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何伟: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二)

xilei 发布于 2020-8-12 9:22:00

原文发表于《纽约客》杂志

 

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

译者:樊百乐

 

(因实在太喜欢这篇文章,未能实现沟通版权问题,在此表示歉意,著作权方可随时与译者接洽,并请读者不要用于商业目的)

 

 

(续上篇)

 

当我们从隔离中解放之后,我让学生们去描写一个跟疫情影响打交道的人或者组织。在南京附近,安迪他们家认识一个经营呼吸机生产厂的人,所以他造访了那座工厂,得知产量已经增长了十倍还多。在辽宁,遥远的东北,默默调研了一个销量遭遇了断崖式下滑的国营烟草公司。在美国,有报道称,疫情隔离期间,香烟的使用量上升了。但中国人一般抽烟都是为了社交——酒桌饭桌上抽一根儿,而且送条儿烟也可以当礼物。一个会计告诉默默,这家公司的后疫情战略之一——同时也是对公共健康领域的一种全新观点——就是零售商在卖烟的同时,附赠给顾客一些口罩和消毒液。

 

我喜欢这些生活中的吉光片羽。在西安,依琳去了一家女同吧,在那儿她发现酒吧老板把有些啤酒弄成温的了,因为中国传统认识中,女性喝寒性的东西对身体不好。西西弗斯描写了一位药剂师,他找到了一条规避政府的口罩限价政策的方式,但他的责任感使得他自己没去这么干。弘毅刻画了一位成都国有银行的贷款部经理。银行有个新项目,可以允许遭受疫情影响的贷款人迟延还款,而弘毅报导说,有三百七十个人打电话给这位经理,咨询这个项目。后来银行批了二十二个申请。在另一家分行,每个申请都被拒了。

 

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主题——在经济学术语里,个人被视为很大程度上自食其力的独立个体。Dang从来没有允许过对独立工会的保护,而纵观全国,中国有大量的降薪和裁员发生。在四月,国家公布了自1976年文哥结束以来的第一次经济下滑。但经济刺激政策仍然很中性,中国没有采用美国直接向公民撒钱的方式,而是更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谋出路。在成都,市政有关部门允许在街上摆摊儿。在九十年代,还没有展开城市专项整治运动之前,这些摊主很常见。现在,这些摊位一夜之间重现街头,而夜市的熙熙攘攘,让我对成都本来的样子比二十年前有了更深的感觉。

 

很多摊主告诉我,他们是从工厂和其它企业的低层岗位上被辞退的。但即便有稳定收入的人们,也时常发现工资降低了。在五月,当我飞去杭州,一位国航乘务员告诉我,她和她的同事是按照飞行时长领薪水的,而现在她只能拿到最低工资——相当于她日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降薪可能更加严峻。一位飞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有两个月他只拿到了不到十分之一的日常奖金。我有过很多这样的对话,但人们通常说,他们还好,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对于稳定性也都没有太高预期。中国中产阶级还太新,还没到自满的阶段,这也是他们存这么多现金的原因之一。而且他们也习惯于政策和环境的突变。在河北省,一个叫凯茜的学生描写了一个姓陈的小商户,最初他卖酒。2012年之后,因为dang开展反腐运动、禁止公款吃喝,他见证了自己生意额的暴跌。

 

因此,陈老板转去了另一个跟腐败不太沾边的品类:牛奶。他成功转型为一个牛奶分销商,但后来,当新冠病毒来临,一切再次崩塌。陈老板在两个月里,每天和他的送货团队走街串巷十小时,跟他所在街道的每家商店老板去谈。他有一系列聪明的促销手段,到五月初,他已经把销售额追平了之前的最好成绩。“实际上,我特别感谢疫情。”他跟凯茜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再也不会带着销售去串店。”经历了所有这些事儿,他也从来没改过公司的名字——它还仍然带个“酒”字。凯茜问他,对一个老爷们儿来说,卖牛奶是不是个问题。“他们从来不看你的名字。”陈老板说,“他们只看你干的事情。”

 

当政府看起来对人民的经济资源充沛抱有信心时,公共卫生政策则截然相反。个人选择或责任非常有限。隔离政策被严格执行,任何被感染者被立即从家中送至公办医疗机构隔离。到四月初,任何从国外返回的人,无论国籍,都需要在一所政府批准的处所,进行一次严格监控下的两周隔离。

 

我偶然在官方通告里看见“社交距离”的中文对应术语:“安全距离”。但我从来没听任何人在口语里使用过这个词。当然,在公共场合,它也没被执行。一旦隔离解除,公交、地铁、火车迅速变得拥挤,在我去杭州的航班上,我乘坐的是一架空客A321,所有一百八十五个位子座无虚席。当我采访商界或者外交界人士时,我们像2019年一样如常地握手。行人仍然在大街上吵架。室内场所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与人接触交往没什么变化。

 

我女儿的三年级班里有五十五个同学,当复课的时候,这个人数变成了五十四——一个女同学跟家里人去塞浦路斯度假,然后就滞留了。学校也尝试去分开课桌,但在这么一个中等大笑的教室里,塞这么多人,保持距离这事也就是做做样子。学生们进入校园需要经过一个配备有一部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走廊上的标识牌上写着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到学校我们能做啥?

听我说啊千万别害怕。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吧,

它能完美保护你我他。”

 

(译者注:我实在没搜到这首歌,歌词是我根据英文胡编的。)

 

开始,大家对戴口罩很有热情。在第一天上音乐课的时候,我的女儿们戴着口罩被老师教怎么录音——她们把口罩下半边掀上去一点儿,把乐器塞到嘴里。在去学校接送孩子的时候,我看见有的老师的口罩上还别着外置麦克风,而麦克风连着他们放在腿上的便携式音箱。但是,五月中旬的时候,中国教育部宣称,学生们在低风险区域,不再需要佩戴口罩,然后我女儿的学校就放开了。有些老师不再戴口罩了,尽管几乎所有的孩子仍然还在戴。他们发现了用完的口罩的一个新用途:吃午饭的时候,可以把口罩里面朝上放着,能当个骨碟,可以用来放吐的骨头和食物残渣。

 

学校安排了固定的课间洗手时间,每天下午校内广播系统都会有个通知响彻校园:“测体温时间到!”每天,我的女儿们都要至少测五遍体温。这套流程从早上六点半开始,届时班级的微信家长群开始进行接龙。一个家长要先开启#接龙 话题,然后写上他孩子的名字、学号、体温(摄氏度)和“身体健康”字样。一个接一个,另一个家长加入:“36度5,身体健康”。然后这个列表越接越长。我的微信每天大约收到六十条这样的信息。八点之后,掉队的家长开始在群里收到不耐烦的催促:“@谁谁谁的爸爸,请快点儿接龙!”

 

我生活在接龙的恐惧中。我的早晨被一堆apps摆弄,一个是我们川大的,里面有张表格,我得填写我的体温、地点以及过去十四天里我有没有跟任何湖北来的人员接触过。如果我错过了中午的提交截止期,一个超负荷工作的校务人员就会发一个温和但不失敦促的提醒:(4月11日,12:11 pm,“您好,何老师,今天还好吗?”)此外,每天早上,都需要扫描一下我女儿们各自的二维码,可以显示健康报告。我经常觉得应接不暇,更别提还觉得有点儿怪怪的:在接龙活动开始的第一个月里,我收到了1146条关于三年级小学生体温记录的信息。

 

我好奇这些事儿有多大程度是作秀。传染病学家告诉我,体温检测尽管有效,但它是一种粗略的方式,而专家们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比戴口罩更有效。一位上海的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人们应该戴口罩,但他也意识到,目前没有数据反映这项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程度到底有多高,因为戴口罩同样可能影响日常行为。并且,在中国政府在隔离政策之始就要求人们戴口罩时,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太多依赖口罩。对病毒严重传播的社区,中国从来没有允许其居民自由活动,同时,也寄希望于口罩、社交距离和良好判断能够多管齐下,减少传染。

 

实际上,这个战略就是持续隔离,直至病毒被消灭。小学从来没有拨冗采取过更有效但也更有颠覆性的政策——缩小班级规模,改造校舍设施,安排户外学习——因为病毒没有在成都传播。而且,政府一方面严重不信任人们在隔离期间的个人行为会循规蹈矩,但同时又严重依赖各大抗击疫情机构里的人们努力工作的自觉性。

 

好几个我的学生,包括萨利娜,调研了他们家乡的居委会。萨利娜采取了她一贯的埋头苦干的方式——在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她每周花两到三天走访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说,疫情爆发之前,她几乎没意识到过这些组织的存在。它们就像一群休眠的古老机构。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dang打算更多介入私人生活,居委会一度一马当先。但之后很长时间,它们在大部分居民的生活中都可有可无。

 

当2012年大大执政之后,他提出加强dang组织建设,包括重新重视居委会(?)。这个过程由于疫情而提速,萨利娜和其他同学见证了这些居委会如何在各自社区迅速蓬勃发展。得益于新的政府资金扶持,居委会聘请了合同工,有些是被强制关店的当地商店老板。居委会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发送信息,询问居民查看自己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开展密切接触者追溯工作。有时他们也会弄错。一月底的时候,萨利娜报道过的一个官员,被分配负责一个有1136户人家的小区。两天内,他和一些外包的临时工每天从早上八点到半夜,一直爬楼、敲门。但他们漏了一户:当那户没人应门的时候,他们没有留个便条,也没有过一段时间后回来二次筛查。

 

很快,这种错误就不再出现了。萨利娜跟居委会成员盘桓的时候,她注意到这些工作人员变得更职业了。他们开始认识到他们的角色,也认识到疫情造成的风险。中国官媒报道,有五十三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殉职。其他有很多人因为极其微小的失误就被辞退。这就发生在刚才提到的萨利娜笔下的那位漏查一户的官员身上——他被要求书面自我批评,这也是dang的另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他告诉萨利娜,事后证明,那一家就是该居民区唯一一户有新冠病例的人家。那个住户——我叫他小刘吧——在居委会工作人员敲门时,正好在冲淋浴。

 

在一周前的一个派对上,小刘跟一个DJ聊了很久,而后来得知,那个DJ被一个从湖北来的人给传染了新冠。小刘三十五岁,单身,精力充沛。他密切接触患者后的行踪细节,被公布在一个市政府下辖的微信公众号上。在中国,这种行踪史经常作为当地居民资源而可轻易获得。小刘的行踪史表明,在他不自知已感染的前三天里,他去过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房,三个加油站和六家餐厅。小刘的饮食口味兼容并包,去过煎饼店,也去过牛蛙和鱼头餐馆。他接上了一位姓黄的朋友,然后去见了他年长的父母。他去工作过。他感冒了一次。感冒之后,小刘又去了几家药店,然后他又去接了一个姓李的朋友。他又去看了一次父母。他又去了另一个派对。在微信公众号里,小刘就是四川东北部的刘泼德 布鲁姆(译者:这是一个谐音梗,借用了乔伊斯《尤利西斯》作品里的人物利奥泼德 布鲁姆的名字,《尤利西斯》就是各种记载布鲁姆的行踪流水账,这里何伟用来比喻微信公众号披露的小刘行踪史),他的都市征途的每一步,都被细致到惊人地记录下来。这家伙什么时候停下脚步?

 

这些一丝不苟的行踪史由中国疾控中心指导下的追踪员整理。中国有大概三千个疾控中心分部,每个分部都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抛开这些数字,中国疾控中心长期以来一直资金短缺,如果中国的公共医疗一样。

 

在武汉,大约有一万名追踪员,而超过80%的中国新冠死亡案例都发生在武汉。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些追踪员大概被分成五到七组,每一组由一位接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员领导。其他组员可能没有卫生行业背景,但他们也出自同样注重细节的全国教育系统,这个系统就培养出了我的学生们,而且他们通常会有一些地方知识。很多追踪员为居委会或其他政府机构——包括公安系统——服务。在病毒肆虐时,全国范围内都纷纷建立了追踪队,而疾控中心聘请了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其他人员。

 

在上海,一个名叫江西林(音译)的二十四岁小伙子被安排在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的好几个项目上工作。小江正处在牛津大学的一个博士项目的第三年,研究基因制药与统计学。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后,他获得了罗德奖学金,赴牛津深造。在三月上旬,小江对英国最开始应对疫情的自大措施有点儿担心,便请求他的导师让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觉得我在那个时间点回国,简直是疯了。”他这样告诉我。

 

在上海,小江协助疾控中心建模、编程和写建议。“第一个周末,我周日半夜十二点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没人说:‘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您。’他们说:‘你的建议写好了吗?’我说:‘没。’然后他们说:‘我们明天中午之前需要这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于这种要求。小江也学到了,如果一个深夜电话接通了但没人说话,它通常表明电话那边的人已经累到睡着了。

 

那时,很多海外留学生和其他中国人开始回国。能够了解到他们的精确行踪会很有用,所以小江写了一份建议,请求腾讯提供这些归国人员的IP登录信息。“他们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了我。”他说。他被告知,腾讯强烈反对以这种方式使用其数据。

 

有一次,小江和我在上海吃晚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是怎么通过蓝牙自动互相感知的。这种数据可以用来查明谁曾经密切接触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工作会议上,小江的一个同事建议使用这种工具。但她的想法被很快否决。“他们说,‘这违反了信息保护规定,我们不能这么做。’”小江解释道,“这还真挺让我惊讶的。”

 

这让我也挺惊讶的。考虑到那么多铁腕隔离政策,我以为政府会用任何可用的方式来抗疫。但看起来,有些大科技公司对此进行了抵制。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宝”apps,可以用来协助监控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但这些工具都远没有韩国和新加坡开发的程序成熟。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软件而开发的病毒警报apps被成百上千万人下载,而这种apps就是依靠蓝牙信号以探测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的。

 

在中国的某些省市,健康宝在报备一个用户的地点变更时,主要依靠手工数据传输:比如这个用户用身份证在一个机场办理值机,或者他的车牌号在一个收费站被拍下来了。一个上海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一个科技行业很发达的中国城市已经委托开发一个功能更好的追踪工具,可以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从而预警任何与感染者的密切接触人员。“但那套系统从来都没应用过,即便在那个城市里也没。”这个传染病学专家(本人请求匿名)说,“因为数据隐私问题,它不可能被政府部门批准。”他了解到有些这种apps通过手机信号塔追踪方位,而不是用更为精准的GPS数据。

 

“有人可以声称,对新冠最有效的还得说是老科学。”他继续说道,“这些方法论都来源于五六十年前。它们没变过。”江西林告诉我说,当自动数据收集建议被否的时候,其他疾控中心研究员嘟囔了几句。但是随后他们全力以赴,去继续干那些诸如电话访谈和面对面访谈的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中国疾控中心的政策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新病例,必须立即电话通知追踪员,哪怕是在深更半夜。只给追踪员八小时去完成追踪工作。

 

六月,北京连续五十六天没有本地确诊报告之后,一个名叫新发地的批发市场突然爆发疫情。那位上海的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那个地方之前管控得很好:人员必须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需要出示健康宝并测体温。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三百人被传染,而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初期发现疫情苗头。第一次预警,来自于一个五十岁男子觉得自己病了,就去一家医院要求检测。这又是老科学的又一个范例:有效的公共宣传。这名男子不仅发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去的医院,以避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传染他人。后来,政府封锁了北京的部分地区,然后在一个月内,几乎一千两百万居民完成了核酸检测。这座城市能够每天检测四十万人。

 

“最近这些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确诊病例却突然爆发疫情的地方,说明了这种病毒很难完全消灭。”香港大学药学院院长梁卓伟告诉我,“新型冠状病毒会在超级传播情况下聚集。它可能会很出人意料地爆发。”

 

这使人束手无策。四川东北部的刘泼德 布鲁姆,在他未被检查的八天城市之旅中,看起来好像一个人也没被他传染。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没任何意义:一位小刘所在城市的居委会工作人员被处罚,就如同北京疫情的重新爆发,导致了六位官员受到惩诫。小刘本人从来没有病情严重过。他在一个新冠病患监护室隔离了一周,感觉良好,核酸检测阴性。之后在一家酒店又隔离了将近两周,他再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然后他重返医院隔离。直到小刘重返有着药店、加油站和牛蛙鱼头饭馆的世界,他已经进行了六十五天的医疗隔离。萨利娜询问能不能对小刘进行一次电话采访,但一个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段经历已经把小刘整得极度心理脆弱了。

 

四月下旬,在第九周,我和大一新生班一起审阅了一些同学的写作作业。在课程结尾,我问大家有没有任何关于这些文章的问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聊聊现在美国都发生什么了吗?”

 

在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让我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一层阴影。在第三周,一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可能是美国军队把病毒带到了武汉;在第四周,川普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在美国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在第六周里,美国的数据爆了:到第十周时,美国死亡人数已经是中国的十倍,到第十五周,这个数量已经是中国的二十倍。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讨论了伊安 约翰逊的一本书的节选(他是《时代周刊》驻北京的一位作者)。我告诉他们,约翰逊的签证已经在第四周被取消。这是两个政府间锱铢必较博弈的一个桥段,最后发展到互相驱逐记者。

 

这个学期末的时候,有些学生的文章提到了弗洛伊德(Freud,著名心理学家)之死,最开始我还很纳闷。后来我意识到,这是有学生读到了中文媒体对于乔治 佛洛伊德(Floyd)之死的报道,然后通过翻译软件,直接把两个英文名字张冠李戴了。尽管我们拥有所有的科技进步,但距离还是会产生影响,而我渴望在这样的光景下,能有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我所能去谈论大洋彼岸正在发生什么,但学生们还是对通过语音或者文字发表意见有所顾虑。我还记得在九十年代,当谈及一些可能使得全班同学由于不悦以头抢地的话题时(例如:文哥,中国的排外主义,或者任何提及这个国家的贫穷的时刻),我是多么依赖视觉线索。

 

现如今,在一个更为繁荣的成都,人们见面聊天时,会更少敏感,也更少限制。他们嘲笑川普——在很多人眼中,就不该把他当回事。今年春日消磨之际,聊天聊到一定程度,通常会出现一个标准结论:这次疫情显示了中国人重视生命胜过自由,而美国人则反之。我不喜欢这种简单化陈述(此处省略二十余字),而且它也没考虑到,任何其他民主国家在控制疫情方面都比美国做得好。(再说,美国也没有从事“买万宝路香烟赠口罩”促销活动的国营烟草公司)。我试图去表达,当下美国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国家标志或价值观的反映,而是一个体系的崩坏、一场领导危机和结构危机。

 

而很多中国的策略无法在美国应用,或在任何民主国家应用。严格的个人隔离政策同样适用于儿童,即便是无症状感染的儿童也要与父母分离(?)。在六月,一个一岁的巴基斯坦幼儿核酸检测阳性。长达一个多月时间里,这个婴儿一直被医学观察。

 

这种戏剧化案例经常会使大家忽视中国方法的更为有效的方面。那位上海的传染病学专家也在美国工作过多年。我问他,有没有任何方面,美国可以比较现实地从中国学习?“社区参与。”他脱口而出,“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体系,但找到替代方案很重要。”他觉得,如果美国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有足够资金支持,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詹妮弗 纽佐,一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密接追踪在美国是一门失传的手艺。“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他们当时做了特别少的密接追踪工作。”她说,“这是个非常资源导向的活儿,而公共健康事业因此遭受巨大打击。”

 

依我看来,这里还有教育和努力的问题。抛开中国学校教育的政治理念灌输不谈,这套制度教育人们要尊重科学。勤奋是另一大核心价值观,因此社会变得欣欣向荣且不失锐气。将近二十五年前,我教的年轻人都被脱贫的欲望驱动前行。在那时,我的中产家庭的学生看起来也同样勤奋,因为他们的环境里有着极度激烈的竞争。这些品质是抗击疫情的完美武器,至少当这些品质通过政府组织有效传达给全民时确实如此。相形之下,美国的应对通常显得消极——甚至有文化的国民看起来也相信,只要遵守隔离令和在公共场合戴口罩就够了。但任何控制疫情的尝试,都需要积极和有组织的努力,而且需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化领导。

 

然而,手忙脚乱的美国领导层看起来对找替罪羊更有兴趣。有时还捎上点儿种族主义色彩:功夫流感,中国病毒。整个春天,中国政府周期性地以抨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方式予以回应,但这种紧张态势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甚微。日常交流依然友好,而且人们经常告诉我,政府之间的问题跟咱老百姓没关系。

 

但我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这所学校大约两千名学生里唯二的西方人。春天的时候,我们的隔离政策加码了,我的大部分美国朋友都离开了,所以在大街上遇见一个非中国人会变得有点儿奇怪。五月底,我的双胞胎女儿告诉我太太和我,她们班有个男孩说了一些反美的话,但我们什么也没跟老师提。几乎我女儿的所有班同学都对她们俩温柔相待,而且,随着每天各种新闻报道,零星的反美情绪看起来根本无法避免。那一周,乔治 佛洛伊德被杀,而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逼近十万。

 

然而,那位老师很快做出了回应。在之后的那个周一,她站在班级前,用中国人的方式,讲了一个关于重视科学、教育和努力的故事。她谈到了埃隆 马斯克,还描述了上周末马斯克坐落在加州的公司如何成功将一枚载人火箭送入太空。在那个故事的结尾,她说:“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强项和弱项。”

 

在第十六周,我最终回到了教室。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总有传言说,本科生将要返校,就像其它省份一样。但是最终决定,永远都由地方政府拍板,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疫情爆发,地方政府官员是要被惩罚的。在四川大学,校方看似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风险。高年级学生被召回参加期末考试,同时返校的还有一些提出特殊需求的学生。但大部分低年级本科生被鼓励继续留在家中。我很失望——我曾经希望能见到每个人。我的一年级学生没有一个返校的。

 

最终,这成为了另一种作秀:一场彩排。川大引进了发热门诊帐篷,送快递机器人和人脸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校方更多地是在为秋季学期做准备。中国传染病学专家告诉我,他们担心第二波疫情的到来。尽管国家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并不满足于现状。“没有长期方案。”一位上海的传染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国家有长期方案。”另一位传染病学专家表达了对缺乏社交距离的担忧,他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一种没有隔离那么激进、但又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方式,来应对可能的疫情。“这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他对我说,“中国疾控中心有些聪明人认识到了这一点。”

 

返校后第一周,只有四个学生出现在非虚构写作课堂上:萨利娜,艾米,方顿和西西弗斯。这就像一个工作室——我们五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但我们用耳机和小麦克风连线其他人,他们当时仍然四散天涯。每个返校生都有个返校的理由。艾米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而且跟萨利娜一样,她日渐厌倦了那个嘈杂拥挤的家。方顿需要赶紧去校医院弄他的牙。而西西弗斯,作为一个大四学生,被要求返校参加考试。

 

他到课堂时戴着口罩,但当他看见其他人都没戴时,就把口罩摘了。他挺高,有点儿卷发,而且他说到秋天,他会去上海参加一个经济学研究生项目。看起来大部分大四学生都要去读研,政府扩招了各种学术项目,以减轻就业压力。

 

即便在线上,我也感觉到西西弗斯很腼腆,而我也从来没有为难过他,去问起他名字的由头。但现在我问了,他只是脸微微绯红,解释说他在高中就选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喜欢希腊神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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