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

xilei 发布于 2018-2-8 17:17:00

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

 

文 | 范雨素

 

 

2017年,我因偶遇了一场沙尘暴,莫名其妙地成了网红。有很多记者采访我,我接受了其中11位。因为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他们采访了我,我也采访了他们。

 

这11个记者中,老家在四、五线城镇的七个,其中女性三名,男性四名。剩下的,来自发达农村的一个,来自发展中农村的三个。农村出身的女性一个,男性三个。和名人蔡崇达在《皮囊》中写的一样:中国的媒体是小镇青年撑起来的。

 

就好像食物链一样,大城市人不干的活,小城镇青年干。小城镇青年不干的活,农民工全干。这几个记者,都是新新青年,年龄小。最大的30岁,最小的24岁。

 

这11个青年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四位来自农村的记者。因为我和他们出身相同,我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多。

 

先从第一位来自发达农村的记者谈起。我叫他刘兴,他30岁,来自一家民营媒体。他从本省排名第一的大学毕业,从业快十年了。刘兴对我说,他特别能吃苦,也很会赚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房了。有一次,去一个新闻事件现场,现场已被武警严防死守了,进不了一个人了。但他需要新闻图片。他背上摄影器材,从一楼的下水管道爬到七楼的楼顶,拍到了图片。

 

他为了取得我的信任,先和我聊了会傅山的书法。屈原的诗。《楚辞》《诗经》……把我震得脑子嗡嗡响,才切入正题采访。

 

第二位记者,我叫他韩山吧。他来自发展中的农村,也就是贫困的农村。他脸长得胖,手也长得像包子,圆鼓鼓的。他毕业于本国排名第一的大学。在国营媒体上班。是文字记者。

 

他很聪明,用了我不会拒绝的方法,约到了我。

 

我们在黄昏见了面。那条街上没有咖啡店,我们想找个饭店坐下来谈谈,可每个饭店里的声音都比菜场嘈杂。最后,我们坐在一家写着“正在装修”的店铺门口的台阶上,开始了采访。

 

可是,我发现,他对采访并不热衷,只是呆呆地望着天上缓缓升起的下弦月。有一搭,无一搭地和我说话。

 

他说他心情一直不好。他上大学时,父亲以他为荣。逢人就说,儿子考上了本国第一的大学。可他大学毕业后,挣的工资也不高,他父亲现在也不喜欢他了。

 

他不需要和我见面,就能写好报道。可他们杂志社规定,要发稿必须要见到采访对象。所以,他才想了办法和我见一面。

 

我说:“你爸爸这人不咋样,太势利了。”他生气地瞪了我一眼。我知道,我说错话了。他爸爸不好,只能由他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想向韩山道歉,可年龄大了,又拉不下脸说抱歉了。

 

于是,我陪他看了看天上的下弦月。和他一起发了一阵感慨,说在北京买个房子,就好比登月一样难。

 

然后,就挥手再见了。

 

第三位来自农村的记者,是唯一的女孩,也是贫困农村的。小女孩是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的。她很聪明,有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当她望着你时,你就会感觉到自己无所遁形。她长得和少年的我一样。

 

我平时对自己的要求,是在脑子里给自己设置一个“静音”模式。因为,我个子矮,只有1米5。人家都比我个子高,目光平视过去,根本看不见我。我就像穿了神仙发的隐身衣。因为是隐身的,便不能出声。所以,我为自己设置“静音”模式。

 

这次,面对这个也不怎么说话的记者女孩,我看到了少年的我。我决定补偿少年的我,我的少年天天在过苦日子。

 

于是,我把脑子里的“静音”模式,转换成“万言千词”模式。我对这个叫李兰的女记者说了五、六个小时的话。说得词源倒峡,滔滔连篇。全是侃侃忠言。我一直对着李兰记者说到“口干舌燥,词源枯竭”状态。

 

我积极配合了李兰记者的工作。

 

这四个出身农村的记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周安。他也是出身寒门,从本省排第一的大学毕业,在民营媒体上班。

 

他长得像闰土。朴实中带着傻气。他是做视频的。今年28岁,已结婚了。

 

我说,你真不容易呀,农村出身的孩子们说媳妇多难呀!

 

他说:“对呀!”他媳妇太好了,没要求买房,也没要车,就和他结婚了。

 

他媳妇在他们家的地位,比英国女王要高。我连忙附和,是呀,要比俄罗斯女皇地位高才对。

 

我用要当个劳模的态度,配合周安拍视频。

 

拍完了,我们闲聊了会。说到现在农民都过上好日子了。每个农民都有个医保。解放前,好多农民都不知道得什么病,就病死了,不明不白地病死了。现在农民有了医保,得了病,都去医院检查一下。虽然,得了大病,还是看不起。但是,最起码弄明白自己是得啥病死的,能死明白了。

 

这也很不容易了。看看历史书,几千年的历史,只有现在的中国,才能死得明白。

 

我俩相对感叹了一阵。我看他的手也和小包子一个样。周安对我说,他的手是得了“冻疮后遗症”。

 

他说,小时候,每天饿得发慌。冬天也到处掏鸟窝,找鸟蛋吃。年年长冻疮。成年后,不挨饿了,但手有了“冻疮后遗症”。我想起来了,韩山的手也得了个“冻疮后遗症”。

 

我和李兰的手,都不是肿的。我们小时候,手也得过冻疮,但我们的手相对比男孩子活动得少。成年后,没有后遗症。

 

我们又谈了一会农村的现状。周安说,他是89年生的,是超生的。小时候,每天爸爸妈妈领着他东躲西藏,躲超生罚款,过着游击队一样的生活。现在,他拍的视频,90%都是打假暗访类。因为有童年的生活经验,他的样子和街头混混,送快递的,提灰桶的小工一个样。走到哪里,都不被人注意。

 

周安说,现在农村真好,不用交计划生育罚款了,又不用交提留了(农业税)。

 

我说:“是呀,真好呀!比原来强好多倍。你经常拍暗访视频,要注意安全。”我们一起合唱了一首《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然后,挥手告别。

 

这两天,又想到了这几个年轻的记者。还想到了自己的孩子。

 

这些来自农村的记者,他们文能考上最好的大学,武能爬上下水管道。他们个个都是勤奋、踏实、敬业的。还个个都买不起城里的房。

 

我的孩子,没上过两天学。14岁谋生。要受多少多少的苦,才在城里立足的。

 

还有那么多送快递的,做装修的,收废品的……这些农村青年生存是太不易了。

 

想着,想着,不禁泪流了满面。

 

 

—— 完 ——

 

刘兴、韩山、李兰、周安均为化名。

 

来源:正午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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