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王小妮 凭一己之力,见到闪光的片刻乍现

xilei 发布于 2020-5-1 9:52:00

 

 

导语
诗人王小妮在海南大学教了八年书,在课堂上给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营造了一个精神乌托邦,在毕业和告别讲坛几年后,这些师生都遭遇了什么

 

7月的某个凌晨。两点半,纪录片导演邓伯超正抽着烟,在北京通州刚搬的家里敲着键盘。楼上住户下水道的管子并没有封进水泥,赤裸裸地悬在头顶,他能清楚听见“他们拉出的屎,在管道里砸出的闷响,是一种不能扩散的回音,着实震颤了室内的空气”。

 

前一天,他收到了大学老师王小妮的私信,希望他能写一写毕业后的生活状态。“心里很高心!像个孩子,领到了家长打赏的棒棒糖”——这似乎成了他在苦闷日子里的一针兴奋剂。

 

就在他领到这份惊喜的同时,福州某政府部门里的职员余青娥在例行公事地整理公文;北京798某服装店的品牌设计尹泽淞刚跟造型、设计通完电话;美妙刚刚结束出差,在从上海回广州的动车上;而远在大理的晏子刚刚哄完她五个月大的宝宝……一共有二十多位昔日校友都收到了来自王小妮的私信邀约。

 

八九年前,他们懵懵懂懂地成了海南大学头几批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的学生——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从别的专业调剂而来,大部分人来自农村,不知“影视戏剧文学”为何物。在为他们讲述小品、戏剧写作和诗歌课的过程中,王小妮完成了两本厚厚的《上课记》,细致入微地写出了那一代学生和王小妮自身对于成长与教育的困惑。

 

现在,她很想知道这些学生如今的模样。于是有了《上课记》新版里增补的《我们来自“上课记”》这一章。从反馈回来的文字里,她读出了一些校园里没有的沧桑。“不像那时候那么傻乎乎的,能含住东西了,苦也就苦着,似乎就应该这样。”

 

在每个参与学生写的内容后面,都有一段来自王小妮的补记,多是鼓励和肯定。“我如果说得太多,会觉得是不是侵犯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内心搅乱了,就有点儿不太敢。”她又加了一句,“他们的事可以被人们当作故事去听,但没有太多的可参照性。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沉重、敏感和确信

 

邓伯超写了1.8万字,全是熬夜敲出来的。囿于篇幅和导向,只能删掉大半。“舍掉神经还用劲弹跳的筋和肉,只留了骨头。”王小妮对此深感歉意。这个特别多观点和思绪的男生,总让她感觉活着的沉重。

 

这几年邓伯超的确很忙:参加一个公益计划,为得绝症的小朋友募款四十余万;拍摄纪录片,风餐露宿,收获满满,路上见闻却也在揪扯着他。他在梅县看到客家人做大福和祭祀;参加了最有先锋戏剧感的葬礼;了解到理事会与生产队的运作;制片世杰埋葬了父亲的骨灰盒之后问,自己以后要死在哪里?这些传承与变迁中的融洽、冲突甚至斗争,人生的悲欢离合,族群的兴旺与衰败,让邓伯超埋头思索:粗糙的音乐、鬼神信仰,无组织的游行是否该有?传统文化,要摒弃什么,又要如何传承……还有一路伴随的创作与生活的相互消耗,始终如鲠在喉。

 

在文末,邓伯超才敞开心扉:“《浪漫的国度》在开机之前资金就已断链。世杰的妈妈用微薄的收入来支持了我们两年的创作。两年时间,我初中的兄弟都结婚生孩子了,女友从中传毕业了,××已经享誉国内了,××月收入都过六位数了。我到底是在浪费光阴,还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是要证明自己态度的决绝,我觉得也已经够了。太多的证据显示创作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包袱。”

 

在王小妮眼里,邓伯超很有抱负,诚然,有时难免偏激——就像当年在毕业典礼上,他因为不满专业老师,当场爆粗;2009年秋天获得四川电影节大学生板块两项提名,他受邀去成都参加颁奖活动。回到学校,大家问他感受,他却冷冷地来一句“我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那时的邓伯超竭力想证明自己也可以,但对于社会阶层的认识难免简单化。他遇到的困难经常超出预想,而同样突出的是他的顽强,虽然,在艰难和顽强之外,常常出现人力的不可控。”看过毕赣的《路边野餐》,一出电影院,王小妮就想到这也是邓伯超可能的道路——小地方出生长大,生命力旺盛,怀有梦想——马上给他留言。

 

问他最近忙什么?邓伯超自嘲,“在当网络混子,做一部电影的后期导演,准备发网络院线。”语气里依然憋着一股对自己和现实都不满的气。他说自己如同堂吉诃德,手里握着一把钥匙,猛烈地捅向锁眼,却打不开任何一扇门。

 

毕业之后都很难,王小妮在这几年已经断断续续能感觉到。但真的看到那些真切的字句,仍觉得心里像被什么重压着。她把大家写的《我们来自“上课记”》初稿全文发给了余青娥。这个在她看来像朋友一样的女孩,温润、内敛、善于理解。

 


《上课记》白底立体封

 

“同学写的会不会多少带点自己的主观情绪?像我自己,因为近一段时间很多情绪堵在心里没排解出去,所以写的东西多消极,但真实的生活毕竟还有很多暖心的、支撑你活下去的东西。”余青娥劝慰老师。

 

鄱阳湖边长大的她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自小父母干农活、外出打工。到福州后,老妈偶尔在餐馆洗碗,有时在厂里洗工服,如今在一个小区看电动车棚。父亲以收废品为生。王小妮觉得这个女孩“好像看透了一切”。内心对周遭的敏感,虽然隐而不发,却始终存在。

 

毕业之初,在太原收小区物业费,余青娥按照规定拦住来交停车费的业主代办人,转头发现主管轻易地打破规则;在福州,她每天需要“冒着生命危险”骑电动车上班:因为违章的人太多,红灯的时候,警察强行拉上栅栏,阻止往里闯的人们。但见招拆招的大有人在,很多电动车不走人行道,直接开机动车道。在单位,她学不会“来事儿”,装笑这件事永远会带来脸部神经抽动的反应。

 

如果这些只是皮毛,深层的则是无法获得共鸣的孤寂。

 

弟弟辍学了,今年到福州打工,销售二手车,因为有业绩压力,每天早出晚归。余青娥心疼他,怕他太累,想让他找点喜欢的事情来做,问他喜欢做什么,他说他喜欢挣钱,他的目的就是挣很多的钱,然后把亲戚朋友都安到他开的公司里去。余青娥跟他说,钱也不是最重要的,可以去找找自己其他的兴趣。“他不耐烦了,回了我一句:搞得自己好像有多懂似的,你也是要三十的人了,看看你自己混成了什么样,还来教我。”

 

她低头瞧自己,好像确实“混得没什么样子”。看到有人说:要认识你自己,要尊重自己的想法。才发现,连自己都不认识,连自己都找不到。“他们(弟妹)的性格更能适应这社会,我是稍微碰到一点点就退回来。我爸说,我这样子,走到天边去都没用。”

 

“到临毕业的时候,我送了一本我写的书给她。但(她)根本不抬头看我。她就是不好意思和内向,但内心并不卑微。”这份从不抱怨、平等说话的态度,让王小妮觉得特别可贵。“我想余青娥(对于未来)没有想太远、太深。她就想,我要过得好一点,将来让爸妈能放心。她的文字比别人更成熟。不过目前,她只是在写自己的生活。”

 

其他人,和所有走向社会的毕业生一样,困扰于不知方向的迷茫和生计压力。有人结婚攒钱;有人抱怨繁琐的日常、复杂的关系、高强度的加班;有人进过报馆,做过IT,现在却爱上了做饭,开始卖午餐便当……但有两个学生,却从一开始就保有一份对自己的确信。

 

张彩霞,曾去西藏改则县支教,现在拉萨。我们试图与她联系,未果。只看到她写的话,“不错,这确实是我选择的生活,而生活两个字,在哪里都不会轻松。”

 

晏子,大学时就曾在丽江学茶,而今定居大理。毕业五年,工作,辞职,恋爱,结婚,旅行,生孩子。“没有多少悬念。基本退出社交网络。”

 

“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她在山里看见一个茶场,然后在茶场里帮着采茶,就住了一段时间。到毕业的时候,一般人都为写论文纠结,网上去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段。结果她坐了火车去山里,在大理写了论文发给导师,就结了。她在心里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王小妮暗自称奇。

 

晏子说,她的生活一直都比较随遇而安,无他,不过是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方式过日子:学茶,因为在对着器皿和茶叶的那几个小时里,可以全神贯注。选择大理,也是因为自然环境好,有童年的感觉。

 

“有山有水的地方,我觉得踏实。其实我都没有正儿八经找过工作,都是到一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要不是工作,要不是爱情。”甚至连生孩子,也是她和先生在当地找的助产士接生。

 

“她并不是追求小清新或者浪漫,她不是。她内心的那种平稳到哪儿都一样。挺有趣的一个人,要是中国小孩都能像她那样平平稳稳的就好了。”王小妮说。

 

有趣的是,新版《上课记》的编辑原本想删去晏子等好几人的文字,因为“不具备普遍性”。

 

 

乌托邦课堂

 

王小妮的视线里,上述每个人的面孔都定格在了刚认识的时候。“细读他们的文章,能感觉到他们多数都还延续着当初的秉性和价值观,可见大学本科的四年对一个人多重要。”

 

作为诗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思考,说是无心,也属有意。

 

儿子上高一时,她写过《把孩子交出去》。她和先生、诗人徐敬亚向孩子介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伊甸园之门》,却发现,孩子并不会阅读。她无奈而又充满理解:他终究是在那种规矩里学了十年。

 

从深圳到海南岛上的海南大学教书,有报道说是朋友崔卫平的一句话,觉得王小妮循循善诱,应该去当老师。我向二人求证,他们都不太记得此事。“应该是受海大要成立诗学中心这一消息的鼓动。徐敬亚和好友多多都去,耿占春已经在那里,我也就去了。”王小妮说。

 

“诗学中心”不了了之,她对上课和学生的热情却没被扑灭,并且留下了成果。

 

那是一所面积很大的学校。远望去是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世纪大桥,十年前校内的荒地长着深深的杂草,走在路上,会有成熟的椰子掉下来。

 

来不及体会这些,王小妮在迎新会上便发现:“上来演出小节目的新同学跟刚走出蜡像馆的蜡像一样,又紧张又僵硬,眼神呆滞无法定睛。他们之前都是怎么过来的哦……”

 

她并不沮丧。只想凭一己之力,试试是否能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见到闪光的片刻乍现”。“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在的未知的力量,也许他们能在漫长的日常中坚守自己,也许如李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20年可见成效。”

 

于是,这些被调剂而来的、上课前都极少有过影院观影经历的新生,发现有一个老师会在刚见面时,问“你们来自哪里,喜欢看什么书和电影”,对于问题和作业,从来没有规定的路数。

 


王小妮与学生在草地上交流

 

尹泽淞对于第一次见到王小妮记得格外清楚。“那天我坐第四排,正对着进门的位置。她背个书包,穿一身棉麻的衣服。扎一个辫子,头发很黑。虽然是个女老师,对谁都挺温柔的,但她骨子里有种锐气。她说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在找词——你知道有的时候语言指向是并不明确的,而她在尽量把话说得精当,不产生偏差。我挺喜欢。”

 

如果是早上7点多的课,上课可以随便吃东西。“那么早的课,来不及吃早餐,很痛苦。”王小妮最不想看见学生偷偷在课桌下面藏着食物,趁老师看不见吃一口。大大方方地吃,她看着踏实。

 

在学生的印象里,王小妮放电影并不太多。但会推荐一些他们从未读过的书:《巨流河》《夹边沟纪事》《中国在梁庄》《城门开》,等等。这些书经由她的介绍,在同学手里流传,成了知识和历史的漂流瓶。

 

她回忆,当说到《巨流河》的时候,排队想看的学生太多,一位同学从教室后排站起来说,他愿意个人买一本《巨流河》加入班上的传递。“大学里有这样一类男生,(平时沉静,)内心亢奋激昂。”

 

传阅《夹边沟纪事》前,她提醒大家:这书可不轻松。有同学举起手臂说:我是重口味!引得大家一片笑声。过些天,再问那同学,她说书传给别人了,说完叹气。有同学阅读当晚发来短信说,心里难受,正抱着发抖的腿坐着。

 

整整传递了15个星期后,回到她手上的是一本变得又旧又厚的书,四个边角都用透明胶带反复贴过。

 

寒假里,她收到学生蒋茜发来在四川老家的调查。“她开始关心自家的历史渊源了。他们也在积淀自己的《巨流河》。”

 

王小妮曾去探访宁夏盐池诗人张联和他的村庄,把拍的照片做成PPT在课堂放。“能感到下面很多眼睛闪着光,好像被展示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家乡。”她说,“他们很难想象,在春天不下一场透雨这一年就不能种庄稼的荒漠中,也能发现诗歌。我很想他们通过诗歌课了解这世上除了大多数人之外,还有另外的个体,敏感脆弱艰辛,不苟同地存活于世。”

 

课后,学生丁小丽过来问张联的电话,她家和张联是邻县,她准备寒假抽空去盐池见这位农民诗人。家在定西的张彩霞也和《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取得了联系。

 

王小妮让学生看《许三观卖血记》。尹泽淞记得,小说里许三观训儿子,他儿子站在墙角,抠那个墙。“我当时就说,这细节写得真好,因为我也抠过,墙皮久了会起来,有那种片片。我之后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会尽量把东西描写得更清晰,靠事、人、细节来吸引人,而不是靠辞藻。”

 

“她不强制人。她几乎愿意听所有人的话语和观点,在课堂上愿意发现每个人甚至微乎其微的亮点。”蒲晋松和小Z回忆,王小妮会主动走到后面的位子,问一下有话想说但不敢主动表达出来的人。“她会很耐心地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你愿意交流就说,不愿意也没问题。”

 

王小妮关注社会新闻和时事。有时她会把新闻做成很简单的Word文档。“一条条往下拉,会加一些她的看法和思考。她从来不制止我们插入、打断她。其实那些信息在微博都能看到,但她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平常没有注意到这些?”小Z记得,一次下课之后觉得整个人都快瘫了,“就像全身上下被暴雨淋过一次,特别累,又特别爽。”

 

2009年山西矿难很多,有个山西来的同学在课上说,“其实那些矿难有时候是没办法的,可能真的很难避免。”尹泽淞印象很深,王小妮当时就停下来,说,“这个可不是”——这算是她少有的表达个人意见和倾向的时刻。

 

邓伯超觉得,王小妮的课像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更像一种精神上的状态吧,这种状态如果可以用于社区建设或公共生活,能被无限放大,那就太好了。”

 

“说乌托邦,那是学生的美化。”王小妮听到我的转述,回应说,“他有他感受的自由空间,虽然我不觉得。”

 

退却

 

在这个“乌托邦”里,王小妮同样受到年轻人的滋养,感受着他们的进步。

 

她发现,和刚走入海南大学的2005年相比,唯唯诺诺的学生正逐年减少。有学生会问:今天新闻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贵州六盘水的学生食堂?

 

期末,学生梁纪元给她发邮件,会直接探讨“熵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是他的邮件,让我感到他们对人群间合力和集体感的渴求。”

 

但她并非圣徒。学生不避讳她,当她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派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家庭的艰难困苦……全都倾吐给她。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便会忽地扑上来,把她裹得紧紧的,让她有逃离和寻求喘息的冲动。

 

她感慨学生单纯而又轻飘,喜欢空洞地抒情,教了几年仍有学生希望老师能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还未毕业,沧桑感已然浮现脸庞。

 

最感无望的一次经历,是某次诗歌课堂上的海子专题。有来自安徽的几位同学告诉她说,他们联手做了个东西,她于是满心期待。

 

没想到,学生们上台展示的是家乡亮丽堂皇的新建筑、景区风光,最高潮是当地食物展示。时间接近中午,一片的欢腾。王小妮照常没有打断这些正在兴头上的孩子,但“坐在下面的心情被那欢快污染得灰暗沮丧”。

 

带着这股灰暗,她在当天微博上写道:“篡改一次海子的诗句——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徒步踏乱泥……”接着又检讨,“惟一一次带着纯粹的个人情绪写微博,不该的。”

 

她丧失了任何交流的愿望,反复想,是不是我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是风马牛?

 

王小妮一直力图在自己的课堂创造出“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但现实不是理想国。几年后,我们谈到那一刻,她说自己也有点着急。“代沟是必然的。不等于他们就浅,我们就深,因为你经历过。但他们可能有更新鲜的想法。不要太过简单地给他们一个对或错的判断。最好是能够一步一步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告诉他,你就想办法告诉他;如果不能想办法告诉他,那就慢慢想办法。”

 

她说后来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会有意识地往后退,留心倾听的时候更多,淡化一些原来认为“必须如此”的东西。她也承认,自己试图去引导他们的一些东西,或许学生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或者说理解的人很少,不能准确对接。”

 

《上课记》中提到,课间,一个学生慢悠悠走过来,匆匆说了一句:老师上课这么卖力气?

 

还有一位女生,笔下颇带情感地写过,自己如何被季羡林一本有关梵文、吐火罗文书里的“纹理”吸引,“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以后要再看见它们,以后我的生活中会充满它们。”

 

隔了许久,王小妮和这位学生提起,后者笑她的迂:“老师啊,那就是扯呢,我们这么多年了,早明白了啥叫投其所好,知道你喜欢这个嘛,你别当真啊。”

 

我问她,学生的那种世故会让她难受吗?她笑笑:不会。“我能理解他们这种错乱,或者什么。而且因为你不是跟他(她)一个人上课,还有其他人。”

 

丈夫徐敬亚说,王小妮对学生充分释放了母性,表达出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尊重。

 

学生们在她面前也没有压力。瑞丽记得,“老师带我们一起分析电影《闻香识女人》,她说做人要有底线,底线是不能逾越的,不能为了钱做伤害别人的事;霍乱时期,学校给的药我们都不问是什么就吞进嘴里,她说要学会怀疑,不管是谁给的,跟自己身体有关的东西要问清楚;每次春运回家的火车上,我总会想起她说的‘钱要贴着肉’;每次遇到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就会想起她说,不管生命给你什么,只要去接纳就好了……”

 

小Z在一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工作,常常对自己的能力和现实产生怀疑。但王小妮在课堂内外的教导给了她在大城市里立身的自我肯定。“她对我们很大的价值是:你看,我活得这么真诚,我也可以活得很体面。成功学教给我们的是,你一定要活得足够油滑,才能在成人社会里活下去。但她让我知道,只要你能非常真诚地面对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会得到来自环境的反馈的。她让我相信了这一点。”

 

这位给予学生信心的老师,终于还是在2012年底结束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不少读者的共同感受是,《上课记2》读起来比《上课记1》要消沉。王小妮没有否认。“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

 

沉静的刀子

 

这回来北京,王小妮是出席一个怀旧和普及性质的诗歌朗诵会。会上,其他朗诵者都会和着抒情的背景音乐,抑扬顿挫。在朗读自己的两首诗歌前,王小妮说,“是词的选择和调动,才形成了诗,不一定需要其他东西来美化。”

 

朗诵完,她接着表达:“写诗不是一个职业,甚至是一个很不好的热爱,因为它对你来说,除了敏感不带给你任何东西,敏感在这个时代是非常不需要的。”事后她告诉我,“不需要”的后话是——“却绝不可少。”

 

如果没有和她深谈,这个穿着风衣、瘦削的中年女子多少会给初见者一丝严厉感。好友、评论家李静说,她和王小妮认识多年,私下交往并不多,就是“文字之交”。

 

有一次,李静因为某个公众话题在朋友圈里说了些激动的话。王小妮看到,察觉出她情绪不太好,便约她出来吃饭。“王小妮内敛、节制,对朋友的关怀也是沉静的。她在任何的表达上都反对煽情、喧嚣、夸张。就像她的诗歌,句子很短,好似刀子切割你,迎面飞来,里面有很强的热情,却以冰冷甚至残忍的方式表现。”

 

这种个性显然带着时代和家庭的烙印。出版过小说集《1966年》的王小妮11岁时赶上“文革”,14岁随父母下放农村,19岁再插队。东北平原的玉米地,长得没有边儿,有一次割玉米,她手里拿着镰刀,累死了,想,这天什么时候才能黑下来?

 

大学时,她和徐敬亚等人在诗社如鱼得水。“油印的册子,新的译文,比(多少人渴慕的)肉更具有光芒。那时节,思想突然获得了飞的权利。”

 

干了一辈子警察的父母不明白,这个女儿缘何能对风,对土豆和棉花,对人心和灵魂,自那时起就有着不同于旁人的敏锐感。父亲只知道,在那个“纸上随便涂抹就可能要命”的年代,写字是件太危险的事。

 

多年后,王小妮才理解,父亲在警察和他热爱的古典诗词之间,找到了一条隐身栖存的通道。她遗传了父亲骨子里的这点文气,还有他的耿直。幸运的是,她无需像父亲那样担惊受怕,掩藏真实的自己。

 

从2006年开始写《上课记1》到十年后的今天,王小妮从不曾对学生或是时代发表断言。她说,越走近学生,越觉得他们不错,哪个时代都出人。“他们使我能更开阔更客观更包容地去想事情。”

 

她早年的一首诗里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这样灼热的句子,一时广为传播。她解释,“这种纸,是北方那种干燥、爽脆的牛皮纸。我的火恐怕带着绿色,它不会太强大。我一直害怕垂直照射赤道的太阳,那些大太阳下面的红豆子(咖啡豆)里,有太灼热的内质。我不需要浓烈的香味和纷争的人群,不需要兴奋。我的神经好像是用芦苇管儿做成的。一杯白开水,正适合我。”

 

(参考资料:《上课记》《把孩子交出去》。感谢东方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徐敬亚和李静对本文的帮助。)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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