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活--相声编舟记

[一种生活]相声编舟记
喷嚏小乖 发布于 2017-10-9 22: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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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莹莹

1

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刘勇随时都能来一段《报菜名》,从“蒸羊羔蒸熊掌”到“卤什锦卤子鹅”不换气儿,他还喜欢高英培那段《钓鱼》,“二他妈妈,快拿大木盆来!”顺着这股只有天津人才能深切领会的哏劲儿,他直背到段子尾,自己笑起来。

刘勇1978年出生,从小就在傍晚换着电台听相声,那会儿电台播相声不拘年代,往前到幸有录音留存的张寿臣,往后到当时的马季、姜昆。 2000年,刘勇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到天津进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常和同事用相声里的词儿聊天。相声可能塑造了他一部分性格,他不太谈论自己,面容圆润,常笑。

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58年创建后,出版了许多曲艺相关书籍,如《马三立相声选》、《中国的相声》、《评书聊斋志异》。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相声日益消沉,2009年,出版社一位领导提议编一本相声词典。时任编辑室主任的魏志强先生有了兴趣,他带着年轻的编辑刘勇,拜访了薛宝琨先生。

薛宝琨是天津人,1935年出生,1961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进中央广播说唱团担任创作员,和侯宝林、刘宝瑞等老先生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借着在北大形成的理论素养,薛宝琨开始把相声当作中国俗文化的一部分去研究。1972年,他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并成为中国相声理论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得知魏志强和刘勇要做一本相声辞典,薛宝琨非常高兴。他们三位都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先叙了三代情谊。刘勇记得薛宝琨喜欢见到年轻人,热情得如同见到自己的孩子。薛宝琨说,他做了一辈子曲艺,对相声用力最多,很愿意应下这件事。

薛宝琨找了一些人,先在他家里、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办公室开了两次会。薛宝琨说,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肯定有很多遗漏、错误,但没关系,我们“树个靶子”,后人可以接着编、接着修订。他先写了一篇例文,讲述相声发展的源流。

拿到例文,魏志强和刘勇觉得不妥,它更像一篇论文,而不是词典词条。

但是词典该怎么写?他们也没有经验。尤其是相声词典,没有先例可以参考。理想中,它既能检索词条,也能使读者尽量全面地了解相声。几经讨论,魏志强和刘勇提出了大致体例:先写源流历史,再谈创作表演,接下来是代表性的人物和作品,最后补充团体组织和文献资料,形成一种认识相声的递进关系。在词条层级上,只设两级词条,方便检索。

刘勇事后总结,《相声大词典》在技术上给他的最大收获,就是编辑一定要在前期介入,总体上控制结构。这是编辑的工作。

 


2

时间往前推八年,在2001年,已经有人开始做相声词典了。

提议者是刘梓钰,著名曲艺理论家,当时的天津艺术研究所所长,他找到了在研究所工作的高玉琮。高玉琮也是天津人,从小喜欢曲艺,当过兵,教过中学物理,最后研究相声,也写过很多相声。对于刘梓钰的提议,他不愿意,他觉得相声要完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十几年,相声界非常活跃,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高玉琮写道,“祸害相声第一祸首是中央电视台”。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有其特定要求,面对单个节目时非常强势。1987年,高玉琮创作的相声《卖鱼》登上央视春晚,这也是天津演员第一次上春晚。原本的演员是刘亚津和王宏,节目组撤掉王宏,换上当时知名的女演员王馥荔。高玉琮不同意,“效果完全不是了”,但他无法左右这个结局。之后两年的春晚都邀请高玉琮进组创作,他不去。

传统相声讲究“铺平垫稳”、“三番四抖”,但电视需要精准地卡时间,需要密集的包袱,大场地拉远了相声演员和观众的距离,让演员扯起嗓子,这也失去了传统相声台上台下仿佛拉家常的自如氛围。高玉琮觉得,相声本质的东西被破坏了。

相声一时衰落,还有作品原因。“过去任何一个段子都是千锤百炼,《报菜名》谁不会说?《怯洗澡》谁不会说?每个人说的风格不一样,最后总结出一个精华来”,高玉琮说,“新相声是有好作品,《虎口遐想》不错,《特大新闻》不错,但出现了版权的问题,有版权是对的,但也影响了传播。作品跟不上,全完。”

 


高玉琮先生。由刘勇提供。

但刘梓钰坚持要做相声词典,他说,留下来点资料,有历史价值。重点在“历史”。高玉琮还是同意了。工作大半年,他们收集了一千多个词条。2002年,55岁的刘梓钰因肺癌去世。词典就此搁置。直到2009年,高玉琮接到薛宝琨的电话。

那时,高玉琮感到相声又有了起色,听相声的茶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大专院校有了相声专业,很多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当薛宝琨邀请他加入这一本《相声大词典》,他接受了。部分是为了完成刘梓钰的遗愿,为历史留下点什么。

他记得1986年,他和薛宝琨、侯宝林一起到重庆讲课,住在一栋苏联专家楼里,侯宝林为他们表演“白沙撒字”。这是相声最初撂地演出时招徕观众的一种办法,艺人蹲在地上,右手用白沙子洒出字样,左手打玉子板唱太平歌词。侯宝林撒了高玉琮的名字,笔锋都是有力的,可是当时没有相机,什么也没留下来。如今,白沙撒字的技艺已经罕见了。

高玉琮作为撰稿人,参加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举办的第二次会议。当时参会的有30多人,许多人后来退出。高玉琮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他当过编辑,有经验,能改稿,更重要的是,跟全国各地的曲协负责人和相声演员都有联系,并能凭借自己的行业地位发动他们。一个月后,魏志强找高玉琮谈话,你当副主编吧。

高玉琮提出了后来成为《相声大词典》准则的许多建议,譬如不写人物“反面的东西”,原因是“人家还有后人呢”。1949年前,相声艺人多数有赌博、抽大烟的习惯,或者在抗战期间为日本人演出,这些全部没有出现在释文中;还有收录人物尽量收全,目前在说的,要收;以前说过现在改行了,也收;活跃的业余演员,还收,“别给说过相声的人留遗憾,将来也许人家成腕儿了是吧?”

厘清准则、写出例文后,高玉琮开始约稿。艺谚艺诀、行规艺俗、拜师学艺等部分由他自己撰写,在和相声艺人的交往中他搜集了许多信息。活动奖项部分由当时任中国曲艺家协会办公室主任的张小枫撰写,她掌握着原始资料;作品部分由刘国器和张铁山撰写,后者是张寿臣的孙子。至于占整本词典最大份量的人物部分,高玉琮在每个省份找一位主要撰稿人,有的是当地曲协负责人,也有当地相声演员。马来西亚和美国的资料他也请当地人提供了。他还利用工作之便,把他所在的天津艺术研究所的同事都拉进作者队伍中来。他发给他们例文,告诉他们人物单个词条释文控制在1000字以内,一般人100-200字足够,又加上一句,“写得不好的不用。”

 


3

专业演员不一定适合当作者,许多专业演员光会说、不会写。会创作相声段子、也懂点理论的业余爱好者,反而成了撰写辞典更合适的人选。赵鹏就是其中之一。

赵鹏是天津人,1978年出生。他有公职,工作之后,想着发展点业余爱好,想到了从小喜欢的相声。他写过相声《参观防暴队》,上《鱼龙百戏》栏目演出过,还写过相声评论。他说那时候的东西算不上评论,也就是点“听后感”。2001年,他把几篇“听后感”寄给曲艺团转相声演员马志明收,马志明收到了,还给他回了信。一来二去熟悉了,赵鹏就常去拜访马志明。

赵鹏性子直,脾气急,身上有种大大咧咧又嫉恶如仇的劲儿,他看不起没才华光钻营的人,对有才华的前辈则毕恭毕敬。因为投缘,马志明给赵鹏讲了许多活,赵鹏也有心,问得细。

2004年,马志明把赵鹏引荐给薛宝琨。仍是“有缘”,非亲非故地,薛宝琨不遗余力地提携他,教他听相声不光分析技法,还要“从时代、人文角度观照相声”,又让他写《马志明评传》,早上六点起床开电脑收邮件给他改稿,六点半回给他。要是他一阵儿没写新稿,薛宝琨就申斥他懒。到《相声大词典》这事,薛宝琨又把赵鹏想起来。2009年底的一天,他给赵鹏打电话,让他写创作表演部分。

赵鹏应了这活。此前,他已经收集了一些常见的和相声创作有关的词条,用他熟悉的马氏相声为例加以分析解释,整理后给薛宝琨看过。薛宝琨又给了他一些指示,譬如词条涵盖面得广,像曾经热闹一时的“吉他相声”,虽然现在少见了,也得写明白;对于传统的方法要说清渊源,譬如写“说学逗唱”,不能光写四个字分别说的是什么,还得把这四个字的关系、发展脉络都给写清楚。

这是赵鹏此前没有想到的要求,他去采访他的师父王佩元先生。老先生给他细解释一番,“说”是相声的根,“逗”是魂,“学”和“唱”是调剂,最终还是为“说”和“逗”服务。

在相声行当里,这种“说活”,未必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待遇,“老先生也分人,觉得我实诚,都说。”讲过“说学逗唱”的关系,王佩元又给赵鹏谈了很多创作经验,譬如“两家间儿”、“跳出跳进”,还解释了一些经常笼统使用的词儿的细微差别,像“尺寸”、“火候”和“筋劲儿”,这些都被赵鹏记录下来,整理成词条。

他们又谈到“泥了”,相声行当里用这个词儿表示包袱没响,演出效果差,许多老先生说它来自天津话“崴泥”,王佩元说不是,是启明茶社时期,每次演出有俩尼姑去听,去了之后观众都跟看西洋景似的看尼姑,台上说什么观众都不乐,后台说“尼了”,是“尼姑来了”。启明茶社的创建者常连安是王佩元的师爷,赵鹏觉得这个说法有可信度,也写到“泥了”的词条里。不过,“尼姑来了”的释义,在《相声大词典》成书中没有保留。

 


田立禾先生是赵鹏的另一个采访对象。赵鹏说,田是张寿臣最小的徒弟,张寿臣作为一代宗师,在晚年收这个徒弟,有把自己的真东西传下去的意愿。他从自己创作和表演相声的感受里、也从平日老先生们的言谈里寻找词条,带着词条再去请教田立禾与王佩元,把他们的回答整理成文,又送给老先生确认,来回好几遍。

赵鹏此前就有感觉,相声是理论界轻视表演界,认为演员没文化;表演界也看不上理论界,认为他们光说不练。赵鹏倾向表演界,撰写词条的时候,有时候也跟代表理论界的薛宝琨闹矛盾。赵鹏说,表演界不承认有“文哏”,这是相声理论家王决先生发明出来的说法。薛宝琨说,不对!我亲耳听见刘宝瑞跟我说的有“文哏”。赵鹏说,那咱们收这个词儿,但是写清楚之前没有这个说法,后来作为一个称谓,表示文化性比较强的段子。薛宝琨不同意。他们俩在早晨六点的邮件里争了半天,后来,《相声大词典》采用了赵鹏的说法。薛宝琨给这件事作结,“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徒弟。”

刘勇说,这是薛宝琨的真正作用,当时他年近80,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做更多的具体工作,但“他是主心骨,德高望重,压得住所有人。”

晚年,薛宝琨把自己曲艺相关的书整理了几箱子,都给了赵鹏,对他说,我就盼望你能成气候。

2016年2月,薛宝琨去世。第二年,赵鹏编写的《历代笑话与相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仍由刘勇作为编辑。时值薛宝琨去世一周年,赵鹏与刘勇一同去扫墓,把书留在了碑前。

 


4

今年69岁的刘国器先生看起来像50多岁,行动平缓,说话却中气十足。他随身带着个旧电脑包,包里装着他边角都磨卷了、摸黑了的蓝色硬皮本。家里他还有40多个这样的本子,是他最宝贵的东西。

刘国器生在天津,住在河东地道外,附近十几个书场,小时候没钱买票,他站在墙外听相声,再往后,他在学校活动上见高英培、刘文亨,在初中图书馆里看《曲艺》。1965年底,他进了化工厂当工人,从17块工资里省下一部分,打算细细收集些相关书籍。但是,1966年6月之后,“一切都没有了。”

直到1972年的某天,工人刘国器从电台听到常宝霆、王佩元说的《挖宝》。很快,马季的《友谊颂》风行。相声,这时候还仅限于解放后创编的新相声,回来了。

也是从那一年,刘国器开始每天凌晨听半导体。4点到6点,他转动旋钮,寻找一个个外地电台,根据节目预告记录下每个电台在当天什么时间、什么栏目播出了哪段相声。6点过后,阳光出来,距离远的外地电台就收不到了。1978年,传统相声也回来了;这之后的十余年是相声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到本世纪初,相声衰落,外地电台越来越少播相声,刘国器开始只听天津的电台。

工作不忙,白班夜班倒三天再休一天,他有许多时间投入到相声里去。1994年1月,刘国器协助天津电视台编导王国强创立天津电视台曲艺节目《鱼龙百戏》;几年后,他又到天津文艺广播《每日相声》栏目当编导、写串词,还在北方曲校和少儿曲校讲课,到老城小梨园茶馆演出。新世纪初,刘国器买断工龄,生活被相声填满。

如今,每个周三,他凌晨一点醒来,打开收音机听天津相声台的《欢乐夜行记》;其他日子,他凌晨两点醒来,听天津交通台的《1068夜航班》。绝大部分相声他都听过,他把时间、曲目记在一只不能打电话的老手机短信里,估摸着这段子会持续二十分钟,他就眯十来分钟,再记录下一段相声的时间和名字。这势必会影响他的休息,于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他要睡一场,之所以不在中午,因为十二点半到下午两点,他还要记录天津相声台那档《老活听不腻》。

所有这些记录,都会被转移到那蓝色硬皮本子上。他有自己的编码,“天交”,交字外画个圈,表示天津交通台,节目名称“欢笑在路上”,他用每个字的声母代替;演员只记姓氏,反正常见的搭档光看姓氏也都知道是谁。遇到首播的相声就在记录下画一条红线。

 


刘国器的蓝本子。由作者拍摄。

1976年,《天津演唱》创立;1979年,《曲艺》杂志复刊,刘国器订阅了这两本杂志,还有《中国电视报》、《中国广播报》、《天津广播电视报》三份报纸,有关相声的信息,他都会收集、整理起来。

1985年左右,刘国器动念,根据自己的记录加上历年报刊信息,编一本“相声曲目词典”,他用8开大纸,列成表格,一个相声曲目名称后,写明作者,于何年何月何日首发于哪本报刊,字数多少,于何年何月何日首播于哪家电视台或电台,首播演员是谁,时长多少,重播于何时,持续播出多久,是否有别的版本。这一整理持续几十年,表格做到了2003年,他给薛宝琨看过。

2009年,薛宝琨找到刘国器,问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资料拿出来,充实进相声大词典里的“作品”部分。刘国器同意了。

越到后来,他几十年的搜集越显示出重要性。“那么多段(相声),你凭空想怎么也想不全”,《相声大词典》作品部分收录1000多个词条,因有的相声内容属同一段,相当于600多个段子。很多曲目都是刘国器回家翻本子找到的。

刘国器写了“作品”的大部分释文。一般的作品写明类型,再写出处,一句话就够。比如,“插门闩:对口相声。荤相声。出自高玉琮辑存曲目。”名家名段就得写仔细了,像《扒马褂》,刘国器有几个印象,第一,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认为郭荣启、马三立、赵佩茹的那一版《扒马褂》“无与伦比”,第二,曲艺家耿瑛考证过,里头“大风把一口井刮到墙外去了”出自清代《新镌笑林广记》,“煮熟的鸭子飞到窗外去了”出于一部元杂剧,“骡子掉茶碗里淹死了”则源于明代《续金陵琐事》中的《鸡食黑驴》。循着这些印象,刘国器再去翻资料,确认信息,写在词条里。这条大约写了五百字。

刘国器还写了一些在天津生活的相声人物。他只写自己知道的,心里有个底了再去采访,还活着的问本人,故去的问后人,把出生年月、艺术特点问仔细再来写。他写“小蘑菇”常宝堃,小蘑菇5岁学相声,13岁就红遍天津,1951年他赴朝鲜慰问时牺牲,才29岁。刘国器说,小蘑菇红了太久,戏报写名字,他都是“躺着的”,连他师父张寿臣都是“坐着的”,当时的马三立还是“站着的”。(“躺着”指头版头条,名字横排,“坐着”指名字呈品字排列,“站着”,是名字竖排-作者注)。对这种人物,他“得怀着崇敬的心情,定位定得高一点”。

写人物,难免牵涉到评价。相声圈子恩怨多,刘国器觉得有的人物就掺杂了撰稿人的个人恩怨。然而恩怨外人又怎能说得清呢?他不肯往下说了。

 


5

高玉琮70多岁了,极瘦,健谈,上下都只剩一两颗牙,他小心地磕着白瓜子吃,时不常地跟苏文茂先生打打麻将。从中年开始,他每天晚上7点半睡觉,凌晨2点起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每天能抽五包。退休之后他依然写评论,给天津的报纸写专栏,编辑《相声大词典》那一年多,他更忙了。

他要找人。由于连年战争与动乱,一些在相声历史上留下名姓的人物从北京、天津流散各地,很多人失去音讯。要写这些人的词条,就需要找到后人,问明信息。他找1938年在重庆陪都时期就已经红了的相声艺人欧少久,找刘宝瑞的徒弟周铁猴,都是先打电话给当地的曲协主席,梳一遍省里的相声艺人,再找自己熟悉的打过去,询问是不是知道下落。

他要写稿。整本辞典他写了60万字,包括此前稀见的“春典”。春典是江湖中人彼此联络的特殊语言,在过去不为外行人所知。传说是清代学者毕沅搜集整理成书,但未见刊行。实际应该是江湖中人集体创作,至少在乾隆年间就已广泛流传。春典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编委们讨论了几次春典应不应该收录,高玉琮认为应该写,“你不说,观众有听不懂的时候”。他在释文中列举了一些常用的词儿,笑是“咧瓢儿”,哭是“刨苏儿”,收钱的方法叫“杵门子”,他把着分寸,有些“容易被弄乱七八糟”的,譬如夸赞姑娘漂亮,他没写。

他要改稿。约稿过去大半年后,高玉琮陆续收到稿子。汇总到他手里的稿子有上百万字。他修改后,传给作者,询问对方是不是同意。个别实在不同意的,听他的。

2011年底,所有的稿子经过高玉琮的审阅,到了魏志强和刘勇手上。接下来的大半年,他们开始没日没夜的工作。每个作者的文字风格不一,有的在语言、格式上并不符合辞典的要求,需要重新润色,尽量让全部释文风格一致。

他还需要将词条排序。人物部分收录了近2000个人,如果按师承排,一个辈分有很多人,谁前谁后很敏感。最后刘勇决定用按姓名笔划数排序,避免争议,而且他觉得,看这本词典的人应该年纪都偏大,更习惯用笔划而不是拼音。因为人太多,姓名第一个字笔划数相同的,按第二个字笔画数排,第二个字笔划数也相同的,按“横竖撇捺折”的次序排。软件可以计算笔划数,却无法识别横竖撇捺折,全靠刘勇手动,起码一星期,他都在干这事儿。排好之后,还有人物被增补或者删改,这会改变排序,也会改变页码,刘勇又要将变动后的页码填在词典最后用拼音排序的索引上。

审稿时,刘勇也会发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前文出现的人物后文没有了,或者年头对不上,他再给高玉琮打电话,请他找作者帮忙核实。释文中所有的古籍引文,他全部重查了一遍。

他还为这本辞典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前后大概写了上万字报告。《相声大词典》进入新闻出版总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从这本辞典开始,百花文艺出版社开始打造一整套“中国曲艺文库”。

2012年11月12日,刘勇拿到样书。

 


6

“捧下来”是天津话里的词儿,意为大家都伸一把手,把一件事完成,暂时忽略彼此的矛盾。《相声大词典》背后有很多矛盾,每一位受访者都说,他们有不同意见。稿费也少,一位作者大概也就几千块。刘国器平时在老城小梨园演出,为了这本词典耽误了好几个月,老伴埋怨他“总招惹这不挣钱的事儿”。高玉琮因为联络各方打电话太多,加上需要请人吃饭,百花文艺出版社给他报销了8000块,他提了好几次,挺高兴。

刘勇说,到现在,这本词典还是有些矛盾没说清,但是,总归把它“捧下来”了。编完这本书,他和薛宝琨、高玉琮、刘国器、赵鹏等作者成了惺惺相惜的师友。刘勇去外地开会,遇到一位老编辑,老编辑说,一辈子,谁能碰到一本词典呢?

《相声大词典》收录词条近5500个,共130万字。

接下词典的工作时,刘勇觉得,相声发展到这个时候,再不整理,好多老艺人就要离去了。接下来的两年多,他记不清自己给多少生卒年括号里原本空白的短杠后面添上了年份。包括薛宝琨先生。

2012年12月23日,《相声大词典》在天津谦祥益茶馆举办发布会,一早,刘勇和同事把350本词典从单位拉到茶馆去,办公室楼下,保安斜着眼睛看他们忙碌,“这书卖给谁去啊?”

在茶馆,领导还没开始讲话,半小时,350本卖光了。刘勇直后悔没有带更多来。姜昆、戴志诚、高晓攀、田立禾等十几位名家都来了,现场签售。几百个人排着队,有人专程从北京、青岛赶来。还有人260块买了书签了名,出门就400块卖掉。

首印两千本,姜昆要了二百本,经高玉琮手买的有两三百本,经刘勇手购买的有五六百本。

 


《相声大词典》发布会上,来了很多名家。由刘勇提供。

 


薛宝琨先生。由刘勇提供。

 


《相声大词典》的编者。左起:刘勇,薛宝琨,高玉琮,魏志强。由刘勇提供。

过了五年,刘勇忘了编纂这本词典时的很多事,却仍然为那场发布会感到激动。其实那场发布会挺乱,他和同事都没有经验,连桌椅都是现摆的。人来得远比想象得多,他只好让茶馆把门关上。他听见外面有人骂街,大老远来了你们就弄这么点书!

他描述那种感觉,“震动,还有这么多人喜欢相声”,不枉这些人把这本词典“捧出来”,一个人应该为自己所爱的做点事。

“编一本词典,锻炼了一个编辑系统处理问题的能力,你能驾驭一本词典,就没有什么书是你驾驭不了的了。”刘勇说。他说话大多平实,不过一谈到这本词典,就豪气起来,“以后谁编相声词典都绕不开这一本,就算骂,也绕不开,永远绕不开。”

《相声大词典》让刘勇职称从中级变成了副高,更重要的是,这本书让他找到了方向。如侯宝林先生曾说的,曲艺是一座金山,刘勇从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以前,他编辑的书很杂,今后,他打算以曲艺为主线。循着大词典结识的相声界人士,他编辑出版了赵鹏的《历代笑话与相声》,刘国器的《笑料中的修辞学》,姜昆的《虎口遐想30年》,再版了王决的《中国相声史》,手上还有一本姜昆牵头、高玉琮和刘国器执行的“相声家谱”。

高玉琮说,他的徒弟想给他出六本作品集,他不出,“没嘛用,谁看啊?没人看。过去天津卖果仁的,一毛钱一包,都撕了书包果仁,书有嘛用?没用,留不了世。”《相声大词典》之后,高玉琮明确了他的标准,留世,“以史为镜,将来查相声就是这个东西,这就是镜子,你还找别的吗?”他又编辑了500万字的《曲艺大词典》,已经完成,仍打算交由刘勇出版。

—— 完——

题图来自视觉中国。本文中字图均出自《相声大词典》,部分词条为节选。

 

 

 

来源: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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