铂程斋--柴静: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xilei 发布于 2017-6-28 15:17:00

1.

你和我是平等的

 

郝劲松剃着一个阿甘式的头,后脑勺剃光了,头发茬子硬硬地拱出来。

2006年3月21日上午10:0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他坐在原告的位子上开口说话:“审判长,通知我的开庭时间是10点,被告迟到,我是否能得到合理解释?”

审判长看他一眼:“现在你先遵守法庭程序。”冲书记员挥了下手。

书记员跑出去大声叫:“北京地铁公司!北京地铁公司!”

片刻,两位男士夹着公文包,匆匆入门,在被告席上落座。

双方目光交汇的一刹那,法庭非常安静。我明白了郝劲松为什么说“不管你有多强大,当你被告上法庭的时候,你是被告,我是原告,大家坐在对面,中间是法官。你和我是平等的”。

这场官司关于5毛钱。郝劲松在地铁使用了收费厕所,认为收这5毛钱不合理,把北京地铁公司告上法庭。

两年多,他打了7场——他在火车餐车上买一瓶水,要发票,列车员都笑了:“火车自古没有发票。”于是他起诉铁道部和国家税务总局。

在强大的机构面前人们往往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但是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把他们拖上战场,我不一定能赢,但我会让他们觉得痛,让他们害怕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让他们因为害怕而迅速地改变。”

“钱这么少,很多人不觉可惜。”我说。

“今天你可以失去获得它的权利,你不抗争,明天你同样会失去更多的权利,人身权,财产权,包括土地、房屋。中国现在这种状况不是偶然造成的,而是长期温水煮青蛙的一个结果。大家会觉得火车不开发票、偷漏税与我何干,别人的房屋被强行拆迁与我何干,有一天,这些事情都回落在你的身上。”

“一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

“看看罗莎·帕克斯,整个世界为之改变。”他说。

 

 

2.

我只是讨厌屈服

帕克斯是美国一黑人女裁缝。1955年12月1日,在阿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市,她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就座。那时,南方各州的公共汽车上还实行种族隔离,座位分为前后两部分,白人坐前排,黑人坐后排,中间是“灰色地带”,黑人可以坐在“灰色地带”,但是如果白人提出要求,黑人必须让座。

那天晚上人很挤,白人座位已坐满,有位白人男子要求坐在“灰色地带”的帕克斯让座,她拒绝。

如果对方是一个孩子或是老人,也许她会站起来,但这次,42岁的她厌烦了每天在生活中所收受的不公平对待。

她说:“我只是讨厌屈服。”

之后,她因公然藐视白人而遭逮捕。

她的被捕引发了蒙哥马利市长达385天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运动。这场运动的结果,是1956年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禁止公交车上的“黑白隔离”,帕克斯从此被尊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

50年后,在帕克斯的葬礼上,美国国务卿赖斯说:“没有她,我不可能站在这里。”

 

3.

起码我试过了

 

有部电影叫《飞越疯人院》。麦克默菲是一个装疯躲进精神病院逃避惩罚的流浪汉。所有的病人都在医生安排下统一按程序打针、服药、聊天。但他不肯。进行例行心理治疗的讨论时,他建议将白天的日程换到晚上进行,因为大家想看世界棒球锦标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拉奇德小姐说:“你要求的是改变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

麦克默菲说:“小小的改变没有害处。”

拉奇德小姐不同意:“有些病人过了很久才适应了作息制度,如果现在一下改变了,他们会感到非常不习惯。”麦克默菲说:“这可是世界棒球赛,比赛结束以后,还可以改过来。”拉奇德小姐看上去像是有些让步了:“这样吧,我们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麦克默菲十分赞成:“好极了!”他第一个高高地举起了手。切斯威克也举起了手。泰伯也想举手,一眼遇到拉奇德的目光,马上把手缩了回来;马蒂尼手刚举起,就停留在头顶,装着抓痒;塞夫尔手放在胸前,两眼看着周围,等着大多数人举手,他也举。

大家都想看球赛,但尽管麦克默菲一再鼓励,仍没有人敢违抗那目光。

拉奇德小姐宣布:“只有三票。对不起,不能按你的意见办。”说完起身向办公室走去。

麦克默菲说:“这就是你们的作息制度?我可要进城去看棒球赛。谁愿意和我一起去?”

比利不相信:“麦克,你出不去的。”

“出不去?”麦克默菲指着屋子中间那个花岗岩的洗脸池。“我可以用它砸碎窗户。”

比利还是不相信:“你举不起它。”

麦克默菲押了十美金跟他打赌,搓了搓手,使劲抱住那个台子,没搬起来;再一次用力,还是搬不动。他只好退下。突然,他大声叫起来:“去他妈的,我总算试过了,起码我试过了!

 

 

4.

权利是用来伸张的

郝劲松打贏铁路发票的官司后,很多人以为他会和铁路结下梁子。但后来他乘车时,乘务长认出了他,亲自端来饭菜,问他:“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过来?”

“你靠什么赢得尊重?”我问。

“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郝劲松说,“权利是用来伸张的,否则权利就只是一张纸。”

在“新闻调査”,我采访过一个人。他帮农民反映征地的事,在网上发帖提及当地领导,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词,被判诽谤罪,人狱两年。我在监狱采访他,那时他已经服了一年多的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看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个叫郝劲松的律师,那篇文章叫什么……叫什么屈服……”

“《我只是讨厌屈服》。”我说。他带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哎对,过了一会儿,说:“在那篇文章里,那个律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权利不用来伸张的话,就只是一张纸。

这个人相信了这些写在纸上的话,然后穿着蓝白相间竖条纹的狱服,满脸胡须,坐在这里看着我。他进监狱后,厂子倒了,离了婚,监狱离他的家两千里,没人给他送生活费,村里的人去看他,拾破烂的老人给了他五十块钱,老汉戴着塌得稀软的蓝布帽子,对我说:“把他换出来,把我关进去吧,我老了。”

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5.

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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