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老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背后的故事

xilei 发布于 2017-12-25 11:03:00

1984年时,国内上映了一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题材的彩色故事片《高山下的花环》,一时风靡全国,观影人流如潮。该片是根据军队作家李存葆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谢晋执导,李准、李存葆编剧,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当年该片就获得了文化部1984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随后又斩获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编剧奖、最佳男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剪辑奖,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女配角奖等八项大奖,可谓风头一时无二。几年后,该片又获得了《文汇报》、《中国电影时报》新时期十年电影奖(1977—1987年)故事片奖、导演奖。

1985年11月7日,影片《高山下的花环》易名为《卫国军魂》在香港上映,又引起了轰动,上映14天票房就达346万港币,创造了30多年来大陆电影在香港上映的票房最高纪录。

早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出版后,就受到了无数读者追捧。此后又相继改编成了话剧、舞剧和电视剧,更是红遍了全国。当时电影界想抢这部小说改编权的有好几家大制片厂,特别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李存葆是军队作家,当然还是想把小说改编权交给八一厂。然而因为小说表现了社会上和军队内部的不正之风,以及革命老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注重意识形态的八一厂又一直犹豫不决。最后,还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祭出了谢晋这尊大神,李存葆才终于点头交出了小说改编权。其实谢晋自己还不知道这事,他的习惯是一年只接拍一部电影,当时已接了李秀明主演的《秋瑾》。然而《高山下的花环》太吸引人了,谢晋破例接下了这部片子。

为了拍好《高山下的花环》,谢晋费了很大工夫揣摩,还特别申请开列了一批观摩外国资料片的清单。因为那一时期对进口影片的管制甚严,想要看个外国参考片都要费很大周折,就连谢晋这样的名导演也不例外。对于今天与网络朝夕相伴的人们来说,恐怕很难想像当年的情景。在观看了美国越战片《现代启示录》之后,谢晋深受启发,决定采用多机拍摄,因而确定了由3名摄影师来拍摄《高山下的花环》。这要放到今天,不是太平常的事情了吗?由上述几件小事也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对于大到国家发展、小到人民生活,是起到了何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

小说和电影的名字都叫《高山下的花环》,其直接指向是烈士墓前用于祭奠的花环,引申喻义则歌颂了卫国将士们甘洒热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而在中国的南部边疆,提到高山下的花环,很多人都知道,那说的是木棉花。

木棉,别名攀枝花,高10~20 公尺,树形高大,雄壮魁梧,枝干舒展。每年2~3月份先开花,后长叶。其花鲜红似血,硕大如杯。4~5月盛开时叶片几乎落尽,风吹而过,峥峥绽放,远观好似一团团在枝头尽情燃烧、欢快跳跃的火苗。因此,历来被人们视为英雄的象征,又称英雄花。

在中越边境上,每年春天,满山的木棉一片火红。英雄花,正是由英雄血、烈士血染成的。在1979年的中越战争中,有8千多名中国军人捐躯疆场,2万多名中国军人英勇负伤。中越边境的山岳丛林中,洒满了斑斑的英雄血。烈士陵园的排排墓碑前,闪动着灿烂的英雄花。影片《高山下的花环》,正是通过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再现了这场战争的几个侧面,从而带给了广大观众以强烈的历史震撼感和深深的思考。

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从修改剧本到拍摄完成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当时算是高速度了。影片的外景地选择了山东、四川、云南等地,内景则转回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拍摄。为拍摄战争场面的重头戏,谢晋还给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写了一份报告,由此得到了军方的大力支持。当时动员了昆明军区、成都军区部队的1个步兵师、1个榴弹炮团和1个坦克团参演,手笔不可谓不大。在拍摄期间,云南边疆还爆发了两山作战,中越边境形势又一次极度紧张起来,这更为后来的电影公映壮大了声势。为了感谢解放军的支持,影片拍好后,谢晋就将首映式放在了炮火连天的老山前线。

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以70年代末中国西南边疆解放军某部9连的活动为叙事线索,围绕一系列人物展开情节推进,展示了战争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并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呈现在观众面前。因该片少有地对历史和现实作出了某种理解与评价,在当时的中国军事题材影片中算是难能可贵的突破。

影片的主人公之一赵蒙生是高干家庭子弟,原为某军政治部摄影干事,为了曲线调动才凭关系临时下放到9连任指导员。惯于养尊处优的他无心连里工作,和同志们相处也格格不入。9连突然接到随军开赴前线参战的命令,大家都在紧急收拾行装,赵蒙生却接到了回城的调令。连长梁三喜斥责了赵蒙生临阵脱逃的行为,搁下了狠话:“现在在你面前正处在一道坎上,前进一步还好说,后退一步你是个啥?!”舆论的压力迫使赵蒙生随连队上了前线。他的母亲吴爽不顾军情紧急,竟通过前线专用电话要求老战友雷军长将赵蒙生调离前线,当即遭到了雷军长的雷霆怒斥。强烈的耻辱感令赵蒙生决心在战场上洗刷自己。9连担任穿插任务,遇到了接踵而来的困难。在战斗中,赵蒙生目睹了梁三喜、靳开来等战友的牺牲,经受了考验,成熟了。

在真实的历史上,因为6、70年代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曾有大量高干子弟入伍从军。在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场上,同样有很多高干子弟浴血奋战,甚至捐躯牺牲。如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之子江鲁平、江南平,均在战场上表现英勇,负伤立功;广州军区第41军军长张序登之子张鲁汕、张鲁江,侄子张孟江,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均荣立战功;广州军区第55军政治部副主任甄文林之子甄平烈士,在突击谅山外围扣马山的战斗中冲锋在前,英勇牺牲;昆明军区第14军40师副师长赵子雄之子赵杰昌烈士,在进攻老街外围小曹的战斗中担任尖刀排排长,冲入敌阵,壮烈牺牲;新疆军区某首长之子姜利民烈士,在突击莫隆的战斗中担任爆破组长,连续炸掉敌人3个火力点,不幸中弹牺牲……

不可否认的是,当年也确实有些高干子弟在战前调回后方,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然而更多的高干子弟则效命沙场,卫国战斗。那时的老一代高级干部多保持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驭下律己甚严,对子女要求严格,家风清正。而子女们也大都不负所望,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舍家卫国的入伍誓言,成为了光耀后世的楷模。像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张又侠,相继参加了1979年对越作战和1984年老山作战,战功卓著,成长为了一代名将,后晋身人民解放军最高领导机构成员;原广州军区第41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义德之子刘粤军,参加了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荣立二等功,并登上了当年《解放军画报》的封面,后一直做到了大军区司令员。他们,都是当年使命沙场的高干子弟杰出代表。

影片中饰演赵蒙生的是时年32岁的唐国强。说来也怪,唐国强早年在《南海风云》、《小花》、《今夜星光灿烂》等影片中演的都是军人,却偏偏被冠以了“奶油小生”的外号,令他苦恼不已。当谢晋为《高山下的花环》选角时,唐国强是主动要求参演的,非常希望能通过此片让外界改变对他的印象。不过相较影片中其他几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唐国强仍未能更加出彩。当《高山下的花环》大把揽奖后,他也只获得了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的提名。

影片中的灵魂人物是9连连长梁三喜。他的家乡在沂蒙山区农村,因家中非常贫困,以致不得不在部队中借了很多钱寄回家去。本来团里已批了他一个月的探亲假,但为了让新来的指导员赵蒙生熟悉连里的情况,他一再推迟探亲日期。上级来了紧急命令,9连迅即奔赴前线参战,梁三喜失去了探亲的机会。在战场上,梁三喜指挥有方,胜利攻占了敌人的高地。当搜索残敌时,为了掩护赵蒙生,梁三喜不幸中弹牺牲。他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遗物也只有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我的欠账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账总额是620元。一名连队基层干部,常年戍边卫国,家庭负担竟是如此沉重,不能不令人感慨。归国后,团里的宣传干事下到9连采访梁三喜烈士牺牲时的豪言壮语。赵蒙生拿出了这张血染的欠账单,宣传干事看过之后,不以为然地说:“欠账单?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吧。”赵蒙生激动地说:“实事求是吧!” 电影剧本中的这段情节在审查时曾被人指责为“有损解放军形象”,要求删去。谢晋不干了,这是小说中的神来之笔,删掉了还有什么意思!他寸步不让,宁可不拍,终于将其保留了下来。

影片中的9连排长靳开来,性情豪爽,身体强壮,业务纯熟,对战士们关心爱护,可以说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干部,早就应该得到提拔重用。然而,因为他的性格嫉恶如仇,看到歪风邪气就要说几句,提提意见,这就成了上级眼里的“牢骚”干部。靳开来当副连长的提干报告早就递上去了,可上面就是不批,以致他成了团里最老的排长。到了要打仗的时候,才突击任命他为副连长。对此,靳开来自嘲道:“副连长,副连长,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放心,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的。”战斗打响后,9连攻下了一个山头,但阵地上没有水,一些伤员和战士渴晕了过去,全连面临覆灭的危险。当时山脚下有一片甘蔗地,但战前有纪律规定不能动越南群众的东西。赵蒙生想带人去砍甘蔗,靳开来挺身拦住他,自己带人下了山。在砍完甘蔗回来的路上,靳开来踩响地雷身负重伤,被战士背回阵地后就牺牲了。多亏了这几捆甘蔗,9连才度过了难关,最后打下了主峰。然而,战后在评功授奖时,靳开来因为违犯了战场纪律而没有得到军功章。

当年的参战官兵,大都来自农村。而那个年代的农村,是普遍的贫瘠穷困。梁三喜的母亲和妻子玉秀,带着襁褓中的婴儿来部队奔丧。为了还清梁三喜欠下的债务,卖了自家养的猪,省下部队发给的路费,下了火车后没有再坐汽车,而是用双脚一步一步走到了部队驻地,硬是走了十多天,这是一个何等催人泪下的情节!靳开来烈士的英雄事绩突出,却没有得到军功章。身后抛下的孤儿寡母,又是何等心情呢!难怪赵蒙生激动地向营长表示:“那我要越级反映。我要向军党委、军区党委反映!”军长雷震后来更是发了怒:“不给靳开来立功,天理难容!”

梁三喜、靳开来这样的烈士,位卑未敢忘忧国,为部队建设、为国家尊严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尽到了军人的使命和职责。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们,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了战场,为国牺牲,没有怨言。可是,家庭的顶梁柱坍塌了,得到的,只是一点抚恤金。

这点抚恤金是多少呢?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牺牲烈士的抚恤金标准是:师级700元、团级650元、营级600元、连排级550元、班战士500元、民工470元、病故降低100元。由政府一次性向烈属发放。

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

政府可能也感觉到了抚恤金过于微薄,1980年8月18日,由民政部、财政部下发通知,对越作战烈士抚恤金在1979年的基础上各提高300元加以补发。然而,对于为了国家而献出子弟生命的破碎家庭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后,有不少官兵负伤致残。国务院下发的有关文件中规定各地对伤残官兵“酌情安排工作”。结果,有些地区把残废军人当成包袱,没有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一些伤残军人生活无着。于是,有的城市大街上出现了残废军人佩戴军功章乞讨的现象。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徐向前元帅知道后,心情非常沉重。他提请军委办公会议研究此事,并请总参谋长杨得志在中央书记处开会时严肃提出。在老元帅的力争下,国务院重新下发文件,规定对残废军人“一定要安排工作”。徐帅此举,虽然无助于缓解伤残官兵身体上的痛苦,但情暖人心,公道自在。1990年9月21日,徐帅逝世。在中国流亡的越南前国家领导人黄文欢亲撰挽联“身先士卒军心暖,威震沙场敌胆寒”,恰是徐帅一生的写照。

影片中饰演梁三喜的是沈阳话剧团演员吕晓禾,以深沉、质朴的表演塑造了一名优秀的我军连长形象,因而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和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饰演靳开来的是长春话剧院演员何伟,这个角色给观众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何伟因此获得了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和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让我们再听几句靳来开式的语言吧:“打起仗来,还得靠咱们这些庄户孙”、“我说笔杆子,万一我老靳光荣了,别忘了在报纸上吹一吹,啊。看见了没有,豪言壮语记了一小本,字字句句闪金光”、“我靳开来可是弟兄四个,死了一个还有仨,那祖坟上断不了烟火。可你梁三喜不行,你两个哥哥都不在了,你有老娘,有玉秀……还有那个不知男不知女的下一代”、“犯错误的事,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正职的去干!反正我靳开来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了名了,我就不信,他奶奶的,200个亿换不回来他一捆甘蔗!”

梁三喜和靳开来英雄相惜,天下悲怆。

“打敌人我能勇敢,可是敢于提意见,向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你要比我勇敢的多。我……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

“我是噘嘴骡子卖个驴价钱,吃亏就吃亏这嘴上了,你还欣赏?”

“我欣赏!”

影片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军长雷震,人称雷军长、“雷神爷”。这是一个老一代革命军人的光辉形象。临战前,在师里放电影的临时礼堂里,雷军长匆匆赶到,当着广大指战员的面发了雷霆震怒,对有人临战前“走后门”谋调动的不正之风甩帽子骂娘,正气凛然,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志们,现在战争就要打响了,我的千军万马正要去杀敌、拼命、流血。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军里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我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了,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了吧!啊?在百战中遇上这种事,我还是第一次!所以今天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可能又要甩帽子,骂娘!有那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哟!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呀,在这种关键时刻,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她来电话干什么呀?让我关照她的儿子,要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他奶奶的,走后门竟走到我这流血牺牲的战场上!(手抚军帽要甩未甩)她的儿子何许人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一个干事,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我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我偏要她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甩力将帽子甩在桌上)去炸碉堡!”(全场热烈的掌声数分钟不息……)

在小说原著中,雷军长甩帽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军里的人都知道,雷军长在十年中曾四次甩过军帽。对于甩帽子的后果,有几句顺口溜作了描述:“军长甩军帽,每甩必不妙。不是蹲班房,就是进干校。”这就是一名革命军人在面对邪恶的政治风浪时,不做风派墙头草,而是勇敢抗争的无畏品格。

本来小说中是“雷神爷”上来就甩了军帽,令得四座震骇,都知道要大势不妙。而电影中则上来未甩,中间欲甩未甩,最后才甩。显然小说中因预先有文字铺垫,对甩帽的效果读者已经明了,最后的高潮是在意料之中。而电影是靠画面来推进情节,上来直接甩帽子观众受到的触动并不深刻,而要预先进行铺垫又受到手段限制,会影响影片的整体结构。所以影片编导人员对这个情节进行了匠心改编,随着雷军长的激情痛斥,从做势欲甩到雷霆怒甩,将矛盾逐步引向高潮,从而达到了聚焦观众注意力的效果。

在影片中,雷军长的独生子“小北京”隐瞒身份上了一线参加穿插战斗,最后光荣牺牲。同样是高干家庭,雷军长和吴爽,小北京和赵蒙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高干子弟的小北京和农家子弟的梁三喜、靳开来同上战场杀敌,将血流在了一起,正是当年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雷军长和小北京的故事,表现了老一代革命军人的高风亮节和严正家风,令无数观众深深感动。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高干家庭父子兵同上战场的事例有不少。如前述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广州军区第41军军长张序登,自己在指挥千军万马杀敌的同时,都把几个子侄送上了战场;昆明军区原司令员王必成,因战前中央军委临阵换将而痛失了指挥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机会。他将一子一女和怀孕的儿媳送上了前线,慷慨明志曰:“我不能参战,但我们家有三个半人参战,此愿可遂,此志可明了!” 最具有代表性的父子兵,就是武汉军区第54军160师师长张志信和他的儿子张力烈士。坊间在多年里将张力烈士说成是《高山下的花环》中烈士小北京的主要原型,而张志信师长自然也就成了雷军长的主要原型。

1979年2月23日,张志信率160师进入广西前线参战。27日,师指挥所得到了一个消息:当日中午,478团特务连侦察排在267高地侦察敌情时与越军遭遇,战斗中副班长张力被越军的重机枪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因为在深山丛林中无法实施有效抢救和后送,张力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年仅22岁。最后的时刻,张力对身边的战友说,他牺牲后,请转告爸爸,儿子没有给他丢脸,劝爸爸不要悲伤,一定要照顾好妈妈……

张力不是别人,正是张志信的独生子。张志信是30岁那年才和夫人有了这个儿子,真是千顷地一根苗,夫妇二人喜爱得不得了。张力长大后,张志信就把他送到了自己的老部队160师中锻炼。张力也很争气,很快成为了师里有名的训练标兵。他身材高大,平时喜欢打篮球,还是个不错的主攻手。张志信因为忙于抓训练和准备作战,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过儿子了,不想却成为了永诀。师政委李兆贵知道张力的牺牲对于张志信是何等重大的打击,正是部队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刻,为了不影响张志信指挥作战,李兆贵决定先将此事瞒下来。他把指挥所中的知情人员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张师长年过半百,纵深战斗已全面展开,不能没有师长指挥,万一情绪波动,后果不堪设想。我宣布一条纪律,谁向张师长泄漏这条消息,军法论处!”

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张志信还是很快察觉到了指挥所中的异样气氛。经过他一再催问,李兆贵不得不如实说出了张立牺牲的噩耗。一向镇定的张志信如遭晴天霹雳,一时竟呆住了。过了足足有3分钟,张志信才回过神来,他极力控制着情绪,缓缓地说:“有战争就会有牺牲,想想1953年7月21日,在朝鲜战场上,478团4连一天就牺牲了4个排长,5连最后只剩下1个连长。那么多人为了祖和人民的利益都牺牲在战场上,张力死得其所。” 此后,张志信把失子之痛深深埋在心底,仍然出色地指挥了接下来的战斗。因为战事倥偬,条件不允许,张力的遗体被就地火化,战友们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了祖国。战后,张力烈士被追授二等功,骨灰安葬在了广西靖西烈士陵园里。后来中央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时,慰问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知道了张志信的儿子牺牲在战场上,他紧紧握着张志信的手说:“你的仗打得好,党的本色保持得好,祖国和人民感谢你!”

2009年3月,已身染重病的张志信坚持带着夫人去了靖西烈士陵园,为他们的爱子扫墓。4年后,张志信与世长辞,终于在天国中与儿子相会。

呜乎,世间已无“雷军长”。

影片中饰演雷军长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童超,曾在话剧《茶馆》、《骆驼祥子》、《名优之死》中都有过出色表演。他塑造的雷军长这一经典艺术形象,已经永远定格在了中国电影史中。

影片中梁三喜的70岁母亲梁大娘,深明大义,把唯一的儿子交给了部队,默默承受了巨大的失子痛苦。为了偿还儿子欠下的债,她和儿媳玉秀省下了所有能省下的钱,加上梁三喜烈士的抚恤金,坚持还债,保持了人格尊严,这段情节感动了银幕前的无数国人。她们是那么的平凡,生活是那么的艰难,然而她们的心灵却又是那么的崇高。这种强大的震撼力量和净化力量,正是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的巨大成功之处。而梁大娘对雷军长说的一席话,无论对历史,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更具有着强烈的警示意义:“你是个军长,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牺牲了!我哪怕就只看到了这一个,我总算看到了……好啊,好啊,你们好啊!中国能兴旺啊!”

影片中饰演梁大娘的是山东省话剧团演员王玉梅,以饰演了无数女性形象而为影视界所称道。因为出演了梁大娘这一角色,王玉梅获得了第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值得一提的是,王玉梅在《高山下的花环》的电影版、电视剧版中都饰演了梁大娘的角色,这在当时的中国影视界是独一无二的。

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中,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配角演员。像饰演玉秀的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盖克,在此之前是以饰演气质出众的年轻女性而知名,如影片《苏小三》中的赵蓉、《战地之星》中的白露等;饰演靳开来妻子杨改花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斯琴高娃,已凭借《归心似箭》、《骆驼祥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似水流年》等影片成就了大名;饰演战士段雨国的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倪大宏(后改名倪大红),当时的演技还很青涩,只是略微诠释了一下这个外号叫“雨果先生”的有浪漫诗人情怀的士兵。到了日后,倪大宏就成了著名戏骨,什么《乔家大院》、《三枪拍案惊奇》、《北平无战事》,认识他的人忒多;饰演战士金小柱之父的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老演员管宗祥,从影片《智取华山》、《小兵张嘎》一直演到《神秘的大佛》、《包氏父子》,堪称货真价实的老戏骨。

从作者李存葆创作小说的过程来看,9连应该是属于1979年时西线云南战区某部的连队。而影片中赵蒙生在赶往连队上任途中,曾驱车经过剑门关,并与剑门关的石碑合了影。在当年,驻防剑门关所在的四川绵阳地区周围的野战部队,是成都军区第13军38师和第50军150师。其中参加云南方向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是第13军,因此影片中的9连当属第13军部队序列。

影片中9连随部队乘坐“闷罐”(货车)车厢向前线开进,大家在车厢里吃喝嬉闹,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真实的历史上,成都军区第13军各部奉命于1978年12月下旬从四川驻地集结出发,乘火车沿川黔、成昆铁路向云南昆明开进。尔后换乘米轨火车、汽车,沿昆明至河口铁路和昆明至河口、昆明至那发公路向中越边境开进。经1000多公里铁路输送和数百公里公路输送后,于1979年1月5日全部按时到达云南河口集结地域。当年的铁路运输速度较慢,路上要走五、六天,车上的生活非常枯燥。令很多官兵记忆最深的要数如何在途中方便了。靠站停车时还好说,在开进中多是使用车厢里的尿桶小解,或是站在车门边对外放射,大解则通常要用一个盛有灰土的洗脸盆解决。还有一些人玩得更惊险,大解时让两边的战友拉着自己的双手,露出屁股撅在车门外边,随风飘散,臭气远扬。

影片中到达边境后,9连干部秘密前出现地观察越军的防御情况。赵蒙生吃惊地说:“他妈的,修了这么多碉堡!”梁三喜则心情沉重:“看到了吧,炮口早就对准了我们!”靳开来愤怒地骂道:“200个亿养个狼崽子,他奶奶的,我让你怎么吃进去,叫你怎么吐出来!”在真实的历史上,越南从1977年开始就在中越边境集结军队,大修工事,将中国作为了假想敌。后来在谅山战役中缴获了越北一军区炮兵第166团的一份射击图,标绘日期是1978年10月12日,射击的箭头都指向中国境内。有的箭头越过广西凭祥地区指向平而关以东的山上,有的箭头穿过广西友谊关东面的25号界碑指向中国境内十多公里的广西宁明县增怀村,周围的凭祥、友谊关、油隘等边境城镇都成了越军计划摧毁的目标;缴获的广西爱店对面越南支马公安屯的作战计划中,也标明了从四路侵袭爱店的箭头;广西水口关对面越方一侧的边防检查站,越军就在站内会客厅下面修筑了暗堡和地道,地道一直通到紧靠中越边境的越方进攻出发阵地;友谊关对面的越南同登镇,早已构筑成了一个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前哨阵地。在同登周围,明碉暗堡星罗棋布,堑壕掩体纵横交错,附近的山头几乎全掏空了,甚至连当年法军修筑的早已残缺不堪的炮台、碉堡也都重新利用,建设成了坚固的军事堡垒。

很明显,越南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中国的战争准备。不怪靳开来如此愤怒,中国穷20余年时间花费200个亿的援越努力,结果却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凶恶的敌人。

影片中上级为9连补充了15名战斗骨干,其中就有北京部队来的战士“小北京”。在真实的历史上,参加对越作战的野战军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陆军师还是乙种编制部队,需要在战前进行紧急扩编,补入大量干部、战士及各种装备。如第13军,在战前共扩编了2个营部和70个连队,增编了4个连、312个排,补充兵员15381人(其中新兵11874人),提升调动干部3041人,同时补充了各种武器、装备、弹药、器材等物资。因为扩编后的部队新兵、新干部多,实际战斗力下降,就需要同时补入一些战斗骨干。这些骨干通常是从兄弟军区部队抽调来的,技术和业务都较好,如影片中那名信奉拿破仑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战士小北京。从他在战场上提出的建议和临机决断来看,确实是一个很有潜质的干部苗子。

影片中在临战之前,9连进行会餐,什么饺子、罐头、五粮液、味美思等好东西全都拿出来了。马上就要面临生死未卜的战斗,不吃不喝何待!用靳开来的说话:“咱们今天最后品尝品尝这生活的甜蜜味!”不过当年五粮液产量很少,一般人是弄不到的,靳开来能一下搞来两瓶实在够奢侈。赵蒙生拿出了味美思葡萄酒倒很正常,他是高干子弟,有钱也有门路。在真实的历史上,临战之前的官兵们确实是大吃大喝了一顿,尽管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菜肴。下面提供几份当时几个连队越境参战前最后一顿热饭的菜单:

第13军39师115团2连:蔬菜杂烩回锅肉,各种罐头食品,米饭。

第13军39师116团6连:罐头红烧肉炒青菜,各种罐头食品,米饭。

第50军149师447团2连:猪肉烩大锅菜,各种罐头食品,米饭。

还有一份第13军38师114团9连的除夕夜菜单:红烧鱼块、土豆红烧肉、清炒包心菜、竹笋炒肉片、一个酸辣汤、米饭。

一眼看上去,主打菜就是猪肉和罐头了。酒水也有,一般都是附近镇上搞来的散装白酒,装在水壶里,可没有五粮液那种高档货。在那个年代,市场上的副食供应本来就很少,加上几十万大军云集于边境,耗费巨大,想吃点新鲜肉可不容易。通过军队后勤部门和当地党政部门的努力,才供应了一批新鲜猪鱼肉类给参战部队。不足的部分,就要用各部队从原驻地带过来的自己饲养屠宰腌制的猪肉,以及各种罐头食品来补上了。那一时期的军用罐头,种类主要就是午餐肉、红烧猪肉、酸辣菜等,远不如今日的品种丰富。其中午餐肉罐头在当年是稀罕的美食,平时很多官兵也难得品尝到,因而最受大家喜爱。红烧猪肉罐头足有1公斤重,铁皮包装,营养最足。用它来炒各种青菜和烩菜,或是搞一大锅汤,味道是相当不错的。部队在战区内能做热食的时候,红烧猪肉罐头总是主力菜品,一肉配百菜。不过,开战后部队常连续行军作战,基本上不能生火做饭,只好吃压缩干粮加罐头冷食。这时候再看那一开盖就白花花半下油的红烧猪肉罐头,八成参战官兵的第一反应就是:立时没了胃口。而且,就算是能这样吃下去,再喝点冷水,那就等着跑肚拉稀吧。打穿插的部队则更悲催了,轻装时首先扔掉的就是沉甸甸的红烧猪肉罐头,等最后饿了时只能是压缩干粮就凉水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战斗前的最后一餐热食确实是美好的回味,也难怪很多参战老兵多少年后还记得清楚。

影片中靳开来和梁三喜争带尖刀排,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靳开来还一语成谶:“烈士陵园见。”在真实的历史上,79年时一个连队有四名主要干部: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通常分工是比较固定的,即连长负责军事指挥,指导员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并协助连长指挥,副连长带尖刀排,副指导员组织前运后送。严格来说,影片中副连长靳开来到尖刀排加强指挥是理所应当的,梁三喜要负责全连指挥,及时调整部署,应该呆在他的指挥位置上。不过,到了实战打响后,连长、指导员带队冲锋的也不少。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干部靠前指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影片中9连在丛林中向前穿插,劈荆斩棘,行进非常艰难。营长催促他们加快速度。靳开来又发了牢骚:“他奶奶的,他们也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让他们来看看,这山,这路,哪是人走的,哪他妈是人爬的?”

在真实的历史上,第13军于作战计划中设置了两路穿插部队:以38师114团向10号公路南北两侧的威龙松、奔西爱地区穿插,全程38公里,目的是切断公路,阻击越军316A师东援老街和柑塘,保障军主力围歼345师;以39师116团向柑塘南侧的朗贯、朗格姆地区穿插,长途75公里,要直接截断柑塘越军沿红河的南退之路,同时阻击向柑塘增援的任何越军。

实战中,38师114团规定完成穿插任务的时间是7个半小时。实际上该部渡河时间就已推迟,前卫部队又走错了路,加上还有越军阻击,到规定时限后,全团只前进了约3公里。经一天一夜穿插,114团在孟珊地区受阻,被越军猛烈的炮火封锁。随后114团接上级命令转为配合友邻部队攻歼附近地区之敌,遗憾地没有完成这次穿插任务;39师116团规定完成穿插任务的时间是16个半小时。第二天在进至周登以南和岳山以西地区时,遭到周围诸高地的越军阻击,在预定时间内完成穿插任务已不可能。后116团的穿插任务被上级取消,转为配合友邻部队夺取岳山地区诸高地,也没能完成原定穿插任务。

正如影片中所演得那样,在越南北部这样的山岳丛林地区打穿插,靠尺子量地图的作战计划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地形太复杂、太难走,图上距离1公里,实际距离二、三倍都不止。走丛林需要砍刀开路,硬从荆棘竹草中强行挤出一条路;爬高山就更艰难,路窄坡陡,甚至悬崖阻隔,按平地时间来计算行军速度岂不是开玩笑!这还没有算进去因地图误差和参谋业务不熟,导致出现了大量迷路、走错路的事例。解放军以往没有在这种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形中进行过大规模作战,遇到了很多新问题,也产生了很多经验教训。

影片中9连在高地上遇到了缺水焦渴的困境,靳开来宁可犯错误也要带人去砍甘蔗给大家解渴,结果回来时踩中地雷牺牲。在真实的历史上,越北地区即使在2月份白天温度也有20多度到30度,非常炎热。穿插部队随身携带的饮水常常很快就喝光了,越南人还在井里和河里投毒,不能喝。能补充上的水,只有河沟稻田里的水。通常接一水壶,再放两颗净水药片,喝起来是一股药味,难以下咽。可如果不放净水药片,说不定水壶里就会有一层牛屎和许多红红的小虫,那就更让人睹之闹心了。有的部队还经常补充不上饮水,焦渴异常,就如影片中的9连那样。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军队的后勤供应方式仍很原始,前线部队经常遇到缺粮断水的困境,这是非常需要反思的。

另外,战前上级就下了规定,异国作战也要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能随意拿取越南群众的私人物品。在这样的规定下,作战初期部队遇到断粮后,全靠寻找野地里的木瓜、野菜、树叶等充饥,困苦非常。有的战士到越南群众家附近的地里砍甘蔗,就被战场记过。影片中靳开来砍甘蔗犯错误的情节便取自于此。后来,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了解了前线情况后,指示部队可以有组织地就地筹措给养,这才缓解了燃眉之急。实际上,战后部队在评功授奖时,一是有名额限制,不能全都照顾到;二是也有人为的主观因素在内。靳开来这样的“牢骚”干部,战前在团里的升职就受压,战后因为有过违纪就不能评功,而不是全面地考量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表现,分析违纪的原因,那么上面是出于何种目的就可想而知了。雷军长对此就愤慨地说:“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谀奉承,对爱提意见的同志,到死他们也不肯放过!”

关于当年的战时纪律,有两个例子比较典型:第41军某团在穿插时涉水过谢牢河,团政委的鞋子陷在了河里。因找不到合脚的鞋穿,警卫员只好用急救包帮他缠着脚走路。后来在一处越南群众的房子里找到一只蓝色网球鞋,这才凑合穿上。团政委还特别强调要警卫员给房子主人留下一些越币,务必不能违犯战场纪律;同样在这个团,因全团已断粮两天,上级命令该团就地解决给养,于是战士们纷纷下山到周围的村庄中去寻找食物。从后面赶上来的团参谋长不知道上级有命令,发现有士兵违犯群众纪律,当即前往阻拦,甚至与两名班长拔枪对峙。

影片中9连攻打主峰阵地受阻,战士小北京连续两次肩扛82无坐力炮向敌火力点发射,都是哑弹,结果因暴露位置而中弹牺牲。梁三喜倒出炮弹检查,发现都是1974年4月生产的。他愤怒地骂道:“批林批孔,批他奶奶的!”在1979年的战争中,也确实多次出现过武器发生故障和弹药打不响的情况。如第13军39师115团2连在攻击谷珊西山215高地时,两挺正在发射的重机枪同时出现故障哑火,导致机枪阵地遭到了越军40毫米榴弹的袭击而受到损失;第13军37师111团2营攻打红河西岸230高地时,82无坐力炮连6班射击越军地堡时发生了哑弹未炸的战场险情等。李存葆是在了解了上述战例后,又进行了合理地艺术加工而创造出了影片中的故事。作者的初衷在于批判文革中武器弹药生产质量低劣的问题,尽管实战中出现的故障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影片中梁三喜在指挥连队搜索主峰残敌时,发现有隐藏越军,他大喊一声“隐蔽”,一脚踢倒了身旁的赵蒙生,自己却被打中而牺牲。赵蒙生疯了一样抱起集束手榴弹冲上去,炸毁了越军的暗火力点。在真实的历史上,发生过攻占敌山头后有干部遭到隐藏之敌袭击而牺牲的事情。1979年2月17日,昆明军区第14军42师124团2营攻占了拔坡地区诸高地。其中6连在攻占30号高地后,忙着下山送交缴获的战利物资,并未对高地进行认真搜剿。不久营长王文斌和通信班长去团指挥所开会,路过30号高地第二道堑壕时,遭到隐藏在高地东侧暗掩蔽部内的4名残敌射击,王文斌营长和通信班长当场牺牲。6连战士们闻迅赶到,将掩蔽部内逃出的2名越军击毙,又用爆破筒将掩蔽部炸毁,歼灭了里面的2名残敌。攻占敌高地后必须认真细致地进行搜剿,将残敌清理干净,这是此次自卫还击作战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

如上所述,影片《高山下的花环》以其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征服了无数观众。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电影史上,同一题材的影视作品还没有一部能超越该片的。1985年,美国十大城市举办了“谢晋电影回顾展”。因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一片还有一定的敏感性,能不能带出国放映的意见不一。后经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特批,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终于随谢晋出访了美国。

2008年10月18日,谢晋导演与世长辞。在他身后的电影回顾展上,《高山下的花环》与《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鸦片战争》等7部影片一起,再一次令敬仰和怀念他的人们热泪长流。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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