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傅聪:那本家书,曾经的伤痛

[一种生活]傅聪:那本家书,曾经的伤痛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20-12-29 22:36:00

作者:@祝华新

 

钢琴家傅聪因新冠肺炎在英国去世,享年86岁。




我这代大学生知道傅聪,是因为那本脍炙人口的《傅雷家书》。翻译家傅雷与英国的儿子傅聪通信,字里行间深沉的父爱,对艺术、人生的哲理思考,打动过我这代人,虽然今天的“后浪”可能无感甚至对傅雷家教的严苛有抵触。

 

曾经的书香门第



傅聪出生在上海的书香门第。人民日报记者姜泓冰探访过傅家旧居:“在安定坊,江苏路284弄5号。大门内,向南的花园里早无当年主人至爱的玫瑰。三层楼的西班牙式建筑,有着或瘦窄或扁平或方正的钢窗,在整个由细小卵石贴成的墙面上,长短直窗的线条,就成了恰到好处的装饰,加上挑出的尖尖阁楼与红色屋瓦,自有种岁月浸透之后的优雅与合宜,宠辱不惊。当年,小楼的一楼是傅家客厅、餐厅,也是儿子傅聪每天练琴的地方;二楼是傅雷夫妇的卧室、书房,三层阁楼先由两个孩子和保姆居住。傅雷在这里译成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也在这里用秀丽流畅的毛笔字给万里之外的傅聪写就了几十万言的家书。



踯躅其间,却分明能看到一个穿中式长衫戴格子围巾,或是着西装系领结的身影,戴旧式圆眼镜,棱角分明,认真严肃,有着对于人情世故的深刻洞悉却孤傲自尊,决不肯妥协。(2014年1月27日《傅雷故居——无法忘却的痛》)



傅雷一解放就被人民日报批评,说他在《贝多芬传》译序和附录中“一味夸大个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错误地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极端的个人英雄和个人主义思想”,甚至断言译者的观点“麻醉人民”,是“反动统治者巩固统治的工具”。尽管如此,傅雷还是对新中国抱以极大的善意。1957年他应邀列席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亲耳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宣示,兴奋地给在波兰学音乐的儿子傅聪写信,寄去多达14页的毛泽东讲话记录和自己的学习心得,叹服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已入化境”;“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都融会贯通了的人。”



向来不问俗事、与世无争的傅雷,人誉“孤傲如云间鹤”,却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在1957年被政府感召参与“鸣放”,讲过几条绝无政治企图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要“和风细雨”,不能“过分粗暴”;出版要符合“读者需要”,不该忽视鲁迅著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金作品;稿费制度要合理,不能影响创作、影响作家生活。“反右”一来,尽管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出面缓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还是不肯放过傅雷,拍板扣上“右派”帽子。



此时傅聪正在波兰留学,音乐天才脱颖而出。这是人民日报当年的报道:“中国钢琴家是第一次参加国际萧邦钢琴比赛大会。我国21岁的青年钢琴家傅聪在比赛中保持着优良的成绩,从第一轮一直升到第三轮,最后获得了第三名。当傅聪在交响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完毕,悠扬的琴声渐渐消逝后,一阵雷般的掌声和喝采声响了起来,傅聪三次出台致谢。波兰《人民论坛报》发表音乐家、记者和听众的评价说,法国钢琴家表现了纯熟的技巧,而中国钢琴家则以抒情的手法诗意地完满地表达了萧邦乐曲中的丰富情感。”(1955年3月24日《华沙的音乐盛会》)



父亲遭到不测,傅聪被通知提前结束学业回国,等待他的可能是从此再没机会登台。傅聪在痛苦迷茫中悄悄取得英国驻华沙领事馆的签证,登上了去英国的班机。当飞机降落伦敦时,记者围上来,傅聪一言不发。傅聪在海外几十年,从未发表过半句对祖国不恭的言论。



傅聪1960年在英国结婚,新娘米拉·梅纽因,是著名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女儿。夏衍通过柯灵给傅雷捎来周总理的话:祖国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对傅聪开着,只要愿意回来,欢迎。

 

心无纤尘的父子家书



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多亏周恩来和陈毅的关照,傅雷得以与傅聪保持通信。天各一方的父子,视政治劫难为无物,心无纤尘地探讨音乐、艺术、文化、祖国和人生。



傅雷在信中嘱咐傅聪:“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关山远阻而你我之间思想交流、精神默契未尝有丝毫间隔,也就象征你这个远方游子永远和产生你的民族,抚养你的祖国,灌溉你的文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



人民日报“文革”后曾说,尽管身处逆境时,傅雷仍然要求远走英国的儿子傅聪用中文通信,并对他在信中引述《论语》中的一段话感到欣慰。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家,把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视为立身之本,他们胸中激荡的爱国主义情思令人感奋。(1999年2月23日《聆听中华文明之声》)



据人民日报报道,三联书店老编辑范用在“文革”刚结束时看到了傅雷家书的手稿,从中看到的不只是一段段优美文字,而是为家书里面丰富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以及一个独特个性所具备的人格力量所震撼。范用决定出版这本《傅雷家书》。尽管当时傅雷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平反,尽管傅聪还戴着“叛国”的帽子,暂时不能回国,但范用认准的是一种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更有一种自己对历史发展的判断。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傅雷家书》都是值得出版的书。从组稿到封面设计、排印、装订,范用一抓到底。他还筹办了傅雷家书手迹展,开幕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到场。(2010年9月21日《范用:浪漫已成绝响》)



几乎所有与傅聪初次见面的中国人都要提到《傅雷家书》。傅聪却说:“家书其实我从来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要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太动感情了,不敢看。”(2005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傅聪:一个坚实的符号》)



我当年读到的《傅雷家书》,并未收入傅聪给父母的信。近年陆续读到了一些,如傅聪母亲朱梅馥抄写寄给香港友人的傅聪信件:



 “亲爱的爸爸妈妈: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笨笔所能写得出来的。”



另据杨绛回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傅聪只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最后一次通话。

 

相见时难别亦难



傅聪与父母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当街挨斗4天3夜后,回到家中双双从容自缢。夫妇俩在地上铺了棉胎,上边放了方凳,以免板凳踢倒,惊了邻里睡眠。这对与世无争的善良夫妇在遗书中,甚至没忘了续交房租、给保姆留下生活费、给自己留出火葬费。



父母双亡的消息传到美国,傅聪在独奏音乐会上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晚上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的父母生前所喜爱的。”



傅雷的老友楼适夷在《傅雷家书》代序中提到:1979年4月下旬到上海参加傅雷夫妇骨灰安葬仪式,看到傅聪去国二十余年后只身归来。“五十年代中他去国的时候,还带着满脸天真的稚气,是一个刚过二十岁锦绣年华的小青年,现在却已经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壮岁了。想念他万里归来,已再也见不到生命中最亲爱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双亲惊喜欢乐的笑容,而是萧然的两撮寒灰。”



与傅聪命运相似的,是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勒令在地上爬行吃草,铤而走险带着心爱的小提琴经香港赴美国定居。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周恩来总理托其向马思聪转达:“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马思聪在异国他乡谱就了《李白诗六首》、《唐诗八首》,其中一首就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文革”结束后,马思聪获平反,有意回国,但终未能成行,1987年5月于美国费城去世。

 

收藏傅雷骨灰的上海义女



传记作家叶永烈透露了傅雷夫妇去世后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



傅雷夫妇自杀后,长子傅聪远在美国,次子傅敏在北京日子也不好过,骨灰无人认领。这时候,上海一个普通女子江小燕挺身而出,以街上的大字报为线索找到傅雷的家,冒充傅雷养女领回骨灰,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存放,为此被羁押盘问。



“文革”后,傅敏见到了恩人江小燕,提出合影一张留念被婉拒。叶永烈说:“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江小燕淡然推却,仅仅出于礼貌接受了一张傅聪寄给她的音乐会门票,音乐会结束飘然离去。



她说:“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家声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



1957年的“右派”,知识分子、技术人员、专家占60%以上,在不少单位竟然高达80%。中国本来极其稀缺科技专家、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他们在长期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的烽火连天中受到完整的大学教育,在中国极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出国深造,本来就是个奇迹。国民党从大陆败退后,不少大师级的学者没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很多人放弃海外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国创业。就像现代大儒梁漱溟教授1949年谢绝避居香港的邀请:“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就像物理学家彭桓武、邓稼先遇到记者提问“为什么回到贫穷的祖国去”,不约而同地反诘:“你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对!你应该说为什么不回国?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据郭沫若1956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透露,当时,中国6亿人口中,知识分子384万,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才10万多人,包括7499位教授、副教授,3.1万位工程师。他们本是新中国建设工业化、现代化的依靠力量,但由于大多数是解放前培养成才,思想底色倾向于“五四”科学民主主张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中共党员只占4.4%,始终得不到信任。他们在一次次“思想改造”运动中像婴儿一样翻来覆去“洗澡”,终于在“反右”和“文革”两次文化浩劫中,被成千上万地剥夺了科学创造的权利。除了与“两弹一星”有关的物理学家受冲击较小外,几乎整整一代学人,还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被硬生生地取消了。



“文革”后傅聪曾悄悄地问父执楼适夷: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楼适夷写道:“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

 

小平、耀邦同意傅聪回国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是“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邓小平的理由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作为科学技术人格载体的知识分子,自然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作用。邓小平大胆地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恢复高考,成为改革开放的两块基石。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傅聪的信上写下批示:“傅回国探亲或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



胡耀邦也对邀请傅聪回国讲学问题作出批示:“傅聪的出走情有可原,这是一;出走后确实没有损害党和国家的行为,这是二;出走以后,仍旧怀念国家,忠于自己的艺术,治学态度很严谨,博得学生和人们的同情,这是三。这些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他回来演出,教学,要完全允许他来去自由;不要歧视,不要冷淡。据说他生活并不好,应根据他的工作给予应得的报酬,并可略为优厚。应指定专人对他做点工作,要较充分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慈母心肠。”



耀邦的批示同时指出:“出走毕竟是个污点,应有个交代。”傅聪回国后多次表示: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国家,与民更始、励精图治的党中央,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游子的归来。



傅聪为什么喜欢莫扎特?



傅聪头一次演奏莫扎特是在1955年的华沙。当时满城买不到莫扎特的谱子。香港也买不到总谱,最后是英国一家书店的老板将总谱寄至华沙。年轻的傅聪捧到了总谱,简直如获至宝,将总谱上的协奏曲轮番弹奏。



傅聪认同贝多芬给人的是“战斗的勇气”,莫扎特则给人“无限的信心”。傅聪分析,面对贫穷、疾病、妒忌、倾轧,莫扎特也有痛苦、愤怒和挣扎,但总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远带着那种irony,这词很难翻,就是哭里带笑,笑里带哭的状态。“有了视患难如无物,超临于一切考验之上的积极的人生观,就有希望把艺术中美好的天地变为美好的现实。”



傅聪把莫扎特比作李白,把贝多芬比作杜甫,把舒伯特比作陶渊明,而把肖邦看作李后主。傅聪说:“西方古典曲子有它独有的意境,但当我弹奏时,常常联想到那就是中国的哪一首诗。莫扎特有一章回旋曲,主题就是:每一次回来,却更添加怀愁,而且结束之时好像不曾结束,恰似古诗中‘更行更远还生’的味道;中间有两句曲调,简直就是‘触目愁肠断’。总之,我弹奏时,仿佛感到‘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



傅聪说:“我为什么这样爱莫扎特,我之所以回来遇到每一件小事都会使我马上乐观起来,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这样,我的心也是这样。”



值此新冠疫情泛滥全球之际,文明晦暗时刻,想起傅雷傅聪父子的书信,想起江小燕的义举和淡泊,让我们对人性,对人类的明天抱有审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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