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浮世汇21】每年有那么多这样的剧在中国出现,全民都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

xilei 发布于 2018-8-20 17:07:00

【1】@弦子与她的朋友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件小事:托律师函的“福”,最近又有一些媒体想要给我一个发声的机会(尝试),由于不敢完全曝光,我只能接受背面的拍摄。

       今天在家接受采访时,摄影师让我站在窗前,背对摄影机,出来的成片里,我的背影看起来渺小又卑微,看到照片的瞬间,我情绪突然崩溃,躲到卧室大哭一场,并谢绝了摄影师的拍摄。
      采访结束后,我开始思索自己为什么会崩溃,并意识到:原来那张照片里大大的窗户框与黑色的身影让我回忆起了四年前与最近两次做笔录的过程:一切都是冰凉、严酷的,那种沮丧的感受又一次包裹住了我,而这张照片也清楚的点名:我是受害者,也是弱者。
    在拒绝摄影师时,我认为自己的愤怒点是对方的不专业:这是一张纯粹的“受害者”照片,照片中传递的软弱、逃避的信息十分容易给拍摄对象带来二次伤害,如果是一位有类似经历、可以感同身受的女摄影师来进行拍摄,那它一定不会呈现出这样的效果。
     但随后,我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是因为我一直想要逃避现实——我确实就是一个弱者,从26号发表那篇文章,经历了无数次无法刊登的采访与无疾而终的申诉,我都一直不愿细想这个事实:我的处境和四年前没有本质区别,我依然被某些人无视,我依然无足轻重,很可能面对再次失败的命运。
    但现在我接受这件事,并感谢这次让我崩溃的拍摄,它让我明白两件事:一、受害者可能遭遇的二次伤害无处不在,我们应该保护她们,告诉对方你并不渺小,并不孤单,你的胆怯畏缩并不是你的问题,而是社会没能保护好你。二、我确实是个弱者,前路艰险漫长,如果我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或许代表着潜意识里我想要放弃这件事。
     所以我决定承认我的弱小与微不足道
     ———我身处樊笼之中,缺少勇气、微不足道、畏缩逃避,就像这张照片一样。
      我接受这个现实,但这不会是结束。
      这张照片是前不久一位摄影师帮我拍摄的,那时我很不满意,但此刻我感谢他帮我记录下了现实,而没有伤痛浪漫化:因为伤痛就是伤痛,现实就是现实,这一切残酷,但并非没有意义。
      我发出这张照片,是因为我希望再也不要有这样的照片,我希望再没有人会受到伤害,我希望女孩们能得到更多保护,在直面镜头时,她们都可以笑的坦荡。
     既然很多信息无法传递,那我就经常在大家分享一下小事吧。

 

【2】@荣大一姐 :房地产中介的确不是白莲花,说是黑社会也不是没有根据,前几年被收监的中大恒基的董事长刘益良,明明白白说过自己就是“职业黑社会”,打砸抢逼一样不少全干过。就北京市场而言,掌握一个地区的3成房源,就能拥有巨大的控盘定价能力,说中介公司在推高房价上没有推波助澜,自如、蛋壳自己信不信?


但谁让中介变得这么坏呢?刘益良97年就开始做房地产中介生意了,档案里还有在老家持枪打死协警的黑历史,怎么在北京横行了10年才被收监?总不至于是07年才变坏的吧?

这次北京房租上涨,表面是中介争地盘争房源抬高了市场价格,实际还是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过去几年存量房市场增长萎缩的恶果。

昨天《财经》发的稿子写的挺明白了,2015年至2017年,北京市拆违面积分别是1818万平方米、3000万平方米、5985万平方米,拆违任务几乎是一年一翻倍,但新入市的房屋面积呢?

北京市统计局给的数据是,2017年1-12月,全市房屋累计竣工面积为2671.1万平米,其中商品房竣工面积为只有1466.7万平方米,跟同一年拆除的5985万平方米违建相比,北京的“空间”很明显在被压缩。

压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租房市场还在搞“供给侧改革”。

今年年初,北京市在《建设项目规划使用性质正面和负面清单》中规定:限制四环路以内的各类用地调整为住宅商品房。这个规定意味着:四环路以内,除非是已经拿到批准的,否则想新增住房几乎是不可能了。

僧多粥少,不发生争抢是不可能的。

从理论上说,长租公寓和各种资本裹挟的房地产中介平台入市,能够比普通租客更有效率,也更便捷的把一些非住宅项目改造成住宅项目,比如闲置的厂矿民房,位置不够好而收益率不行的商业项目,以及大量原本归属在集体经济下的小产权房等,都是潜在的住宅房源,改造后入市能有效缓解住宅供给端的紧张。

但实际上呢?

2016年,乐乎青年公寓在公益西桥的项目刚完工几个月,就收到一个“违建”通知,上百名租客被迫在几天之内撤离,乐乎除了承担项目投资失败的损失外,还要负担违约的损失。去年春节期间,新派公寓遭遇房屋合同变更而被暴力停电12天的事情,把一直温文尔雅的王戈宏逼得在朋友圈发声讨贴。

至少从2014年开始,长租公寓行业就一直希望住建部能够出一个公开的合规意见,对包括房源性质、消防要求、税收界定等产品端的要求给予明确指导,但直到现在,这个意见还在“调研收集”阶段。

没有明确的指导意见,给了执法部门更大的弹性。于是,租赁市场只好为了降低风险采用更高成本的做法,比如面对空置的写字楼、酒店、集体产权房等潜在入市房源时,会采用“合作分成”,或者“运营输出”的方式来规避政策变化的风险,但这么做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房源供给。再比如为了规避监管风险,明明是住人,但集中式公寓目前仍然普遍采用商用标准来做建筑和消防,这部分成本最后只会转嫁到房租上。

拓新太难,各种政策限制和监管端带来的成本,让长租公寓和各种房地产中介平台自觉主动地寻找了更安全的发展道路,盯着那点存量的房源打得头破血流,显然比被监管打一顿成本更低。

大部分行业随着资本和互联网的介入,都至少会出现一段时间的“低价期”,比如出行行业,外卖行业,怎么偏偏到了租房市场,资本就变得这么六亲不认了呢?

说资本嗜血没错,但是该对冲资本嗜血的那部分力量呢?起得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是隔岸观火的作用?

 

 

【3】@麻黑浮云:北京上海都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已经是实在太挤了。这种学校的办学许可证无法换新问题,实际上就是在清理人口聚集北京的问题。北京人之间,流行过一句话,叫再见首都,你好北京。意思是不想做首都,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不认同北京,但就在这破坏秩序加挣钱发财然后移民了吧。


所以站在上面的角度,站在首都的角度,清理人口是对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容纳没有限制的人口。很多缺乏思考能力的人,一方面在骂刚才那个专家引入移民,引入难民的政策,同时又反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将流到北京的人口拒之门外。这是屁股坐歪了的问题。不影响自己利益时候,能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影响自己的时候,就反对。这种极端自私的观点没有什么讨论空间。

但同时,站在农民工,普通打工者的角度,学校被清理,居住地被清理,工作也被清理,是非常糟糕的。结果就是打工子弟学校无法继续的悲剧。这个悲剧里面大家做的都是对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错了,我想就是这个国家只肯发展北京上海深圳,不肯发展你的原住家乡。

这个悲剧的源头就是这个,而不是其他的。每个地方都应该有发展的权利和基本的支持。至于为什么村里县里,西部和内陆省份发展不起来,那和国家的政策和当地人都有关系。

前几天我有个粉丝说,你在北京上海生活够一定时间,你就脱离了基本国情了。这是对的,北京上海打扮的很光鲜(除了空气环境人文等等),下面村里县里还是很落后。这种和国外有巨大的反差,似乎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征。如果你只肯发展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那么注定大家都会向资源聚集的地方靠拢。下面会更加难看。这种二元化和城乡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迟早把社会撕裂。

 

 

【4】@Ent_evo:我是真的不知道互联网为什么这么喜欢谴责受害者。


7月29日,有一对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夫妇在塔吉克斯坦遭遇汽车故意撞击而遇害。一同遇难的还有两位来自瑞士和荷兰的车手,另外三名车手受伤。两天之后,ISIS发布视频宣称对此负责。这个很明显的恐袭事件,在我的朋友圈里出现时,题目是“小夫妻骑车穿越ISIS的领地,以证明人类是善良的,结果双双被杀” (对,这个转发者竟然还加了一个狗头。)

可是,这是发生在塔吉克斯坦啊。塔吉克斯坦什么时候也是ISIS的领地了?倘若有恐袭的地方就是领地,那纽约是塔利班的领地吗?

Jay Austin 和 Lauren Geoghegan 的环游世界路线根本就不经过中东。他们在2017年7月23日从南非的最南点出发,一路北上,经摩洛哥抵达西班牙,然后横穿欧洲。他们在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后乘飞机前往哈萨克斯坦,然后继续在中亚骑行,全程没有碰一丁点ISIS领地。

他们的旅行也根本不是为了“证明”任何事情。Jay Austin 在他的旅行博客 simplycycling.org 第一篇博文里写道,他们喜欢旅行,喜欢自行车,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公司日常,想去看世界。仅此而已。人性善良与否并不是他们出发时想要验证的东西,而是他们在旅途中产生的感想。2018年4月,在途径摩洛哥抵达西班牙后,他们在博客里写道:“我不相信(人性本恶)……当然存在坏的东西,但这很罕见;整体来说人是善良的,哪怕有时自私有时短视……”

哪怕一个人经历了再多的善意和善举,只要一个极端恶行就会让旅程永远结束,这的确是身为人类的巨大悲哀。

可是连恐怖袭击这种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的悲剧,都要去嘲笑和责怪受害者,是不是过于没心没肺了?

其实我能想象出这样做的深层动机。有些人无法面对当代恐怖主义无差别打击的现实,为了自我安慰自己不会成为受害者,就一定要给受害者寻找遇难的理由。把散布在他国的ISIS势力说成ISIS领地,把旅途中的几句话感想变成旅行的动机,并认为只要我没有这些东西我就是安全的。所有这些一起汇聚成了所谓“公正世界谬误”:认为这个世界是公正的,倒霉的人必然做了活该的事。这个世界观的确很抚慰人心,虽然是错的。

但我害怕可能还有人选择这样做,并不是自我安慰,而是单纯的意识形态仇恨。这样的人大概不会在录像机前挥舞ISIS黑旗高喊“不信者都要死”,但他们可能真的会觉得,和自己拥有不同世界观的人,死掉是活该的。

 

 

【5】@tinyfool:三件事情,有先后顺序,给你串起来说,你大概就明白什么叫做制度性食品安全崩溃了。


先是2003年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事件,因为一些牛奶厂家的奶粉蛋白质含量严重不足,用这些奶粉喂出来的孩子严重营养不良,“头大、嘴小、浮肿、低烧”,阜阳189例患者,死了12个。全国清查也都有发现。所以,奶粉和其他商品的蛋白质含量的检验就变得重视起来了,因为这是核心质量指标,喝奶粉主要也是获取蛋白质。

然后,国内的食品加工业流传一个秘密,就是加入三聚氰胺的食品,受到蛋白质检验方法的限制,可以提高蛋白质的检出含量,然后就在很多领域中有人或多或少的用。

然后,2007年,美国市场进口的加拿大生产的宠物食品大量出现猫狗死亡,检测发现是中国出口的宠物食品原料,大麦蛋白粉、大米蛋白粉里面含有三聚氰胺和三聚氰酸。中国政府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为由,压住了本国的言论。

然后最早在2007年底,三鹿就收到了自己的奶粉造成某些儿童排尿不正常的投诉。08年5月开始,各大医院收到了不少类似的案例,但是没办法跟三鹿严格的联系起来(缺乏证据)。持续有各种争论讨论,卫生部曾经怀疑是奶粉被污染。恒天然公司在8月份得知奶粉出现问题后,马上向中资方和地方政府官员要求召回三鹿集团生产的所有奶粉。不过恒天然公司经过一个月多的努力未能奏效,中国地方官员置若罔闻,试图掩饰,不予正式召回。恒天然只好向新西兰政府和总理海伦·克拉克报告。9月5日新西兰政府得知消息后下令新西兰官员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向中国中央政府报告此次事件,中国政府才严正对待此事。后来此时,由上面的压力开始彻查,然后,三鹿彻底被曝光。

然后全行业几乎都被查出或多或少有问题。中国奶粉行业的信誉彻底破产。

 

 

【6】@小椅子Zoe:我觉得国内因为准拍的题材不多,所以出现了源源不断宫斗剧和国共谍战剧的盛世奇观。大家也不是爱看这两种题材,而是因为这两个壳里装进了:恋爱、权术、探案、动作、悬疑、伦理、好看的衣服好看的人……这些元素在一起,肯定精彩。大家其实不在乎打仗谁赢了,也不在乎是哪个朝代的事情,那只是两个壳,大家是爱看这些元素在一起跌宕起伏的情节。但有一个问题是,在看了无数个这类剧之后,观众会把壳的世界,内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宫斗剧看多了,会接受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强权+男权的世界里,女性就是要争宠来上位。国共谍战剧看多了,会……不说了。


在纽约飞San Jose的将近7个小时的航班上,我前一半时间在看《使女的故事》,后一半时间在看《延禧攻略》。看着看着,觉得这两个故事好像。都是一群女人被体制化地与家庭隔离,分配给位高权重的男人当性奴+佣人+生育机器,生活中所有细节都不受自己支配,而且整个过程充满了仪式,为了神圣化奴役的意义。 

但两部剧不同的在于,《使女的故事》揭开了权力的遮羞布,解构了种种渗透入日常的权力关系。我印象最深的是,June为自保,不能反抗大主教的性侵,还配合了他girlfriend experience般的偷情,大主教为了“奖励”她,给她准备了一条珠光闪闪的裙子,带她去地下酒吧。在大主教看来,这一切(好看的衣服、泡吧、社交活动、高官的女人的身份)都是June这样的人所怀念的。而June在作出享受的反应时,内心始终充满仇恨和屈辱。她所渴望的是人身安全、自由、尊严、爱。

而《延禧攻略》把这种权力关系完全接受,完全内化了,在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前提下,看女主角过关斩将上位(当然她是为了给姐姐复仇,但是拉倒吧有几个观众的关注点在上面?此剧爽点就是女主如何在宫斗中脱颖而出,一路上位)。大主教的那条“裙子”,在这里成为了所有被奴役者争夺的奖品。皇帝发动群众斗群众,女主只是斗得最好的那一个。没有人问,这傻逼皇帝凭什么嘴那么贱?凭什么这世上有这样的位置存在?

那有人会说,清宫戏嘛,清朝就是这样,不可能用今天的觉醒去要求清朝人。但是拍电视剧和看电视剧的都是当代人啊。每年有那么多这样的剧在中国出现,全民都沉浸在这样的世界里。而同期,美国已经在讲《使女的故事》了。这差别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不过。。在飞机上我先看的《使女的故事》,觉得心累。然后换到《延禧攻略》之后,觉得太爽了,脑子也不要动了,停也停不下来。前者是一个醒着的人怎么也逃不出残现实,而看后者的感受像一群傻子给一个傻子加油。你说换你更愿意看哪个?

 

 

【7】@陈有西 :【1982修宪:城市土地国有规定的由来】

彭真说:土地问题在起草的过程中,反复了很多次。当初苏联,列宁主张土地全归国有。斯大林没有接受。我国土改时,给农民发土地证。后来合作社,还实行土地分红。到人民公社化,算是解决了。土地所有制牵涉心理状态,其实都是农民使用。你要用地,他1亩地要你30万元。(荣毅仁插话:要100多万!)我赞成国有,但应采取渐进。现在国务院搞了个《土地征用条例》。总之,无论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你用土地,他都得向你要钱。现在,先把城市定了,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郊区的土地则按照法律。法律规定为国有的,属于国有。农村、镇、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这样,震动小一些。侵占、买卖土地是不准的。山是国有的,村子附近的小山有的是集体所有的。先笼统点,作为过渡。
荣毅仁说:应该原则上土地国有,例外是集体所有。现在呢,原则上集体,法律规定的才是国有。
江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说:宅基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有区别;房改了的与没有房改的,二者也有区别。一下子国有,这些区别全没了。
杨尚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说:我赞成维持原文,土地即使国有,扯皮也解决不了。城市土地国有,天津街道拆迁时有3户硬不搬。北京广安门也有这种情况。宣布国有,震动太大,有征用这一款,就可以了。逐步过渡较好,先通过土地征用条例。
刘澜涛(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说:我们从井冈山起,农民就为土地而战。党的“六大”曾在党纲上写过搞国有。
杨尚昆说:现在苏联的集体农庄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列宁山的边上有农民户,自己养牛,就是不搬走。
彭真说:我们民主革命没收封建土地分给农民,现在要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归国有,这震动太大。O网页链接

 

 

【8】@荣大一姐 :计划生育政策从建国起就有,只不过“计划”是跷跷板,一会儿一变向。那会儿百废待兴,又有抗美援朝的任务,劳动力紧缺,所以计划的方向是不准不生。


1950年发布的《机关干部妇女打胎限制办法》规定: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生命,禁止非法打胎,个别情况需申报批准。52年卫生部制定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扩大了节育限制的范围,明令除医学需要外,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个以上,其中至少1个年逾10岁,如再生产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

53年初,卫生部甚至通知海关“避孕药和用具与国家政策不符”, 应“禁止进口”。同一年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再次明确“不许做大的流产手术,做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

不准不生是很痛苦的。

比马寅初更早提出“控制人口”的邵力子,最开始提倡“节育”,就是因为有切身之感。

《人民政协报》曾披露:邵力子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到绝经为止。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她怀上第6胎时,痛苦的无以名状,苦苦央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想通过奔跑让自己流产。最终胎儿是流掉了,人也因为大出血而死了。

“不准不生”的风向在56年掉了头。这一年毛泽东在讲话提到: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

这个时期人口增长远超GDP增长,全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很现实的压力。57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直言: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

大跃进和“3年困难时期”后,情况变得更加严峻。

1962年周恩来在扩大会议上谈到如何克服当前苦难时,提出的第一条办法就是“精简机构,压缩城镇人口,精简职工人数,减少粮食供应”。陈云在前一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强调: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全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

在这个背景下,1964年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生育权自此堂而皇之进入“计划”范畴。1970年周恩来在批评计划生育和卫生运动放在一起的做法时说:“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连人口都计划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

这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是“晚、稀、少”。“晚”指的是晚婚,“稀”是指生育间隔为3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跟80年代相比,这个时候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温和不少,这一点得感谢毛泽东。毛泽东早在50年代驳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观点:人口问题可以通过“革命加生产”的方式解决。

3年困难时期时人口降到负增长是这一观点最有力的支撑,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能够相对温和,一个重要原因也是10年革命在事实上帮助解决了部分人口问题。从66年到76年,大陆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一倍多,从26%以上直降到不足13%。

但70年代后期,随着文革结束、生产恢复,50年代提倡生育号召下出生的那拨人相继进入生育期,人口问题再次成为中央头疼的大事。

邓小平在79年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

两年后见尼日利亚民族党代表团时小平同志再次提出:我们把计划生育问题当作一个战略问题,试图在较短的时期内使人口增长率不超过千分之五至六。“我们必须定这个目标,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

1980年,中办组织了5次关于人口理论的座谈会,会上有人讲到世界上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中国人时,激动不已的反问: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口?应该有一个急刹车。会后还有人提出:能不能搞一个“无婴年”?

座谈会开完不久,“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公开信就发了出来,计划生育大幕就此拉开。

实际上,80年那次座谈会上也讨论到了万一造成老龄化怎么办的问题,当时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加强控制,尽量不发展到没法养老的程度,可以在一代之后,适当反向调节生育率。

可是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后,不仅给了计生部门巨大权力,还很快被异化成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财政收入来源,反向调节的阻力远远大于当初的设想。至少从2005年开始,中央层面已经有放宽生育政策的计划,但连“单独二孩”的推出,都拉扯了好多年才落地,《南方周末》曾报道:单独二孩一提出就遭到好几个省份的省委书记反对。

这几年计划生育政策口子虽然开了,却迟迟没能全面放开,最大阻力恐怕还是因为没有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办法,最近那些幺蛾子专家的馊主意,看起来很可笑,倒是很对疑虑者的症。

 

 

【9】@秀妻博主 :现在还有人记得91年百日无孩运动吗,野狗叼着婴尸满街跑,墙上处处画着口号“宁可血流成河,不可多生一个”,怀孕初的、临产的、包括已经生下来的,都被强行打针处死,各种惨状,那会每天运送婴尸的卡车在家门口经过五六趟,我妈身体不好,我上面流了五个孩子没保住,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了,那会儿有多少钱也抵不过百日无孩的指标,但在那场运动中我出生了,是我爸红着眼架着刀找到了负责人“我老婆要是再保不住这个孩子就再也不能怀了,你要是动我孩子,你们全家都要偿命”

打字的时候还在颤抖
立这二胎政策,能把当年冤死的千万个孩子还回来吗

 

 

【10】@荣大一姐 :昨天因为疫苗事件引咎辞职的毕井泉,2015年调任食药监部门之前,在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位置上干了7年,曾经是王领导的资深大秘,被认为是经管系统的资深改革派官员,到药监局之前已经有过几次关于“医药改革”的犀利发言。


他刚去四个多月,原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尹红章和医疗器械监管司司长童敏就先后被带走调查。尹红章这个人前几年在医药口很红,这次疫苗事件中,各家媒体起底深圳康泰的杜伟民行贿时,“尹红章”这个名字又被拎出来过。

总的来说,整个毕井泉时代的食药监,在临床实验数据造假监管、仿制药标准、审评审批透明度、上市许可制度上一直动作不断,被评价为“3年的变革,比过去30年的总和还要多”。

今年两会机构改革方案出来后,《财经》写过一篇毕井泉的文章,对他在食药监3年的改革给了很高的评价,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新方案,可能会让过去几年获得业内一致好评的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受到影响,拖慢国人使用更高质量医药服务的进程,但毕井泉的新任命,有助于消除了这种顾虑。

还借了一位专家的话说:“药政改革的延续性是比较乐观的”,“改革主线没换主导者,改革的进程就可以保持”。

没想到改革的主导者自己先倒下了。

从时间上看,毕井泉到任食药局,刚好跟长生生物运作借壳上市的时间吻合,单从这一点看毕井泉这次也无论如何很难逃脱责任的。但如果以长生生物运作借壳上市作为“作大恶”的界限,整个疫苗事件中,被放过的坏人可太多了。

《界面》在疫苗事件后,有一篇专门剖析长生生物借壳上市利益链的稿子,里面涉及到的人物有几十个,那些眼花缭乱的关系网,简直是中国A股割韭菜公司上市的教科书级指引。

在长生生物上市前突击成为股东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曾在中金、中信、瑞银、招商、南方等券商做过高管的,一类是有知名的投行律所嘉源工作背景的,但这两类最后勾勾连连,最后都能跟证监部门扯上关系,有的是直接有证监会、证监局工作经历,有的是工作内容需要经常跟证监部门联系,还有的是直系亲属在证监部门,几乎就是围绕上市织了一张天网。

长生生物的这些股东,很多在上市后都已经通过拉高股价几亿几亿的套现减持了,用《界面》文章中的话说:如果不是这次突发的疫苗事件,这些2014年底突击入股长春长生的神秘股东也许就在拉高套现过程中销声匿迹了。

但被这家烂公司埋在坑里的其他股民还在啊。既然这次追责都用上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么高的规格,还追到了药监部门最高领导人头上了,总理也说要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责任严厉追责,以儆效尤,不妨思路再宽一点,别只局限在卫生医药系统的条线上,顺藤摸瓜把金融系统的坏人也追一追责啊。

资本市场这么大一个篓子,不找个责任人?

 

 

 

来源:新浪微博 由 喷嚏网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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