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解剖2000多具尸体!揭秘新中国第一代女法医故事

[一种生活]解剖2000多具尸体!揭秘新中国第一代女法医故事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9-3-8 23:45:00

作者:@于佳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

插画 | 晓雨

 

 


1952年,陈惜秋刚去青田县人民法院工作,那年她24岁,常常要独自背着卷宗,翻山越岭。



对于从无去过的路,总是觉得遥不可及,但也只能闷着头走下去,有时抬眼望去,也是明山明水。



今年她88岁了。春天时,她应邀和同行做一场分享,300字一页的格子纸,她写了14页。



连绵起伏的字迹上,热爱法医工作的心依然滚烫——



细节决定成败,有些看起来不显眼的,但是,你不注意忽略了可能影响到案件的判断。自己认为正确的,该坚持的要坚持,不要人云亦云,要敢于担当,你坚持下来要担当,如果错了你也要承担,要有这样的勇气。



我做了一辈子法医,但也就是做了这么一点事情。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法医,一旦有人了解了她的职业,总会问,“怕不怕?”



大多数时,她总是自信地说,“这是工作。我面对的只是不开口的病人。”



有人缠着她,想要几句箴言,她想起自己在养老院跟着91岁的老师所学的陆游的诗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1952年,陈惜秋在上海法医班实习时照片。


陈惜秋儿时胆子很小,

邻居家死了人,她都忍不住要躲得远远的,

连棺材也不敢看一眼。

 

1949年,惜秋19岁,在温州市白累德医院高级护士职业学校(音译,如今的温州卫生学校,下文简称“白累德护校”),开始第二学年的学习。



这是一所由英国护士参与讲课的医护学校。第一年全部是理论课,学习基础医学,护理学;第二年,当理论实践开始相结合,惜秋也第一次进病房,亲眼见识了死亡的意外与恐惧。病房分三个等级,惜秋经常被轮转在三等病房值班,这病房的患者大多是穷苦人家,有20多位,夜里值班时,白天还好好的人,突然走了。



“患者走了,就要我们跟着职业护士去做死亡护理,鼻孔、口腔、女性阴道、男性肛门都要用棉花塞起来,衣服拉拉好。”



惜秋的很多同学觉得受不住,和家里商量,有的中途退学,有的重新去读师范学校。惜秋儿时胆子很小,邻居家死了人,她都忍不住要躲得远远的,连棺材也不敢看一眼,在白累德护校的实践,让她也不免犹豫着,去问父母寻建议。

 

 

 

1950年,陈惜秋在温州白累德护士学校实习照片。




父亲陈仲桐,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教员,他给女儿取名“惜秋”,意为春华秋实,当去珍惜。问父亲意见,父亲直言,女孩子要自立自强,你不是那么漂亮的女孩子,更要笨鸟先飞,要勤能补拙。母亲也劝她,护士总是有一技之长,能读下来,总是有一个本领在的。



惜秋班里刚入学时有60多名同学,最后一起毕业的只有10来人。



惜秋回忆,“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学习,让我明白学技术,就是要从严从实。值班时,即使坐在护士长办公室里也不好睡觉的。进病房时,完全不能坐的,要一直走来走去,询问病情,另外如果还有空余时间,要帮忙做棉花球,做棉签。”



在白累德护校读书三年,惜秋用了家里的600斤大米缴学费,第一年400斤,第二年半工半读,只要200斤。第三年全部在病房实习,要轮白、夜班,也就不用再拿大米当学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加入共青团的惜秋正式毕业,满怀爱国激情,报名参加抗美援朝。

 


陈惜秋从护校毕业和同学一起合影留念。陈惜秋从护校毕业和同学一起合影留念。



“当时就想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护士了,我要去前线参加医疗队,救死扶伤。”



虽然去前线的心愿未能如愿,但此时的她,也丝毫不知自己的未来,会以“法医”作为自己毕生的职业追求。



1952年,惜秋调到青田县人民法院工作。



当时,青田法院有一起杀人案。因证据不足,嫌疑人长期关押。院长谢顺兴请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派检验员到青田开棺验尸,因提前了解到惜秋之前的护士学习经历,也通知惜秋一起前往。



这是惜秋第一次看到法医检验,也是她第一次接受法医学的感性认识。



“那时还不叫法医,叫检验员。出发之前,他要求我们带一把油纸伞,等开馆验尸取颅骨时,他让我把油纸伞撑开。我学法医之后,才知道这是紫外线,通过油纸伞,反映在这个骨头上,如果是生前打伤,是有血癍的,但根据现场损伤判断,死者并不是打死的,是高处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结合案情调查,现场勘查资料,改变了案情性质,还被告一身清白。”



惜秋说:“正是这次近距离接触,让自己明白,法医要面对的每一个现场,自有千钧万力。”



也是这一年,国家鼓励推荐有文化的年青人去上大学。惜秋当时也成为青田县的推荐对象之一。就在准备起身时,青田法院接到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在上海中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开办解放后全国第一届法医专修班。



浙江共选派7人参加,惜秋是其中唯一一位女同志。上半年主要学习医学基础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那时,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大家学习都很勤奋。”



除了理论学习,惜秋也和同学配合,一起完成尸体解剖。



“比如,黄浦江里发现尸体或公园里发现尸体,都要送到上海验尸所,我第一次解剖,遇上的就是一具高度腐败的尸体。说不害怕?是不好说的。但是,既然已经学了这一行,这一行就是我终生的职业了。害怕也没用,不能上也要上。”

 

 

全国第一批法医专修班八位女同学合影。(中排左一为陈惜秋)




专修班100位同学,只有8位女同志。直到退休,惜秋当年专修班的女同学中,仍在一线工作的就只有惜秋。他们有的改行,有的做实验室,有的搞物证,不再去现场。



陈惜秋是新中国第一批培养出来的女法医,也是全国第一批主任级法医师中唯一的女法医。



每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都无须自卑。

作为一名女法医,失去自信

就意味着失去了判断力。



法医专修班毕业后,惜秋被评为优秀学员,回温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工作一年多后,于1955年7月,正式被调入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室。1958年4月调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处技术科刑事法医工作。从此,马不停蹄。 



据不完全统计,惜秋做过近4000起法医鉴定,其中杀人、抢劫、轮奸、强奸、伤害和毒害等特大、重大案件达1000多起,解剖过2000多具尸体,检验了血痕、精斑、毛发、骨骼等物证1000多例,绝大多数是个人单独完成的。 

 


 

2009年10月,陈惜秋获得中国法医学会颁发的50年贡献法医专家荣誉。




2011年春天,惜秋80岁生日,她的两个女儿特意收集了母亲几十年来发表的论文(名录)、讲稿和部分工作笔录,出版文集《岁月留声》,作为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 



大女儿说:“作为女儿,十分敬重妈妈对事业的选择和追求。在协助妈妈整理办案手记、工作笔记和大量案例时,越来越懂得她所从事的法医工作在她心中多么的至高无上。”她记得,当时家里离杭州公安局很近,夜半时分,也常常有人来家里敲门,案子来了,妈妈就必须第一时间到案发现场。 



陈惜秋说:“当时不如现在条件这么好,我有一个原则,尊重现场,不错过一丝纤发。” 



惜秋曾面临这样一具尸体,从溪水打捞上来时,死者身上缠着玻璃丝袋和渔网,还压着三块大石头,惜秋层层叠叠打开后,又仔细检查每个上衣口袋,通过发票票面察觉死者身份,又从破渔网里找到一张记工单发现犯罪嫌疑人,甚至连麻袋上的一根头发和谷粒都追踪溯源,为破案提供了扎实的线索。 



去案发现场后,不论结束得多晚,惜秋都要首先回办公室做好笔记,消毒、整理好带出去的工具,为下一次的随时出发做好充足准备。



同事周莉红回忆:“我当时还在上海刑侦总队实习的时候就听过陈老师的大名了。”之后,在杭州市公安局见到陈惜秋后,周莉红说还是有点怕她的。陈惜秋的名字时常被老一辈法医们提及,“这点苦都吃不了吗,想想老太太,当年在棺材旁一蹲就是7、8个小时”。

 


 

1986年除夕,时任杭州市长钟伯熙慰问正在工作的陈惜秋。




老同事们时常会用陈惜秋当年开棺验尸的经历来教育年轻法医们。“陈老师办案比一般人都要细致,你看她每次解剖完,从来不会让血溅到袖口以上”。陈惜秋的徒弟蒋水成回忆:“陈老师的这个习惯也影响了我,我解剖到58岁,血弄到袖口也是没有的。”



惜秋从不对人讲法医工作的艰辛。“我是在公安刑侦战线上成熟起来的。刑侦警察都是不畏春夏秋冬、严寒酷暑、白天黑夜,随叫随到的。外出工作,爬山涉水忍饥挨饿都是在所难免的,这是使命决定的。” 



但有一次她还是忍不住哭起来。大女儿说:“很少见妈妈流泪,那次是她跟着公安系统去野外拉练,回家时见到我和在读幼儿园的妹妹都在发烧,泪落下来。” 



即便如此努力,可有时也要面对孤掌难鸣的局面,这种情况下,惜秋选择尊重客观事实,保留自己意见。 



惜秋回忆,她曾遇见过这么一起案子,1981年,在杭州某条小巷内,有人骑车返家途中,晕倒在地,苏醒后挣扎着起来,自行车、钱包、手表均不见了,踉踉跄跄回到家中,对所发生了什么说不清楚,由家人送到杭州市第一医院急诊并报案。 



当时,其他四位专家认为这是一起单人作案的抢劫案件,只有她认为犯罪分子有两人。但她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可。 



案件被搁置一年后,侦查员在破获另一起抢劫案件中挖出本案线索,证实了惜秋的判断。 

 

 

1975年,陈惜秋在北京天安门前留影。




惜秋说:“我认为男女差异主要体现在体力劳动方面,而不是智力方面,在脑力劳动领域里,男女之间没有天生不可逾越的鸿沟。每一位女性科技工作者都无须自卑。作为一名女法医,失去自信就意味着失去了判断力。”



“我们的法医工作和侦探一样,

要重证据,证据就是在尸体身上”



惜秋从小爱学习,在白累德护校学习时,也学一点英语。惜秋弟弟,小她六岁。她自己在学英文时,也帮助弟弟提升英语学习的兴趣,经常学着用英语写短信给他,在陈家的清晨,常常见着姐弟俩一边查阅英汉字典,一边背诵英语单词,并大声朗读。 



爱学习的热情,从无褪色。 



惜秋外甥女回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了能读懂国外文献,47岁的惜秋开始自学日语,每天听日文广播,坚持了三年。 



惜秋习惯记笔记,写了几十万字的读书札记,做了千余种文摘卡片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即使是在养老院学古诗词,对于自己很喜欢想要一直记着的诗句,她还是习惯抄写在格子纸或条纹本上。 



惜秋文章也写得好,善于从自己的工作实践出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学术研究。曾发表文章42篇,10多万字。其中一半左右刊载在公安部《刑事技术》和《中国法医学杂志》上。 



1988年,她的《160例性犯罪案未婚处女膜检验》一文,参加北京国际法医学术交流会展出后,得到国际同行好评。英国伦敦警察局法医泰勒女士,专程从北京南下杭州,登门造访。找到惜秋后,她不禁啧啧称奇,想不到这位业绩斐然的法医,竟是如此清瘦娴雅的东方女性。 


 

 

陈惜秋和英国女法医泰勒女士合影。




而在惜秋心中,很崇拜的是法医学鼻祖宋慈,也多次向同行推荐宋慈的《洗冤录》。她说:“我们的法医工作和侦探一样,要重证据,证据就是在尸体身上,打伤的、活着的还能讲一点。死了他不能讲,全靠法医去发现,去搜索。”



三年前,陈惜秋和女儿商量后,

搬进了杭州的一家养老院。



第三次见到陈惜秋那天,杭州持续半个月的冬日阴雨,终于有了一丝明媚。 



临近中午,她在养老院的房间桌子上,一团热气,电饭煲正焖着一点粥,她守在桌前,围着一条白布围裙,裤子依然穿着上两次见面时的卡其布裤,补丁边缘缝着的墨绿色细线都已褪成青绿色,可她仍很爱惜着一直穿着。 

 


 

1987年,陈惜秋在重庆烈士纪念馆前。




陈惜秋说,这裤子是上世纪80年代杭州刑侦大队的警服,她穿习惯了。 



三年前,陈惜秋和女儿商量后,搬进了杭州的一家养老院。 



她的房间里两条木床,一张写字台,一只简易的木式斗柜,一台电视机,两台双开门冰箱,和在这里住着的老人们的房间几乎一致。 



只是,她的房间里一直有花。 



在养老院,清晨5点左右,她起床梳洗后,会和相邻的老人家一起去楼下广场打太极拳。



最近一段时间,她时不时要去医院检查视力。她很遗憾自己有些耳背,因为听不清,错过了养老院里有趣味的课堂。 



她讲话时,一直戴着老花镜,可依然没有什么能阻挡她眼神里的神采;她的清癯平静,甚至是平淡,让人很难相信,她一直所在的行当,多是男人的天地。 



她和养老院里大多数的奶奶一样,即使初次见面,也会热络地拉着你的手。她看到我怀孕了,第二次去采访她时,她早早准备好一整箱红枣,也会叮嘱我中午要睡个午觉,写东西时间不要太长。 



可一旦我们缠着她,想离往事更近一些,她总是回到冷静的分寸感,像一口老井一样,只让人见到井口的水沿,却依然难以触碰。 



但只要稍稍离她近一点点,就会感受到多年的法医生涯,留给她近乎胎记一般锱铢必较的细致—— 



她步伐干脆,声音很轻,送我们下楼离开时,经过院子里一棵香樟树前,她停住脚步,我们跟着走近一看,才发现这里蜷着一只肥暖暖的猫咪,安静得只有呼吸。 



太多人从它身边走过,都丝毫不曾留意,可陈惜秋却特别记得它,甚至记得她第一次出现在这棵树下的时间。 



“会不会是其他的猫呢?” 



陈惜秋回答得果断而坚定,“不会的。她头部的花纹,黑色旁一道黄色。” 



“它一直在这么?” 



“它总是这个时间出现,这段时间,它有点可怜,平时中午来喂她猫粮的奶奶最近身体不好,好久没下楼了。”

编辑:李沐



编后语: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我们这篇文章讲述的是一位新中国第一代女法医,当时去采访陈惜秋女士的记者于佳已经怀孕数月,特别巧合的是,我们刚刚得知,就在昨天,于佳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千金。还记得于佳之前去采访陈惜秋时,陈惜秋曾惊诧,“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她从事的工作环境,其实并不是很适合女性,但她却以自己的勤奋、认真和细致,给自己的两个女儿、也给其他后辈和女性,做了一个可贵的示范。新生命的到来,总是让人看到希望。 祝所有的女神们节日快乐,心中永远盛开一朵花。



在此我们向新中国第一代法医们致敬:

 

 

检查物证


 

 

商讨案情


 

搜查痕迹

 

 

案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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