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当年为了争取自由贸易,你知道中产阶级有多努力么

xilei 发布于 2019-5-16 9:45:00

现代人对自由贸易习以为常,然而仅仅在100多年前,高关税才是常态。当晚清被迫对外五口通商的时候,英国自身都未做到完全的交易开放。

 

《谷物法》规定本地粮价每夸特(约合12.7千克)低于80先令时,禁止输入外国大米、小麦,《航海法》禁止外国船舶在英国(包括海外属地)港口之间来往。

 

有些人把1840年的中英战争称作通商战争 ,实际上英国的自由市场派并不支持鸦片战争,他们赞成商贸自由,但反对以武力实现这个目标。

 

那些主战派的气质更接近于中世纪骑士,把进攻远东当作亚历山大、十字军东征的延续。外交大臣、鹰派代表帕麦斯顿出身贵族世家,带有上流社会的傲慢,他政治上蔑视议会民主,经济上信奉重商主义。

 

 

名不副实的重商主义


在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里,没一个词比“重商主义”(merchantilism)更加名不副实。单从字面上看,它似乎含有鼓励商业的意思,实则把商业当做管制对象,是自由贸易的反义词。在重商主义体系中,关税正当且必要,它的目标是增加出口,限制进口,防止黄金外流。

 

这个信条支配了欧洲各国有两三百年,英格兰也不例外。盎格鲁撒克逊人有诸多自由传统,但自由贸易不在其列,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没有一款法律规定商贸自由化。

 

直到18世纪末,亚当·斯密(Adam Smith)揭示市场能够自动配置资源最优化,展示自由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砍断重商主义这只“看得见的手”。

 

接着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clo)打出第二套拳,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工合作。重商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应当产业完备,按他们的说法,匈牙利应当建造海军,而英格兰出口烹饪美食,这显然不合情理。

 

当英国人进行书斋里的革命时,法国发生了街头的革命,攻克巴士底监狱、处决路易十六、热月政变,最后拿破仑上台。

 

他颁布“大陆封锁令”,禁止盟国向不列颠岛输送货物,结果这把双刃剑既重创了英国,也伤害了法国自身。即使天才如拿破仑者,也不可对抗经济规律。在英法较量中,自由贸易理论得到检验。

 

拿破仑与列强瓜分世界

拿破仑与列强瓜分世界

 

 

让一个国家先开放起来


现在的学者为了证明全球化古已有之,像拨弄时钟那样,把全球化提前几个时代。他们声称早在东印度公司、哥伦布、甚至忽必烈时代,就有了全球化,然而这仅仅是军事上的普遍征服,真正的全球化、货物自由流通的全球化,迟迟未出现。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多多少少意识到减低关税的合理性,但就是不主动,等别人先行动。

 

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后,英国商贸部询问能否降低工业品的税率,德国人则要求英国先减低谷物税。

 

这好比谈恋爱,谁先主动谁就输,而自由市场派认为,不论对方多么冷若冰霜,我也要热情相待,继续矜持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曼彻斯特学派秉持这种单方面开放的立场,促使英王政府去第一个伸出友谊之手。

 

1836年世界上第一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团体在伦敦组建,三年后36个城市的代表集结开会,“全国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下文简称同盟)成立。

 

同盟不谈其他政治问题,以废除《谷物法》为唯一目标,在所有的商业管制中,这部法案最遭人痛恨。对于工人,它人为地抬高了面包的价格,一半工资被用来买口粮,填饱肚皮;对于企业家,《谷物法》限制了工业发展,别的国家无法用大宗商品粮来交换本国工业品;即使对农夫,它也没多大益处,因为大部分利润被农场主拿去。

 

英剧《唐顿庄园》,反映了近代英国乡绅生活

英剧《唐顿庄园》,反映了近代英国乡绅生活

 

 

 

同盟向每一个阶层宣传《谷物法》的害处,只有坐收地租的贵族老爷从中获利。他们是托利党的忠实选民,信奉君主制和高派教会,捍卫传统道德。

 

反谷物法运动使托利党变成了保护关税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税派”则是个凡俗的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税派”听起来却是经济上绝望的哀鸣(引自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时评)。

 

曼彻斯特学派永久性地改变了政治生态:英国执政党之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托利党瓦解改组,首相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以政治上的自我牺牲为代价,废除了《谷物法》;反对派发明了政治史上的新事物——院外压力集团,这样既能调动公民参政积极性,又避免卷入党派纷争;现代竞选中的常规手段,如巡游竞选、民意调查,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政权从封地贵族向伦敦、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和平移交。

 

进击的中产阶级


学者喜好把资产阶级政治的时间表提前几个世代,就像他们喜好提前全球化。“光荣革命”的地位被拔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上“资本主义宪政”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

 

处决查理一世

处决查理一世

 

 

 

在亚当·斯密的年代,还没有一个稳健的中产阶级形成,商人不足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到了工业革命时期,这个阶级已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科布登和布莱特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早年丧父,幼年去首都闯荡,做过推销员、仓库管理员。最后来到曼彻斯特当一名印花布漆工,三十岁建起自己的工厂。

 

科布登是自我奋斗的典型,真正是个人能力外的资本等于零。因此他瞧不上依靠祖上余荫的世家子弟,多次拒绝宫廷封爵的赏赐,保持平民本色。

 

当土地贵族顽固地抱守《谷物法》,科布登自信地说道:“让他们一意孤行吧,他们很快会发现自己像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贵族,受人厌弃、孤立无援。”

 

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是坚定的公谊会教徒,出身于纺织厂主家庭,喜爱《圣经》与弥尔顿诗歌。

 

科布登头脑理性,而激情不足,布莱特弥补了这一点,用华丽的辞藻、热情的言语来宣传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连马克思都承认他是“英格兰迄今为止所培育的最有天赋的演说家之一”。

 

在反关税运动中,亚当·斯密扮演了先知的角色,科布登、布莱特则是身体力行的使徒,他们像基督徒宣讲福音那样四处布道。

 

当时很少人明白,自由贸易什么好处,古典经济学没有走出象牙塔,即使军国重臣对财经也知之不多。

 

有次下院开会,科布登进行了凌厉的质询,首相皮尔一时答不上,叫来助手解围。

 

英国议会

 

 

古典经济学的默默无闻,也和创立者的内向性格有关,亚当·斯密深居简出、不善交际,其名字很少出现在报纸版面上,只有去世的那天《泰晤士报》登了个讣告,而且不乏对死者的负面评论。

 

曼彻斯特学派充分利用大众媒体,建造舆论阵地。世界上第一份专业的财经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就是为宣扬商业自由理念而生,它由苏格兰制帽商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所办,创刊号发行了3000份。

 

除了杂志之外,同盟还有日报、周报,报道国际局势、各地支部的动态,全国选民里有三分之一的定期收到《同盟》周刊。为了把刊物送到偏远地区,同盟实行免费邮寄,从普罗大众到知识分子,各阶层的读者全都一网打尽。

 

伦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园、摄政公园定期集会,1842年反谷物法请愿征集到150万人的签名,次年被定为“鼓动之年”,同盟成员访问了150个村镇,挨家挨户地散发宣传单,共有900万份小册子发出,加起来100吨重。

 

 

在科布登、布莱特的努力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经济学热潮,民众聊天时谈的是租金、工资、供求关系这些概念,家长招聘女家庭教师,要询问对方是否会教政治经济学原理。

 

再加之亚当·斯密文笔平实,不故作艰深晦涩,只要不被大部头的外观吓跑,初学者能很顺畅地通读《国富论》。

 

 

 

古典经济学大行其道,以至于贩夫走卒也在研究分工理论、比较优势。罗伯特·皮尔在阅读斯密、休谟、李嘉图著作的过程中,越发倾向于曼彻斯特学派,最终对托利党发出倒戈一击。

 

上帝和国王都厌弃的关税


关税难以降低的另一个原因是财政需求,《谷物法》废除之前,关税(内含各种货物税)占英国岁入的三分之一以上,1840年税值达到3.83亿英镑。在中世纪的多元封建体系中,国王收取人头税、土地税要得到臣民的同意,如若强行征收,下场参见查理一世、詹姆斯二世。

 

进出口税就不一样了,它涉及国家主权,很早就被各阶层默认为君主的特权,诸侯领主不得染指。关税是王室常规性收入,英文的custom一词既指这个税种,也含习惯、惯例的意思。

 

关税还具有另一个特性——隐蔽,税收全部躲藏在价格里,货物从沿海港口运输到内陆地区,层层加价,最后由消费者承担。

 

居民不了解深宫里的帝王出了什么税法,只能抱怨奸商作祟、物价飞涨。因此历届政府偏爱提高进口税,当作创收的副业。

 

曼彻斯特学派认为工人阶级陷于贫困,基尼系数过高,是因为外国廉价面包无法进口,布莱特向他厂里的雇工大声疾呼:“谷物税就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这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

 

 

这种说辞不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剥削做开脱,很多企业老板真心实意地关注雇员的身心健康,纺织厂主罗伯特·皮尔(即托利党领袖皮尔的祖父)提议制定第一部工厂法,1833年一些商人组建曼彻斯特统计协会,教授工人识字,调查工人的福利。

 

曼彻斯特既是反关税运动的中心,也是宪章运动的策源地,两派人互有交织。反谷物法同盟吸引不少工人团体,以至于马克思愤懑道,科布登抢走了宪章运动的群众基础。

爱情小说《 简. 爱》《傲慢与偏见》,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工业革命的史诗。

奥斯丁暗示《傲慢与偏见》男主角达西来自“英格兰北部”, 即开始工业化的北部地区。资本家在贵族的土地上面修铁路、盖工厂, 给贵族付钱交纳高额地租 。达西这类贵族反倒瞧不起工商阶级,觉得他们俗气、充满铜臭味。

 

到了《 简. 爱》,作家开始赞赏商业进取精神,男主角罗切斯特虽然是庄园主,但很有开拓精神。第130页提到一天夜里,罗切斯特 “要去米尔柯特参加一次公共会议”,即是宪章主义者的秘密会议。

 

 

工业革命赐予贫民致富的机会,尤其是在煤矿、铁矿集中的北部地区,工人发迹变泰的故事比比皆是,科布登本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甚至连城镇也能改变自身命运,曼彻斯特在19世纪之前,只不过是个两万人的小镇,而1841年成为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都市。

 

曼彻斯特在英国的位置

曼彻斯特在英国的位置

 

 

 

除了贝克汉姆与曼联球队,这座城市对世界文明的另一贡献是自由贸易思潮。在厂房、烟囱林立的环境中,曼彻斯特学派保留了浓厚的实干气息,不像维也纳学派、芝加哥学派那样,属于纯粹的知识分子社团。曼彻斯特学派活跃于政治舞台,协助指导竞选。

 

1832年《改革法案》放宽选举资格,30万英国人在理论上成为新选民。然而客观上存在诸多不利因素,首先是40先令地产的准入门槛,这意味着一个市民即便有再多现金,没有不动产,还是不具备投票资格。

 

其次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北柴郡就有四分之一的人口不住在本地,形成了复杂的选民登记程序。

 

自由派知识分子说服城市居民去乡下买地产,并且协助管理,收取地租,还上门调查选民的财产情况、政治立场、住址变迁,把他们的名字登入选举人花名册,最终在柴郡、约克郡、兰开夏增加了四千多张选举票。

 

英国各郡

英国各郡

 

 

反谷物法虽然是全国性运动,但明显偏重工商业发达的北部,同盟在上述三个郡花了25万英镑。同样是底层群体,各地态度截然不同,不列颠岛的东南地区气候温和、水土湿润,以农业经济为主。

 

曼彻斯特学派兴致勃勃地去那里宣传,结果遭到当地农民的殴打驱逐。农业主贵族随时可以恩赐给佃户价值40先令的田地,换取他们的选票。土地占有者是反关税运动的最大阻碍,他们包括几百个勋爵、六万个从男爵和数十万乡绅。

 

英格兰最大的贵族,汉诺威王族却保持中立态度。进出口税曾经是皇家收入的重要源头,近代以来君主享受到国债收入、议会拨款,不再需要这个税源。

 

1841年8月24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开幕训词中说:“希望你们(指的是托利党)考虑《谷物法》问题。”委婉地表示出改革意愿。

 

女王大人

女王大人

 

 

 

反关税运动没能跨地域,却做到了跨阶级,上至国王,下到底层工人,连牧师都站在自由贸易的一边。就在1841年国会召开时,同盟发动600位传教士集会,宣讲谷物法违背神的旨意。上帝似乎听到了祷告,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实现了这点。

 

1845年秋季天灾降临,严寒和马铃薯病毒造成农业萧条。爱尔兰粮食严重匮乏,发生大饥荒,数十万人被饿死,更多的人流落他乡。解救灾情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国门,让外国粮食进入。

 

纪念爱尔兰大饥荒的铜像

纪念爱尔兰大饥荒的铜像

 

 

 

爱尔兰大饥荒之后,辉格党领袖罗素(大哲学家罗素的祖父)支持开放粮价,托利党首相皮尔私下里早就膺服放任自由主义,两党领袖取得一致同意。1846年5月15日夜晚,长达四十年的《谷物法》寿终正寝,新法案只收取每夸特1先令的象征性税收。

 

由于《谷物法》的废止损害农业主的利益,罗伯特·皮尔被党内罢免,政治生命结束,而托利党获得挽救,转型为现在的保守党。

 

史学家麦考莱提出疑问:1848年整个欧洲都在动荡,为何唯独英国没发生革命,然后他给出了一个答案,《谷物法》废除。

 

 

贸易的征服胜过刀剑的征服


《谷物法》废除一年后,《航海法》也被废止,他国商船可以在大英帝国的领海上自由航行。当初为了推行这部法律,英格兰与荷兰打了三次战争。

 

重商主义的大前提是把国际关系看做霍布斯丛林,帕麦斯顿子爵有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帕麦斯顿子爵

帕麦斯顿子爵

 

 

 

自由贸易学说则带有积极乐观的色彩,它能推导出天下大同,科布登说:“离开了和平,英国的中产阶级得不到任何利益,战场是贵族用平民血液灌溉。”

 

在军队和殖民地政府,贵族子弟占据大部分职务,财务开支却由商人承担,曼彻斯特学派要求停止帝国扩张,赋予殖民地自治权。

 

布莱特由于直言抨击克里米亚战争,被选民抛弃,输掉了议会选举。科布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批评帕麦斯顿的侵略行径。1865年去世前,他用尽最后一口气,离开病床,投票反对国防经费的增加。

 

传统上,英格兰一直采取现实主义外交,在欧洲扶植次要强国,打压头号强国(即法兰西),保持势力均衡。曼彻斯特学派认为,应当改弦更张,通过人员、物资的自由交换,和法国化敌为友。

 

在世故的官僚眼里,似乎显得有些天真,然而正是这些乐观主义者,创造了没有关税壁垒的理想国。1850年代,世界上最早的百货商店在巴黎开张,第一个世博会在伦敦召开,贸易的力量逐渐胜过刀剑的力量。

 

伦敦世博会

伦敦世博会

 

 

英国市场自由运动的胜利鼓舞了邻国的市场自由派,法国自由放任主义者有商贸部长薛瓦利尔、天才理论家巴斯夏,以及皇帝拿破仑三世,他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在废除《谷物法》的那一年,流亡到不列颠居住生活。

 

跟伯父不同,拿破仑三世接受亚当·斯密理论的洗礼,成为自由贸易的信徒。

 

1860年“科布登-薛瓦利尔协议”签订,它是第一个商贸自由化双边协定,跟传统和约不同之处在于其中的最惠国待遇。该模式能够自我复制,给予一方特权后,所有相关缔约国同时获得特权。

 

英法商约签订后,西班牙、俄罗斯、荷兰、丹麦和日耳曼各邦纷至而来,莱茵河、易北河、多瑙河解除航行限制。

 

二十年里几乎全欧洲整合进了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世界商贸总量增长了三倍,全球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生产数额,自由市场的全球化终于到来。

 

文/柳展雄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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