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1890年,一位五十岁的清朝知识分子开始更新认知 | 短史记

xilei 发布于 2020-5-18 8:52:00

1890年1月,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从上海登船前往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

 

按清廷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须将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使日记。

 

这些日记,展示了一位“标准洋务派”的认知,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一、亲至欧洲,终于信了郭嵩焘的话

 

薛福成早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是一位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器重薛,薛也很佩服曾国藩。在思想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很明显的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样,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曾国藩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4年,薛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正式进入官场。次年,薛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建设的意见书《筹洋刍议》。这份意见书让他名噪一时,成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对自己意见书里的见解,并不十分自信,觉得只是“一时之私论……十未得一二”,只是一种个人意见,十分内容里也许只有一两分是准确的。这种不自信,与他从未直接接触过近代文明,对“洋务”的了解全是间接而来,有很大的关系。故此,薛很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89年,薛福成终于得到了出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中国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准洋务派,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二十年前,郭嵩焘出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遭到了清廷朝野清议之士的排挤批评,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对郭的言论有所质疑,“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他的话有些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随郭嵩焘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焘的言论没错,但薛仍持一种保守的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在薛亲身来到欧洲后,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

 

 “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教,始信(郭)侍郎之说。”

 

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当年之言并非浮夸。比如,他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与鲜见于清朝的女子教育,甚至连残疾人也有聋哑学校可上,还了解到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三,薛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见闻:

 

“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废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学;其贫穷无力及幼孤无父母,皆有义塾以收教之。”

 

薛福成

 

在参观学校时,薛还见到了“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这让他感慨万千。在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薛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的赞叹——哎呀!实在是太棒了,想不到能在海外,亲眼见到中国古代圣王们养育孩童的理想之道,变成现实。

 

将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

 

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视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薛觉得,这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夷。他最担忧的,是这些孩子“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来的技术回来,向中国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你这次带孩子们出去留学,要让他们学习洋人的长处,更要让他们了解洋人的短处。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二十年前的文章,与二十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二、论证西学的本源在中国

 

“始信郭侍郎之说”后,薛福成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调适亲身见闻与文化归属感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如何补偿自己的心理落差。

 

于是乎,使欧期间,薛开始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他不但试图证明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严密考证”下,变成了中国的发明。

 

比如,在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下,薛如此写道:

 

“机器之用,始于中国,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机器也,即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如稼穑种植及造酿酒酱、染色漂白、烧瓷器玻璃瓦缶、炼丹药铅粉银殊,打铁、点铜、制火药、和石灰,皆化学也。光学则以水晶作眼镜,重学则造桥梁、作环洞,力学则建亭台、起楼阁,医学则药物之外,亦尚针砭。算学则九章无不悉备。人所谓泰西之学者,盖无非中国数千年前所创,彼袭取而精究之。

 

从1890年到1894年,类似的论断,频繁见于薛福成的日记。

 

除了技术文明,薛还“论证”认为,他所见到的欧洲制度文明的源流,同样也在中国。在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一的日记里,薛得出结论:

 

“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意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不同的是,刘锡鸿认为,那些进步只是“中国圣教”的皮毛,清廷无需对外学习,也无需改革。薛福成则不然,他以“西学东来”之说重构了自信后,仍愿意承认欧洲的“格致”之学蒸蒸日上,已经“青出于蓝”,坚持认为清廷是需要学习和改革的。


 

薛福成日记内页

 

三、批评洋务运动走入歧途

 

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薛福成渐渐偏离了自己“标准洋务派”的人设。

 

赴欧途中,薛目睹香港、新加坡等地,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为繁荣巨埠,对传统的“农本商末”之说生出质疑,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这相当于否定了以商居末位的传统“士农工商”理念。薛认为,近代国家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清朝的知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须要走的。

 

抵达欧洲后,对工厂企业的参观,进一步巩固了薛的这种认知。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也就让民众日子好起来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造机器、修铁路、建电报、设邮局、办报纸、办银行、立商法、护商权……总之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来为工商业服务。工商业发达了,清朝才能强大,才能实现“养民”,民众的日子才会好起来。

 

自此,原来的“标准洋务派”薛福成,转身变成了洋务运动的批判者。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和提升国民教育程度,反观清廷的洋务派,却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厂,实在是丢了西瓜专捡芝麻:

 

“而世之侈谈西法者,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亦末矣!”

 

亦即,在薛看来,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歧途。

 

薛福成《庸庵文编》书影

 

四、意识到“体面人”的存在对国家很重要

 

对于如何让国家富强,薛在日记中总结过“五大端”,就是五件必须办的大事:

 

第一件是“通民气”。要有制度建设,让民意可以畅通地表达。第二件是“保民生”。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私产,使它们没有“意外之虞”,要有制度来给民众提供养老、疾病等保障。第三件是“牖民衷”。要以制度来保障民众的受教育权,让他们“终身无一废学者”,都可以接受到教育。第四件是“养民耻”。法律要文明化,须废除各种残忍之刑;监狱也要文明化,须讲究卫生、须给服刑者提供工作学习机会、须有医疗保障,不可有鞭打之事。第五件是“阜民财”。朝廷要做好各种支持工商业和农业发展的基础建设,要藏富于民。

 

薛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

 

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薛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

 

“有恒产即有恒心。”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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