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罗素:教师的职责是什么?

xilei 发布于 2019-9-27 9:40:00

撰文:伯特兰·罗素

翻译: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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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育人本来是个规模小而技艺精妙的行业,只跟少数人相干,近百年来,才成了公共服务中庞大而重要的一行。转变如此巨大,较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行自有伟大光荣的传统,从历史肇端之际延续至今。然而,身为现代世界的教师,如果有谁听任自己受先贤的理想鼓舞,恐怕会得到明确的告诫,说教师的职责不是传授个人所思所想,而是把雇主认为有用的信念和偏见来灌输给学生。教师向来有饱学深思之誉,大家以为听其言就能善其事。古时候,教师还没有组织,教什么也自行其是。他们固然也常常因为见解不合时宜而受到惩罚——苏格拉底被处以死刑,柏拉图据说曾身陷囹圄,就都是先例——却不妨碍他们的学说畅行于世。果然有志于教,谁不向慕寄身篇籍而自致于不朽,胜过计较年寿修短?为了恰当履行教师的职责,思想独立的意识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师的本分,便是尽其所能,把知识和理性汇入公众意见形成的过程。古人履行这一职责往往不受羁绊,偶尔有人君命之,众怒犯之,也不过时松时紧,往往难奏其功。到了中世纪,教育受教会的垄断,于是思想、社会两方面都很少发展。文艺复兴时,对学问有一种普遍的尊重,教师的自由因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诚然,宗教裁判所曾迫使伽利略尽弃其说,又使布鲁诺蒙受焚身之难,但是这两人在未遭惩创时却已各立其说。大学一类机构,当时多半还是教条主义者在操持,因此学术思想的上乘之作大多出自独立学人之手。尤其在英国,直到19世纪末,第一流的卓荦之士几乎不跟大学发生关联,只有牛顿是个例外。无论如何,那时的社会制度很难干扰他们的活动,也难以阻止他们发挥贡献。 

当今之世,组织完备,因此也面临一个新问题。某种称作“教育”的东西,正施于每一人,主持者通常是国家,教会有时也担当此任。教师则大多一变而成为政府雇员,奉命施教而已。主事的官员却没有自己的学问专长,也没有直接接触年轻学生的经验,所尊奉的教育宗旨,除宣传以外别无长物。身处此境,教师如何发挥所长,恪尽职守,殊费思量。 

国家办教育显然是必须的,却也包含某些危险,亟需警惕,这一点是同样明白的。令人惊愕的罪行,已见于纳粹德国,如今又见于俄国。在罪恶泛滥的这些地方,如果不向专断的教条俯首称臣,就没有从教资格,而那些教条,思想自由的人士恐怕难以心悦诚服。但还不止是委身教条,更要容忍邪恶,慎言时事。字母表或乘法口诀一类,既然没有异议,官方教条倒也未必指鹿为马。就算这类内容,在极权国家,也只能教学生尊奉权威,信之不疑,只管养成恐惧、臣服、盲从的习惯便是,不容教师擅用其法,哪怕自以为可以事半功倍。只要所教所学不限于纯粹知识,那么,凡有争议的问题,都必须采用官方观点。结果,纳粹德国和俄国的年轻人,都变得感情狂热,见地偏执,对国外世界一无所知,对自由讨论少见多怪,更不懂得对他们所持的意见提出质疑乃是无罪的。情形尽管很糟,却还不算最糟,一旦潜移默化的教条举世奉行,则大难至矣——中世纪的天主教便是如此。跨国文化的整体概念,现代教条主义者却不予承认。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所推行的信条各各不同,而教导青年,无不以狂热的民族主义为至关紧要,于是乎,这个国家的人民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毫无共识,普世文明的概念既付之阙如,好战与残暴便肆行无阻,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羁束它了。 

 从一战以来,文化国际主义便逐渐衰落,迄今还在加速进行。1920年,我曾在列宁格勒会见一位理论数学教授,他对伦敦、巴黎和其他首府都很熟悉,又身兼多个国际大会成员。如今,这位俄罗斯的饱学之士,连短途旅行也难得获准,为的是担心他有所比较,于本国不利。其他国家在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还不至如此极端,但处处都比从前更有力。英国有个趋势,是取消法国人教法语、德国人教德语的惯例(我相信美国也是如此)。任命授职的时候,考虑任职者的国籍,却不考虑能力,这是对教育的损害,也违背跨国文化的理念。这理念本是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遗产,如今正淹没于新的一轮蛮族入侵,不是从外向内,倒是自下而上。 在民主国家,这些恶行还没有蔓延到同样的地步,领域不同,殃及程度也有浅深之别。但要承认,教育正有相似的情形,面临巨大危险,只有信奉思想自由的人随时警惕,保证教师在思想和学术上免于受缚,危险才能解除。首先可能要明确,可以指望教师为社会提供怎样的服务。各国政府都认为,传授确定无疑的知识是教师最基本的职责,这点我也赞同。这当然是其他知识的根基,在当今技术文明的时代,无疑也相当有用。现代社会必须有数量充足的技术人员,才能保障机器设备运转无虞,我们在物质生活上感到舒适,也有赖于此。再者,如果有一大部分人不能读书写字,那也真是麻烦。所以我们都支持全民义务教育。不过,各国政府还察觉到,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通过授课是不难灌输信念、培养思维习惯的,无论那些信念和习惯对掌权者是否有利。凡在文明国家,保家卫国一事,教师跟军人负有同等责任。除非在极权国家,保家卫国也是值得追求的事业,教育为此效力理所应当,仅凭这点是不该招致批评的。我们所要批评的,是以愚民政策来保卫国家,并诉诸非理性的热情。一个国家如果值得保卫,这些办法就毫无必要。然而,对教书育人缺乏直接了解的人,却天然倾向于采取这些办法。不少人相信,想要国家强大,就要统一意见,压制自由。除此以外还有个说法强聒不休,说民主只会使国家在战争中吃亏。殊不知从1700年以来,每一场重要战争的获胜者,总是较为民主的一方。坚持靠偏执的教条来统一思想的国家,比起自由讨论、容忍异见的,更常遭致灭顶之灾。世上坚守教条的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却总相信,大家如果获准兼听异议,便要误入歧途。这种见解向来只招致厄运:要么是一批教条主义者征服世界,禁止任何新思想;要么更糟,是敌对的教条主义者分疆割据,传播彼此相仇的教义。前者见于中世纪,后者见于宗教战争,如今又死灰复燃。前者令文明停滞,后者更有彻底摧毁文明之势。为抵制这两种情形,教师应该成为主要的卫士。 

组织严密的政党精神,显然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危险之一。这类精神,如果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将导致国际战争;如果以其他形式出现,将导致内战。教师的天职,是超然于政党之争,努力养成青年公正探索的习惯,引导他们在判断时择善而从,避免受表面价值的迷惑而信从片面之见。教师没有义务迎合偏见,无论这偏见出自普通民众,还是社会贤达。这一行的职业道德,是做好公正裁断的准备,是超然于论争各方,进入冷静科学的调查研究。研究结果假如给某些人带来麻烦,教师应得到保护,免为仇恨所噬,除非可以证明他在散布谎言,投身于不诚实的宣传。 但教师的职责,岂止为眼前争论降温熄火。他更有积极任务在肩,这任务他要能自觉担当并为之鼓舞,否则不足为良师。较之社会各阶层,教师更应是文明的守护者。他们应该洞悉文明为何物,并渴望向学生传授文明的态度。既然如此,就要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构成了文明社会? 这问题会有很多人从物质的方面来回答,说一个国家如果有很多机器,很多汽车,很多浴室,如果旅行便捷,就是个文明国家。在我看来,现代人未免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了。其实,文明的要义在心而不在身,文明并不是指生活中的物质工具,而是一半关乎知识,一半关乎情感。就知识而言,要懂得在时间和空间的世界里,自己和当下环境至为渺小。要知道本国不仅仅是他的家园,也是世上众多国家之一,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生活、思考、感受。要能联系过去和将来,来了解自己的时代,懂得当前的争论在后人看来可能不可理喻,一如今人看古人那样。放宽眼界,还应该对地质纪元的幽渺难寻、天文尺度的浩瀚无垠有所会心。但他明白,这倒不是压垮个人精神的负担,而是引人遐想的全景,足以开阔胸襟。再说情感。要想真有教养,也该有相似的心胸气魄。人生一世,有时快乐,有时悲伤;有时慷慨大方,有时贪婪小气;有时刚健英勇,有时又卑躬屈膝。要是把这一连串看成浑然一体,就总会有些东西跃然而出,值得钦佩赞赏。有人博爱,有人才智超群,他们受这些品质的驱策而奋起,也帮助我们了解世界,还有敏锐善感的心灵,开创美的天地。这些人所培养的浩然正气,足以摧挫残忍、压迫、迷信的漫长记录。他们已尽其能事,使人类生活焕然改观,使野蛮的祸乱不能独擅胜场。至于无法钦佩欣赏的事,有教养的人也总愿先去理解,而不是动辄问难;即使邪恶当前,他宁愿寻讨其中与个人无关的原因,连根拔除,而不愿仇视为此裹挟的个人。凡此种种,都是为人师表应有的胸怀,有这等胸怀,托他照料的青年也会得到熏陶。 如果不是对学生怀有热情,殷切地盼望把自己信之不疑的价值传递给他们,就算不上良师。这却不是说他的态度与宣传家相仿佛。在宣传家看来,学生只是预备军人,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目标是外在于个人生活的。诚然,世间慷慨大义总是超越一己之私的,但宣传家要满足的,可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无私,而是不义的特权和暴君的权力。宣传家从不希望学生纵览世界,自由选择在自己看来值得追求的目标。他只渴望像园艺家那样,或培植,或扭曲,以满足园丁的目的。他摧残自然的成长,动辄破坏盎然生机,代之以嫉妒、乖戾和残忍。人本来不必残忍,但我不能不相信,残忍来自幼年时期所受的摧残,尤其是对美好禀性的摧残。 

 压抑和迫害的激情向来都很常见,当今世界只是给予充分证实而已,二者却不是人性中无法避免的。相反,我相信这只是某些不幸经历的后果。所以教师还有一项职责,是要带领学生开阔视野,使他们看得见这种可能——自己所从事的各项活动不仅有用,而且本身便是赏心乐事。这就可以释放活力,也免得因为得不到乐趣而养成一种欲望,要剥夺别人的乐趣。把幸福当作生活目标,许多人不以为然——无论是自己的幸福,还是别人的幸福。大家很可以疑心这么想只是出自酸葡萄心理。为公共目标放弃个人幸福,是一回事;把普遍幸福看得无关紧要,是迥然有别的另一回事,却经常以某种想当然的英雄主义的名义来进行。站在这个立场的人,总有几分残忍,其根基也许是无意识的嫉妒,而嫉妒的源头通常可以追溯到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教育者要能培养出成熟的人,使他们免于这类心理悲剧,而不致汲汲于剥夺别人的快乐,因为他们自己的快乐也没有被剥夺呢。 今天有许多教师不能尽其所长,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些多少带偶然性,有些是根深蒂固的。现在先说前者。多数教师都在超负荷工作,不由自主地训练学生应付考试,而不是培育自由的心智。不懂教育的人——主持教育的当局几乎都在此列——不明白教育需要付出多少心力。没有人指望牧师每天传教几个钟头,类似的要求却对教师提出来了。结果,很多教师精疲力竭,紧张不堪,没有机会接触所教学科的最新论著。他们自己就不能从崭新的知识和心得中获得治学的乐趣,又怎能鼓舞学生?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多数国家,总有某些意见获准为正确,另一些呢,据说是危险的。教师如果有“不正确”的看法,就该三缄其口,否则便是“宣传”,而只要提到“正确”的观点,就算是教得好。结果,喜欢刨根问底的年轻人,如果要了解当代最有活力的头脑在想些什么,多数情况下只好到课堂以外去寻找。美国有一门课程,叫“公民”,差不多比所有课程都更希望教师误导学生。从这门课上,学生学到的是公共事务怎样运转的完美样板,至于实际上怎样运转,却小心翼翼避免让学生知道。等他们长大成人,了解真相,最常见的后果,是彻底的犬儒主义,丧失一切社会理想。其实只要在他们年幼时,谨慎地教他们明白真相,辅以恰当的评论,本来是可以期望他们诛邪伐恶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耸肩认命。 

美国的一种公民教育教材 制订教育规划的人犯过许多积重难返的罪孽,其中之一,是以为谎言也有启迪开导的价值。有人因为真相“缺少教育意义”,就在教学中隐瞒真相,我倒认为,只有痛下决心,决不这么干,才有望成为良师。保护无知来养成美德,这样的美德是虚弱的,一碰真相就会烟消云散。世上有许多人值得敬佩,教导年轻人懂得他们的可敬之处,是好的。但要是掩盖流氓的恶行,以教导年轻人敬佩流氓,可就不妙。据说一五一十地道明真相,会导致犬儒主义,但要知道,如果真相突如其来,引起震惊和恐惧,也会如此。照我看,循序渐进地了解真相,又恰如其分地引导学生辨别善恶,使这些活动发生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并为追求真理的愿望所鼓舞,就不会有上述结果。无论如何,趁年轻人还无法检验所闻的真伪虚实,就对他们撒谎,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 如果我们还想保存民主,就得承认,教师应该努力在学生中培养的品格,莫过于宽容。只要愿意尽力去理解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就不能没有宽容。世上尽有风俗习惯与我们迥然有别的人,对此而感到恐惧、厌恶,大概是人性中自然的冲动。蚂蚁和野蛮人,都会置生客于死地。从来不曾背包旅行或神游四方的人,最难容忍异邦异代的奇风异俗,也最难容忍其他教派和政党的古怪信仰。这是因无知而产生的狭隘,与文明的见识背道而驰,也是我们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我们得设计出一套教育制度,足以矫正这类恶习,但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太少了。不论什么国家,民族主义情绪都受到鼓励,每个国家的学童无时无刻不受这样的教导:其他国家的人民,无论道德,还是才智,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其实,孩子们只不过碰巧生于斯,长于斯罢了。集体歇斯底里,是人类所有情感中最疯狂也最残忍的,却受到鼓励,而不是抑制,年轻人受鼓励去相信他们最常听到的,而不是多少有些合理依据可供信赖的。应该对此承担责任的,不是教师,因为他们没有自由,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教书育人。是他们最能洞悉年轻人的需求,是他们通过日常接触成了照料年轻人的人,但决定教什么、怎么教的人,不是他们。学校教育应该比现在自由得多,应该获得更多自主的机会,应该免于官僚和偏执狂的干扰,争取更完整的独立。当今世界,没有人会赞同医生在救治病人时听命于外行的权势,除非他悖离治病救人的宗旨。教师是另一种医生,他的宗旨是治疗幼稚病,但是当他要根据经验,来自主决定什么方法最合于这宗旨时,却得不到许可。有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凭借巨大声望获得了实质性的自主,然而绝大多数教育机构深受束缚和控制。偏偏是那些不懂教育的人,正在干扰教育。我们这个组织完备的世界,要想避免极权主义,唯一的办法,是为履行公共服务的团体争得相当的独立,在这些团体中,教师理应位居首列。 教师和艺术家、哲学家、文人一样,只有感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受内在创造力的驱策,而不受外在权势的控制和羁绊,才能充分履行他的职责。现代世界却难以找到个人的容身之所。一个人可能位高权重,身为极权国家的独裁者,或工业国家里有钱有势的富豪,然而要在精神领域保持独立,免于高度组织化力量的左右,却越来越难,何况这种力量正控制着芸芸众生的谋生之道。如果这世界还想受益于最高明的心智,就该找到一些办法,为他们留下余地和自由,就算身在组织之中。这需要对掌权者着意加以限制,需要清醒认识到必须赋予某些人相当范围的自由。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对艺术家还能这样考虑,我们时代的强人对尊重杰出天才却似乎更觉为难。我们这时代有种狂躁的气息,对文化的精华怀有敌意。一般人充满着恐惧,因此也不愿容忍自由——那是他们自己就不觉得需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期待一个稍稍心平气和的时代,然后才能指望文明的呼声重新压倒政党精神的呼声。与此同时,重要的是,最少总得进一步认识到组织所能做的事是有限的。凡制度总该留有余地,允许例外,不然的话,最后将毁灭人性中所有最美好的东西。 

 

(原文发表于Harper's Magazine, June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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