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德国人的疫情生活，就俩字：朋克）一开头就说了，本想防控的科学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咱就看看德国普通人的生活如何，也许德国人在防控与生活方面的平衡措施和民间公益参与的热情，能给人一些启发。

但一些人似乎不关心文章写了什么，也没有普通人的生活，对民间互助和公益力量亦无概念，眼里只有确诊和死亡数字，一定要分出个孰优孰劣。

中国的疫情应对的很好，这是我们基于现实国情做出的选择。但正如张文宏大夫说的，中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别的国家，别国的策略也不一定适合于中国。

但这不妨碍我们去了解别人做了什么，特别是中文报道和自媒体很少谈及的东西：冠状病毒不是生活全部，统计数字也不一定能呈现疫情全貌。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数字。

如何看待死亡数据

这两天，德国图宾根市市长帕尔默成为新闻人物，因为一句话：

“我要残忍地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正在拯救的，很可能是那些半年之内反正都会死的人——无论因为年龄还是基础性疾病。”

可想而知，他迅速被各界喷成了筛子，不得不公开道歉。

帕尔默作为政治人物，如此措辞被骂纯属自找。就在几天前，默克尔刚刚说过：“我们不能忘记那些八九十岁、生活在养老院中的人们，我们如今的繁荣生活要归功于他们。”

疫情面前，任何人都不应被区别对待。但新冠肺炎对老年人的杀伤力大于其他年龄群，却是不争的事实。

很多人热衷于通过比较死亡人数来证明谁表现更好，但这忽略了同样重要的数字：确诊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和超额死亡率。

当前，德国确诊死亡病例的平均年龄是81岁，而根据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蒋荣猛的研究，武汉确诊死亡病例平均年龄68岁。而德国的人均可预期寿命是81岁，中国是76岁。

即便是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率也差别巨大，在德国，确诊死亡的老人， 80岁—90岁是最大的群体，毕竟年纪越大越经不起疾病折腾。

再说说超额死亡率，简单讲就是流行病造成的超过往年平均死亡率的部分，这也是德国制定疫情防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

与意大利、西班牙、英国不同，截至目前，德国的超额死亡率并没有显著高于往年，柏林最近的超额死亡率甚至还低于往年。

这并不意味着放任疫情不管，只是想说明，在努力控制疫情的同时，要遵循科学规律，设立合理的目标——如果死亡率一直被控制在与往年类似的水平上，继续严加防控的效用是要打问号的。

事实上，如果不是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轰炸，人们可能根本不会去关心“每天都会有人死去”这个残酷的事实。

早在两个月前，“德国钟南山”德罗斯滕教授就表达过类似帕尔默的观点，作为科学家，他抱着极大的压力讲出来如下这段话：

“我尽量以简单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达，也请求现在正在摘录的媒体千万不要省略一部分句子从而断章取义，那样很容易丑化我的以下观点：那些死于新冠病毒的老年人口中，大多数人即使不因新冠病毒而离世，也将在不久的将来因其它因素而过世，这些因素包括其它呼吸道病毒、心脏病或其它常见老年病。”

遗憾的是，很多国人的确如德罗斯滕所说，被“德式理性”气得火冒三丈，得出了“牺牲老年人”的结论。

实际上，德国的重症床位始终空着至少40%，充裕到接了几百个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的病人免费救治，没有人需要被抽签抢救。但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全欧第二的德国，纵使养老和医疗条件再好，仍然会有为数众多的高龄老人不幸离去。

汉堡大学医学院法医研究所所长波舍尔教授，无视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不要对“危险的尸体”进行尸检的建议。从3月22日到4月11日，主刀为65个死亡病例做了解剖，结果发现几乎无一例外都有基础疾病，一些疾病甚至连逝者生前都不知道，他同样顶着压力发表了与德罗斯滕类似的观点。

相比网民，医生显然更知道如何关心生命，科学比情绪有用得多。

疫情之下，民众难免无法冷静思考，甚至极度恐惧。但对政治家来说，平衡防控疫情和恢复秩序，则需要基于科学理性的决断力和有力的措施，这比一刀切要复杂和困难的多。

就目前来看，默克尔做到了，一向挑剔的德国民众对她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高。

为什么单纯比较数字是荒谬的

BBC前几天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截止4月20日，美国死于新冠人数超过4万人，比任何国家都多。但是美国总人口有3.3亿。

西欧最大的5个国家英、德、法、意、西人口总和大约3.2亿。而这5个国家到4月20日为止，新冠死亡人数总和超过8万5千人，是美国的两倍以上。

显然，我们不能就此认定美国疫情防控好过欧洲，纵使欧洲国家的疫情防控的确存在问题。

这其实只是想说明，单纯比较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大家比较的可能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比如确诊数字。

无论德国、意大利还是西班牙，确诊病例都超过了10万，很多人将其归咎于管控不力，应该抄作业（事实上这些国家都在借鉴韩国的经验），但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另一个数字：病毒检测量。

诚如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研究所学者舍科尔尼科夫所说，有关确诊病例和死亡的数据，取决于检测范围。该所目前正在搜集和研究全球疫情数据，以评估不同抗疫措施对人口的影响。

截至5月2日，德国进行了2547052次检测，每百万人口检测量30400次；意大利2108837次检测，每百万人口检测量34879次；西班牙1528833次检测，每百万人口检测量32669次。

同期，印度每百万人口检测量708次，墨西哥707次，埃及879次——这三个发展中国家的确诊病例加起来，还不到德意西的十分之一。但没有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印度抗疫成效显著，相反，全球都在担心它。

相比大规模检测带来的确诊数字增长，装作什么事没发生才是最可怕的事。

此外，同样是大规模检测，早检测和晚检测，效果也是天壤之别。

无论世卫组织还是医学专家都认为，通过检测尽早发现病例是控制疫情的根本手段。但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国家中，只有德国从1月初就成立检测小组，并研发出试剂。如今德国虽然累积确诊病例众多，但近80%的病例已经康复，重症病患对医疗系统从未构成冲击。

而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在疫情大规模爆发后才开始大规模检测，为时已晚。

但无论如何，检测量背后都是国力的体现。

说到国力，再补充一个很多人没注意到的事情。

疫情全球爆发后，德国花了5周时间，从全球接回了24万滞留海外的德国人，是美国撤侨人数的3倍多。

这场德国战后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被称为“空中桥梁”——与1948年柏林危机时的盟军空运计划同名，这也体现了对撤侨行动的重视，毕竟冒着巨大的疫情输入风险，从数十个关闭边界、限制国际航班以及其他各种管控措施的国家接人回来，着实不是件好干的活儿。

撤侨由德国外交部发起，默克尔的外交礼宾官具体负责，50个人的团队，每个工作人员都打了超过4000个电话，用他们的话说，德国驻各个国家的外交人员都在进行一场谈判马拉松。

撤侨已经花费了1亿欧元，仅德国外交部的包机就超过了260班，再加上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的特殊航班，连远及南太平洋的汤加，瓦努阿图和库克群岛，都有飞机过去接人。

更耐人寻味的是，如此规模的撤侨行动，德国外交部并没有大肆宣扬，低调地就做完了。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德国目前的死亡率水平，并不应该成为我们过分自信的理由，而应当让我们好好使用目前可用的治疗能力。”

这不仅堪称外交语言的范本，也能充分体现德国人理性、谦逊但有不乏思辨精神的性格。

这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也深厚体会，你可以通过各种政府和科研机构网站获得有关疫情的详实数据，并且还常常配有解释，让你更容易明白这些数字所蕴含的东西，民众的科学素养，大约也与此有关。

同时，科研工作者可以自由发表研究结论，对不同观点进行辩论，甚至对联邦政府的措施提出质疑，这都司空见惯，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早已习惯这样的环境。

在这个崇尚科学的国家，科研工作者不用担心公众情绪和喜好，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只需对科学负责。

我知道，这篇文章出来，一定会有人说“德吹”、“跪舔”，在此我想引用上一篇文章里的一个网友的留言：

“我有一个推论，作为中国人我有着天然的热情希望中国好，所以我对于别人是否学习借鉴我们没有多大兴趣，反而很希望自己暴露的不足能补上来，用其他国家表现的优异和不足反求诸己。”

我深以为然。

文/贝多芳

来源：@who知道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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