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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勃·读库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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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何角度看，《弟子规》当然都不是“传统文化经典”，即使作为一部蒙学书，它的地位也相当尴尬。



第一，它问世年代太晚，清代中期的作品，所以，《弟子规》当然不可能影响到它出现之前的那些文化大师。



第二，《弟子规》的作者李毓秀只是一个秀才，一生别无成就，所以没怎么被人关心。以致于今天讨论《弟子规》的论著或通俗读本虽然数量惊人，但说到作者生平，来来去去只能是那么几句话。



第三，古代它实际上影响也有限。诞生晚，也可能“集大成”；学术水平不高，也可能就是特别适合开蒙：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那样。但问题是《弟子规》也不算这类，它问世后很长时间里，似乎阅读者也并不多。所以现存最早的刊刻本，都是晚到1840年以后的。



《论语》与《弟子规》

 

读完《论语》再读《弟子规》，会从这两本小册子里，感受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弟子规》一开篇就宣称“弟子规，圣人训”，但孔夫子地下有知，听了恐怕是恨不得抡起手杖敲李毓秀小腿骨的。



《论语》有三种气质，是《弟子规》绝对没有，甚至无法理解的。



第一是快乐。



《论语》一打开，读到的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孔夫子对快乐学习的意义，理解得比今天许多人还通透：不是减少学习的知识量，感到放羊的快乐；而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里，发现快乐，这就是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是鼓励人思考的。老师需要思考学生的特点，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学生思考老师传授的内容，所以才会产生分歧的理解。于是，老师批评学生，学生顶撞老师，同学之间互相争论……《论语》里都可以读到。而正是在这些分歧之中，可以感受到孔子门下心态的宽容平和。所以即使不佩服孔子思想的如王小波，也表示“要是生在春秋，一定上他那里念书”。



而这种快乐，读《弟子规》是无论如何感受不到的。《弟子规》谈学习：“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道理不错，但也只是些无趣的道理罢了。



第二是分寸。



孔子讲中庸之道，讲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凡事要讲究分寸感。



比如说，孔子重视仪式，但对只关注形式的人，他却要嘲讽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强调孝道，但对父母显然也不是无条件服从。



《孔子家语》里讲了一个故事，弟子曾参非常孝顺，被父亲一棍子打昏去，也不躲避。孔子对他就严厉批评，认为保护自己是第一位的，提出“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的应对策略。这和《弟子规》里“亲憎我，孝方贤……号泣随，挞无怨”的主张，刚好形成鲜明对照。



懂分寸，就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微妙差异的眼睛。《论语》中也特别多这样的语录，比如：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狂、矜、愚都是负面的特质，孔子却能发现其中微妙的区别。



有人狂，只是自嗨，有人狂，却要虐人；有人矜（棱角分明），是因为有道德自信，有人矜，却只是脾气恶劣；有人愚（这里指情商低），是真耿直，有人愚，却是故意伤害自己惹得起的人而已。



这些分辨力，当然也是《弟子规》里不可能有的。



第三是进取。



和基督、佛陀这些宗教界的导师相比，孔子有特别“俗”的地方。就是他一点也不反感物质欲望，也非常肯定世俗成功。



孔子不会说财富是虚无的，或者“有钱人的灵魂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样的话。事实上孔子向往富贵，他只是说道义比物质生活更重要而已。孔子对物质享受很有好感，所以他吃饭吃肉格外追求精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还喜欢大量喝酒（“唯酒无量”），还会非常内行的比较不同车型的性能（“乘殷之辂”）。



所以孔子教学生，一点也不掩饰，学好了是可以而且应该求官做的。孔子还有句抱怨，要找两个跟我读了几年书，还能忍住不去当官，继续安心读书的学生，真不容易（“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也不知道抱怨之中，有没有炫耀自己教书育人成绩斐然的意思。反正今天要为学生的就业率操心的大学老师，听了是难免羡慕嫉妒恨的。



书读好了可以做官，孔子的这个影响，可以说成了中国文化传统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弟子规》里，只是最后非常敷衍的来了一句，“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也没提读书可以有多少回报的事。



这就有点奇怪了。善于发现学习的快乐，需要智商；懂得为人处世的分寸，需要情商。《弟子规》智商和情商都欠奉，所以这两条都没有好理解。读好了书实现阶层跃升，只需要一点点欲望，这种欲望原是中国人最不缺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的俗气话，本是古代童蒙教育的标配。为什么《弟子规》里这个也没有？



文化人小时候学什么？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时代，清代的社会，则已然是万马齐喑究可哀。所以，《论语》和《弟子规》的差距，很容易被理解为时代的差距。



虽然清代思想文化领域确实乏善可陈，但拿《弟子规》代表清朝，仍然是委屈我大清了。



首先明确一点，对于文化精英阶层来说，下一代的教育里，常见的童蒙书，都不居于重要地位。



古代和现代的文言文学习，遵循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现在的教学讲究循序渐进，先从浅易的学起，慢慢再接触繁难艰深的文章。古代却经常提倡不求理解，直接背难的。因为科举考试，是非常吃背功的，古人已经注意到，幼儿到少年时期，虽然理解力还跟不上，但记忆力最强，而且记住往往就能终身不忘，所以喜欢强调“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必须幼年读”，正因为难，反而需要先背下来。



随便举几个晚清名人的读书状况：



林则徐家境清苦，父亲做过私塾先生。林则徐四岁时，就跟着入塾，父亲“自之无以至章句，皆口授之”。“之无”泛指识字，这个“章句”，自然是指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做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则是七岁入塾，八岁“授书即解大义”，这个“书”，当然也是指儒家经典。



康有为、梁启超师徒都是爱标榜自己是神童的。康有为六岁开始跟着老师学习《大学》《论语》《中庸》和《孝经》，梁启超则是“六岁后，就父读，受中国略史，五经卒业”，八岁前这个学习就完成了。



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出身文化世家，父亲已经是大学士，教育环境更好。他自叙学习经历，反而朴实一些：七岁入塾，四年内读完了四书五经。



总之，这些材料读下来，给人的心理压力，并不小于看海淀妈妈的聊天记录。而这种获取知识的层次和效率，必然决定了：实在是没多少时间留给专门的童蒙书的。

当然，也不妨提一下文化人眼里没文化的书是什么样子。



一般人使用的教科书，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人瞧不起的。现存最早的一部蒙书，是西汉史游的《急就篇》，这书到唐代民间还很流行，但“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至于《百家姓》之类，一诞生就被嘲讽为“村书”，那也不消说得。



引一段黄永年先生回忆高中时，吕思勉先生给他上课的文字：



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

坏在哪里呢?吕先生从“古文”这个名词来申说，吕先生说：所谓“古文”是和骈体文相对而言的，可是这部《古文观止》里却选了六朝隋唐的若干骈体文，如《北山移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滕王阁序》之类，说明编选者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既然选得如此乱七八糟，为什么还要用作教本呢？

吕先生说：正因为它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当然，通行易得也是用它的一个理由。 


师生一逗一捧，真是把《古文观止》黑得一塌糊涂。值得注意的是，吕思勉对《古文观止》的批评，并不是从现代学者的角度，而是从传统的文章家的角度着眼的。



在他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旧文人对《古文观止》有过还要更加刻薄轻蔑的吐槽。而在大众所采用的蒙学书里，《古文观止》不论难度还是水平，大概就算是顶配了。



今天一流大学的中文系本科生，能轻松阅读《古文观止》，并发自内心的感受到这是本差劲文选的，能有多大比例？我很怀疑。当然，我并不是说这种境界是值得追求的，只是说要明白：今天即使从事了文史专业，和古代文人也仍然是两个物种。



如今对传统文化的欣赏，雾里看花隔岸观景的成分居多，叶公好龙的意味怕也很浓，穿越回去要和旧文人有共同语言，是很难的。



当然从这类例子也就更可以看出：《弟子规》真是不上台盘的书。一般说来，它倒并不在旧文人的鄙视链上，因为根本不会被看见。或者套《笑傲江湖》里任我行的话：“你再练三十年功夫，或许会让我不佩服一下。”

 

古人对儿童心理知多少？

 

法国学者菲利浦•阿利埃斯的名著《儿童的世纪》里提出了一个观点：在中世纪欧洲，“儿童”这个概念，是并不存在的，小孩几乎一断奶，就被当作“小大人”看待。



人们并不认为小孩有什么与不同于成人的特质值得关注。直到十七世纪，作为“现代性”的一部分，人们才“发现”了儿童。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当然晚于欧洲，所以“儿童”的发现，似乎也应该晚于欧洲。若拿《弟子规》做论据，也支持这个判断。这360句1080个字里，没有任何对童趣的欣赏与尊重。



然而，丢开《弟子规》多翻阅一点旧籍，则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才发现“儿童”，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毕竟，古代中国对“文教”的重视，远非欧洲可比，虽然不可能建构出完整的儿童心理学，但对儿童的心理和行为，也有相当精密的观察和体贴的理解。



激进的思想家把“童心”当作一种高于成人世界的理想境界不去说他；文人墨客写了海量富有童真童趣的作品也不提；务实的教育工作者，设计教学方案的时候，也相当懂得照顾儿童的特质。如清代的崔学古，作过一篇《幼训》：



教训童子，在六七岁时，不问知愚，皆当用好言劝谕，使知读书之高，勤于教导，使不惮读书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扑责，不惟无益，且有损也。

至八九岁时，年方稍长，或可用威。若遇聪颖者，即可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觉，略用教笞。此在一两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则彼习以为常，必致耻心丧尽，顽钝不悛矣。

至十四五岁尤为邪正关头，正养中养才之候，循循诱掖，自当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务外务，专心读书，不责自进。故先辈教子弟，遇聪颖者，单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顽，亦加扑责，扑后仍用好言劝谕，亦毎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则下愚不移，虽扑责之，无益也。

愿为父师者，教子弟，只费自己口舌之烦，讲贯之详，督课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庄，出话之正，子弟见之，自然知悚，断不在恐吓责扑问也。若不得已而用责，数则不威，轻亦致玩，故不责则已，责则须威，或预约人劝解，以留余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责，方饭毋责，毋乱责，毋出不意从背后掩责，凡此皆足致疾，慎之慎之！又生徒从前懈驰，初至时须缓缓约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责，切不可性急。


大致表达了这么几个意思：



第一，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教学方法是不一样的。

第二，家长、老师的身教，远远比其他教学方式重要。

第三，任何年龄段，体罚都不能教育是主要手段。有些年纪，绝对不能体罚；其他时段，体罚也要慎之又慎，因为极可能引起反效果。



实在不得不责打了，则应该展示出极大威严，但是又要预先约好人劝解，好留有余地。《红楼梦》里·“宝玉挨打”那场牵动整个贾府的大戏，戏台上不断上演杨六郎《辕门斩子》的戏码，《玉堂春》里王尚书教育儿子的手段……都可以看作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实践。碰到教育下一代问题，中国人还是很容易戏精上身的。



崔学古生活的年代比李毓秀略早，科场上比李毓秀成功一些（中了举人），但和李毓秀一样没什么学术声望。既称不上饱学硕儒，也算不上教育大师。但这番话里流露出来的见识和分寸拿捏，也已经是《弟子规》望尘莫及的了。我不嫌烦琐，把这段文字抄出来是想表明，《弟子规》不但不能和古代经典相比，它所暴露出来的思维层次，连传统蒙学教育的中上水平，也远没有达到。

 

究竟谁读《弟子规》？

 

清末那位实业家状元张謇，是成功人士里起点很低的一位，他又是喜欢说自己资质鲁钝的，所以谈起自己早年学习，画风就和那些神童很不一样。张謇说自己开蒙的老师，教了一堆错误的知识，后来换了一位好一些的，教学时会“就《三字经》《四字鉴》《千家诗》说故事”。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教材和教师密不可分。比如讲《三字经》之类的书，“说故事”是很重要的。文字只提供一个记忆的大纲，要靠老师生动的讲述，才能让相关知识鲜活起来。第二，即使是起点这么低的张謇，值得一提的开蒙书里，也没列《弟子规》。



明清时期，常用“三百千”当作蒙学读物的代称。确实，一般家庭往往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作为学习的入门。这是长期教学实践后自然形成的一个合理的组合。古代小孩子学习的内容，虽然比现在单纯，但也可以大致分为上规矩、识文字、广见闻三大块。



《三字经》包含的信息量相当大，尤其是历史部分，号称是一部《小纲鉴》，是不错的广见闻的教材；古人重视家族源流，《百家姓》当然有它的地位；而从增加识字量的角度说，《千字文》最重要。三本书里当然都有些价值导向的内容，这是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上规矩。



但《弟子规》只满足第一个目标。它全篇讲规矩，没有什么其它知识性的内容，所以《三字经》那样广见闻的功能是没有的；总计1080个字，有大量的字是反复出现的（尤其是“勿”），实际上只包含几百个生字，所以作为识字课本，也过于初级。



即使从上规矩的角度说，它也缺陷明显：过于僵化，只讲服从，没有追求。明清时代的名门望族流行写“家训”，其中喜欢强调读书本身是一切的基础，能不能做官倒在其次，这是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人家，比较注意吃相；民间教育流行的宣传语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类，确实庸俗，但这包含着火辣辣的阶层跃升的热望，蕴藏着巨大动力。



而《弟子规》没有这些，就是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好像在教训一条失去梦想的咸鱼。



道理也很简单，李毓秀的人生并不得意，他若大谈读书可以有多少回报，恐怕难免会如孔乙己一般遭到放肆的嘲笑。有学者注意到这样一条史料：



劳乃宣，字玉初，浙江桐乡人。同治十年进士，……任吴桥，创里塾，农事毕，令民入塾，授以弟子规、小学内篇、圣谕广训诸书，岁尽始罢。（《清史稿·劳乃宣传》）


也就是说，《弟子规》也许本来确实是写给子弟们看的，但后来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它其实给小时候缺乏教育，已经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性的成年人学习，更加合适。意识到这一点需要时间，所以《弟子规》的诞生和流行，中间才会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差。



儒家有个老传统，叫 “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对无知的人，只能采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弟子规》这书，性质其实近于刑。它就是针对古代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群体的书，期望达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说，倒不能不承认，《弟子规》是一本很有“实用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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