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黄宗英:命运断想【1】

xilei 发布于 2020-12-17 9:24:00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2020年12月14日)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未到,忽阵痛,赶忙遣人去请产婆。产婆未到,我就已经生出来了。家人都说我是急性子。母亲很开心,她头胎二胎生的都是儿子,就盼生个女儿,女儿就来了。我有两个姐姐,是前娘生的。母亲(陈聪)是续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里,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窝里玩耍。

 

  五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非常喜欢青岛,喜欢在海边沙滩玩沙子,堆沙坑,盖房子,蚌壳做锅、碗、瓢、勺,与宗洛过家家玩,我当主妇伺候他。

 

  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2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是世袭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分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曰。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

 

  我八岁时,父亲给我买了辆四个轱辘的自行车,是后轱辘旁有两个保险小轱辘,待我能骑上去走了,就摘掉一个小轱辘。青岛是丘陵地,我在江苏路第一小学读书,就从坡上骑车去上学,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学校。

 

  我九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泻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母亲大哭起来,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从青岛中学叫回家,父亲已穿好寿衣了,是中式的短袄长裤,而他从来是穿西装的。我和大弟被老张妈叫去,学着用锡箔纸折银元宝。小弟宗汉则开心地绕着来奔丧的客人们的汽车、黄包车,敲着小锣戏耍。当天,也搭起了竹棚,设了灵堂。我们的四叔从瑞安来奔丧,他长得特像我父亲,小弟见到他忙大叫:“爸爸从木头匣子里跑出来了!”母亲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入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靠亲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废铁救国”,劝慰大家捐出废铁制造枪弹,打击侵略者。我是端着锈铁锅、铁铲、锈钉子上台的,穿着从张家花园张二小姐处借来的蓝色蓬袖短上衣。我获得全市比赛第四名,奖品是一横的匾额,上书“舌粲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落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十六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时,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地告诉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

 

  正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20元钱。母亲也凑了20元给我,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啊,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还买了一盏简易台灯。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脚上床,我在灯下开夜车。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做实习生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那时,剧团正在卡尔登剧场上演曹禺的《蜕变》。石挥演梁专员,宗江演况西堂,这是一出爱国戏。梁专员的台词常常被观众的掌声哄起。当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我激动地落起泪来。我来自沦陷的华北,很久没听见口号声了。戏闭幕时,我肿着眼睛去后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红红的眼睛问:“怎么啦?”我嗫嚅地说:“戏好。”

 

  兄妹俩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庆幸自己是在进步的团体。

 

  双十节的时候,卡尔登剧场的门口挂起:“庆祝《蜕变》演出双满月纪念”的牌子。剧团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奖金。我也有。我说:“我才来半个多月,也还没上戏。”头头说是“同喜”。我赶去邮局,给母亲寄了10元,仅显示我已赚钱了,有饭吃了。

 

  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还上场,要撒泼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绣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绣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戏台下鼓起掌来。总算演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忽然黄导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明天还你上。”呀,认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饭早已凉了,我囫囵吞下,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三天上台,我看见脚光了,还看见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黄导、吴导、周剑云、李健吾……后来大哥告诉我,是黄导请他们来,说剧团来了个新演员,扮相好,北京话特棒,嗓门特亮。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愣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每人出两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军暂时取胜。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一天黄导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台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大低音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我们不给日本鬼子卖命。”全体怵然。他又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么奔前程,黄导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你们兄妹和石挥就先住我家吧。”于是石挥和我兄妹就搬进卫乐园1号黄寓的楼下。我住饭厅,靠北墙,有一张小铁床;石挥、宗江睡客厅,行军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斗米包食宿。黄导和夫人金韵芝(艺名丹尼)居住二楼。丹尼也是名演员。黄导夫妇都是欧美留学回来,是我国戏剧界学术最高的专家。他们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青年艺人。

 

  石挥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弹,宗江在翻译,我则大看其书。二楼有大书房,我把《莎士比亚全集》再看一遍,还看亚里斯多德、伯来西特……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政客川喜多控制了上海电影界,建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幸亏金星电影公司经理周剑云卖了个交情,没把我们二十多人的名单往上送。那时我们剧团的头面人物,刚被周剑云网罗不久,签了长期合同。记得合同上还有五年内不许结婚条款。当时,让我饰演一名被强盗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灯节时出来看灯,被强盗看中。要拍一个长长的美少女特写。

 

  我在兰兰大姐的介绍下,把一颗小虎牙换掉了。全片只两个女演员,另一个是强盗婆,由端木兰心饰演。戏还没拍,上海就沦陷了。

 

  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吴导觉着川喜多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侬发痴》,说的是一位犹豫不决的考虑博士向少女求婚,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把少女气得假装发痴把博士赶走,迎来帅气的青年的拥抱。少女发痴时,要唱游龙戏凤,唱京韵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围巾捉住博士。总之,这戏就像京剧中的《十八扯》《纺棉花》,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调为意,我大过戏瘾,内行也以我耍得开为赞。

 

  彼时,石挥、张伐、韩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组织了一个“八大头牌”剧团,临时雇用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戏。如《风雪夜归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观摩了,很佩服。不过,我们两个剧团的上座都不怎么好,因为夜里交通管制。这时,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儿子黄伟喜欢上话剧,串联两个剧团合作,组成荣伟剧团,规模宏大,角色整齐,日夜两场,演出轰动,掀起话剧运动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等青春剧而大红大紫。由于我长大了,又演了青春剧,我的私生活也变得复杂了。演《上海屋檐下》时,舞台上搭起二层楼的横剖面。我演舞女。幕启时,我睡在前楼的床上。别的人在楼下演戏,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监督用长竹竿把我捅醒才赶忙装作打了个大哈欠,起床演戏……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觉得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就和地下党员戴云谈,戴云为他接好关系,并给了路费。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

 

  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八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楼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里,把脚盆洗干净。夏医生又来了,给郭听了听心脏说:“好一点儿。”又给他打了一针,说,“不要让他动,明天我会再来。”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经医生允许,能走路,能下楼上厕所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妇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

 

  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我见房内有缝纫机,又踏了贴玻璃的白纱布窗帘和厚的细格布窗帘。我要把几年来没敢拥抱元同的思念,统统给他,拥抱个够。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进城了。我们发现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礼堂租好,请帖已发出,想延迟婚礼已不可能。届时,就勉强扶他走完红地毯,说完“我愿意”,就送他回石驸马大街他舅舅的医所,躺在为病人查体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妈家写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个不停,体温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为他祷告不停。我大声说:“送医院,必须送医院!”终于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医院。送医院后的第三天,元同的母亲和弟弟就不大来医院了,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里,元同闹了一天后很平静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织毛线手套撑着,只听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声比一声长,妹妹急得跑去找医生。我只听到元同的喉咙里“咯”的一声,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待医生护士进来,才发现元同已经停止了呼吸,打强心针、做心脏按压……什么都来不及了。他死了。我只说:“他被痰卡住了。”没人理我。医生用床单罩住了他的脸……当我们推着他的尸体往太平间走时,我觉得通道特别特别地长。我说:“他会冷的。”没人理我。元同连前带后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岁成了寡妇。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现了,寿衣和棺材出现了。化妆师也出现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瞒了我一人。

 

  我这单身新娘在郭家过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极好。郭伯母曾劝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献给上帝。我说:“我从小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上帝的儿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风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拣松塔,秦妈来叫我:“上海来人啦!”我回家去,见是戴云和林葆龄,我引他们来到新房里坐着说话。他们说:于伶、吴仞之、吴琛和李伯龙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剧团需要我回去,说我的前途还很远大,不能把自己幽闭在山沟里,于是我向郭伯母说了。她知道我决意离开,也就不再劝我,并让元同弟赶快下山,给我买来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时髦的式样,送我穿了上路。临走,伯母带我去见宋神父,宋神父惋惜地说:“你一定要走毁灭的道路吗。”我告别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我住在柯刚和柯姐的亭子间里。一天她俩都不在家,来了一个人,让我给柯刚传个小纸条。柯刚回来看过纸条,点燃火柴把纸条烧了,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母亲病了,她要回乡,只带简单衣物,就匆匆走了。

 

  柯刚走后,剧团的头头李伯龙叫我住到他家去,渐渐地我觉得住在头头家总不是个事,就让好友朱修勤给我租了间房,与我同住,并让她小妹每天来给我们买菜、饭、洗衣、收拾房间(付工资)。姐妹俩有时把我反锁在屋里读书,修勤嘱咐我,工资多了花不完,可买圈圈金戒指,需要花钱时,还可以到银行换现钱。

 

  我又复演看家戏《甜姐儿》。上座奇好,演了下不来,共演了一百多场。剧中Mr.刘问甜姐儿:“你爱吃什么糖?”本来剧本上回答:“我爱吃巧克力糖。”ABC糖果公司的销售经理和剧团接洽,说回答我爱吃甜甜蜜蜜糖。他们除付现金外,还每日给剧团两大包甜甜蜜蜜糖新产品。从此每天两包糖,我一人一包,另一包剧团大家分,我从一包中取了几块给前台工作人员。其实甜甜蜜蜜糖就是牛轧核桃糖,很好吃的,还外加我个人每周得一盒巧克力。

 

  剧团赚钱了,给我送来一包50斤的面粉、两包20斤的大米、几斤油票,还给我一笔钱,让我寄给母亲。

 

  以演《家》中鸣凤著称的英子病了,是当时无药可治好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桥医院二等病房。我们团里每人凑了些钱,给她送去片装火腿、肉松、乐口福、酱瓜和腐乳。没多久,英子钱紧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没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费用了,医院就停了药。去探望她的人赶快翻空口袋,为她交了半个月的费用,于是话剧界就张罗给英子演“秋风戏”(梨园行演艺界的一种自助方式)为她筹款。义演当场剧场最佳位置不售票,而由名演员去到各商家老板、企业经理门上去劝募,有的老板听说是为英子义演,一百元一张的戏票买十张,一家人连保姆厨子都来看戏。我们演《家》,我饰演英子的角色鸣凤,当我跪在地上,求大奶奶不要把我嫁给冯乐山时,我哭得把大方手绢可以拧出水来,妆也哭花了。当第三幕我在三少爷窗外,与他告别,慢慢走向湖边,独白:“我……去……了。”更泣不成声。我想,今天我为英子演“秋风戏”,他年谁为我演“秋风戏”呢?我跳下台,湖水漾了上来,我已经哭得站不起来,被人挽往后台,我痛苦,为了英子,也为了自己。

 

黄宗英:命运断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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