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1870年的十六颗人头

xilei 发布于 2020-5-25 14:15:00

一、打杀洋人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约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

 

天主堂神甫与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遂大范围流传开来。

 

不久后,有两名“人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舞与煽动,开始四出抓捕有嫌疑之人。群众公审之下,一名叫做武兰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称他作案所用的迷药,正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里说,武兰珍“指勘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亦即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武兰珍口供中的案发地。

 

但在武兰珍招供的当下,“铁证”如山,自是民情沸腾。乡绅们集会于孔庙,书院亦停课声讨。号称有万余人之多的愤怒民众,群聚在教堂之外,或与教民口角相争,或向教堂抛掷砖石。

 

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请民众选派代表,进入堂内调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大业不愿与愤怒的民众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门与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民众。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丰于争论中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

 

于是,民愤被彻底点燃。百姓们先是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计20人(包括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纵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惊中外的“1870年天津教案”。

 

 

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

 

事发后,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法国军舰更开往大沽口鸣炮27响示威。如何处理此案,成了摆在清廷高层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岁的同治皇帝,没见识过真正的近代军队。他对自己的老师翁同龢说:越将就洋人,就会越出乱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这种雄心勃勃与“词气甚壮”,让他的老师、同样没见识过近代军队的翁同龢,深感欣慰。小皇帝显然并不了解,在10年前的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甚至连给英法联军造成有影响的创伤也力所难及。

 

同样激情澎湃的,还有内阁中书李如松。他告诉小皇帝,此次事件,错全在洋人,始于“教匪迷拐幼孩”,激化于“丰大业向官长开枪”。他还说,国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众的爱官爱朝廷之心全部激发了出来,“不期而集者万余人”,这些百姓“知卫官而不知畏夷”——只知道保卫自己的父母官,丝毫不害怕洋人;“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为朝廷效忠,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这充分说明,我们对洋人硬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即便不能杀光京城里的洋人,烧尽他们的房屋,也要对法国实施正式断交,来作为惩罚。

 

另一位监察御史长润,完全赞同李如松的意见。他告诉朝廷:这次天津出这样的事,“实乃天夺其魄,神降之灾”,实在是苍天要惩罚这些邪恶的洋人。我们“正可假民之愤”,借助民众的愤怒,将传教的洋人全赶出大清。

 

“慷慨激昂派”中,影响力最大者,要数醇亲王奕譞。他在给小皇帝的奏折里说,这一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站在我们这边,“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虽然没法和外国狗羊们讲道理,但正好可以借此鼓舞极力我大清百姓,“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对参与打杀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问罪诛杀,百姓懂得保卫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

 

在给朝廷的密函里,左宗棠也说,不要害怕事态扩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欢“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最爱玩威胁中国地方官、由中国地方官来钳制中国民众这种把戏,反倒是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舆情,犯众怒”的事情。

 

他还说,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虽然用迷药拐卖小孩之事没有证据,但“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总不会是毫无来由吧?“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洋人迷拐孩童之事决不能说肯定就没有。如果洋人“志在索赔了结”,那还不妨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要求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那是万万不可的,因为这些人是“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拿他们给洋人抵命,会失了天下人心。保护住这些百姓,正是我大清走向复兴的一个好机会:

 

“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醇亲王奕譞

 

三、慈禧的算计

 

闭目塞听者们的慷慨陈词,让见识过近代化军队厉害的恭亲王奕䜣深感忧虑。他在奏折里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目下的首要之务是“安法国之心”,以消弭战争爆发的危险。他还反驳了奕譞的主张,认为“无知愚民,无端召衅,理宜惩处”,“地方官未能先事预防,亦有应得之咎”,参与打杀事件的民众,和处理事件不力的地方官,不可包庇,都应有相应的惩处。

 

奕䜣的主张,引来了“慷慨激昂派”的群起围攻。内阁学士宋晋说,“若因有碍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变,其患有更甚于法国者”——如果因为害怕引来战争,就对民众和官员实施惩处,压制他们的爱父母官爱朝廷之心,造成的灾祸,恐怕会远远大于法国的入侵。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贾瑚,似乎是嫌事情闹到七国问罪的程度还不够大,居然又奏称说京城中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匪徒,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全员出动全城搜捕。贾瑚的主张,得到了李鸿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1870年,是慈禧“垂帘”的第九个年头。天津教案,必然使她想起1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一年,英法联军以使节被扣遭受虐待为由,前来问罪,攻陷了北京城,又烧掉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只得带着慈禧等一众人,仓皇逃去了承德,然后死在了那里。此番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国领事在内的五国之人;前来问罪的是七国而非两国。昔日的切身体验,为慈禧提供了一个基本认知,那就是:慷慨激昂的话不妨多说,但与洋人开战这种事,却轻易做不得。

 

在7月25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时,慈禧说的是:

 

“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但她其实是有主意的。

 

慈禧的主意之一,是在言语上支持奕譞这些“慷慨激昂派”,不断说“你们这些话很有道理”,以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且将反驳“慷慨激昂派”的任务留给自己的政敌奕䜣,以败坏奕䜣在清流中的名望。

 

她的主意之二,是让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来为朝廷的“软弱”背锅。

 

1870年的曾国藩,已经59岁了,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长期经受着眩晕病症的折磨。这一年,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常写有“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之类的句子。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正真切感受着自己大限将近。他让李鸿章帮自己运来了建昌花板木材做棺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与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保定。谕旨里殷切地关怀他身体如何,又意味深长地问他是否能够处理此次的教案。这种询问,其实是在提醒曾,教案发生在你管辖的直隶境内,你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说,自己反复思考了这次的事件,“殊无善策”,完全找不到两全的良策,只能抱着“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的心态去处理。

 

7月8日,曾抵达天津。十多天后,7月21日,他的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舆论。曾本人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了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曾在日记里说,许多人骂自己是卖国贼,京城里的湖南人都以与自己是同乡为耻辱: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京城里的湖南会馆,曾悬有曾国藩的“官爵匾额” ,结果“悉被击毁”。会馆还将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曾国藩

 

这位中兴名将、 旷代功臣,转瞬之间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这是慈禧乐于见到的结果。为了达成这样的效果,朝廷在公布曾国藩关于案情事实调查的奏折时,刻意删去了他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这种删减,让曾的奏折,从“论说持平”变成了“袒护夷人”。

 

曾在奏折里说,根据自己的调查,所谓教堂“挖眼剖心”之说是荒谬的,所谓卖迷药给教堂的证人,也是靠不住的。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具体来说就是:

 

(1)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设有地窖,当地民众难免生疑。(2)有些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然后留在堂内工作,有些民众不理解,怀疑这些人是被药物“迷丧本心”。(3)仁慈堂常收留病重的孩童,在他们去世前,给他们做洗礼。民众不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于是就揣测教堂在残害儿童。(4)仁慈堂的院落广阔,孩子们在前院集体抚养,母亲多住在后院;还有些母亲住在仁慈堂,孩子却住在河楼教堂。民众也不能理解这种习俗,于是就往一些其他的方面猜想。(5)1870年4、5月间,天津城内发生过拐卖人口的案件,当时又疫病流行,仁慈堂收留的儿童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亡率自然就高。再加上教堂平日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端,于是选择在夜间掩埋尸体, 棺材不够,于是有两尸三尸埋在一棺的情况。尸体被野狗拖出后,民众遂为之哗然,将之前的猜想全视作事实。

 

这些为闹事民众辩护的文字,基本符合事实。但邸报与官报房公布这份奏折时,将这些辩护文字略掉了。略掉的用意,除了打击曾国藩如日中天的声望,还在于:派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删减曾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然后将其公开披露,给曾国藩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等同于给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对事情的道德评判,往往生成于对比之中。有曾国藩恶劣的“卖国行径”在前,朝廷的和解措施,就会很自然地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赞美了。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如下情节的耐人寻味:

 

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于7月25日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再次召集会议,就如何处理教案进行辩论,慈禧在会上表态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日,慈禧在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给曾国藩的谕旨里,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但却一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不能和洋人开战,也不能失了民心。也是在这一天,朝廷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公开披露。随后,曾国藩被朝野舆论打成了“卖国贼”。

 

自称“不得主意”的慈禧,显然早就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喊,但与洋人开战是万万不行的;“民心尤不可失”,朝廷是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是要做的,且不妨交给某个背锅侠去做。

 

 

天津望海楼废墟前的中国百姓。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四、十六颗人头

 

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民众为什么如此愚昧,如此排外?

 

事变发生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宣称: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作为官方机构,如此不负责任地将“风闻”二字写在政府公告里,且动用官府的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使之与民间暗流潜伏的谣言发生共振,其目的正在于煽动那些无知民众。

 

当时的知识界,也很乐于传播这类谣言。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近代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书中就言之凿凿地记载有洋人用药将中国人迷了、然后挖眼炼银的内容。《海国图志》在读书人中流行,大大扩散了“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之类的谣言。

 

换言之,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愚昧,往往并不是底层民众本身的问题。天津教案里的愚昧与排外,恰是清廷与部分清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教化、引导的结果。

 

这种教化与引导过于成功,以致于事实也难以展现出它应有的力量。曾国藩到天津后,多方调查取证,结果发现迷拐、挖眼、剖心等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比如有人指证教堂里面有两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婴儿的眼珠;清廷官员们进去搜查,找到瓶子打开来看,发现里面是腌制的洋葱。但这些调查完全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压力,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结论。而列强又已在联合抗议之后,开始扬言要出动军舰。

 

 

李如松们可以在朝堂上高呼“民心可用”之类的口号,同治皇帝也可以畅意发出“尽歼此辈”之类的豪言,但曾国藩不能这样干。他知道1870年的清廷,是无力与列强一较高下的。后来接替他处理此案的李鸿章,也知道这一点,曾私下与人诉苦说,“目前只求不开兵端”,他很清楚自己的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是打不过洋人的近代化军队的。

 

进退失据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们,既承认“天津士民皆好义”,是爱地方官爱朝廷的好百姓,又痛恨他们“徒凭纷纷谣言”,搞出打杀洋人的事端,给朝廷添乱;既承认天津的地方官以“风闻”煽动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以送出天津避风头的方式保全他们,又不得不在朝廷和列强的压力下将他们弄回来再度流放。最后,曾国藩交出来的,是20名百姓的人头、20余名流放者,以及相当数量的赔款。李鸿章接手后,又寻得机会,将处死者减少为16人。

 

“天津教案”中押赴刑场“抵命”的“中国人犯”

 

与此同时,清廷也派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法国致歉。法国总统在接见时告诉崇厚:

 

“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在1870年的这个故事里,洋人们失去了性命与教堂,“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的清朝百姓丢掉了脑袋;道德圣人曾国藩失去了自己的清誉。也许,只有慈禧是唯一的赢家……

 

但,她真的赢了吗?

 

来源: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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