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王小妮:活着,就是挣扎…

xilei 发布于 2020-5-2 9:03:00

作者:王小妮(知名作家、退休教授) 本文刊发于南方周末2011年

 

 

“潮”比曾经的憧憬还远

 

大学就是“营盘”,学生是“流水的兵”。今年的高校新生报到,校园依旧又拥挤喧闹了几天,随处能见到东张西望的年轻人,后面紧随着手拉肩扛的父母。就我调查,能百里千里送孩子来我所在这偏远的海岛学校报到的,在八千多新生中不足三分之一。

 

更多不可能来的是在田里的农民或在各城市角落里的农民工,他们可不敢随意离开工作岗位一步,农民工家庭多数不只一个孩子,如果停了工,他家里交不上学费的很可能不只一个学生。网上常见夸张的奴仆般的父母给潇洒时尚子女拖背行李的贴图,招来骂声,在这所普通高校里,我没亲眼见到。

 

就在秋季开学前的7月底,我在东北长白山区露水河镇林业局宾馆住过两天,中午晚上两个“饭点”,餐厅里很多人面有喜气,鱼贯而入两小时,又鱼贯而出,人人都喝得脸上红通通的,餐厅因忙不过来不对外开放。宾馆的人说每年这时候都连天办“谢师宴”。

 

我问:都是哪的?回答:都是这街上的。我问:农村考上的呢?回答:下边?下边的就啥也别说了。我再问:毕业后有回来的?回答:费多大劲考上,还回来?回这瘪地方?夜里,当地电视台播一个节目叫“金榜题名”,学生的大头照片配在大红底上,每人停留几秒钟,下面列出考中的学校名称,一个接一个轮番不止。

 

一转眼,从“谢师宴”和“金榜题名”穿越进了大学的年轻人就探头探脑出现在身边。有关统计数字说,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录取的农村学生约占30%,其中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比例不到两成,中国农业大学农村生占三分之一,北京大学在2010年只有一成,清华大学2011年来自县以下的学生不足两成,1980年代清华的农村生大约占二分之一。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一线名校”出来的学生就业才比较有保障,而在教育公平上始终处于劣势的小地方普通人家和农村贫困家庭的学生比起20年前或30年前,现在想进入一线名校是难上加难,这一先天弱势者大多涌进二三线城市的普通大学。我们这海岛学校恰恰录取了更多的农民之子,按我的粗略计算,连续几年都超过一半。

 

农村生集中挤进非一线名校,很快会有失落感,他们发现身边太多的不如意,校内校外都看过了,和电视上网络上斑斓光鲜让人心动的生活差距很大,他们叹气啊感叹啊,后悔没考好,没进得了大城市名学校。

 

其实,今天中国的很多城市都存留着粗鄙肮脏的城乡接合部,从北大西门出去几百米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心不甘,苦熬了12年分明应该熬出更时尚更现代的好生活,打开电脑就能看见的那些“潮”,忽然发现其实离得很遥远,甚至比曾经的憧憬还远。他们短促鲜嫩的人生一开始就遇到不公,很多愤懑自然会滋生。

 

课上读了食指诗歌“相信未来”的一个中午,有个女生随我离开教学楼。她问我:老师你相信未来吗?我得实话实说,我说:我不信。她说:我信,我什么也没有,只有拼未来。这是个湖北姑娘,父亲在北京打工,老家还有弟弟在读书。和她分手后,我想到一年前,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跟我说,他虽然每接到老家人的电话,都会叮嘱要供孩子读书,其实自己也知道这已经不是心里话,他家乡也在湖北,他们那儿称呼刚毕业的大学生“废人”:苦活累活技术活都干不来,做什么都不会,白花钱白念书,不就是废人吗?

 

进大学后才看了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

 

两年前我教过的学生卢小平来做客,他大三了,从大一起一直在肯德基打工。坐了两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说,我在听,说他在肯德基打工一年多的各种趣事,他骑什么样的电动车去送外卖,配有什么样的头盔,遇到什么样的顾客,善良的女人和无理的富人,平时怎样考核晋升,集体组织的旅游。他说,老师我这下知道了,“旅游”就是坐车到一个地方下车转一圈,再坐上车回来。这个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在这次出游之前是没有过“旅游”的。我实在没想到,在一家快餐店里见到的琐碎细节对于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会这么盎然有趣。

 

我问他晋升没。他说提前好几天就背题了,最后还是没考上。老员工提醒过要送礼的,但是卢小平说他不想“那样”,不想学那个,他说:这个我还是坚持,即使没录取也不抱怨。起身离开前,他忽然抱歉说:怎么全是我在说呀,说得太多了,耽误老师休息了。卢小平是带了礼物来的,两包当地的茶,非要给我。我说你怎么能带礼物呢?其实我不该说出“礼物”两个字,这让他有点不安,连说几遍:是我奶奶说的,看老师不能空着手,是看老师嘛。

 

不知道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老人,不知道他老家江西是不是也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牌。我知道这个学生平时沉默腼腆,他来做客或者就是想说说话,自由流畅快乐地表达。两小时里,他一句都没谈到在学校看了什么书听了什么课。

 

连续做了五年问卷调查,关于课外阅读一项统计,被读到最多的是早已离世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而一个大二学生说,进了大学她才看第一本不是教材的书: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

 

我接触的这个大学生群体,跨过了人生的18岁,已长大成人,在来大学之前几乎没有课外的阅读,他们的意识里灌满了教科书,甚至连中国乡间千百年来形成的乡规民约、最简朴的道德传输也缺失了,空了巢的乡间没有唠叨,没有戏台,没有族群间的温暖和约束,有说服力的可信赖的道德对他们是空洞状态。所以才有学生在看过好莱坞的《闻香识女人》后,说那个中学生很虚假,保送哈佛,这么大的诱惑谁能放弃,告密又有什么,要保护的又不是家人朋友。

 

年轻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已经一路混沌一路后退,只剩了本能,既有本能的嫉恶如仇义愤填膺,又有本能的趋利避害实用哲学,刀枪剑戟,该用哪个操练哪个,不觉有矛盾。

 

一个女生兴致勃勃去上海看世博,回来对我说,原来没怎么见过红绿灯,到上海吓得够呛,那么多人啊,很怕看错了灯。中国的12年基础教育,没有课文和老师告诉乡村的孩子什么是红绿灯,这类常识都缺失,怎么能去要求他们有完整的价值观和判断力?

 

毕业后再想做农民已不可能

 

曾经,讨论一条新闻,我问,如果你目击了一个事件,你知道事实,在需要站出来作证的时候,你是选择沉默还是说出真相。两个班的学生反应截然不同,大三的教室里顿时安静,神情僵住,鸦雀无声。

 

下课后,一个女生对我说:老师,出来作证的人比死了的还惨。

 

另一女生说:我得问我爸爸,他让我说我就说。

 

而大二那个班级历来踊跃,听我一说,立刻有三分之一人攒动举手:要说真相!

 

我对刚放下手的他们说:请你们设身处地,我相信真的事到临头你们会害怕,当举手没有丝毫风险的时候,这选择不难,而坚持正义必定有风险。一个人的本性里有害怕,同时也敬仰正义和英雄,和后者比,害怕更该是人的常态。现实往往以理想主义的失败收场,因为人不能不害怕,不能不自保,这个更真实,眼下的你们只要坚信,这世上是存在对和错的。

 

另一次,我在课上说“活着就是挣扎”,没几天,收到学生短信问,怎样才能找到表达“活着就是挣扎”的场景,她要赶作业。现在这同学已经毕业,曾经想回广西老家,在首府南宁找份工,离乡下的父母近一点,但她父亲不同意,说你不要回来,回来我们帮不上,你就要到外面闯,她在海口找了份工作。

 

大学四年,父亲从不主动给她电话,父亲对她说得最多的就是:没啥事挂吧。她一工作,父亲总来电话问这问那。她跟我说,这回明白活着真是挣扎了。

 

20岁,两手空空,看不见未来,这些在作业中自称“小可怜虫”的人,几乎被那个庞大而完全不可控的社会给吓着了。有人告诉我,接到一同学短信说:咱们俩一起去死吧。他就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表情平静,还带点笑意。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嘛,所以我没搭理他。

 

9月,我买了几本书分发给他们自愿传递阅读,10月,有一本书已经默默无声地传回到讲台上,并没收到一个人的阅读反馈。读书重要还是吃饭重要,吃饭重要;义愤重要还是吃饭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他们正在努力向前看,发现看不到路径,而很多来自乡村的学生还没有意识到,一旦把户口迁到大学,再想迁回去做农民已经不可能,曾经他名下的土地被收回了:你念了大学,变成吃红本的,是国家的人了,户口只能落在镇上。出来四年,土地没了。所以,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寒门是否出贵子,而是寒门无退路。

 

他们是懵懂着靠本能长大的一代,没有一份工作等着他,他就心虚得很。在这种状态下,让他们选择无所畏惧地去捍卫理想,不真实,甚至不道德。至于想挤进公务员系统,在我所接触的学生中很少有人动那念头,那是一线名校的事儿。他们有份工就行,月月领得薪水就行,与其让他们担当,不如先等他们找到饭碗。在“揾食”的过程中,等待担当的自然发生,让我看,几乎是必然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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