼胜利游行时，阿丹也拿了面小旗打算参加游行队伍，被一个好心的老工人劝了下来。老工人说：“万一在人群中，有人说你和江青有关系，打起你来，你可吃不消兜着走。你别往人多的地方去。”冤哉枉也！赵丹苦也！
如此这般，阿丹的运动结论久久没消息，好容易有一天，市委文教办的一位干部，拿了一纸赵丹的运动结论来让他签字。阿丹一看上写着：“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赵丹说：“你们是以叛徒罪立案，应全部推翻！什么错话错事啦？我不签！”干部说：“已经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你不签，将来用你时，还是要看档案的。”赵丹怒道：“谁要看了我的档案才用我，我还不给他用呢！”
阿丹惦记的只有演戏。他到处求人给他写电影剧本。当然，他从来也不是什么剧本都演的，有个剧本《曙光》，来找他演，内容是写党肃清AB团的错误路线的。赵丹说：“三十年代，我们只要听到共产党这三个字，都要热血沸腾的，哪能说那时候就错杀那么多人呢？”他还是想演鲁迅。阿丹求我写《红楼梦》，说他在新疆监狱，就把《红楼梦》的许多章节分好镜头了。我说我驾驭不了那么大的题材。他又让我给他写《齐白石》，说小白石骑在牛背上顺流而下……我说我给你写闻一多吧。我参加过民主运动，参加过烈士于子三的追悼会，朗诵了《海燕》。我可以到昆明去采访……我给你写一稿吧。
还好。北影厂请他去北京，饰演《大河奔流》片中的周恩来总理。赵丹大喜过望。
我陪他去了北京（我作为编剧不坐班），住到北京电影厂招待所的小房间里。导演让工人搬来一个大穿衣镜，为他定制了总理的服装、道具（包括文房四宝）。第一次试镜时，给他剃掉半寸鬓角，又装了两只假槽牙，以显脸宽。第二次试镜时，导演说总理的人中比赵丹长，就以塑胶制作人中，贴在上唇上，照相还好，就是不能说话了。赵丹说：“表演要形似，还要神似，演起戏来，没人会对比人中的，别管它了。”直到第五次试妆，试拍周总理办公批阅文件镜头。播放试片中，赵丹吓得不敢看，缩在椅子里。待他抬眼看时，愣住了，“好像啊，小兔崽子，你真行啊！”“小兔崽子”是普希金写出好诗后，称赞自己的口头语。赵丹试妆后，走在北影大院里，人们都惊异地站住了，真像周总理出现了。赵丹对角色充满自信。
一天晚上，我和赵丹潇洒地闲坐，剥吃着薄壳核桃，以清肺润咽。厂长汪洋来了，我忙起身为他沏茶。他嗫嚅说：“上边说，你演周总理不适合。大家会觉得是赵丹，不是总理。”
阿丹说：“这不是理由。”
汪洋只得说：“要换个新人来演周总理。”
阿丹愣住了，站起来。汪洋补充说：“这是中央决定的。”汪洋走了。
阿丹痛苦地揍了一下大镜子。他无法躺下。十一点多了，他又去找汪洋。汪洋只叹无奈，扶他回招待所。阿丹在床边坐了一晚上，男人不能像女人痛哭一场，真可怜。天不亮，他就穿起大衣，离开了北影，离开了他的伤心地。
我收拾了衣物，结了账，也离开了北影。找到阿丹，我陪他到文化部，找到黄镇部长。我对黄镇说：“黄部长，你派人把赵丹逮捕了吧，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
赵丹说：“我演了一辈子戏，还从来没让人把我换下来过！”
黄镇说：“不就是一个角色嘛，下次再演嘛。”
我气得说：“你不就是个部长嘛，换下来，以后再当嘛！”
外屋听到我们吵起来，推门进来，把我和赵丹劝走。
阿丹和我怏怏地离开北京，回到上海家里。他病倒了，什么也吃不下，吃一点就干呕。我陪他去华东医院看病，医嘱查胃镜。因他胃是空的，当时就插管子查胃查后就嘱他住院，给他输液。他要求下午输液，上午好画画消遣。我给他送了画画工具。他随画随送医生、护士和工友。一天，我的好友薛素珍的侄子向他求画。他画好后说：“我就不题款了，我死了，你卖画值钱些。”
我责怪他：“别死啊死的，不吉利。”
他说：“我说的是实话。”
一天傍晚我去医院，阿丹说：“你怎么才来啊，急死我啦！”
我问：“怎么啦？化验报告出来啦？”
他说：“今天是你生日，我给你画了张画。”
我一激灵，他从来不管我生日不生日。我有不祥之感。他给我画了一张大寿桃。
他一天天消瘦，吃不下去什么，一天他又干呕，大便呈黑色，体温升高。上海电影局决定送赵丹去北京治疗。因那时，只有北京肿瘤医院有CT机，让张万年同志陪我们去。于是让我的大儿子阿佐背着爸爸到了机场，又背爸爸上了飞机，到了北京，已经有小汽车等着，把我们接到了北京医院412室。北京医院是中央空调，阿丹进病房就喊冷。病房不能调空调，只得喊来木匠，用木板把空调口封住。我服侍他喝了几口热水，盖好棉被让他睡下。阿佐为他搓手，我为他搓脚，冰凉冰凉，病人真不能和常人比，我已经冒汗了。
其实，我们一行已经在6月28日来过北京了，住在虎坊桥北纬饭店，然后到北京肿瘤医院做CT检查。那时候，上海还没有CT机。29日阿丹从CT机上下来，医生笑着握住阿丹的手：“恭喜你，好啦，没事。你可以安心疗养了。”阿丹很高兴。晚饭时，他还吃了两片溜鱼片，小半碗莼菜汤，他很久没吃正餐了。
30日回到上海。7月2日，上海电影局局长袁文殊找我去告诉我：“赵丹生的是胰腺癌，肿瘤生在胰腺的中部，不易发现，发现时已长到8厘米，已扩散，是晚期，很严重。”
我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告诉我？”
袁说：“总要商量商量。”
我又问：“没办法医疗了吗？”
袁说：“除非手术打开肚子直接照光。”
我说：“他现在还能撑着画画。腹部开刀后，只能躺在床上等死。没有质量的生命，我们不要，先撑撑看吧。他现在情绪不错。谢谢组织操心，真是谢谢。”
袁说：“我认识阿丹比你早十年，应该的。”
赵丹以为自己的病没有危险。他请求上午不输液，好画画，还到医院大花园去写生。
到了7月15日，他早上醒来就干呕，便呈黑色，有热度，人痛苦不堪。上海电影局紧急决定：还派万年同志陪同送北京诊治。我赶快去银行提取现金两万元，是运动中的扣款储蓄，又取了些换洗和防寒衣裤，匆匆上路。
孩子们都知道爸爸活着的日子不长了，都陆续来北京陪爸爸。
长女赵青在北京歌舞剧团。赵矛住在北京电影学院同学的家里。周民说到北京来组稿。赵橘说地里没活干回家来歇歇。阿佐是注定要陪爸爸的。小儿子赵劲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已值暑假，于是平时没工夫管孩子的爸爸这回可补回来了。孩子们按钟点排好次序，来看守服侍爸爸。我在《红旗》杂志招待所里，租了两张床，给男孩子轮换住。病房里有一张小床，是橘子和我的专利。橘子买来一只小熊打鼓的玩具。每当阿丹输液完毕，小熊就哔哔啪啪打起鼓来。病房里笑声不断，不像有垂危的病人。
阿丹日益衰弱。医生在病房门口贴了张“谢绝探望”的纸条。到9月下旬，床位医生对我说：“朋友们想看阿丹，就让他们来看吧。”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就去买来几册新出版的《赵丹角色创造》，放在病房窗台上，打电话给熟悉的朋友说可以来看阿丹了。有的朋友来时，阿丹睡着了，也就凄然地取一本书，依依离去。
一日，我坐在病房靠背藤椅上，对孩子们说：“以后，谁来了也别让人家和爸爸握手。外边细菌多，人身体弱……”义子周民说：“如果华主席来了呢？”正说着护士进屋来说：“华主席来看赵丹同志了。”说时迟，那时快，主席已走进来伸出两只大手和赵丹握了起来，并勉励说：“既来之，则安之。要好好养病，心情要开朗。”
这下可热闹了。党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他们的秘书子女，都先后来探望。病房里摆满鲜花和花篮。邓颖超同志住在三楼病房，送来自己种的栀子花，并劝慰我要想开些。过后，中央电影局局长陈荒煤来看望赵丹，问他有什么要求。赵丹说：“有些话想和乔木谈。”荒煤说：“我来联系。”
于是，阿丹每日和我说要和乔木说什么，我简记了下来。他断断续续出口成章，连南通腔也没了。
某日下午，胡乔木和贺敬之来到病房。我对他们说：“《人民日报》文艺版专栏讨论电影问题。阿丹有话要说。他很弱，由我代说，有不对的，他来补充改正。”乔木说：“有什么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我说：“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对文艺的领导问题。对具体的文艺创作，党究竟怎样来领导，党领导国民经济的制订，领导工业、农业制度的制订和贯彻执行，但党不会领导怎样种田、怎样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所以，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管得最具体，连身上一块补丁、一根腰带都要管，管得八亿人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给我们以教训吗？”乔木听后，说：“很难得，赵丹在重病期间还思考问题，不简单。宗英整理出文字吧。”
我笑说：“还有第二个问题呢！给领导者以欣赏艺术的自由。”他们也笑了。
“我是说电影和话剧的审查排演问题。咱们别‘麻秆打狼两头害怕’。台上怕，台下更怕，该笑的地方不敢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生怕表错了态。其他领导也瞄着第一领导，简直活受罪。生怕把毒草夸成鲜花，上台来握手，只说辛苦了，不敢说好也不敢说孬。建议取消审排。领导来看戏，鼓掌也好，拂袖而去也好，都无所谓，有意见，形成文字由文件表达，这样双方都解放了，都诉诸理性了。一个戏，岂止十月怀胎，有时是若干年的积累而成，一摇头就否了，岂不遗憾。”
乔木和贺敬之都没表态。
我固执地说：“第三个问题，是要重视北京电影厂‘创作大师室’的成立和发展。北影成立了‘谢铁骊创作室’‘成荫创作室’‘崔嵬创作室’。创作室配备了固定的摄影、录音、美工、剪辑、编剧，以求创作默契，是值得重视的探索。没有默契便没有艺术嘛。我的话完了。”
乔木说：“不简单，整理成文字吧。”他们走了。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文艺版的老友袁鹰同志。袁鹰把我早已整理好的第一部分稿子取走了。
和乔木说完话后，赵丹像办成一件大事，松弛了下来，呼呼睡去。
夜里，他把我叫醒，清晰地说：“我不开追悼会。”吓我一跳，我忙说：“不开，不开。”丹又说：“我不要哀乐，要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德彪西。”我说：“我记住了。”他又说：“一个人活着或死了都不要给人以悲痛，要给人以美以真……我祝愿天下都乐。”“我都记住了，你放心吧。才三点多，你再踏踏实实歇歇吧。”
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
也是10月8日，赵丹到阎王殿逛了一趟。他全身冰凉，没有一丝生的气息。医生抢救无效。杨护士长为赵丹导尿，尿撒出来了，人也缓过来了。我和孩子们为他全身按摩捏搓，像摆弄一只停泊的船。我跟他说：“文章发表了，许多朋友打电话来，都说你写得好。他的眼珠动了一下，这是他最后的欣慰。
1980年10月10日午夜2时10分，赵丹在睡梦中逝世。
也是10月10日，上午黄苗子、郁风来到北京医院，给赵丹送来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证。
我忙张罗着阿丹丧事事宜。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宗英你别紧张。”我说：“我还有什么值得紧张的呢。”他说：“上头有人说话了，说‘有个演员临死还放个屁’，这句话要传达到县团级，要组织批判，你要挺住，要坚强。”我思索着说：“谢谢你告诉我，我骄傲，赵丹是死在火线上。”
10月23日，中国美术展览馆将举行“赵丹遗作画展”。北京有那么多张报纸，只有一张报发了一条拇指大的消息，其他报都没动静。开幕那天早上八点多钟，我在馆前忙着扎彩球，我的老友袁文殊、陈荒煤、丁峤等来了。他们说：“真抱歉，部里九点钟要开个重要的会，不能请假。我们不能来剪彩了。”
我缓缓答道：“我明白，我和曹孟浪（一位上了年纪的小公务员）剪彩。”
我给在国家旅行社工作的刘小妹打了个电话：“小妹啊，我在你阿丹叔叔的展览会会场，十分冷清。请你拉两车外国人来冲冲喜。”
刘小妹说：“我给你拉四车来。”
我穿上一件鲜艳的红背心，我为赵丹的第二次艺术生命——书画喝彩。展览会第一天有一千人，是路过，惊喜地发现才进来参观的。夏衍（时未复职）拄着拐杖来了。他仔仔细细地看过，对我说：“以前我以为阿丹只是画画册页和小条幅，至今一看，方知他丈五丈六的大画也拿得起，基本功扎实，可喜可贺……可惜！”
一传十，十传百，第二天两千人，第三天三千人第六天六千人，是展览馆历届展览参观的最高人数。
美展圆满结束后，我和孩子抱着赵丹的骨灰回到上海。我已经为骨灰盒织了一件鲜艳的彩虹花的披巾。我们回到家，一打开房门，我傻了！屋里打扮得像灵堂，是我的好友薛素珍为我重新精心地布置过了。阿丹放大的照相镜框上缠了黑纱，大床架子上也缠了黑纱，把原来屋子里一切带红色的物件统统撤了。
上海的冬天，本来屋子里就冷，如今更像个冰窖。我忙对从乡下叫来看家的张惠珍阿姨说：“打个电话叫洪娘娘过来。两人一块打开樟木箱，拿出狗皮褥子，放在大圆沙发上。有绛红的细格布料，让我踏（缝制）出一套新窗帘，再缝几只花布方椅垫，放在长沙发上，又去买个放在桌上的大圆金鱼缸，买几条杂色的金鱼，让它们活泼地游……总不能死了一个人，一家子都蔫了。赵先生有灵回来也不放心。”
我挺着活了下来，直到如今。
有人问：你一生中最难演的角色是哪个？
答：难为赵丹妻。
又问：赵丹演的最精彩的戏，是哪一出？
答：是他的死。
本文选自《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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