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巫宁坤:归来,幸存,离去

[人物]巫宁坤:归来,幸存,离去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8-12 23:36:00
“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实习记者 聂阳欣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全文约3344,细读大约需要8分钟

 



巫宁坤 (1920年9月-2019年8月)





人生前半段,他是西南联大的骄子、辍学从军的部队翻译、留美读博的高材生、讲授英美文学的大学教授。后来,二十多年的动荡岁月横冲直撞进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从此被打上苦难的烙印,令人唏嘘。



身体变得沉重,灵魂却在升华,他在咀嚼苦难中从事翻译、写作。他翻译的英文诗歌堪称汉译典范,准确、流畅、有锋芒。译著《了不起的盖茨比》让无数人领略到菲茨杰拉德的风华。



这位著名的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于2019年8月10日下午3点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

 








游子还乡



1951年,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彼时同样的选择题摆在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面前,回国,还是不回国。



他们探听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巫宁坤表达出坚持回国的想法。巫宁坤与双亲缘浅,母亲精神失常后自缢,父亲耳聋,不亲近人,在他去西南联大的同年被侵华日军杀害。在战火和国难中成长起来的他,渴望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这一年,先回国的赵萝蕤已在燕京大学成为西语系主任。朝鲜战事使得外籍教授纷纷回国,西语系师资严重不足,她紧急托校长陆志韦给巫宁坤去电,邀请他来燕大西语系任教。只考虑了几天,他就丢下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和即将拿到的学位,准备回国。



临行前,李政道帮他整理行装,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在回忆录《一滴泪》中记述刚回国的经历时,巫宁坤最先写到的不是国内的变化,而是赵萝蕤衣着的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备课、教课,临时抱佛脚地学习他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教学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但各项政治运动让他感到迷茫。年少时漂泊异乡都未曾彷徨过的巫宁坤,在回到故土后陷入不适、无措的境地。“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因他所研究的专业是敏感的,他带来的那些外文书成了对他的指控,他的学生笑谈时所言的“A Bridge Club(桥牌俱乐部),简称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里,它一下就可以变成Anti Bolshevik Club(反布尔什维克俱乐部)”,变成日后无数次拷打他的由头。就连他过去在国共合作时期替前来支援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当翻译的经历,都成为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状。巫宁坤心里不藏话,常常是与人直言了什么,在下一次的大会上就被告发。



那些年,他大半时间戴着“右派”、“极右分子”的“帽子”,在劳动改造中忍受饥饿、劳累,在人人自危的年代感知世间冷暖,在《杜甫诗选》上题下“相识遍天下,知心无一人,唯有诗千首,天涯慰寂寥”。



冯至选编的《杜甫诗选》和英文原版的《哈姆莱特》,是20年梦魇中始终陪伴他的两本书,少有的开心的回忆是与人谈论作品的时候,“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一个难友)边干活边谈论沈老师的作品,《边城》啦、《湘行散记》啦,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有时竟然忘掉了疲劳。”



少年时在西南联大,他爱听沈从文的课,课余和朝夕过从的好友汪曾祺、赵全章一同看书,切磋文章。汪曾祺在《泡茶馆》中回忆“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指的就是巫宁坤和赵全章。



三人高一时在镇江一同军训过。战火来了,他们流落四地后又恰好同时考上西南联大。那时候,他们一起拿着稿费去食堂“打牙祭”,夜深人静时相约翠湖边听雨。而在北大荒劳动时,巫宁坤要为了分一块烙饼给同屋而犹豫,因为那是亲友们花高价在黑市买给他的救命粮,他的生活再无当年的闲情雅致。



拨云见日后,巫宁坤于1979年5月回北京办理右派改正,恰好李政道从美国回来讲学,当时正在北京。他们在李政道下榻的北京饭店见面,看到“庄重自持,完全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模样的李政道,巫宁坤忍不住想如果当年二人的选择置换,如今会是什么情景。很快他又惊醒,“不,我决不会坐在他的椅子上,同时,上帝保佑(巫宁坤和夫人李怡楷都是天主教徒),即便他当年回来,也万万不会落入我的苦海。”


 



巫宁坤(右)和沈从文夫妇合影




幸存者的诗与文



不了解那些苦难的人,问巫宁坤:“老巫,真的很惨吗?”深谙那些苦难的人,譬如冯至,以为巫宁坤已经死去。事实上,很多巫宁坤熟识的人都没有撑下来,所以他称自己的活着为“幸存”。



几年后,巫宁坤与汪曾祺重逢,他向汪曾祺讨了张画,以慰不能时常相见之思,指定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给他画了一幅开着金黄色花朵的倒挂仙人掌,只有像昆明雨季时那样湿润的气候,倒挂的仙人掌还能开花;也只有像仙人掌一样顽强的生命,才能久经倒悬之苦而幸存下来。



他对苦难有了更深刻也更真实的理解。“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



这时再翻译诗歌,他能从心底里感受到诗人的椎心泣血。他翻译狄伦·托马斯的诗,为人称绝。托马斯是超现实主义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难懂,更难译。“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诗人黄灿然赞叹,“巫译托马斯采取的正是直译,几乎是一字对一字,字字紧扣,准确无误,连节奏也移植过来了,从而使得汉译托马斯具有一种少见的现代锋芒。这些译诗远远超出了一般汉语的普通语感,以陌生又令人怦然心动的冲击力扎痛着读者。”



例如,托马斯“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一诗,余光中翻译成“死亡亦不得独霸四方”,巫宁坤译成“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锋芒尽显。这首诗在艰难的日子激励过他,那时他已买不起原先订购的外文书,只留下薄薄的一本他的导师奥尔逊诠释狄伦·托马斯诗作的专著,在寂静的深夜想象诗人读诗的澎湃激昂:“当筋疲腱松时在肢刑架上挣扎,虽然绑在刑车上,他们却一定不会屈服;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译成“不要温和地走进美好的夜晚”就不如巫宁坤翻成“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更令人回味。



这首诗每一节反复出现的“Rage,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他译成“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尤其是神来之笔。而这一句也是巫宁坤感悟最深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对他而言,如暮鼓晨钟。



他应邀翻译一些英美文学作品,不期然地,来了一份宿命般的约稿——《世界文学》期刊邀请巫宁坤翻译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随着思想解放,中断了十年的《世界文学》复刊,第一时间引进和译介了一批曾视为“颓废”和“没落”的西方现当代文学,选登了一批美国作家的作品,其中就包括菲茨杰拉德。



这部作品巫宁坤留美时就很喜欢,回国时带了一本,给学生也推荐过。1952年,这本书被批为“下流坏书”,他因这本书被扣上“腐蚀新中国青年”的黑锅。近三十年后,面对邀约,他感到一种命运的嘲弄。出于热爱与道义,他接受了。译本成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大陆首译,也是最好的中译本之一,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近年还在不断重版。



他对主人公的苦难有自己的理解,在序言中解释小说借恋爱模式想要表达的是处于一战以后“爵士时代”的“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人物的苦难融进时代的挽歌,连同作者的悲剧一起照见小说的最后一句话,“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时光流向了平缓之地,巫先生退休后,含饴弄孙,结交新友。在百岁之际,他静静地离开了,激起我们对诗的向往与对一代知识分子厚重生命体验的回望。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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