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从车间到皮村:流水线上的诗与歌

[一种生活]从车间到皮村:流水线上的诗与歌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20-5-3 11:08:00

微信公众号: 电视人家养的猫

 

 

这是电视人2020年特稿策划的第2篇


作品系2018级学生【新闻写作--特稿】课程作业

全文共 8556字

带你走进打工工人的故事








2月28日下午,在皮村一户农家小院的平房内,二十余名进城务工人员与几名大学教授,就着冷白色灯光和空调的热气在一张拼接的办公桌周围,开始了第二届“劳动者文学奖”的颁奖。这些获奖的人,有很多是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既是打工者,也是创作者。白天,他们是售货员、育儿嫂、洗车工、建筑工人,晚上,他们只剩下一个身份:文学爱好者。”










一、飘



“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 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 / 我都 像一位死者 / 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许立志《出租屋》



当晚获得年度作者奖的诗人小海的工作地点是离皮村不远的尹各庄村,他在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工友之家”)设立的一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店里出售的衣服大部分来自二手募捐,冬天的羽绒服25元一件,牛仔裤象征性地收5元钱。

 

店内往里走是一家小型的公益图书馆,小海闲时会在这里读书、弹吉他。有时工友带着孩子来店里,就把书借给孩子。冬天室内没有暖气,在中午,室温比店外更低。“在这待上几小时,就会两脚冰凉。”小海笑着说,他面色黝黑,衣服老旧,有些凌乱的头发用皮筋扎起,露出额头。谈话中,他经常提到“精神”与“理想”,眼中时不时闪着光,来买衣服的李叔说他总是这样激情澎湃。


 


同心互助公益商店店内,小海在整理衣物/苗琨鹏摄



在皮村,每过几分钟,就能听到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低廉的房租让这个位于北京五六环之间的城中村,成为近三万外来打工者的家。

 

小海想起来,三年前来到皮村,景象与现在相似:浓重的雾霾,视野中低矮的饭店、摊位和各种店铺,在满是烂菜叶的泥泞路上打闹的小孩,七拐八弯的逼仄小巷,以及两边墙面脱落的土墙。他没有想到在北京的高楼大厦之外,还有这么偏,这么破的地方。



来皮村时,小海30岁,正当而立。在这之前,他在工厂流水线里做了14年工。2003年,小海16岁,家里供不起两个高中生,初中还没毕业,父亲就卖掉家里的麦子,交了一千块学费送他进了深圳的技校学缝纫。

 

从商丘到深圳,他在火车上站了30多个小时。深圳、东莞、宁波、苏州,辗转珠三角和长三角,是他在流水线上度过的14年青春。

    

小海说:“十四年流水线的工作生活像是同一天:身体的超负荷运转,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看不到明天的绝望。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他觉得自己活得像个机器。一开始在深圳的电子厂做机器元件,“从流水线上拿起零件,做好再放回去,这样度过一天”。为了产量,工厂要求他们每天加班到13个小时,工人们午饭后直接工作,没有午休时间,瞌睡声此起彼伏。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在工作,一周7天无休,一年休息7天。“我们是人,我们也要休息啊”,小海最后愤怒地讲到。

 

日复一日超负荷的工作容易导致精神的崩溃,让他产生了工作意义的迷茫。小海用自杀的打工诗人许立志的《出租屋》举例:“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 局促,潮湿,终年不见天日……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 / 我都像一位死者 / 把棺材盖,缓缓推开”。“你很难想象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每天的生活只是局限在工作的地方,面对着一模一样的产品,十几年如一日。”他感觉自己是被这个世界孤立了。

 



工厂工人在流水线工作/苗琨鹏搜集



中国新工人研究学者吕途曾亲自到工厂里体验打工生活。她发现,在工厂待一段时间之后,工人会接受自己目前的生活,并加入到资本的规则之中:在这里没有名字,只有工号,“麻木”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

 

“当时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飘着的,在几个地方换了十几份工作,怎么也安定不下来。”他在东莞服装厂里上过领子,“一条线没缝好,整件衣服就报废了,被剪成一块块碎布。”多余的产品卖不出去,存库堆积最终会成为废品,他不明白自己工作为了什么,报废的衣物就像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价值,还是制造垃圾。”小海反复这么说。




二、歌



“像我这样的穷孩子,除了同一支摇滚乐队歌唱,还能做些什么?”

    ——滚石乐队《街头斗士》



“我写过几百首关于工厂的诗歌,很多人因为这个了解我。但他们不知道,在流水线车间我迷茫和崩溃的时候,最初是摇滚乐给了我救赎和安慰。”

 

2004年冬天,小海第一次听到收音机广播里传出听到许巍唱的《蓝莲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当时每个人都在踩着缝纫机匆忙地做衣服,灰尘在车间里到处飞,声音很大,但没人停下手里的活,只有十七岁的他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听得热泪盈眶。

 

“当时流行的《两只蝴蝶》、《孤独的北半球》这样唱情爱的街歌唱不到我的心里去,”小海说,“汪峰、许巍、崔健他们的摇滚乐唱出了我当时迷茫的内心世界,让我在孤单和烦躁的时候,有了精神支柱。”小海回想当年听《蓝莲花》的场景,眼里发着光:“摇滚乐在我漂泊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自由的种子。”

 



小海在图书馆弹唱/小海提供



2012年,他在苏州打工,通过汪峰的微博关注到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与美国60年代摇滚。他最喜欢的一首摇滚乐是《街头斗士》:“像我这样的穷孩子,除了同一支摇滚乐队歌唱,还能做些什么?”小海说:“如果不把我们的心声发出来,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同一年,他第一次听汪峰的演唱会。他周六晚上旷班跑去苏州体育馆,“第一次听的时候几乎要疯了,旁边的人不看汪峰都看我,后来嗓子疼了两个星期”。同事都不理解,说又不是带着女朋友去谈恋爱,一个人看什么演唱会。而他却想“做一些唤醒精神的事情”,逃避日夜面对机器的焦虑。



小海第一次坐高铁也是去听汪峰的演唱会,到南京倒了好几辆地铁,才到现场。当时已经接近演唱会的末尾,也没人管查票。小海在远处看着舞台中央的汪峰伸起双手呐喊,唱的最后一首歌,是《光明》。



跌跌撞撞探索着也寻找着,换过几十份工作的小海把工作的地点写成歌:“我是联大的 中诺基的 泰莱的 申洲的/富士康 简龙工业园 新郑航空港 辛德勒西餐厅的/我是7639115156100350工号12。”



他说:“十四年的流水线生活,几十份工作与十多个地点,都像是同一天。在机械疲劳的车间,我觉得没人能理解我,只有摇滚乐这颗种子飘向天空,它是救赎,是安慰,是孤单时的精神支柱。”




三、嚎叫与诗



“我一脚踏在工厂/一手托着太阳/钟表天天摇摆/流水年年流淌/他们说东方是二十一世纪加工制造的领头羊/是不是我们是已麻木了腐朽了习惯了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小海《一脚踏在工厂 一手托着太阳》



小海本名叫胡留帅,笔名“小海”是为了向诗人海子致敬。2012年他接触海子,在苏州大学旧书摊买到《海子诗集》,如获至宝。海子的《日记》是他最喜欢的诗歌,“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他觉得海子真诚面对生活与困惑的这种情怀打动了他。多年前早已卧轨而去的海子,至今仍是他在许多诗歌中描述的“长着络腮胡子的哥哥”。

 

在普遍有些沉默腼腆的工友中,小海像是一个异类。上班时,他给工友背诵唐诗《春江花月夜》、海子的《日记》、许立志的《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与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工友有时听烦了,说:“说这些人写得挺好,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用处呢?”

 

当时的小海并不渴望别人的理解,他知道盲目的追逐像一地鸡毛,只会让追逐者焦头烂额。在超负荷的工作外,其他工友休闲时候喜欢聊天,打牌,他觉得精神上的抒发更重要,是诗歌与摇滚把自己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生活的深渊里拉出来。

 

“他们不写诗,不代表他们不痛苦”,小海这样说道。学者吕途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工人们业余生活也很疲惫,实际上是这个群体承受超负荷工作对身心的压力后,没有表达声音的窗口。”

 

在《一脚踏在工厂 一手托着太阳》中他写道:“我一脚踏在工厂/一手托着太阳/钟表天天摇摆/流水年年流淌/他们说东方是二十一世纪加工制造的领头羊/是不是我们是已麻木了腐朽了习惯了这看似正常的不正常”。

 

打工第三年,小海在东莞虎门值夜班时接触了写作,当时上下班定点,又没什么要紧工作,他心情烦躁,又觉得和别人聊天是“扯闲淡”,就在带的废纸上“瞎”写一两句词,写了便扔。起初,他把这当作与众不同的爱好。后来,打工第五年,在宁波工作时他接触到唐诗宋词,写了200多首打油诗,“就像宋人填词一样,它有个词牌,我就用那个词牌来填不同的词。”


 


同心互助公益商店店内的公益图书馆的书架/苗琨鹏摄



11年在苏州他觉得自己精神上更加崩溃,打油诗已经不能疏解了,于是他就自己写关于工厂的诗。他在车间里随处抓来的报表和发货单上,写下“一名中国青年工人的理想和现实,以及二者之间的落差”:“年复一年在电子车间与服装车间/在电子元件和拉链布匹间周旋/我理想破碎的星火/在机板或衣服上烫下了无法缝补的洞。”有时字迹太过潦草,被工友们嘲笑是“鬼画符”

 

他特别喜欢读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嚎叫》。“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字里行间他读出一种年轻人的自负自傲和对现实的反思,以及理想的失落和对工业的讽刺,这些都让他感到一种“精神的喷发与澎湃”。

 

在车间与工厂工作时,他觉得自己就处于一种嚎叫的状态,“我把写的词唱出来是一种嚎叫,流水线的机械生活让我发出渴望挣脱的嚎叫。”后来在皮村小海印了一本诗集,名字就叫《工厂的嚎叫》。

 

后来,诗歌成了他发泄情绪的出口。那首《下夜班的工人》正是他2015年在郑州富士康当iPhone6s检测员期间的作品。“我们这批人 / 都是四面八方来打工的 / 明天不知道到哪里去 / 一年年随机地组合随机地跑 / 就像孤魂野鬼一样”,小海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当时也说不清理想是什么,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的,只是觉得走到了死胡同,生活在‘坠落’。”

 

有一次,车间班长看到了他写的那张纸。他夺过去看一眼,随手撕了两下狠狠地丢进垃圾桶:“你上班开小差影响产品产量,等着签罚款单吧。”他扭头去开罚款单,小海从垃圾桶里把他刚撕掉的纸捡起来,铺平摆了一下,发现还对得上。他匆忙地叠一下,塞进了无尘鞋里。当时他心底特别愤怒,想要“嚎叫”。

 

14年的工厂生活让小海觉得“自己的青春被流水线带走了”。小海说:“写的400多首诗里,百分之八九十的诗不是诗,而是自己的牢骚”。流水线的生活给他带来太多困惑,他在诗里写道“你知道我时常备受生活的煎熬 / 但大多数时候我不在其中。”




四、穿过暴风骤雨到皮村去



“也许雾霾会把道路堵成迷宫 / 也许飞机会把轰鸣变成毒气 / 我依然要带着一个工人的勇敢与决绝 / 穿过暴风骤雨到皮村去 ”

                    ——小海《穿过暴风骤雨到皮村去》



谈到对诗歌的理解,小海说:“诗与歌是不分家的,唱的时候它是一首歌,不唱的时候它是一首诗。”成为诗人之前,小海的梦想是当一名摇滚乐手。他曾经在工厂里写的诗,每一首几乎都是哼唱着写出来的,都有它的旋律。“我想学音乐,但音乐有时候不是学的,搞不懂。”

 

2015年,对于小海来说,他的诗与歌在现实实现交汇。

 

年初,小海开始试着在微博上联系他喜欢的歌手,他给汪峰、郑钧、李志等人发了自己写的诗,都石沉大海。一天,他给歌手张楚发了私信:“我不要过那样的日子,但是我不知道该过什么日子。”没想到,很快收到了张楚的回复:“不要太极端,要阳光,不要忧郁。”他们陆陆续续聊了一年多,有时候小海自己写的诗歌,也会发给张楚让他帮忙修改。张楚说他写的诗歌“属于劳动者的声音,有力量”。

 

春节后,干了20天班的他实在忍受不了工厂的生活,跑去上海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的海选,落选后他装作工作人员混进好声音的总部,想用原创作品毛遂自荐,最后被赶了出去。他跑去一栋新建的商场,在五层向下望这座繁华的城市,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他一下将手中打印的诗稿散落在地。过后又将其一一捡起。为了这次上海之行,他花光了2014年存储的1万元积蓄。


 


纪录片《我的诗篇》海报/网络搜集



年末,一部讲述打工诗人故事的纪录片《我的诗篇》面世,小海看完后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异类,“才知道车间有那么多工人都在写诗,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得知了还有“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后,小海激动到当天夜里两点没有睡着。打工第13年,他终于找到了同类。

 

2016年5月,张楚寄了一套书给小海,小海突然想到一句话“梦想照进现实”。也正是在这一个月,张楚向他介绍了皮村新工人艺术团的许多。这像是一簇火苗,重燃他内心一直“飘”着的“摇滚梦”,他要去北京寻梦。

 

7月,顶着烈日,小海来到北京。“当时觉得无论生活怎么样,都比工厂这‘不正常’的生活要好”,小海如是说。来到北京,他先在798的一家西餐厅当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又换了几份工作,一开始觉得还是有点飘飘荡荡的感觉。

 

通过许多,小海了解到8月在平谷有大地民谣音乐节,那是他第一次接触新工人艺术团与他们在做的事。成立于2002年,“新工人艺术团”希望能用音乐唤起人们对打工者精神世界的关注。同一年他们在皮村建了“工友之家”;04年他们用第一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赚的7万元在皮村建立起打工子弟学校:同心实验学校;07年,工友之家发起创办了全国首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希望以此来记录打工文化历史变迁;14年,“工友之家”设立皮村文学小组,工友在志愿者老师帮助下每周进行文学培训与学习;此外,还有创业培训、法律咨询、女工小组、 舞蹈班......


 


打工文化博物馆内/小海提供



在了解了新工人艺术团的工作与歌曲后,小海被震撼了。他第一次来到打工者文化艺术博物馆,就有一种亲切感。他从来没想到打工者也有自己的博物馆,还有专门服务打工者的组织。“以前我总是关注自己的情绪,没有想着引起我们工人群体的共鸣。他们的歌曲和工人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是有联系的,像是战歌,唱了之后好像我们工人有了一起发声的觉悟。他们的工作能辐射到有难处,有需求的工友,我觉得这比赚钱有意义。”




五、扎根



“皮村是现实的开荒地,理想的试验田。”                

                                     ——小海



8月的一个周末,小海在打工博物馆办公室外,隔着门口的玻璃,看到办公室里文学小组正在上课,可是却不敢进去听。第二周,他早早就过去等,去了以后才发现,所有人都非常平易近人。小组里的工友们来自全国各地,白天他们是售货员、育儿嫂、洗车工、建筑工人,晚上,他们只剩下一个身份:文学爱好者。

 

这里有50多岁来北漂的“郭福来”,他觉得“阶级固化”是“底层人的自我搪塞”,“只有文学能让我把苦菜般的日子嚼出甜蜜”;这里有因《我是范雨素》而一夜爆火的范雨素,虽然命运把她装订得极为拙劣,不忍卒读,但她淡然处之,“对生活有自己的见解和活法”;这里有被网易编辑称为“流量女王”的李若,有腿不好依然每周用半小时走来学习的徐良园,还有很多想进行文学交流,接受文学培训的工友们。

 

小海觉得自己找到了组织,觉得这里的氛围比工厂更有意义。在这里,小海不仅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获得了许多赞赏。北京大学讲师、皮村文学小组的志愿者老师张慧瑜说,“小海的诗,来自于底层生活的磨砺,修辞简单、有力,像一把尖刀,刺穿时代浮华的装饰,直抵生命的绝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教授卜卫曾说:“工人们一旦体验到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尊重,什么是人的价值之后,就很难再忘记,就会想办法争取改变。”她认为,“工友之家”与皮村文学小组的探索,“正是一扇通往自由和尊重的大门”。

 

付秋云是皮村文学小组的创始人,她在负责工友之家的图书室和报刊的过程中,发现不少工友有创作的欲望。2014年,“工友之家”成立皮村文学小组。付秋云在网上发帖招募志愿者老师来文学小组进行辅导,找到了老师张慧瑜。从2014年下半年起,张慧瑜每周末为工友讲两个小时的文学课,还请来作家梁鸿、《GQ智族》总主笔靳锦、中央党校教授刘忱等老师替他代课,至今从未间断。范雨素说:“给这些老师写再多的赞美诗都不为过。”

 



皮城文学小组的刊物/苗琨鹏摄



皮村文学小组在社区和老师的帮助下,出双月刊《皮村文学》,每年年终也会出一本作品集,他们把它命名为《劳动者的诗与歌》。2017年3月,文学小组的志愿者老师张慧瑜自费出版了小海的诗集《工厂的嚎叫》。小海说:“皮村虽然很偏,但是给我一种家的感觉,像是忽然找到了精神的家园。”

 

4月,收录有郭福来、小海等100位诗人的书《北漂诗篇》出版,范雨素当时半开玩笑地对小海说,“我看你的诗集有大火的节奏。”谁也没想到,就在小海来到同心互惠公益商店工作三天后,文章《我是范雨素》爆红,育儿嫂范雨素,皮村与打工文学一下被带入大众的视野。

 

2018年1月,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三里屯举行。当晚,年度新声奖颁给了皮村文学小组。“正午故事”的主编谢丁颁奖时说道:“他们是社会变革的主体,是这片土地上最广泛的文学实践,如果不能及时辨认他们的作品,是我们的损失。”对于工友们来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看见”。



2018年11月28日,很平凡的一天,在皮村新建的门楼前,小海写下了《穿过暴风骤雨到皮村去》:



“也许雾霾会把道路堵成迷宫

也许飞机会把轰鸣变成毒气

我依然要带着一个工人的勇敢与决绝

穿过暴风骤雨到皮村去

  

我也说不出一个完整的理由

为何我要如此固执无畏的去向那里

是新世纪的曙光吗

是新工人的力量吗

还是我在车间里受够了自己是机器

 

去吧 去吧

穿越暴风骤雨到皮村去

那里有花和花 草和草

山河与山河 云朵与云朵

自然而然的最好相遇 ”



他在附录里说:“皮村是现实的开荒地,理想的试验田。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哪里开放,哪里自由,哪里就是新的精神高地。”




六、绽放



“那里长满了垒如长城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漫山遍野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手握青铜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吞云吐雾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铁甲铮铮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静默如谜的中国工人/我们是 新工人”

                                    ——小海《中国工人》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调查,中国有接近三亿“新工人”。他们虽然户籍仍在农村,但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长年在城市打工。

 

学者吕途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总结了打工群体的现实结构: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她说:“出路就应该是反过来:‘待得下的城市,回得去的乡村’,这就要求我们同时建设城市和乡村,这是历史赋予新工人的使命。”

 



皮村文学小组在进行交流学习/网络搜集

 

小海对新工人有自己的看法:“新工人有自主性,可以将自己的诉求,想法说出来,与他人一块交流一块碰撞,去探讨怎么样更好地,有尊严地活。无论是音乐,文学,戏剧,纪录片那种艺术方式,我觉得都可以。”

 

来到皮村三年,小海参演了王磊导演的一部讲述皮村打工青年的纪录片《飞机下的蛋》;自己写的诗歌《我从未将自己找到》被新工人艺术团编曲出成真正的歌曲;在许多的策划下,小海与几位工友排演了三期《我们·劳动交流市场》戏剧。小海去年在山东莱芜参加了国际工厂戏剧节,今年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在国话先锋剧场演出。“这在之前都是一种不敢想象的事,现在都在尝试,都在去做。”

 

以前小海觉得流水线的生活“不正常”,和理想落差太大,但也说不清楚“正常”的生活是什么,理想又是什么。如今,“来到皮村,在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讨论文学的过程中,在同心互惠工艺商店和工友们交流的时候,自己的焦虑真正得到了疏解,有一种梦想落地的感觉。”

 

来皮村前,摇滚梦与诗是支撑他生活的支柱;来皮村后,这些种子找到合适的土壤,落地生根,以戏剧、文学、音乐、帮助工友等其他形式绽放。


 


离首都国际机场不到10公里的皮村/网络搜集



虽然真实地爱着,但实际上,皮村文学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不认为文学可以改变生活现状。范雨素说:“我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小海也说:“诗歌不能改变生活,既然抵抗不了,那就希望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曾希望可以过上“以诗谋生”的郭福来,现在也整体打着短工,一年来文学小组交流的次数都屈指可数。

 

《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在一次采访时说:“在对待工人伦理缺失的情况下,国家体制、工厂主、中产阶层或者相对的富人阶层都没有从工人作为人所应有的基本需求来界定工人的生存状况。我们在讲新工人的时候,应该也对我们整个社会提出要求。”

 

其实,“新工人艺术团”最早命名为“打工青年艺术团”,乐队创始人孙恒和许多都是来京打工的文艺青年,他们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认为身份和称呼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历史,不知道自己的现在,那么他也将不知道自己的将来。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也是如此。“新工人”区别于“打工者”做出名称上的改变,是确定我们的 主体性。当代的新工人应该展现当代劳动者精神文化。”

 

来到皮村,小海越来越意识到要为自己的群体发声。“以前听演唱会,觉得很过瘾,但是第二天还是要回去工作。”现在他意识到那是压抑了太久的一种释放,只是找了一个暂时的乌托邦。但来到皮村,他觉得更踏实了,视野也更开阔了,渐渐从对流水线的愤怒,转向对工人群体生活的关照。

 

他的诗歌里不仅有“我”,还有“我们”。他写的《中国工人》受到了文学小组的老师与工友们的一致好评:“那里长满了垒如长城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漫山遍野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手握青铜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吞云吐雾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铁甲铮铮的中国工人 / 长满了静默如谜的中国工人 / 我们是 新工人”。

 

每到周末,夜色笼罩的时候,劳累了一天的工友穿着僵硬的工装,拖着疲惫的身体来到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他们路过工友之家的四合院,墙壁上的“劳动最光荣”这五个字是用红颜料写的,十分醒目,往里看去是打工博物馆里的一行大字:



“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打工博物馆内的文字/苗琨鹏摄






记者 | 苗琨鹏

图片 | 苗琨鹏 小海

本期编辑 | 姜龙庆

责编 | 陈庆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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