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中国电影的二十五年【1】

xilei 发布于 2019-6-7 17:20:00

文 / 野七 牛皮明明

 

1993年2月,柏林国际电影节。

 

评审席上,张艺谋被其他评审团团围住,大家正在为两部电影哪部应该拿最高奖项金熊奖而僵持不下。

 

争论中,评审们话锋一转,突然问张艺谋:如果两部电影并列,会怎么样?

 

之所以这么问,因为这两部电影,是李安的《喜宴》和谢飞的《香魂女》,都是中国人拍的。

 

张艺谋笑着说: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会很高兴!

 

评奖结果出来,两部中国电影,都拿了金熊奖。三个月后的法国戛纳,陈凯歌带着张国荣和《霸王别姬》,又拿下中国第一个金棕榈。举国沸腾。

 

1993年,中国电影集体爆发,人们奔走相告:中国电影终于站起来了。

 

谁会想到,25年后,跟张艺谋、陈凯歌都合作过的编剧芦苇,会满怀伤感地惋惜:

 

拍《霸王别姬》和《活着》的时候,我特别高兴,觉得我们终于起步了。可没想到,那就是我们的终点。

 

陈凯歌和张艺谋


01

 

1982年夏,北京城烈日滚烫,北电宿舍里,张艺谋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当时,张艺谋刚从北电摄影系毕业,想留北京,却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到南宁后,张艺谋暗暗发誓:一定要干出成绩,让学校请他回去。

 

张艺谋没想到,请他回北京的,会是他的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毕业去了北京儿童制片厂,进厂就任副导演。1983年,广影厂厂长魏必达请陈凯歌导戏,给他两个剧本,陈凯歌选了陕北题材的《深谷回声》,还提了一个要求:摄影能不能让张艺谋来?

 

魏必达厂长很爽快:那没问题。

 

不久,拍完《一个和八个》的张艺谋,往包里塞了一张照片,坐火车去了北京。那照片是陕北大鼓,几十个汉子一起打,场面宏大,黄土飞扬。陈凯歌看了,觉得震撼,就把电影名改成《黄土地》。

 

《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摄影张艺谋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晚上跟陈凯歌住进窑洞,睡土炕,听陕北老汉唱民歌,拉家常。

 

这一年,张艺谋33岁,陈凯歌31岁,陕北的冬天干冷、荒芜,就像那些年的中国电影,还没从样板戏中缓过来。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玩了命要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恭敬地对鞋说:

 

你跟我不易,现在电影拍完了,我要把你留在这儿。

 

一旁的陈凯歌,拍拍裤腿的泥:张大师,你辛苦了。

 

当时的中国电影就像这帮年轻人一样,除了一双踩烂的鞋,就剩一双没鞋的脚,路全得自己趟。

 

《黄土地》剧照

 

02

 

《黄土地》还没公映,几个主创就出名了,因为电影拿了奖。

 

在国内,《黄土地》拿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国际上,拿了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中国电影上一次在国际上露脸,还是20年前,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

 

最终,《黄土地》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崛起的代表作,但张艺谋不甘心只做摄影的“张大师”。

 

1987年春天,张艺谋等来了《老井》。导演吴天明觉得张艺谋有农民气质,就问他:敢不敢演男一号?

 

张艺谋说:《老井》不怕砸,我就敢试。

 

吴天明定了张艺谋做主演,剧组炸了锅,人人反对。张艺谋也不说什么,背起铺盖卷,就住到了太行山下的村子里,剃了光头,穿上大腰裤,每天光着膀子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干了两个月。

 

开拍后,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拍完后饿得差点晕倒。

 

1987年,《老井》上映,张艺谋一个人拿了金鸡、百花两个影帝。摄影和演员的最高奖都拿了,张艺谋决定做导演。

 

张艺谋想拍《红高粱》,就到北京找莫言买版权。见到莫言,张艺谋还没开口,莫言就说:你真像我们村子里的人。

 

就在北京军区大院的筒子楼里,莫言800块钱把《红高粱》卖给了张艺谋。

 

《红高粱》开拍前,莫言带张艺谋回到老家山东高密,挨家挨户发动老乡,将胶河岸边的100多亩地,种满了高粱。

 

1988年,汤臣集团的徐枫拿着《霸王别姬》的小说找陈凯歌时,张艺谋带着《红高粱》,在柏林拿下了中国第一座金熊奖。

 

柏林一家电台发表影评:拍摄《末代皇帝》的贝托鲁齐也要向张艺谋请教。

 

5年后,张艺谋又到柏林,以评委的身份,给谢飞和李安颁了奖。

 

莫言和张艺谋

 

03

 

1993年,从柏林回国后,张艺谋带着剧组,匆忙赶到西安,他要给即将开拍的《活着》中的“福贵”选宅子。

 

几个月前,张艺谋的文学高参王斌,抱着一摞小说,气喘吁吁地扔给张艺谋,指着最上面一本:这篇还没发表,余华催着要,你快看看,最好明天就还我。

 

那篇小说就是《活着》,用整整一夜看完后,张艺谋开始犹豫了,到底拍余华《河边的错误》,还是这部《活着》?从6月纠结到11月,张艺谋终于下定决心:拍《活着》。

 

张艺谋让王斌找葛优做主演,葛优问:女的是谁演?

 

王斌不假思索:当然是巩俐。这时候,42岁的张艺谋眼里,只有巩俐。

 

《活着》的剧本,张艺谋让余华来来回回改了三四遍,基本都是为了增加巩俐的戏份。巩俐也很珍惜:我要在35岁前嫁给张艺谋,给他生4个娃儿。

 

《活着》中“福贵”的宅子,最终选在了距离西安不远的孟店村。

 

这一年8月,拿到100万美金投资的姜文,在北京宣布《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开机那天,现场挂一副对联: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拍完《大太监李莲英》,脱下戏服,27岁的姜文突然想当导演了,他跟王朔熟,到王朔家串门,王朔塞给他一本《收获》,上面有王朔的新小说《动物凶猛》,姜文带回家,从半夜两三点看到天亮,激动得不行: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

 

姜文拍电影只看质量,不计成本,为了剧本中简单的6行字,他可以动用20辆坦克、10多架飞机,以及上千群众演员。

 

《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一周,投资人给的定金就花光了,姜文只好厚着脸皮,到处欠账。

 

更让姜文雪上加霜的,是一家云南地产公司的突然撤资,使得电影拍摄几乎进行不下去了。没有投资,姜文就自己垫钱,最后所有积蓄都用光了,刘晓庆赶来救急,把自己的存款,连同妹妹、老妈的存折,都交给了姜文。

 

后来,昆明一家公司投了180万,《阳光灿烂的日子》才得以继续往下拍。

 

42岁的张艺谋眼里,只有巩俐

 

04

 

1994年1月,用完25万尺胶片后,《阳光灿烂的日子》终于拍完。在此之前,中国电影用胶片,没有超过20万尺的。

 

进入剪辑阶段,后期做了不到一半,姜文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咬牙坚持两个月,完成了初剪,片长4个多小时,没钱继续剪,也没钱做拷贝,电影只能晾着。

 

王朔到处打听,给姜文找来一个法国制片人,看完4个小时《阳光灿烂的日子》,法国人赞不绝口:

 

谁要是错过了这部电影,就等于错过了大师费里尼的处女作。

 

法国人安排姜文到德国做后期,去之前,姜文用家里的摄像机,对着剪接机拍了十几分钟,就用这样寒酸的方式,姜文把样片寄给了威尼斯电影节。

 

让姜文惊喜的是,刚到德国第一天,就接到威尼斯选片人的电话:姜文先生,恭喜《阳光灿烂的日子》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9月,电影节获奖名单出来,凭借《阳光灿烂的日子》,刚满18岁的夏雨,成了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不久,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1995年度全球十大佳片,《阳光灿烂的日子》排在第一,风头十足。

 

这一年,成为国际影帝的,还有37岁的葛优。《活着》拍完后,张艺谋带着葛优、巩俐到戛纳参赛,跟昆汀的《低俗小说》、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同时入围,最后《活着》拿了评审团大奖,葛优拿了最佳男演员。

 

姜文带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回国首映,很快就引起了轰动。上映后,在一张电影票五块钱的年代,一口气卖了5000多万,成为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

 

而张艺谋的《活着》,拍完就成了禁片,在国内无法上映,亏了2000多万。

 

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05

 

那年在票房上败北的,不止张艺谋一人。

 

1994年七八月间,在张艺谋拍过《红高粱》的宁夏镇北堡,一个腼腆的香港年轻人,在宾馆房间外徘徊,犹豫7天之后,终于叩响了房门。

 

这个年轻人是周星驰,房间内的人,是刘镇伟。这时候的他们,正在拍《大话西游》,周星驰找刘镇伟,是要谈自己对电影中孙悟空的看法。

 

周星驰想在电影里呈现不一样的表演,刘镇伟告诉他:去看看金凯瑞的《变相怪杰》,好好研究研究。

 

之前两人合作《赌圣》,在香港创下4000万的票房奇迹,使得刚刚过去的1992年,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的“周星驰年”。这一次,他们拿了6000万港币的投资,想赌一把大的。

 

100天后,《大话西游》上下两部,在宁夏镇北堡杀青。春节前,《大话西游》在全港60家影院同时上映。

 

借着周星驰的名气,两天内票房就卖到了500万,但到了第三天,情况急转直下,观众纷纷叫嚷“看不懂”,看到一半愤然离场,票房也一跌到底,两部加起来,最终只收回5000多万。

 

《大话西游》赔了,周星驰成立不到半年的电影公司“彩星”,也随之倒闭。

 

为挽回损失,周星驰和刘镇伟赶紧又拍了一部《回魂夜》,最终票房也只有2000万,惨不忍睹。

 

在一片叫骂声中,刘镇伟离开香港,去了加拿大,周星驰则在一片黯淡中咬紧牙关,准备突围。

 

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06

 

周星驰的突围,在1996年完成。

 

这一年,周星驰在香港一家中餐馆吃饭时,认识了名厨戴龙,两人聊了一个通宵。几个月后,周星驰自导自演拍了《食神》,上映后,出乎意料地卖座,成为香港当年的票房亚军,周星驰奇迹般地突围。

 

1996年2月,巩俐结婚,新郎不是张艺谋,巩俐告诉她妈:黄和祥很会心疼人。

 

张艺谋痛苦不堪,一个人躲到澳大利亚疗伤。期间,他看了一本小说,叫《晚报新闻》。

 

失去了巩俐,张艺谋决定把这部以男人为主的小说拍成电影,起初定名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后来改为《有话好好说》。

 

从澳大利亚回国,拿着国外投资商的2600万投资,张艺谋找来刚演完《秦颂》的姜文,准备大干一场。

 

开机不久,投资方发现女主角不是巩俐,非常生气,当即撤资,只留给张艺谋600万。

 

电影已经开拍,钱却没有着落,再去找国外的投资,层层审批,远水救不了近火,电影拍摄陷入僵局,张艺谋一筹莫展,向好友张伟平诉苦:《有话好好说》可能要搁浅,投资方对这部电影没信心,解约了。

 

张伟平拍着张艺谋的肩膀:所有问题,最容易解决的就是钱的问题,需要多少,我给你投。

 

拿到张伟平投的2600万,张艺谋顺利拍完《有话好好说》,但到了发行阶段,第一次投资电影的张伟平,也没辙了。从法国电影发行公司谈到国内的公司,最后只卖了800万。张艺谋觉得愧疚,向张伟平道歉。

 

张伟平很仗义:不就是亏了点钱吗?这次亏了,咱下次赚回来。

 

1996年12月,张伟平成立“北京新画面”电影公司,正式成为张艺谋的投资人。

 

几个月后的北京电影局,一个年轻导演被约谈:你拍三部贺岁片,就让你拍《一声叹息》。

 

年轻导演叫冯小刚。在这之前,他的电影一个接一个被毙,为了保住《一声叹息》,冯小刚决定向商业妥协,并立下军令状,三年拍三部贺岁片。

 

冯小刚和王朔

 

07

 

90年代中期,国产电影上座率直线下降,零拷贝电影越来越多,中国电影跌入谷低。

 

告别每天凑钱喝酒、找女孩跳贴面舞生活的冯小刚,跟王朔去了趟北影厂,找到厂长韩三平跟前,说想拍电影。

 

韩三平:好啊,非常欢迎,你们有钱吗?

 

冯小刚:带着钱来的。当时《编辑部的故事》正在全国热播,冯小刚不差钱。

 

韩三平:那随便,你们想怎么拍怎么拍。

 

在这之前,按照规定,冯小刚是没资格拍电影的,因为他既不在电影制片厂,也不是电影学院毕业的。

 

冯小刚拍完三部贺岁片的1998年,在纽约画画的陈丹青,接到一个电话:最近出了一个人叫贾樟柯,拍了部电影叫《小武》。

 

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几天后,陈丹青收到了《小武》的录像带。

 

看完录像,陈丹青感叹:这次对了!中国电影导演,终于有人摆脱了主旋律。

 

贾樟柯二十岁那年,看了《黄土地》,便下定决心要拍电影。他自学画画,拼命看电影,考了3次,终于考进北京电影学院。

 

备考时,贾樟柯买过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写的是“第六代”导演,贾樟柯被其中一个故事深深打动:

 

为了拍《冬春的日子》,王小帅趴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

 

毕业后,追随着王小帅的故事,贾樟柯筹了20万投资,租了设备,带一帮同学,坐上回老家山西汾阳的火车,用21天时间拍了《小武》。

 

1998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节、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小武》都拿了奖,28岁的贾樟柯从此成名,但在国内,《小武》被禁,成了“地下电影”。

 

这一年,海峡对岸的台湾高雄,拍完《海上花》后,51岁的侯孝贤坐在家里,抽着烟,一遍遍翻《资治通鉴》,并计划去新疆勘景,他要在下一部电影《刺客聂隐娘》里,为自己圆梦。

 

贾樟柯《小武》

 

08

 

1998年秋天,华谊广告公司两位创始人王中军、王中磊商量后决定:转型做电影。随后,他们投了转型后第一部电影——姜文的《鬼子来了》。

 

《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姜文又琢磨着拍新片,他选了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生存》开拍后,姜文改名为《鬼子来了》。为了场景更真实,姜文在唐山迁西县潘家口水库边的山坡上,花80多万,搭建了一个村庄。

 

除了读文献,看战争电影和纪录片,姜文还让剧组在北京密云一个武警训练基地军训了一周。

 

《鬼子来了》拍得很慢,摄影顾长卫告诉姜文,不能拍成黑白的,因为设备不齐,技术也不成熟,但姜文坚持要黑白的。

 

1999年,《鬼子来了》在唐山杀青,用掉了48万尺胶片,成本比原计划的2000万超了百分之三十。

 

经历了长达9个月的剪辑后,终于在2000年5月21日,《鬼子来了》出现在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上,并被阵阵掌声包围。

 

这一次,姜文拿下了仅次于金棕榈的评委会大奖。

 

但在国内,《鬼子来了》被禁止公映,姜文也被禁止五年内不能再担任导演。

 

至于被禁的原因,一直是个谜。有人说,是因为姜文没有经过审查,私自把电影拿到国外,还获了奖。也有人说,是因为电影中农民们没有反抗,没有红军,也没有游击队。

 

姜文被禁时,一个叫娄烨的年轻导演,把刚刚剪辑好的《苏州河》,寄到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那时候的娄烨还想不到,五年后,他将面对和姜文一样的命运。

 

2000年之前十年,是中国电影刚刚起步的十年,也是导演吃糠咽菜的十年,更是中国导演拿奖拿到手软的十年。

 

姜文《鬼子来了》

 

09

 

2001年的冯小刚,经常被噩梦惊醒,不是因为电影,而是因为心脏病。冯小刚很害怕,手边随时备着速效救心丸,怕死的他把正拍的《大腕的葬礼》,“葬礼”俩字都给去掉了,改成《大腕》。

 

《大腕》后期制作时,冯小刚给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女老板讲了一个故事,女老板当场把翻译给公司联合主席盖瑞斯。

 

盖瑞斯从事电影几十年,听了冯小刚的故事,当即表示:

 

下一部,就拍这个。

 

这个速度让冯小刚很震惊,作为好莱坞三大电影公司之一的哥伦比亚,一个剧本从创意到最后批准立项,往往需要经过层层讨论,要历时几个月,才能送到盖瑞斯桌上,而这部电影,从创意到拍板立项,前后不到半小时。

 

更让冯小刚震惊的,是日渐破冰的中国电影市场。

 

有人问冯小刚,《大腕》这种形式的合拍,是不是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侵略,是引狼入室?冯小刚答得很干脆:是狼狈为奸。

 

向来敏感的冯小刚隐约感到中国商业片的时代,似乎就要来临。

 

真正的大事发生在两年之后。2003年,中国电影关键一年。

 

《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出台,打破了过去只有国家指定的16家电影制片厂才有资格拍电影的行规,任何国有、民营企业都可以投资制作、发行和放映电影。

 

中国电影完全市场化。就像《大腕》里那句台词:

 

中国这音像产业,油水大了。

 

这一年,在北京电影学院,王小帅、贾樟柯等“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现场一位官员的话意味深长:

 

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贾樟柯套用诗人北岛的一句诗: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中国电影的二十五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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