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发自武汉 | “围城”方舱:另一个世界

xilei 发布于 2020-2-28 15:04:00

还在酒店隔离的病人想进方舱,因为这里起码有药吃,有医生看,悬起的心有着落。一旦进了方舱,目标转向,变成“出去”,心又高悬,痊愈者期盼出院,重症者亟待转院。假如没有方舱,他们就无处可去。

 

本刊记者 | 驳静(发自武汉)

 

进入方舱


武汉客厅顾名思义,它是武汉这座城市为自己建造的大客厅,曾举办大型博览会、大型嘉年华、大型艺术展。2月7日由“厅”变“方舱医院”,开舱收治新冠肺炎病人。它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挑头,该院副院长章军建总体负责。章院长同意我们进入武汉客厅方舱,前提是自备防护用品。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章军建教授,担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院长。(黄宇 摄)

出发前,我在包里装上收藏好几天的3M防护服,具体型号未知;护目镜,但是过大,上次戴它,只觉得两侧漏风,但也比没有好;医用N95标准口罩,来武汉十天,第一次舍得拿出来用;医用手套,戴上去很舒服,与手指严丝合缝,像第二层皮肤,而不是那种吃小龙虾的手套。我把这些装备都掏出来,忐忑堆到“前台”桌上。几位护士凑过来一看,“防护服不行,达不到标准”,“口罩什么时候开始戴的”,“今天新戴的也不行,带子太松”。不到半分钟,我收藏的家底被悉数否决。


“前台”准确地讲是个登记处,警察、保安、技术人员等,进入方舱前,得在此处登记姓名电话与时间,体温现场测量,一并记录在案,由一位资深护士把握。
2月13日这个下午,轮班护士是新疆医疗队成员。登记处设于一间大帐篷内,帐篷搭在武汉客厅C厅正门口,穿戴防护服也在此间,两侧各是男女更衣室,同样由帐篷搭成。视野放宽,武汉客厅方舱整个指挥部都在这片空地上,大门口有警察执守,指挥部帐篷呈灰黄色,医护人员帐篷为白色,几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字样、上海牌照的救援卡车一字排开。它们搭成维持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运转的骨架。


章院长虽然强调“自带防护”,护士自然不会放任我们使用那些不合规的防护用品。要消耗一套紧缺用品,我心中更是不安。洗手,穿隔离衣,戴一层手术手套,手套拽到隔离衣袖口。接着是口罩,“贴紧”,护士走到我身后,“你这头发,没见过这么乱的,重新扎”,已经开始帮我梳头。手轻柔地从头上抹过,扎出一个头皮发紧的马尾,又盘成发揪。这才重新戴上口罩,抽紧口罩带子。

2 月13 日入舱前,医护人员穿戴防护服,这互相关照“战衣”的一幕其实很美。(黄宇 摄

然后是第一层帽子,要求不露出一丝头发。光是处理头发,就花去足足五分钟,鬓角,脑后,发丝乱飞,令人恼怒。


穿防护服得十分小心,因为它挺脆弱,蹬得太用力会扯破,拉链拉到头,前襟能遮住整个下巴,与口罩下缘交叠。防护服的帽子覆盖额头,此时再戴护目镜,上扣住帽子,下压住口罩,整张脸就此被全部覆盖。第二层手套戴上、捆紧防护服袖口,再穿鞋套,层层叠叠,几乎大功告成。护士说,出舱时脱防护服更危险,当万分小心。


她又扯了几片胶带,在我脸上填空,缝隙全都粘上后,将我推入另一个世界,“好了,去吧”,护士拍拍我。我朝前迈步,想回个头,没回成,因为全身僵硬,回头费劲。穿过三个空间,打开三道门,进入方舱的世界。


胡晓霜

2月13日和2月14日,我进入方舱两次。我访谈的患者中,数胡晓霜血压最高,嗓门最大,眼睛最利索。护士在我防护服上写了名字,又写“记者”,除此之外,与医护没有区别,其他人有问我如何用药的,她第一个看到“记者”二字。她喊住我,说她有好几天没联系上她老公了,“跟你们记者倾诉一下”。

 

胡晓霜今年63岁,这是她在方舱的第5天。舱里组织“八段锦”,好多妇女跟着跳,她没参加过,因为血压高,这些运动呼哧带喘,她一概避免。

方舱组织轻症患者跳“八段锦”。其实对全副武装的护士来说,运动是件艰难的事。(黄宇

胡晓霜家在湖南新晃,1月21日凌晨2点多,她和丈夫二人上了K1804号列车,长沙站,火车凌晨2点43分驶出,早上8点半到了终点站武昌。两个妹妹已经在车站等候,四人坐了两站公交车,到了父亲家。


出发前,亲友都劝胡晓霜,这种时候“没得往武汉跑了”。女儿也劝,“那个病很严重,不是你们想象中这么简单”。胡晓霜不听,她有坚持的理由。今年她老父亲92岁,膝下一儿三女,胡晓霜是老大,弟弟一家本来就在武汉,两个妹妹与妹夫,分别从上海和河南,抵汉已有时日。一家已经聚齐七口,就等着胡晓霜两口子。


胡晓霜给她父亲打电话,听到老爷子精神硬朗,言语中对团圆透着期待。上一回全家人聚在一起,还是八年前,那一年过完年没多久,老母亲就去世了,一家人办完丧事才各自散去。胡晓霜心里盘算,无论怎么样,这趟一定要去。此时电视新闻已将新冠肺炎“人传人”的消息尽力传播,胡晓霜事后回想,却对“可防可控”这个词印象更深,并且一直觉得这个病离她“好遥远”。年前的火车票难买,胡晓霜归心似箭,最终买到的票凌晨发车,还觉得走运,好歹买到两张。


胡晓霜给我看除夕夜一家人拍的全家福,在客厅,老爷子居中,看上去起码比较实际年轻十岁,脸色红润,笑意盈盈。吃过年夜饭,正看“春晚”,胡晓霜感到“全身骨头痛”,找出“白加黑”吃,早早睡下。第二天开始发烧,之后她爸爸也开始出现不适,不肯吃饭,情势急转直下,“后来尿也尿到裤子里”。全家人开始忙着照顾老父亲,胡晓霜的病暂且搁在一边。


2月2日晚上9点20,妹妹胡晓于到父亲房中查看,发现老人已气息冰凉。这时距离老人不舒服仅仅一周之内,他迅速感染,迅速逝去。没去过医院,没来得及做检查,没在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之列,殡仪馆的车将人接走当天,也没有人对家中做消毒处理。顾不上伤心,全家福上的其余八人全部去医院做检查,只有弟妹一人幸免。


抵达方舱之前,胡晓霜情绪激动,愤慨中夹杂委屈。念老父亲固然高寿,本来却还可以活得更久。更因为,做过检查后,社区安排他们住进七天假日酒店隔离,其中她丈夫症状最重,隔离酒店没有治疗措施,她到处求助呼救,无人应答。辗转间,一位姓吴的志愿者伸出援助之手,为她丈夫在湖北省荣军医院找到一张病床。只不过第一趟去,扑了个空,因为医院手头的名单上,本来打算接收的病人是胡晓霜的弟弟。床位到手前,弟弟已经转去“武展方舱”。二人在荣军医院住院部走廊枯坐一宿,“灯是亮的,没有空调,冷得要死,找不到医生”。凌晨,胡晓霜给洪山区疫情指挥部打了好几通电话,未果。仍是吴姓志愿者,为她丈夫重新在天佑医院找到一张床位。胡晓霜的手机通讯录里,将其命名,“吴先生 救命恩人”。

2月初改建的武汉体育馆方舱医院(远征 摄)

“2月9日下午4点,我老公被送去天佑医院,我就再也没有他消息”。时间、地点,胡晓霜记得一清二楚。进方舱允许自带行李,使用手机、电脑,也有无线网络,舱尽头还有图书角。这些设施于胡晓霜无益,她在方舱无事可干,不看书,不刷手机,不跳舞,但精神头足,就在心里反复回忆那些细节。
当晚7点,胡晓霜与二妹胡晓月一起,从七天假日酒店获准转移。共十几号人,上了一辆公交车,胡晓月的丈夫却未能一起,原因是他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无法入住方舱,直到2月14日,仍在隔离酒店。公交车上,胡晓霜默默祈祷,方舱既然叫医院,总归比隔离酒店好,隔离酒店“有时给量体温,有时又不量了,很随便”。她又给丈夫陆久春拨去一个电话,医生接的,医生说,“情况不是很好,上呼吸机了,不能说话”。胡晓霜心里难过,但没有掉眼泪。


胡晓霜和胡晓月二人的床位挨着,我跟护士借了一条凳子,坐在两张床中间。进舱前护士叮嘱,即便全副武装,也尽量保持一米距离,我现在这个方位,与病毒呈掎角之势。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我口罩应该没有戴到最理想,被护目镜压住,嘴唇被口罩压住,一说话,声音大半都被口罩挡了回来,我自己听来“轰隆隆”响,外面只有嗡嗡声,不过主要都是胡晓霜在说,胡晓月偶尔补充,纠正她姐姐在日期上的偏差。胡晓霜床头桌下,塞着一个衣篓子,篓中卷着几张CT片,是她和妹妹二人的,到方舱后,她们没再做过与肺炎相关的检查,不过每天按医嘱吃药,已经不再发烧,看上去不像病人。尤其是胡晓月,穿着一着粉色棉袄,说话柔声细气,就像你邻居家一位和蔼婶婶。胡晓霜则不同,她声音响亮,我闷在防护服里,听她讲一口湘普,毫不费劲。


陆久春


胡晓霜姐妹二人,床挨着床,多少年没有这样朝夕相处,有漫漫长日供她们叙话。胡晓月问姐姐,记不记得有一年,她们的妈妈去长沙“比武”,比珠算和点钞,得了全省第一,报纸上就写“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胡晓霜当然记得,那个时候她还没结婚。


胡晓霜能清楚记得有天晚上,领导让她晚饭后去一趟家里,她有预感,是去跟人见面。先前领导给她透露,要给她介绍对象。陆久春农村来的,这方面比胡晓霜差一点,比她大十几岁,又差一点,单位待遇没她好,这又差了一点,加起来差胡晓霜一大截。这亲相下来,女方心里第一感觉是“没愿意,看不上”。那时候谈恋爱,要组织批准,要办手续,她听说她们单位有一个人谈对象,女朋友弟弟小偷小摸,领导没同意,那个人后来一辈子没结婚,给耽误了。领导说对胡晓霜和陆久春二人可以“手续全免”,陆久春曾服役6年,政治过硬,那个年代又不讲钱,东说西说,胡晓霜逐渐同意。


结婚后,陆久春显露出他的好。老婆生下的是个女孩,农村里面可能有点嫌弃,陆久春于是逢人说,他喜欢女孩。女儿上学都是他送,穿衣服梳辫子,到外面吃早饭,他跟胡晓霜讲,“你多睡一会儿,哪怕多睡10分钟也好的”,又说,“每天多睡十几分钟,一星期就多睡一个小时”。后来胡晓霜工作有起色,经常出差,更是全面地当起甩手掌柜,家里的事陆久春都没要她操心。这次到武汉过年,陆久春自己七十多岁,仍是不放心胡晓霜单独坐火车。去年3月份,他刚动过肺部手术,还在ICU住了一个多星期。胡晓霜心疼丈夫,曾跟他提议要独自前往,让他留守长沙,跟女儿一家过年。陆久春不依,二人结婚四十年,没有分开过过一次春节。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胡晓霜在单人床上坐起,右手边是她柔声细语的妹妹,左手边是弟弟晓军专门买给他姐夫的制氧机。胡晓霜没舍得扔掉,给带到方舱了。一提起没有音讯的丈夫,就变得激动,“他讲,我血压不好,大家一起互相好照顾”。


胡晓霜在方舱医院学会了打字。这话年轻人听来还觉得不可置信,胡晓霜这些年使微信,都是发语音,有的字一下子想不起来,心里发毛,一起急,血压上来了,脑子就发晕。陆久春就替她做决定,不打字了,就打电话,发语音。胡晓霜没有丈夫音讯,就想给他留言。她花半个小时,发出一条文字,她写道:“陆久春你好吗,你一定要坚强,我等你回家。”2月14日,情人节早上,胡晓霜发出第2条微信,比第一条长了一倍。她写道:“陆久春,你今天怎么样。我和晓于、晓月,我们三姐妹在一起,在方舱医院,我们都平安。小妹夫还在宾馆隔离,晓军在协和医院治疗,已经有好转。一切请放心。”


两条留言语气平淡,胡晓霜复述它们时泪眼婆娑。消息发出去如石沉大海。

方舱医院(远征 摄)

最近这半个月的事情一桩接一桩,把胡晓霜前面六十多年经历的风浪都比下去了。高中毕业下乡,胡晓霜只待了几个月就回城了,不像大妹胡晓于,下乡整整5年,喝过牛脚印踩出窟窿里的雨水,在陡峭的山上挖过土。这些苦,胡晓霜都没吃上。她有时会看看方舱里住着的其他人,心里觉得自己应该比病友们要幸福一点,她这辈子,钱没叫她发过愁,陆久春没叫她发过愁,女儿的婚事没叫她发过愁,仔细想来,一直算是无忧无虑。


她爱唱歌,报了声乐班,在家里边做饭边唱,陆久春会说,“唱得不错,但有个字没唱准”。胡晓霜喜欢钢琴,一听《黄河大合唱》就很来劲。年轻时没机会学,退休后在老年大学报了免费兴趣班。陆久春非常支持,因为高血压,胡晓霜跳不了广场舞,一转圈就头晕,他鼓励女儿给她妈妈买了四万块的钢琴。摆在长沙家里,搁了两年,胡晓霜有时翻起琴盖“叮叮咚咚”弹几下,等待正式上课那一天。前头因为生病错过兴趣班,本来2020年过完年,兴趣班又要开张。胡晓霜坐在方舱的小床上想,不知何时能出去,不知何时能回家,钢琴课梦想这次怕是又要破灭。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胡晓月找到姐姐谈起钢琴课的轻松时机,劝慰她姐姐“要做最坏的打算”。胡晓月自己的女儿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打算到武汉跟外公一起过年。她买了1月23日的票,武汉在这天凌晨宣布封城。胡晓霜说,幸亏没来。她们姐弟四人,关系一直很好,不像有些人口众多的家庭,为争点遗产闹破脸。胡晓霜讲她家里很和睦,很少争吵,没想到退了休,却在爸爸的家乡武汉,遭遇一场灾难。


胡晓霜时刻想念陆久春,“本来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个年,转眼间变成在生死线上挣扎”,后来又说,“是我害了他”,后来又改口,“他还活着”。


世间事,不能假设。胡晓霜说她也不后悔回武汉,如果只能远远看着家人挣扎,还不如现在这样“生死在一起”。胡晓于当时住在另一家隔离酒店,同一晚获准转院,难得姐妹三人,住进同一家方舱。现在她们期盼出舱,胡晓月说她第一件事是要去给重症的弟弟捐血清,胡晓霜出院想做的第一件事我没有问,也不敢问。

 

罗笙

 

胡晓霜有高血压,护士每天都会过来给她测血压。病人进得方舱,护士安排好床位,分发物资后,医生会过来问诊。基础疾病此时问明白,大部分病人都会随身带有做过的CT影像,核酸检测的结果通常没有书面资料,胡晓霜姐妹在隔离酒店咽拭子取样后,核酸检测结果都是电话告知的,这部分资料,掌握在上层手里,他们由此决定何时将谁送入方舱。


两位护士过来量血压时,我腾出地方,走开了。谨遵护士叮嘱,迈步时抬着脚,避免将脚底塑料袋磨破。医护4班倒,一班6个小时,有的护士需要在整个舱里走动,一位护士告诉我说,一班下来她要走一万八千步。我打算绕舱走一圈。

新冠肺炎患者当中有大量上年纪的人,他们通常患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黄宇 摄)


整个C舱分为AB两个病区,分别住男女患者,两边人数大致相当,中间劈出十来米宽的空道,医生、护士值班室、药房等都安在此处,打水、借书、向医生咨询事项,男女患者就在这里相遇。厅中没有上下水,四百多号人上厕所、洗漱和洗澡,都安排在舱外空地,区政府拉来移动厕所,又搭出洗漱间,再往远处,几层明黄色塑料隔离带,将人群隔离在此间。


我2月13日第一次入舱时是下午两点多钟,当时舱内空地正跳“八段锦”,比广场舞平缓,比太极活泼,不过仍是女性居多。我走得极慢,一圈走完大概花去七八分钟。相比而言,男病区的确要安静一些,我在这里遇到电气工程专业大二学生罗笙和他父亲。


罗笙父亲一直高烧不退,企望早日转院;罗笙说他自己则毫无症状,每日也会在舱内徒步,通常是吃完早餐、洗漱完毕后。没有防护服掣肘,罗笙步履轻松。能自由走动,能看手机,能上厕所,能洗漱,实在突发其想,按耐不住,还可以去串舱。

截至2 月17 日,罗笙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未知,他在等待下一次。(黄宇 摄)

武汉客厅眼下投入作方舱的有A、B、C三个厅,听说A舱和B舱,都比C舱来得大,按编号推断应当不假。这里是1034至1461,算下来是428张床位,那么A舱和B舱,平均得超过500人。从患者通道迈步而出,往右是洗漱间和澡堂,往左是移动厕所,如果从武汉客厅正大门时来,C舱最远,在最右侧,但患者通道在舱的另一面,因此他得往左走。走上几十米,定能到B舱。不过罗笙只在脑中演算,他没有出离开过C舱的行动范围,他觉得现在还没这个必要。


2月15日早上,罗笙走完一圈,头脑里冒出一百个念头,回到床位,万念归一:爸爸要转走了。护士刚才来通知,可以转院,爸爸期盼已久,三两下就把东西收拾妥当。罗笙与爸爸2月9号晚上9点多到武汉客厅,与胡晓霜姐妹是前后脚。只不过他爸爸进方舱前就高烧,之后一直不退,有重症之嫌,几次申请转院,终于得偿所愿。


他们家最早是奶奶出现症状,那还是1月23日,一拍CT就不太妙,“双肺已经烂掉”,罗笙跟奶奶没有直接打过电话,一切都是从爸爸耳中听来,他揣测“烂掉”的意思就是肺部“白化”极重。他长这么大,没见爸爸现在这样,一提起奶奶双眼自动泛起泪光。他听爸爸在隔壁床同记者谈,“最危急的时候,我非常绝望,跪在地上求医生救我妈”,爸爸这几天经常流露出来的焦灼不安让他剐蹭到一些悲伤,从前觉得爸爸无所不能,现在迫不得已,要做这样的事。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一直到2月3日晚上,社区才把奶奶送到一家民营医院,此时症状更重了,当晚就发生休克,医生说他们医院治疗条件有限,最好是转院,只是仍苦于没有病床。又过了4天,终于在天佑医院找到一张床。奶奶捡回一条命,爸爸同他住进方舱,家里还有爷爷和叔叔,都是感染者,住在不同的医院里。一家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天各一方。


比起生死,罗笙自己焦灼的问题在方舱里显得微不足道——感染后,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嗅觉,不知是肺炎病毒所致,还是药的副作用,总之嗅觉整个完蛋了。不像普通感冒,鼻腔堵塞,空气挡在门外,他能畅快自由地呼吸,只是香与臭不再有分别。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罗笙还在家里,他洗澡爱用六神清凉沐浴露,发现失去嗅觉后,连皮肤传导的清凉感受都大打折扣。肺部CT片影像显示正常,不发烧,也没有四肢无力,除了失去嗅觉,唯一证明他感染的是核酸检测结果,两次都是阳性。


嗅觉失敏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在方舱这个四百多号病人共用的移动厕所里,他也闻不到臭味了。早上7点半放饭,8点左右,洗漱间迎来高峰,十几个洗脸池全满,不过稍微站一下,就能轮上。旁边男女澡堂各一,基本空空荡荡,天气太冷,没人敢洗澡,罗笙住进方舱一个礼拜,去过几次,不知谁在里面放了张桌子,洗头正合适,他也听爸爸的话,从不洗澡。

舱内有这样的单人床,也有高低床(黄宇 摄)

转院当天下午,罗笙跟爸爸通了电话,三人一间,也打上吊针了,听他自己说“觉得有希望”,状态与在方舱时大为不同。罗笙不知道的是,就在得到转院通知之前,他爸爸仍在不停想办法,甚至还给我发过一条求助信息。病人进了方舱,出路有两条,一条是好转出院,一条是病重转去定点医院,也就是许多病人企盼的医院床位。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一旦病重,呼吸机至关重要,方舱只备有氧气瓶,病人一旦危重,方舱没有应对设备。隔离酒店的医疗措施则更差,正如胡晓霜所说,“有时给量体温,有时又不量了,很随便”。


都在等,隔离酒店的等着进方舱,进了方舱,又等着“出去”。


挂了电话,爸爸床位就来了新人,罗笙听他跟问诊医生对话,来人35岁,病症不重。两天后,罗笙告诉我,护士带他去做了核酸检测,第二天再做第二次。如果两次都呈阴性,罗笙就可以出院了。

晚上10点钟,舱里人声逐渐平息,背景音乐变成主旋律,几台排风扇存在感骤然变强,呼呼大作,仿佛空调排风口长在头顶。方舱夜里不熄灯,这里没有时钟,时间的概念被排挤到舱外。罗笙躺在床上,听着排风扇辗转难眠,他想到出院,既喜且忧,喜的是可以回家痛痛快快地洗澡,可以在电脑上上网课,又隐隐担忧,倘若离开方舱,嗅觉仍然不肯恢复。

 

走出方舱

 

2月14日傍晚,我跟胡晓霜聊完天,打算在舱内走最后一遍。在舱里时间一长,护目镜会起雾。从我逐渐模糊的唯一“窗口”望出去,视野只有正前方两个方格。从一头走向另一头,床上的人,姿态各异,侧卧的,仰卧的,半坐着看书的,正附身翻箱子的,正仰头吞药的,还有看我走过视线追随我一阵的——目光追随我的,可能就是有话想说的。


这一趟走下来,被这样的目光拦下三次。梳着辫子的婆婆拦住我,是为了告诉我,有天晚上她出去上厕所,看到外面坐着几个医生,他们举着CT片,在那里讨论。她说她当时就感动,想哭。三位大婶拦住我,是为了告诉我,从隔离酒店算起,她们已经十来天没发烧了,她们想出去,也好把床位腾出来给有需要的人。最后,一位穿着花袄的小个子婆婆拦住我,是为了跟我借手机,她进舱两天,手机坏了,想跟家人报平安。

截至2 月13 日,武汉客厅方舱共有1223 名工作人员,包括医生197 人,护士839 人。其中

武汉客厅床位排布还算人性,每两排床设立隔板,有了隔板,人心能落下来。8点左右,我打算离开方舱,但比起头一天的头晕眼花大脑缺氧,果然已经适应很多。赶上交接班,七八名护士等着门口,她们经常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因为出舱脱防护服时,步骤繁多,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三道程序,光是洗手就有十多次,而每一个空间只容纳两个人。


排在我后面的护士问我:“你每天都来吗?”

我说:“今天第二天。”

她问:“感觉怎么样?”

我答:“没有昨天难过。昨天护目镜磕在脑门,越来越疼,口罩带子勒着耳朵,也越来越疼。今天变成腰吃劲。”

她说:“护目镜今天不疼说明勒得不紧。我下午的时候就因为护目镜,差点晕过去。”

我问:“后来缓过来了?”

她说:“没有,缓不过来的。我扶着椅子弯下腰,多喘两口气,发现还是不成。就让同事把护目镜的带子松开一些。你不要模仿,这是冒风险的操作。”

 

出口处温度较低,护目镜上的雾气逐渐散去,我看到护士衣服上写着“中南医院”。我跟她搭伴进入污染区。跟入口处一样,为传染病设计的“三区”,都由集装箱改造,缝隙处全都用玻璃胶堵死。我们洗完手,等在密闭箱内,护目镜雾气又起,气喘憋闷的感觉又杀了个回马枪。

高星 摄

她问:“你来两天有啥感触?”
我答:“感触就是,好想大口呼吸,好想拥抱你们。疫情结束后,你想做什么?”
她答:“想去武大看樱花啊。希望疫情能在樱花季之前结束,我想,游客总不敢再来武汉了吧,武大校园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吧。我想好好看看樱花。”

脱防护服最后一道程序是摘掉N95口罩,换上普通外科口罩。这个瞬间脸上一轻,身上的重压才终于卸掉。走出门去,我手下意识地去确认口罩的位置,它太轻了,仿佛不存在。
(除章军建外,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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