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月，五十二岁的薛福成，以“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的身份，从上海登船前往欧洲。他在欧洲驻留了四年，至1894年5月任满回国，旋即去世。

按清廷的规定，出使各国大臣有写日记的义务，须将海外所见详细记载报送总理衙门。在欧洲的四年多时间里，薛福成留下了六卷、十七万余字的出使日记。

这些日记，展示了一位“标准洋务派”的认知，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

一、亲至欧洲，终于信了郭嵩焘的话

薛福成早做过曾国藩的幕僚，是一位资深的“洋务派”。曾国藩器重薛，薛也很佩服曾国藩。在思想路径与行为模式上，薛有很明显的效仿曾国藩的迹象。与曾一样，薛对“传统经世之学”，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

曾国藩去世后，薛被李鸿章延揽为幕僚，成为其主持洋务的重要助手。这份工作一做就是十年。1884年，薛出任浙江宁绍台道，正式进入官场。次年，薛刊布了一份关于海防建设的意见书《筹洋刍议》。这份意见书让他名噪一时，成了颇具知名度的洋务新星。

不过，薛对自己意见书里的见解，并不十分自信，觉得只是“一时之私论……十未得一二”，只是一种个人意见，十分内容里也许只有一两分是准确的。这种不自信，与他从未直接接触过近代文明，对“洋务”的了解全是间接而来，有很大的关系。故此，薛很希望能有机会亲自出国去看一看。

1889年，薛福成终于得到了出使欧洲的机会。此行，让这位以中国传统经世之学为本，信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标准洋务派，观念上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二十年前，郭嵩焘出使欧洲归来，因赞叹“西洋国政民风之美”，遭到了清廷朝野清议之士的排挤批评，成为“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薛福成也对郭的言论有所质疑，“稍讶其言之过当”，觉得他的话有些过于夸张。为此还去询问了清廷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随郭嵩焘一同出使欧洲的黎庶昌等人的意见。尽管陈、黎二人“皆谓其说不诬”，都说郭嵩焘的言论没错，但薛仍持一种保守的怀疑态度。

这种怀疑，在薛亲身来到欧洲后，终于烟消云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十三日，抵达欧洲数月后，薛福成在日记中写道：

亲见亲闻，终于让薛福成相信，郭嵩焘当年之言并非浮夸。比如，他在欧洲见到了繁盛远超清廷的义务教育，与鲜见于清朝的女子教育，甚至连残疾人也有聋哑学校可上，还了解到父母若不让孩子接受义务教育，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光绪十七年（1891）正月初三，薛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些见闻：

薛福成

在参观学校时，薛还见到了“有厨房、有书库、有浴室、有饭厅……”，这让他感慨万千。在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薛发出了“於戏！至矣尽矣，毫发无遗憾矣！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的赞叹——哎呀！实在是太棒了，想不到能在海外，亲眼见到中国古代圣王们养育孩童的理想之道，变成现实。

将时间回溯到二十年前。

1872年，陈兰彬携幼童赴美留学时，薛福成写过一篇《赠陈主事序》相送。在那篇文章里，幼童们要去的海外，被薛视为“饕利朋淫腥膻之地”。薛觉得，这些孩子“志识未定”，还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就要“去中国礼仪之乡，远适海外”，离开礼仪之邦去往那蛮荒之地，很可能会被同化为蛮夷。他最担忧的，是这些孩子“归而挟其所有以夸耀中国”，带着从海外学来的技术回来，向中国耀武扬威。所以，他特别提醒陈兰彬，“先生此行，务必究洋人之所长，更善查洋人之所短可也”——你这次带孩子们出去留学，要让他们学习洋人的长处，更要让他们了解洋人的短处。如此，才能让孩子们免于沦于异族。

二十年前的文章，与二十年后的日记，犹如天壤之别。这天壤之别的背后，是道听途说与亲身见闻。

二、论证西学的本源在中国

“始信郭侍郎之说”后，薛福成所要解决的，是如何调适亲身见闻与文化归属感之间的冲突，或者说如何补偿自己的心理落差。

于是乎，使欧期间，薛开始致力于论证“凡兹西学，实本东来”。他不但试图证明西方的工艺、数学来自中国，以蒸汽电力为能源的西方机械，也曾在薛的“严密考证”下，变成了中国的发明。

比如，在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日记下，薛如此写道：

从1890年到1894年，类似的论断，频繁见于薛福成的日记。

除了技术文明，薛还“论证”认为，他所见到的欧洲制度文明的源流，同样也在中国。在光绪十八年（1892）四月初一的日记里，薛得出结论：

类似的观点，也见于随郭嵩焘出使欧洲的刘锡鸿。不同的是，刘锡鸿认为，那些进步只是“中国圣教”的皮毛，清廷无需对外学习，也无需改革。薛福成则不然，他以“西学东来”之说重构了自信后，仍愿意承认欧洲的“格致”之学蒸蒸日上，已经“青出于蓝”，坚持认为清廷是需要学习和改革的。

薛福成日记内页

三、批评洋务运动走入歧途

在人生的最后四年里，薛福成渐渐偏离了自己“标准洋务派”的人设。

赴欧途中，薛目睹香港、新加坡等地，依赖工商业从荒凉之地发展为繁荣巨埠，对传统的“农本商末”之说生出质疑，发出了“商为四民之纲”的惊骇之论——这相当于否定了以商居末位的传统“士农工商”理念。薛认为，近代国家要想富强，必须走工商立国之路，虽然这条路“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清朝的知识分子没听过，儒家的六经也不传授，但他的亲眼所见，证实这条路是对的，是必须要走的。

抵达欧洲后，对工厂企业的参观，进一步巩固了薛的这种认知。光绪十八年闰六月初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总结的二十一条“养民”之策，也就让民众日子好起来的办法。这些办法，包括造机器、修铁路、建电报、设邮局、办报纸、办银行、立商法、护商权……总之就是充分利用各种技术文明和制度文明，来为工商业服务。工商业发达了，清朝才能强大，才能实现“养民”，民众的日子才会好起来。

自此，原来的“标准洋务派”薛福成，转身变成了洋务运动的批判者。在光绪十九年六月十四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国家之所以富强，是因为他们“全在养民教民上用功”，致力于发展工商业和提升国民教育程度，反观清廷的洋务派，却只知道买枪买船建兵工厂，实在是丢了西瓜专捡芝麻：

亦即，在薛看来，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歧途。

薛福成《庸庵文编》书影

四、意识到“体面人”的存在对国家很重要

对于如何让国家富强，薛在日记中总结过“五大端”，就是五件必须办的大事：

薛还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社会运转是否正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体面人”，和这些“体面人”能不能够有效地介入公共事务。在光绪十八年五月十三的日记里，薛说，欧洲各国介入公共事务的“员绅”，大多家道殷实，“群谓之体面人”。薛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风气与中国推崇“寒士”的传统大不相同。

在光绪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里，薛福成将这种区别，总结为“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西俗用人以富者为贤”。薛比较了二者的历史成因，然后发出了一句非常古老的感慨：

“有恒产即有恒心。”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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