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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郁

 

 

 

 

导语

诗人王小妮在海南大学教了八年书，在课堂上给这些大部分来自农村的学生营造了一个精神乌托邦，在毕业和告别讲坛几年后，这些师生都遭遇了什么


7月的某个凌晨。两点半，纪录片导演邓伯超正抽着烟，在北京通州刚搬的家里敲着键盘。楼上住户下水道的管子并没有封进水泥，赤裸裸地悬在头顶，他能清楚听见“他们拉出的屎，在管道里砸出的闷响，是一种不能扩散的回音，着实震颤了室内的空气”。



前一天，他收到了大学老师王小妮的私信，希望他能写一写毕业后的生活状态。“心里很高心！像个孩子，领到了家长打赏的棒棒糖”——这似乎成了他在苦闷日子里的一针兴奋剂。



就在他领到这份惊喜的同时，福州某政府部门里的职员余青娥在例行公事地整理公文；北京798某服装店的品牌设计尹泽淞刚跟造型、设计通完电话；美妙刚刚结束出差，在从上海回广州的动车上；而远在大理的晏子刚刚哄完她五个月大的宝宝……一共有二十多位昔日校友都收到了来自王小妮的私信邀约。



八九年前，他们懵懵懂懂地成了海南大学头几批影视戏剧文学专业的学生——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从别的专业调剂而来，大部分人来自农村，不知“影视戏剧文学”为何物。在为他们讲述小品、戏剧写作和诗歌课的过程中，王小妮完成了两本厚厚的《上课记》，细致入微地写出了那一代学生和王小妮自身对于成长与教育的困惑。



现在，她很想知道这些学生如今的模样。于是有了《上课记》新版里增补的《我们来自“上课记”》这一章。从反馈回来的文字里，她读出了一些校园里没有的沧桑。“不像那时候那么傻乎乎的，能含住东西了，苦也就苦着，似乎就应该这样。”



在每个参与学生写的内容后面，都有一段来自王小妮的补记，多是鼓励和肯定。“我如果说得太多，会觉得是不是侵犯他们的生活，把他们的内心搅乱了，就有点儿不太敢。”她又加了一句，“他们的事可以被人们当作故事去听，但没有太多的可参照性。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沉重、敏感和确信


邓伯超写了1.8万字，全是熬夜敲出来的。囿于篇幅和导向，只能删掉大半。“舍掉神经还用劲弹跳的筋和肉，只留了骨头。”王小妮对此深感歉意。这个特别多观点和思绪的男生，总让她感觉活着的沉重。



这几年邓伯超的确很忙：参加一个公益计划，为得绝症的小朋友募款四十余万；拍摄纪录片，风餐露宿，收获满满，路上见闻却也在揪扯着他。他在梅县看到客家人做大福和祭祀；参加了最有先锋戏剧感的葬礼；了解到理事会与生产队的运作；制片世杰埋葬了父亲的骨灰盒之后问，自己以后要死在哪里？这些传承与变迁中的融洽、冲突甚至斗争，人生的悲欢离合，族群的兴旺与衰败，让邓伯超埋头思索：粗糙的音乐、鬼神信仰，无组织的游行是否该有？传统文化，要摒弃什么，又要如何传承……还有一路伴随的创作与生活的相互消耗，始终如鲠在喉。



在文末，邓伯超才敞开心扉：“《浪漫的国度》在开机之前资金就已断链。世杰的妈妈用微薄的收入来支持了我们两年的创作。两年时间，我初中的兄弟都结婚生孩子了，女友从中传毕业了，××已经享誉国内了，××月收入都过六位数了。我到底是在浪费光阴，还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如果是要证明自己态度的决绝，我觉得也已经够了。太多的证据显示创作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包袱。”



在王小妮眼里，邓伯超很有抱负，诚然，有时难免偏激——就像当年在毕业典礼上，他因为不满专业老师，当场爆粗；2009年秋天获得四川电影节大学生板块两项提名，他受邀去成都参加颁奖活动。回到学校，大家问他感受，他却冷冷地来一句“我不想和富人站在一起”。



“那时的邓伯超竭力想证明自己也可以，但对于社会阶层的认识难免简单化。他遇到的困难经常超出预想，而同样突出的是他的顽强，虽然，在艰难和顽强之外，常常出现人力的不可控。”看过毕赣的《路边野餐》，一出电影院，王小妮就想到这也是邓伯超可能的道路——小地方出生长大，生命力旺盛，怀有梦想——马上给他留言。



问他最近忙什么？邓伯超自嘲，“在当网络混子，做一部电影的后期导演，准备发网络院线。”语气里依然憋着一股对自己和现实都不满的气。他说自己如同堂吉诃德，手里握着一把钥匙，猛烈地捅向锁眼，却打不开任何一扇门。



毕业之后都很难，王小妮在这几年已经断断续续能感觉到。但真的看到那些真切的字句，仍觉得心里像被什么重压着。她把大家写的《我们来自“上课记”》初稿全文发给了余青娥。这个在她看来像朋友一样的女孩，温润、内敛、善于理解。




《上课记》白底立体封



“同学写的会不会多少带点自己的主观情绪？像我自己，因为近一段时间很多情绪堵在心里没排解出去，所以写的东西多消极，但真实的生活毕竟还有很多暖心的、支撑你活下去的东西。”余青娥劝慰老师。



鄱阳湖边长大的她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自小父母干农活、外出打工。到福州后，老妈偶尔在餐馆洗碗，有时在厂里洗工服，如今在一个小区看电动车棚。父亲以收废品为生。王小妮觉得这个女孩“好像看透了一切”。内心对周遭的敏感，虽然隐而不发，却始终存在。



毕业之初，在太原收小区物业费，余青娥按照规定拦住来交停车费的业主代办人，转头发现主管轻易地打破规则；在福州，她每天需要“冒着生命危险”骑电动车上班：因为违章的人太多，红灯的时候，警察强行拉上栅栏，阻止往里闯的人们。但见招拆招的大有人在，很多电动车不走人行道，直接开机动车道。在单位，她学不会“来事儿”，装笑这件事永远会带来脸部神经抽动的反应。



如果这些只是皮毛，深层的则是无法获得共鸣的孤寂。



弟弟辍学了，今年到福州打工，销售二手车，因为有业绩压力，每天早出晚归。余青娥心疼他，怕他太累，想让他找点喜欢的事情来做，问他喜欢做什么，他说他喜欢挣钱，他的目的就是挣很多的钱，然后把亲戚朋友都安到他开的公司里去。余青娥跟他说，钱也不是最重要的，可以去找找自己其他的兴趣。“他不耐烦了，回了我一句：搞得自己好像有多懂似的，你也是要三十的人了，看看你自己混成了什么样，还来教我。”



她低头瞧自己，好像确实“混得没什么样子”。看到有人说：要认识你自己，要尊重自己的想法。才发现，连自己都不认识，连自己都找不到。“他们（弟妹）的性格更能适应这社会，我是稍微碰到一点点就退回来。我爸说，我这样子，走到天边去都没用。”



“到临毕业的时候，我送了一本我写的书给她。但（她）根本不抬头看我。她就是不好意思和内向，但内心并不卑微。”这份从不抱怨、平等说话的态度，让王小妮觉得特别可贵。“我想余青娥（对于未来）没有想太远、太深。她就想，我要过得好一点，将来让爸妈能放心。她的文字比别人更成熟。不过目前，她只是在写自己的生活。”



其他人，和所有走向社会的毕业生一样，困扰于不知方向的迷茫和生计压力。有人结婚攒钱；有人抱怨繁琐的日常、复杂的关系、高强度的加班；有人进过报馆，做过IT，现在却爱上了做饭，开始卖午餐便当……但有两个学生，却从一开始就保有一份对自己的确信。



张彩霞，曾去西藏改则县支教，现在拉萨。我们试图与她联系，未果。只看到她写的话，“不错，这确实是我选择的生活，而生活两个字，在哪里都不会轻松。”



晏子，大学时就曾在丽江学茶，而今定居大理。毕业五年，工作，辞职，恋爱，结婚，旅行，生孩子。“没有多少悬念。基本退出社交网络。”



“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她在山里看见一个茶场，然后在茶场里帮着采茶，就住了一段时间。到毕业的时候，一般人都为写论文纠结，网上去这儿抄一段那儿抄一段。结果她坐了火车去山里，在大理写了论文发给导师，就结了。她在心里根本就没觉得这是个多大的事。”王小妮暗自称奇。



晏子说，她的生活一直都比较随遇而安，无他，不过是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方式过日子：学茶，因为在对着器皿和茶叶的那几个小时里，可以全神贯注。选择大理，也是因为自然环境好，有童年的感觉。



“有山有水的地方，我觉得踏实。其实我都没有正儿八经找过工作，都是到一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事情，要不是工作，要不是爱情。”甚至连生孩子，也是她和先生在当地找的助产士接生。



“她并不是追求小清新或者浪漫，她不是。她内心的那种平稳到哪儿都一样。挺有趣的一个人，要是中国小孩都能像她那样平平稳稳的就好了。”王小妮说。



有趣的是，新版《上课记》的编辑原本想删去晏子等好几人的文字，因为“不具备普遍性”。




乌托邦课堂


王小妮的视线里，上述每个人的面孔都定格在了刚认识的时候。“细读他们的文章，能感觉到他们多数都还延续着当初的秉性和价值观，可见大学本科的四年对一个人多重要。”



作为诗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思考，说是无心，也属有意。



儿子上高一时，她写过《把孩子交出去》。她和先生、诗人徐敬亚向孩子介绍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伊甸园之门》，却发现，孩子并不会阅读。她无奈而又充满理解：他终究是在那种规矩里学了十年。



从深圳到海南岛上的海南大学教书，有报道说是朋友崔卫平的一句话，觉得王小妮循循善诱，应该去当老师。我向二人求证，他们都不太记得此事。“应该是受海大要成立诗学中心这一消息的鼓动。徐敬亚和好友多多都去，耿占春已经在那里，我也就去了。”王小妮说。



“诗学中心”不了了之，她对上课和学生的热情却没被扑灭，并且留下了成果。



那是一所面积很大的学校。远望去是海口的标志性建筑世纪大桥，十年前校内的荒地长着深深的杂草，走在路上，会有成熟的椰子掉下来。



来不及体会这些，王小妮在迎新会上便发现：“上来演出小节目的新同学跟刚走出蜡像馆的蜡像一样，又紧张又僵硬，眼神呆滞无法定睛。他们之前都是怎么过来的哦……”



她并不沮丧。只想凭一己之力，试试是否能让他们在18岁的时候“见到闪光的片刻乍现”。“也许付出努力能启动这些年轻人身上潜在的未知的力量，也许他们能在漫长的日常中坚守自己，也许如李提摩太所说，现代教育20年可见成效。”



于是，这些被调剂而来的、上课前都极少有过影院观影经历的新生，发现有一个老师会在刚见面时，问“你们来自哪里，喜欢看什么书和电影”，对于问题和作业，从来没有规定的路数。




王小妮与学生在草地上交流



尹泽淞对于第一次见到王小妮记得格外清楚。“那天我坐第四排，正对着进门的位置。她背个书包，穿一身棉麻的衣服。扎一个辫子，头发很黑。虽然是个女老师，对谁都挺温柔的，但她骨子里有种锐气。她说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她在找词——你知道有的时候语言指向是并不明确的，而她在尽量把话说得精当，不产生偏差。我挺喜欢。”



如果是早上7点多的课，上课可以随便吃东西。“那么早的课，来不及吃早餐，很痛苦。”王小妮最不想看见学生偷偷在课桌下面藏着食物，趁老师看不见吃一口。大大方方地吃，她看着踏实。



在学生的印象里，王小妮放电影并不太多。但会推荐一些他们从未读过的书：《巨流河》《夹边沟纪事》《中国在梁庄》《城门开》，等等。这些书经由她的介绍，在同学手里流传，成了知识和历史的漂流瓶。



她回忆，当说到《巨流河》的时候，排队想看的学生太多，一位同学从教室后排站起来说，他愿意个人买一本《巨流河》加入班上的传递。“大学里有这样一类男生，（平时沉静，）内心亢奋激昂。”



传阅《夹边沟纪事》前，她提醒大家：这书可不轻松。有同学举起手臂说：我是重口味！引得大家一片笑声。过些天，再问那同学，她说书传给别人了，说完叹气。有同学阅读当晚发来短信说，心里难受，正抱着发抖的腿坐着。



整整传递了15个星期后，回到她手上的是一本变得又旧又厚的书，四个边角都用透明胶带反复贴过。



寒假里，她收到学生蒋茜发来在四川老家的调查。“她开始关心自家的历史渊源了。他们也在积淀自己的《巨流河》。”



王小妮曾去探访宁夏盐池诗人张联和他的村庄，把拍的照片做成PPT在课堂放。“能感到下面很多眼睛闪着光，好像被展示的是他们每个人的家乡。”她说，“他们很难想象，在春天不下一场透雨这一年就不能种庄稼的荒漠中，也能发现诗歌。我很想他们通过诗歌课了解这世上除了大多数人之外，还有另外的个体，敏感脆弱艰辛，不苟同地存活于世。”



课后，学生丁小丽过来问张联的电话，她家和张联是邻县，她准备寒假抽空去盐池见这位农民诗人。家在定西的张彩霞也和《夹边沟纪事》的作者杨显惠取得了联系。



王小妮让学生看《许三观卖血记》。尹泽淞记得，小说里许三观训儿子，他儿子站在墙角，抠那个墙。“我当时就说，这细节写得真好，因为我也抠过，墙皮久了会起来，有那种片片。我之后在写东西的时候，也会尽量把东西描写得更清晰，靠事、人、细节来吸引人，而不是靠辞藻。”



“她不强制人。她几乎愿意听所有人的话语和观点，在课堂上愿意发现每个人甚至微乎其微的亮点。”蒲晋松和小Z回忆，王小妮会主动走到后面的位子，问一下有话想说但不敢主动表达出来的人。“她会很耐心地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你愿意交流就说，不愿意也没问题。”



王小妮关注社会新闻和时事。有时她会把新闻做成很简单的Word文档。“一条条往下拉，会加一些她的看法和思考。她从来不制止我们插入、打断她。其实那些信息在微博都能看到，但她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你就会觉得，为什么我平常没有注意到这些？”小Z记得，一次下课之后觉得整个人都快瘫了，“就像全身上下被暴雨淋过一次，特别累，又特别爽。”



2009年山西矿难很多，有个山西来的同学在课上说，“其实那些矿难有时候是没办法的，可能真的很难避免。”尹泽淞印象很深，王小妮当时就停下来，说，“这个可不是”——这算是她少有的表达个人意见和倾向的时刻。



邓伯超觉得，王小妮的课像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更像一种精神上的状态吧，这种状态如果可以用于社区建设或公共生活，能被无限放大，那就太好了。”



“说乌托邦，那是学生的美化。”王小妮听到我的转述，回应说，“他有他感受的自由空间，虽然我不觉得。”



退却


在这个“乌托邦”里，王小妮同样受到年轻人的滋养，感受着他们的进步。



她发现，和刚走入海南大学的2005年相比，唯唯诺诺的学生正逐年减少。有学生会问：今天新闻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贵州六盘水的学生食堂？



期末，学生梁纪元给她发邮件，会直接探讨“熵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是他的邮件，让我感到他们对人群间合力和集体感的渴求。”



但她并非圣徒。学生不避讳她，当她是个倾听者：做不做某老师的线人；学生助学金分派中的奥妙和不公；学生社团中的猫腻；家庭的艰难困苦……全都倾吐给她。一个人在路上的时候，超越一时一事的大悲哀便会忽地扑上来，把她裹得紧紧的，让她有逃离和寻求喘息的冲动。



她感慨学生单纯而又轻飘，喜欢空洞地抒情，教了几年仍有学生希望老师能给出一个准确固定的模式。还未毕业，沧桑感已然浮现脸庞。



最感无望的一次经历，是某次诗歌课堂上的海子专题。有来自安徽的几位同学告诉她说，他们联手做了个东西，她于是满心期待。



没想到，学生们上台展示的是家乡亮丽堂皇的新建筑、景区风光，最高潮是当地食物展示。时间接近中午，一片的欢腾。王小妮照常没有打断这些正在兴头上的孩子，但“坐在下面的心情被那欢快污染得灰暗沮丧”。



带着这股灰暗，她在当天微博上写道：“篡改一次海子的诗句——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徒步踏乱泥……”接着又检讨，“惟一一次带着纯粹的个人情绪写微博，不该的。”



她丧失了任何交流的愿望，反复想，是不是我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是风马牛？



王小妮一直力图在自己的课堂创造出“多元而无强制的小环境”。但现实不是理想国。几年后，我们谈到那一刻，她说自己也有点着急。“代沟是必然的。不等于他们就浅，我们就深，因为你经历过。但他们可能有更新鲜的想法。不要太过简单地给他们一个对或错的判断。最好是能够一步一步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告诉他，你就想办法告诉他；如果不能想办法告诉他，那就慢慢想办法。”



她说后来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她会有意识地往后退，留心倾听的时候更多，淡化一些原来认为“必须如此”的东西。她也承认，自己试图去引导他们的一些东西，或许学生们并没有完全理解，“或者说理解的人很少，不能准确对接。”



《上课记》中提到，课间，一个学生慢悠悠走过来，匆匆说了一句：老师上课这么卖力气？



还有一位女生，笔下颇带情感地写过，自己如何被季羡林一本有关梵文、吐火罗文书里的“纹理”吸引，“我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以后要再看见它们，以后我的生活中会充满它们。”



隔了许久，王小妮和这位学生提起，后者笑她的迂：“老师啊，那就是扯呢，我们这么多年了，早明白了啥叫投其所好，知道你喜欢这个嘛，你别当真啊。”



我问她，学生的那种世故会让她难受吗？她笑笑：不会。“我能理解他们这种错乱，或者什么。而且因为你不是跟他（她）一个人上课，还有其他人。”



丈夫徐敬亚说，王小妮对学生充分释放了母性，表达出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尊重。



学生们在她面前也没有压力。瑞丽记得，“老师带我们一起分析电影《闻香识女人》，她说做人要有底线，底线是不能逾越的，不能为了钱做伤害别人的事；霍乱时期，学校给的药我们都不问是什么就吞进嘴里，她说要学会怀疑，不管是谁给的，跟自己身体有关的东西要问清楚；每次春运回家的火车上，我总会想起她说的‘钱要贴着肉’；每次遇到困难灰心丧气的时候，就会想起她说，不管生命给你什么，只要去接纳就好了……”



小Z在一家有影响力的媒体工作，常常对自己的能力和现实产生怀疑。但王小妮在课堂内外的教导给了她在大城市里立身的自我肯定。“她对我们很大的价值是：你看，我活得这么真诚，我也可以活得很体面。成功学教给我们的是，你一定要活得足够油滑，才能在成人社会里活下去。但她让我知道，只要你能非常真诚地面对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会得到来自环境的反馈的。她让我相信了这一点。”



这位给予学生信心的老师，终于还是在2012年底结束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不少读者的共同感受是，《上课记2》读起来比《上课记1》要消沉。王小妮没有否认。“我对他们说话，他们也对我说话，而我自己已经这么老了，这么多年始终被外来的力量摧毁着，又始终感觉自己依旧在，并没被毁掉，靠的正是纯净气息的不断补充滋润，所以，能站在他们中间真好，真是幸运……”



沉静的刀子


这回来北京，王小妮是出席一个怀旧和普及性质的诗歌朗诵会。会上，其他朗诵者都会和着抒情的背景音乐，抑扬顿挫。在朗读自己的两首诗歌前，王小妮说，“是词的选择和调动，才形成了诗，不一定需要其他东西来美化。”



朗诵完，她接着表达：“写诗不是一个职业，甚至是一个很不好的热爱，因为它对你来说，除了敏感不带给你任何东西，敏感在这个时代是非常不需要的。”事后她告诉我，“不需要”的后话是——“却绝不可少。”



如果没有和她深谈，这个穿着风衣、瘦削的中年女子多少会给初见者一丝严厉感。好友、评论家李静说，她和王小妮认识多年，私下交往并不多，就是“文字之交”。



有一次，李静因为某个公众话题在朋友圈里说了些激动的话。王小妮看到，察觉出她情绪不太好，便约她出来吃饭。“王小妮内敛、节制，对朋友的关怀也是沉静的。她在任何的表达上都反对煽情、喧嚣、夸张。就像她的诗歌，句子很短，好似刀子切割你，迎面飞来，里面有很强的热情，却以冰冷甚至残忍的方式表现。”



这种个性显然带着时代和家庭的烙印。出版过小说集《1966年》的王小妮11岁时赶上“文革”，14岁随父母下放农村，19岁再插队。东北平原的玉米地，长得没有边儿，有一次割玉米，她手里拿着镰刀，累死了，想，这天什么时候才能黑下来？



大学时，她和徐敬亚等人在诗社如鱼得水。“油印的册子，新的译文，比（多少人渴慕的）肉更具有光芒。那时节，思想突然获得了飞的权利。”



干了一辈子警察的父母不明白，这个女儿缘何能对风，对土豆和棉花，对人心和灵魂，自那时起就有着不同于旁人的敏锐感。父亲只知道，在那个“纸上随便涂抹就可能要命”的年代，写字是件太危险的事。



多年后，王小妮才理解，父亲在警察和他热爱的古典诗词之间，找到了一条隐身栖存的通道。她遗传了父亲骨子里的这点文气，还有他的耿直。幸运的是，她无需像父亲那样担惊受怕，掩藏真实的自己。



从2006年开始写《上课记1》到十年后的今天，王小妮从不曾对学生或是时代发表断言。她说，越走近学生，越觉得他们不错，哪个时代都出人。“他们使我能更开阔更客观更包容地去想事情。”



她早年的一首诗里有“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这样灼热的句子，一时广为传播。她解释，“这种纸，是北方那种干燥、爽脆的牛皮纸。我的火恐怕带着绿色，它不会太强大。我一直害怕垂直照射赤道的太阳，那些大太阳下面的红豆子（咖啡豆）里，有太灼热的内质。我不需要浓烈的香味和纷争的人群，不需要兴奋。我的神经好像是用芦苇管儿做成的。一杯白开水，正适合我。”

（参考资料：《上课记》《把孩子交出去》。感谢东方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徐敬亚和李静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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