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爆破无声:一个矿工诗人的下半场

[人物]爆破无声:一个矿工诗人的下半场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20-5-15 8:39:00

作者:卫诗婕
微信公众号:GQ报道 

 

 

两年前我就想写陈年喜。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题材,早在2015年,爆破工陈年喜因为写作诗歌《炸裂志》受到媒体关注,已经有了许多报道。编辑问我为什么想做,我记得当时给的理由是,“在矿洞里写诗很浪漫。”

“浪漫”是个主观的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个概念,对我也是。那时我23岁,见过一些悲惨的人与事,只凭直觉,想象一个人在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写作,有种残酷的、顽强的美。后来我觉得自己的想法有些轻浮,那些被人称许的诗意背后,是沉重、极强的疼痛,血和泪刺激出来的灵感。
2019年的年尾,我如愿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陈年喜。他早已离开了矿山,远离了曾经滋养他写作的土壤,可他还在写,也因此痛苦。我记录下他的故事,有关生命之重和生命之轻,有关人的最大幸福与不幸。写完之后,我再次想起“浪漫”这个词,觉得在这个故事里,它指向一种生的勇气。
在极其平凡、遍布枷锁的日常里,偶尔闪现的各类灵光——它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





“没有感受,

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K508从遵义开往渭南,15个小时车程,硬座售价170元。在沿途的三线小城,工人们登上列车,趴在桌子、箱子上,坐在自带的塑料桶上,铺一张报纸睡在地上。他们的嘴唇多是紫红色,手上有冻疮。指甲泛白,凹凸不平,有时是黑色——

那种和泥土、水泥或是煤矿结合而成的黑色,窝藏在眼角、耳朵和指甲的缝里。热水和肥皂对它们毫无办法,每个清晨,黑垢会从皮肤深处像结霜一样泛出来。

“我坐过飞机,也坐过高铁。”几天前,陈年喜在电话里说,前者和慢火车上的人群差别如此之大——人们的穿着、皮肤、面色都不一样,甚至是眼神。五年前,陈年喜接受了一项颈椎修复手术,因为术后无法再承受劳力工作,他告别了矿山。我在贵州一处景区找到了他。

距离农历鼠年还有五天,我和陈年喜一起登上了K508。此行的终点是他的陕西老家。

硬座车厢里没有充电插座。我来回地走,观察车厢里的每一个人:有人背着看不出颜色的麻布袋,有人穿着布鞋,有人握着非智能手机,整晚对着空气发呆。我记下他们的样子,第二天对陈年喜提起。听到一些细节时,他能够准确地分辨出这些工人来自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川渝地区的人有洗澡的习惯,通常会带着一只水桶,火车非常拥挤的时候,人可以坐在桶上。爆破工的肤色常是没有血色的白,他们常年在矿洞里劳作,晒不到太阳;出渣工的手格外粗糙,一排炮爆下三四十吨石头,全靠人力运出,人们喝下很多的水,排出很多的汗,汗湿在衣服上,结下厚厚一层汗斑;还有管道工,因为常年暴晒,营养奇缺,他们的头发异常枯焦,面色像炭一样黑……对了,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身携带锅碗瓢盆,那是打工失败的象征,伴随的常是沮丧和忧虑的眼神。

——谈起这些,陈年喜滔滔不绝。眼前的场景一下子将他带回小煤窑的打工生活。这是他最擅长、也最愿意书写的人群。

红色窗花贴在车窗上。又是一个春运。铁老大给他的回忆太多了。有一年,他买了站票到喀什。人与人贴背立着,39个小时,他不敢吃饭,因为没法上厕所——厕所也站满了人。一天一夜后,有的年轻姑娘满脸泪水,站崩溃了。

“我依然觉得我和他们是一个群体,同一个命运层次。”他指的是这个国家3亿的农民工群体。

2015年的岁末,北京东五环外的新工人剧场,中国历史上第一场以工人诗歌为主题的朗诵会正在进行。几盏照射灯的聚焦和几十个观众的注目下,爆破工陈年喜走上台,背诵他在矿山里创作的诗歌。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炸裂志》)

学者、记者、工友都在台下,有人眼里噙满泪水。朗诵会激起不少讨论,甚至引起了国际汉学家的关注。陈年喜因此成名。之后的上百场采访里,曾有一个记者问陈年喜,为何要坚持写诗?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今天仿佛哪里不同。三年前,一个老板为他在贵州提供了一份文职工作。这几年,陈年喜很少写诗了,“冲着稿费”,他在业余时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他必须不停地写,以供养还在上大学的儿子和承受来自家庭的经济负担。

多数写作还是围绕打工生活与矿工题材,可落笔时,画面不再清晰地浮现,没有了“想要诉说的感觉”。去年10月,我代表杂志向陈年喜约稿。他写了一位朋友远赴中亚矿山的打工经历,后来他评价这次写作“充满隔阂”——“没有感受,我对那种经历就一无所知。”

2019年,陈年喜书写的一个矿工故事得了非虚构写作比赛的奖。颁奖词肯定文章具有“细腻诗性的文本”和“质朴苍凉的蛮荒气息”。同为陕西人的作家袁凌却在私下里对他说,你的文笔不错,但是写故事很弱。

“他说的很对。”陈年喜说,他对技巧没有概念,“我全是凭感觉写的。”

凌晨3点,列车开始穿越秦岭。驶过的地方一片漆黑,像极了陈年喜16年的矿洞生活——有时帽上的顶灯灭了,只有靠触摸岩壁上的钻痕才能分辨方向,人就像这列钢铁之兽,要在黑暗中挺进几千米。漫长的岁月里,陈年喜曾走在蜿蜒至渤海底的竖井之中,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心深处,走过陕北、河南、青海、新疆……足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

在喀什的昆山,曾有一个河南的爆破工决定离开。老板说,茫茫四百公里的戈壁滩,你走吧。河南人赌气,徒步走了。三天以后,人们在路边发现了河南人的尸体——被捅了两刀,死在路边,没有人知道凶手是谁——陈年喜写下这个故事,因为这段记忆挥之不去,某种牵挂在心里,“不吐不快”。

他怀念这种感觉。

 


宿命感
秦岭腹地,一个接一个的弯道通往峡河深处。过了丹凤,两旁的山上长满橡子树,据说国内酿造红酒的木桶都来自这种木材。现如今当地人已不准私自砍伐了。春天的山岭很绿,冬天很秃,四季分明。柿子在树顶冻成黑色的干。

车子经过一个老汉,袖子空着挑一担水桶。“那个人是在山西曲沃县,”陈年喜指着他,曾经也是位爆破工,“一条手臂被炸没了。”

道路两旁林立着各式的墓。墓的主人多是青壮年。陈年喜能就着每一座墓室说出背后的故事。这一座,矿上塌方,失血过多死了;那一座,上山摘蘑菇,中毒死的;最显眼的那一座,在河南灵宝金矿,洞子垮塌,兄弟三个同时被砸死了。按照本地的风俗,在外死的人不能进家门,三口棺材摆在家门口,大雨倾盆下了一个月。

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发生。消息总是散播在各类工地的饭间。兔死狐悲,人心里异常地悲伤。可还是不说一句话,各自散开,默默上班,自求多福。

七年前的一个夜晚,河南灵宝的矿山深处,陈年喜得知了母亲患病的消息,食道癌晚期。身无分文,也没有自由,坐在床上,他瞥到床边的炸药箱——他写下了《炸裂志》,写下自己“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爆破工的生活在轰鸣中度过。风钻机在岩石上打出两米深的洞,用铁管把炸药抵进最深处,留一根引线在外——引爆,震耳欲聋。放工后的生活却出奇地安静。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永远是晴天。人烟稀少,信号不通。哪怕山上跑过一只羚羊,工人们都凑一堆,瞧上半天。宁静的生活只剩饮酒、麻将和扑克。

为了逃避某种麻木,每天下班后,陈年喜都会去一个废弃的工房,那里的墙上贴满了《克拉玛依日报》和《中国黄金生产报》。所有的墙面读完了,他用脸盆往墙上泼水,一张张揭下来,再读另一面。读多了,工作时抱着风钻,思想却飘到很远,一些句子浮现出来,赶紧用笔记下。宿舍的床垫用的是废弃的炸药箱,床头放着笔,离开时卷起铺盖,密密麻麻,写了满床。

纸板在离开工地时都被丢弃了。陈年喜从没有想过,那些文字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甚至刻意隐瞒着工友,“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很特殊”。坚持写作的理由很简单,那时他“感觉自己活着”。2011年,陈年喜开通了博客,一些深夜,他会在手机上按下白天想好的句子,互联网上,寥寥几十个阅读已经让他满足。

2014年,纪录片导演秦晓宇第一次在陈年喜的博客中读到《炸裂志》,当即决定要与诗的作者见面。他正在筹备一部工人诗典,《炸裂志》“一看就是一种中年写作”,带有强烈的沧桑感。他于是直奔矿山寻找诗的作者。

在火车站,远远地,秦晓宇看到一个人从台阶上走上来: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浓眉大眼,“像秦始皇兵马俑一样,”他说,“这硬汉形象和诗歌里的力量感一致。”那天,他兴奋地给搭档吴飞跃打去电话,他们正在筹备的纪录片找到主角了!

纪录片《我的诗篇》之后,秦晓宇又跟拍了陈年喜两年。接触久了,秦晓宇才发现,陈年喜诗歌里的那种力量感只是表象——诗歌涵盖了他所有愤怒的表达,现实生活中,陈年喜几乎从不发怒,“他对命运一概接受,并不想要,或者说不相信能够改变什么。”秦晓宇概括这是一种“宿命感”,强烈的悲剧意识。


2017年的正月里,北京五环外,皮村的剧场,陈年喜瘫坐在舞台上,边上坐着新工人艺术团团长孙恒。周围散布着空酒瓶子。

“孙恒,”陈年喜大着舌头,“我尊重是尊重你,欣赏是欣赏你,但我不认同。”2005年以来,孙恒和朋友们创立了北京工友之家,他所倡导的新工人文化主张用“新工人”代替“农民工”的称呼——“让新工人留在城市,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他总这样说。

“我觉得新工人文化没戏。”陈年喜摆摆手。

那时人在北京飘荡。为了每场2000元的辛苦费,陈年喜参与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为知名歌手的演唱写诗作词。有整整三个月,他什么也写不出来。新春佳节,陈年喜窝在皮村的宿舍里,在电脑上玩蜘蛛纸牌。十六年的爆破生涯只留下了耳聋、胃病和颈椎错位,手术掏光了他所有积蓄,赖以谋生的本领再无处施展,“回到现实中,好像什么都不会了。”

孙恒在那时为他提供了一份志愿者的工作,随车队去北京各地运回社会捐赠的衣物,月薪七百。微薄的薪水无法养家,焦虑时,陈年喜总是对孙恒诉说。那天,借着酒劲,他再一次倾诉。

“陈年喜,”孙恒苦笑,沉默了一会儿。“三吨炸药没有把你炸醒,它把我炸死了。”

三年过去,孙恒离开了皮村,在京郊平谷的一处基地一个院子里继续办工人大学。他不再坚持“让农民工留在城市”,将目标改成了“帮助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电话里,我们谈起他和陈年喜醉酒后的那番对话。

“现实是复杂的,”孙恒谈起这些年的无力感,他参与创办的、为农民工子女解决教育问题的同心实验学校今年只剩下30个学生,随着各个工厂从皮村撤出,曾经聚集到一起的“新工人”又逐渐散开。“我越来越理解陈年喜为什么会那样说,”孙恒说,“理想主义并不一定都能成功实现,我追求的是这个探索的过程。”

那个夜晚的最后,陈年喜留给孙恒一句话:“我走了,去贵州给景区吹牛了。”第二天,他踏上了去往南方的列车。

 


文学的使命
原贵州副省长王晓光落马时,媒体爆出他为了销赃,把家里的年份茅台全倒进了下水道——“这是真事!”陈年喜用强调的语气,仿佛他亲眼见证了一般。那几年,他工作所在的景区是遵义市的龙头企业,王晓光几次来景区走访,都是陈年喜做的接待。

在景区出版的期刊上,陈年喜采访王晓光的文章惹来了麻烦。陈年喜带着同事把几千本杂志翻开,将带有王晓光照片的那页一本本地撕下。那阵子,他成日担心自己会失业。

从遵义茅台机场坐车80多公里才能到达“十二背后”景区。1月的一天,陈年喜带我逛了逛,喀斯特地貌,亚洲最长的溶洞。老板在这里投资了八个亿,景区内的酒店入住率却不到10%。他的工作是接待来自各地的领导和媒体,写公关通稿,偶尔老板出席活动,也需要他连夜撰写发言稿。

收入稳定,无须日晒雨淋——我以为文职工作对他来说会让乡人羡慕。

“没用,”他说, “回老家聊起来,大家还是比谁挣的钱多。”每月四千的工资勉强能够维持家庭开销,但没有养老保险,他必须为将来打算。一首诗即便在重要期刊上发表,稿费不过三两百元。“非虚构写作”则不同,一些媒体找陈年喜做特约撰稿,上千元的稿费让他心动。

有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里谈论非虚构写作。陈年喜并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报告文学?”当你用职业写作者的标准衡量他时,他承认自己欠缺真正的调查研究能力。编辑常要他多做采访,他不明白如何采访,这不是他擅长的技能,“我也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到处去找人采访。”为了稿费,他不得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搜索各类资料,以此替代采访。

“写不出来”的夜晚,抽烟抽得很凶。

从前在矿山,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现在他努力地组织,却时常感到自己的文字“矫情”——“我仔细地回想这两年,没有新的体验,新的思考。”为了找回写作的感觉,他看了三遍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仿佛痛苦更能激发表达和书写的欲望。电影里姜文姜武扮演的农民,被煤老板的打手用棍棒击倒,村民讥笑他被打的动作像在打高尔夫,给他取了“老高”的外号。

“现实中真就是这样。”陈年喜瞪着眼睛说,人们常常互相伤害,互相取笑,互相攻击,“就能说出那种最伤人自尊的话。”他写过底层小人物的残酷,也写过他们的温情。成名以后,一些朋友疏远了他,很难厘清具体的缘由,“人家觉得你可能和从前不一样了。”陈年喜对此倒不是特别伤心。内心深处,他确信自己对底层依然有种“强烈的认同感”。

在贵州路边的小馆子,煤炉子上羊肉火锅咕咕冒着泡,下几筷子豌豆尖,陈年喜谈起莫言,那么直接地“书写肉体的痛苦”,最令他动容。他认为文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应该书写痛苦。

“我是生活的深度体验者。”

 







一地霜白
“当下的纯文学都在讲要深入生活,很多作家技巧熟练,但匮乏体验,对现实世界缺乏关注,这点和工人写作者正好相反。”工人文学学者李云雷告诉我。一切要从2000年初说起,一批作家创作了大量以农民工进城为题材的作品,倒由此启发了工人文学——“工人们会觉得,我比你们更接近(我们的生活),我也可以写。”

但李云雷同时承认,工人文学同质化严重,“大家都写打工生活,能从中提炼、总结、反思的作品才能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信息和认知的局限使得工人文学很难跳脱出打工生活,“当然,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特朗普当选的那个夜晚,陈年喜身在纽约的时代广场。纪录片《我的诗篇》来到北美公映,陈年喜受邀出席,团队拍下他的美国之行,用作下一部纪录影片的素材。秦晓宇坦言,希望把对工人生活的探讨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人声鼎沸,林立的高楼和巨型电子屏幕包围着游行的人群,有人狂热地庆祝、欢呼,有人哭泣。随行翻译谢飞是个中文地道的美国人,他试图给陈年喜解释特朗普竞选的执政理念,陈年喜听得似懂非懂,提到创造就业与改善工人环境时,陈年喜一脸疑惑:“听上去很好啊,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

陈年喜并非对经济全球化一无所知。他知道使用着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工厂将产品出口全球。来到帝国大厦时,他对谢飞说,他讨厌所有的巨型建筑——“这个大厦里会不会有很多我挖出的钢?这些宏伟背后都是很多人的血汗。”谢飞心想,帝国大厦建于上世纪30年代,绝无可能使用陈年喜“挖出来的钢”,但他没有说什么,“他对具体的常识不清楚,但本质是很清楚的。他付出了努力和身体的代价,参与了全球化的运作。” 

美国之行陈年喜没有做任何消费,只带回一些景区的门票做纪念。参加一次游行时,他对一个美国人手中的旗帜很感兴趣,便和对方攀谈起来。对方笑着要将旗帜送给他,他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不能要吧?这不能要……不能要。”最终还是拒绝了。

在旧金山棒球城对面的酒吧,旅程就要画上句号。第二天,谢飞将去别的城市探亲,陈年喜也将回到中国。一行20天,借着酒意,陈年喜告诉谢飞,在北京,他没有工作,住在皮村——一个聚集着大量民工的城乡接合部,因为给公益组织做志愿者,他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些二手衣服,这些衣服被他成箱成箱地装回家,送给他的妻子、孩子和其他亲人。

“他说一直不敢告诉我(这件事),很在意我怎么看待他,会不会嘲笑他。”谢飞回忆,那一刻陈年喜有些脸红,说话带着小结巴。“他想让我至少了解他的生活是什么样。”

 



今年3月,我找到北大文学博士张慧瑜,多年来,他坚持为皮村文学小组组织各类讲座。“我们说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新文学表达的是现代的价值观:自由、恋爱、个人权利和价值,都靠文学来实现。某种意义上,出色的工人文学都具备这样的价值观。”

他提起自己印象颇深的一段话。因写作而引起媒体关注的育儿嫂范雨素,一夕之间成名,成为皮村的新代表人物。在一篇散文中,她解释自己之所以不喜欢接受采访,是“不想当猴子”——“工人写作容易引发关注,有其自身具有的猎奇性质和人们的歧视成分。就像范雨素说的,工人会写作就好像猴子会骑自行车。她说她不想当猴子。”张慧瑜说。

末尾,张慧瑜谈起皮村文学小组的氛围:轻松、好学、令人愉悦。“国图也对所有人开放,工人为什么不去那里学习?”他在电话里问我,又自己回答,“那里不让他们感到舒适,那个地方不属于他们。”

这番话也令我反思。人们欣赏工人文学时,是否逃脱开了固板印象?写作是一种基本权利,理应属于所有人。回想起陈年喜的诗歌,使人印象最深的并非控诉,而是血、汗和情感的展现,他笔下的“我”不是一个自我矮化的打工者,而是一个渴盼自由、情感和尊严的人。后来的一次采访,我问他,“文学能让你获得尊严吗?”

“尊严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他想了想,说,“当我是个看重物质的人,有物质就有尊严——我接受,我需要这种改善;可当我有独立的思想和精神谱系时,就也有尊严。通过写作、读书和思考,我就有了自己的价值和精神谱系。”

我们谈到他与天津果麦出版公司合作的一项出书计划。几年前,果麦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皮囊》成为畅销书中的代表作,老总告诉陈年喜,“以蔡崇达(作者)为目标,再打造一本《皮囊》!”该书的编辑柳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并不否认,签约陈年喜“有商业的考量”,作为“爆破工诗人”,陈年喜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话题性;但也看重他“身上的时代性”。在初稿中,陈年喜写了30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是他的亲友、同事或者人生的过客。

出版社要求他挑选其中的10个,每篇扩写成1万字。他们为这本筹备中的散文集取名为《微尘》,这些人之于时代是一粒粒微尘。

相比“微尘”,陈年喜更喜欢他自己取的名字,“一地霜白”——“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一个大地,我们每个人就像霜一样铺在这个大地之上,但是这些人有很多是很干净的,很复杂的。”但他又想,叫“微尘”或许更好卖。

此前出版的诗集《炸裂志》卖了三千册,他从办公室找出一本送给我。翻开扉页,里面夹着一片白纸做书签,上面写着他的赠言:秦岭有好月,约等于沙金半两。

 
❺ 

父与子 
儿子,你清澈的眼波,看穿文字和数字,看穿灰太狼可笑的伎俩。但还看不见这些人间的实景,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陈年喜写于2011年2月24日)

2018年的春节,陈年喜带着儿子在家附近一个矿洞里走,又是漆黑一片。凯歌,陈年喜喊儿子,爸爸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那时,陈年喜在劳动时就像疯狂了一样。有时带病工作,风钻机一起风,止不住地咳嗽,吐一口痰在墙上,痰里全是血。怕别的工友害怕,他伸手抹掉了,实在撑不住才去输液。

吃这样的苦都是为了儿子。可当儿子让他失望,一种彻底的徒劳感便会将他吞没。那次,儿子沉迷在手机游戏里,对他的话充耳不闻。陈年喜一把夺过手机摔在地上。背后的盖子掉在地上,屏幕上的人形还在叭叭地跑着。他不解气,捡起来用力一拧,手机折成了两半。人形消失,屏幕黑下来。

1996年,县林业局决定向陈家征收罚款,理由是“房屋检尺超用”(把房子所用木材检尺与你已申请批准的采伐量对比超出的部分),罚款2500元。26岁的陈年喜还靠务农为生,束手无策。

老父亲带着酒和茶叶,屡次拜访乡林业派出所,想尽办法托关系、说好话,希望能“罚少一点儿”。疏通无果后,父亲决定认罚——卖掉家里耕地用的相伴十几年的老牛。

“我养你们四个,稍稍有一个在人前面是站得直腰的,我也不至于(这么做)。”——父亲的这句话让陈年喜难以释怀。很多年后,他感到一种相似的情绪。谈起儿子复读,为了准备儿子的艺考,他花费了近八万。

“屁用没有。”他生气地说。不知是生儿子的气,还是生培训班的气。

艺考成绩出来,三科共计198分,离分数线差2分。发送成绩单时,儿子用修图软件把198改成了199。末尾的9字尾巴更长,被陈年喜发现了,“仿佛一只发育不良的蝌蚪”。

父亲与儿子多次出现在陈年喜的散文和诗歌里。借助文字,陈年喜将没有宣之于口的情感传递出来。

爸爸回了一句:我爱你!后面是三个飞吻的表情包,像极了三个熟透了的小石榴。
(《我在西安读艺考》,2019年)

年初一的中午,陈凯歌从舅舅家回来,吃了一餐午饭。他的个头随父亲,是个高大白净的小伙,正在西安一所专科念大学。谈话时,他总腼腆地笑笑,“我没出息,只能让我爸妈失望的。”不难从谈话中感觉到父子之间的疏离感。每年回家,陈年喜与孩子相处的时间不超过30天。

陈凯歌很少和陈年喜交谈,但默默读完了父亲推荐的《病隙笔记》。后来,我读到了他曾写下的一篇散文,名叫《老槐树》,文风颇似史铁生。小小的年纪也在用自己的眼光审视着这一切:农村日益凋敝,一户户人家搬离这里,去了西安、河南或是更远。老槐树安静地伫立,给他些许的慰藉。笔触下藏着一个孩子的孤独。

那只被折成两半的魅族手机,碎片他还留着。高中两年,他省下伙食费,存够1500元买下了那部心心念念的手机。在老家时有时无的2G网络下,手机联结着远方,联结着他儿时的玩伴,有些提前结束学业,去了天南海北。父亲不会明白他的想法,陈凯歌也不想诉说。

村人要用六千块的价格卖掉老槐树。它曾陪伴三代人长大。合同签下后,老槐树的枝叶开始枯黄、败落。动工的那天,老槐树已经死了。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午后,陈年喜带着我去看望那棵死树。远远的,它像一副咖黑色的骨架,只剩一截树桩,歪斜在山坡上。

 


刀子和灯盏

有天下午,周书霞拿着扫把进屋,她把水洒在地上,压住蒸腾的尘土,枝条在地上摩挲发出沙沙的声音。过一会儿,她伸过手,放在丈夫的面前。冷水泡得皮肤皴裂了,豁开一道道暗红色的小口。

“这不很简单解决吗?”陈年喜没有接过那双劳作的手,条件反射似的答了一句,“抹点润肤膏就行。”

借宿在陈年喜家的那几天,我目睹了这对夫妇的几次争论。每一次都以书霞的沉默和陈年喜的长篇大论收尾,后者稍显强势。我常联想起陈年喜所写下的一些有关情感的诗歌。在烦琐的日子里,有时他的心底会突然闪现一种温柔的情绪,然后记录下来。多亏这些珍贵的时刻,让人有了“面对生活的勇气”。

我说,诗歌也寄托了他对生活的美好期望。他笑着表示赞同。

 



山上有狼。野猪会在每个清晨出没在人望得见的地方,棕黑色的毛,有长长的獠牙,在湿润的泥土上留下一个个前深后浅的四边形脚印。祖辈们为了防范畜牲毁坏庄稼,就在山上搭窝棚,整宿整宿地看着。橡树的果实可以做凉粉。剥掉橡树的皮可以卖钱,好几年周书霞就带着儿子在暑假满山剥树皮,换来下个学期的学费。母子俩的肩膀都磨破了。

这里是峡河村常青组780米。积雪正在融化。冬季的峡河断流。可到了雨季,浩浩汤汤的江水会发出这偏僻之地的声响。少年陈年喜曾对着这片河水怅惘。

那是一个下午,天阴无雨,我背着书包,拎一只空空的菜桶从中学回来。从学校到家有三十里,菜桶被我用沿途的河水洗涮过三遍,洗涮过的带着菜星和咸味的水被我全喝下了肚子,可还是抵不住饿。(《一包方便面的记忆》,2016年)

据传,祖上是参与了太平天国的农民军,从安徽讨饭来到这里。因为位置足够偏僻,后来就不走了。这里是全国收成最差的地方。土地很少,一亩地只产300斤麦子,麦子质量也不好,产出大多是麸子。

家门正对着秦岭山脉,天晴的时候层次丰富,尤其是春天,山花烂漫。年轻时,陈年喜常对着这里发呆,想象山的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向西,再向西,是汉江。顺流而下就离开了大山,来到城市。

1991年的冬天,正月里大雪纷飞。翻过家门前的山,到了河南境内,陈年喜手持一本地图册,找到了洛阳,又从洛阳搭火车向东北边出发。在洛阳火车站,从东北开来的敞口货车拉着松木,驰骋数日,松木上的雪都还没化。他在市场里花38元买了一件仿皮夹克和一本《百年孤独》,跳上了火车。五天五夜,才到达吉林。

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男主人公那样,陈年喜一直渴望能娶一位城里姑娘为妻,借此离开农村。为此,他持续地写诗,报名期刊组织的文学函授班。90年代,城市的热潮已经转变为经商,深山里的小伙还陶醉在80年代的文学热中,相信文学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年冬天,他的初恋,一位从未谋面的笔友来信要他去吉林,信封里捎来了一枚银戒指。

初恋是甜蜜的。女孩把三毛的小说从市图书馆借来,整张整张地用笔抄下,厚厚一沓寄到陕西。

零下38摄氏度,他看见了女孩的家。东北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低矮的平房,一家五口人睡在一张通铺上。夜晚,超出床宽的脑袋枕在床边的凳子上,他感到浑身的热情都被浇灭。女孩痴心坚决,“我有工资,可以养你。”陈年喜却已经看到了未来——长此以往绝无翻身的机会。他咬了咬牙,说,算了吧。

“我们三个:老陈、老李、小宋/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我们都是爆破工……有一回/我们喝高了/小宋唱起了山东大鼓/粗喉亢壮,鼓声铿锵/在古老的戏典里/做了一回武松/老李突然哭了/他说对不起小芹/说着说着他又笑了/他笑着说/人一辈子有了一回爱情/就不穷了……”(《意思》,陈年喜写于2011年)

书霞眼睛不好,看不清那几行小字。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我给她读陈年喜写下的诗歌:

爱人,当你接过我流浪的双手,我猝然感到自己比鸿毛还轻,那双手里有我全部的黄金。爱人,十月庄重的天空下我比死亡更近。爱人,我用了二十年的漂泊,来换取你的一握,我点燃五千首诗歌,照亮你深深的居所,面对我纯金的爱,你要小心,你要把我牢牢牵在手心。爱人,我愿像一只驯良的小狗为你役使,为你占有。或者像水,一生一世在你的骨骼中行走。爱人,如果能拥有你,我愿意没有自己,是谁把我们一起带到今天,让我们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

——“就是这句,”书霞打断我,“‘成为彼此的刀子和灯盏’,写得最好。”

这首诗名叫《爱人》。结婚第二年,陈年喜将期刊上发表的这首诗,拿给书霞看。书霞从前就在纸上看见过,却从没想过这是写给她的。

“我个子太低了,太矮了。”书霞不好意思地说道。前些年,常有人扛着摄像机来家里拜访,陈年喜对她说,有空也打扮一下自己。书霞感到这话是种冒犯——“怎么打扮?”她掸了掸身上的衣服,那身黑色皮夹克和黑色棉裤,黑色的齐刘海下眼里流露出倔强,“再打扮也就那样。”

内心深处,书霞觉得自己与丈夫有差距,至少在外貌上。常年在农田里的劳作使她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在女人中实在难算作漂亮的一类。她试过穿起裙子,总感觉偷穿了别人的衣服,手不知往哪儿放。她因此拒绝参与一切应酬。

“真羡慕你们这样,能有自己的工作,经济独立。”书霞对我说。她没有工作,只有初中文化,却也不想成为丈夫的附属品。她坚持去料理农田,即使如今务农根本无法带来收入——“如果老了一无所有,几亩地就是我唯一的依靠了。”

那首诗被贴在摆放婚纱照的相框里。相框平日背过身地摆在梳妆镜前,书霞说是因为怕晒。相框上的红色条纹,颜色越晒越浅,已经成了粉红色。

她没有问过丈夫,娶她是否因为爱情。结婚时,陈年喜坚持要照婚纱照,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件稀奇事。书霞觉得没必要,“花一百多块,是件挺浪费的事情”。她拿出小心收好的照片。照片里,身穿粉色婚纱的她头戴粉色花束,陈年喜穿一身灰青色西装温柔注视着她。

 


命运的馈赠
山的对面是阴面,橘红色的桦树没掉叶子,远处看去毛茸茸的。再过一阵,茱萸、杜鹃和山桃花都会盛开,秦岭将迎来最美的时节。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陈年喜家的后山散步。连翘的花已经风干,变成咖色结在枝上,夫妻俩弯腰摘下。最近陈年喜常有咳嗽,“这东西治感冒效果很好。”

我走之后,陈年喜靠拿手工锄头翻完了家里的两亩地。每四五分钟,他必须停下来休息一次,“胸口要爆炸的感觉”——一个月后,商洛市医院里,大夫确诊,是尘肺病。

尘肺,因吸入矿物质粉尘引起的肺纤维化。病情不可逆,以目前的医学条件尚无法治愈。随着病情加重,最终可能引发呼吸衰竭而死。胸部CT上,陈年喜的肺部显示有很多弥漫的阴影。医生没有开药,只嘱咐他:营养要跟上,别感冒。

其实不是没有预兆。从坐上火车抵达北方回家开始,他咳了四十多天。在镇上的药店里买了200多块的药,全吃完了也不见好。仔细听起来,咳嗽声里有金属声一样的尾音,做医生的朋友对他说,要小心,这是肿瘤的信号。

 



离开医院,陈年喜步行了四五公里。脑海中想起了熟悉的人们:弟弟也是尘肺,四年前一起在矿上干活,持续咳嗽了一个月,检查结果直接到了一期尘肺,现在在家靠拉三轮车为生。另一个同事去年死了,尘肺二期,临终前每晚无法躺平,每晚坐着靠在床头睡,最后,去医院吸氧也救不了了。最近一个是妻子的表弟,死讯在几天前刚刚传来。他为此写下一篇缅怀文章,叫《表弟余海》,引言里他写道:这些年,每写下一个人物,我就死一次。

终于轮到自己了。陈年喜想,自己的宿命论终于得到了验证。最后,他想到孩子,还有三年才大学毕业,他决定今后每年只给孩子一万块钱,“差多少自己去打工,” 他说,“我一定会出现丧失劳动力的时间,我必须有一点儿积蓄,也让他学会自己对自己负责。”

我们的通话在他拿到诊断报告的两个小时后,我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还没有告诉妻儿。电话里,他平静地诉说确诊的过程,像是在诉说午饭吃了什么。冷静的语气让人吃惊。

那通长达三个小时的电话偶尔出现短暂的沉默,大部分时间他在谈论对生活的见解,向我展示成年人的克制与体面。最终,我还是问出了那个想问的问题。

“你曾经哭过吗?”

“还真有。”没有任何犹豫地作答。

也是一个春天,4月,天气暖和。在商洛市的一家廉价旅馆里。入夜了,他坐在被窝,没有开灯。他以为这次陷入了人生的黑暗。几个小时前,医生交给他颈椎的CT扫描,以判决的语气告诉他,手术刻不容缓,不做很快就会瘫痪;但成功率只有50%,一半机会他将瘫在手术台上。

他努力回想,从第一天到矿山,直至跑遍了整个中国,“九死一生”。到处找活计的日子里,人像流浪狗一样居无定所。在飘雪的腊月天,他和工友挤在废弃的厕所里过夜;在低矮的矿洞,他弯下一米八五的身躯坚持十几个小时的作业。所做的一切努力只是为了让后半生不那么匆忙。而现在一切宣布无效,昂贵的颈椎手术成为了矿山留给他的遗产。

命运的馈赠真是残酷。想到这里,他号啕大哭。

“这所有话没办法对任何人说,”陈年喜在电话那头说了很久,有关一个家庭奋斗多年仍然一贫如洗,也有关一个人面对命运的不甘,我安静地听着,“没有人能理解一个男人风风雨雨几十年,身体和心灵所经历的。”

放下电话很久,我还在回想他说的话。那次脊椎手术成功了,他赌赢了。如今的肺病好在还有时间。“未来日子多长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要继续写下去。“必须按照节奏往前走,不可能出现奇迹。” 

我想起一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火炉边,柴火烧得噼啪作响。周书霞正往炉子里添后山捡回来的柴。柴被砍成小块,黑乎乎的,我以为是炭。陈年喜笑答,炭很贵的。突然,他和妻子一起背起了《卖炭翁》: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

一个珍贵的时刻。陈年喜、周书霞和我,三个人齐声背完了整首诗。这对夫妇的脸上挂着微笑,背到末尾,他们感叹,写得真好。冬夜,窗外的雪是白居易的雪。    

原文刊载于《智族GQ》五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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